[原创]与“癌中之王”共舞

田虚

注：本文描写作者从乙肝病人到确诊为肝癌期间的种种遭遇。作者了悟生死的乐观态度，作者对治癌过程中的种种问题一针见血的剖析，都能给病友们一点启示，并可在今后的治疗过程中少走一点弯路。 （ 2004 年 2 月 1 日， RM 医院12A区病房，起笔——）声明：本文所叙 作者病状，不敢有丝毫加添。若需核实，可联系，即提供真实姓名、单位和相关医疗证明。

田虚 癌朋友来了 2004年 1 月 16 日，一个普通的日子。 临近农历新年，街上便有些热闹的征状。多了些外地来的小客车——有的，是要在年前办完急事；有的，是“进贡”来了，给上级主管部门和业务联系单位，美其名曰“联络感情”。 天空灰蒙蒙的。下着雨，风也吹得紧，让人想起雪来。随着全球的气候变暖，杭州人，是不太看得见雪了。我把领子竖起来。若是李清照在,又得吟咏：“梧桐更兼细雨，到黄昏，点点滴滴，这次第，怎一个愁字了得”。 阴雨天的早晨与傍晚,是没有什么区别的。 我下了车,用手捂着鼻子（我的鼻窦炎刚被控制住），去找 HW 医院的副院长， 我的老朋友Zhang 。 1· 16 ，幺幺六——按照时下的习俗说起来，还是个挺不错的日子，双倍地要顺。我却遇上了一点麻烦。 这些日子，我的大便干燥，只是靠吃通便药；口干。另外，体重也持续地下降，大约一个月下降两斤左右。我一直以为，我的肥膘，在 135 到 140 斤左右（我身高一米七 0 ）。有人说我“苗条”了。起先，还挺得意的。爬上五十的人了，养尊处优，而不起肚腩，实在是值得骄傲的。据说，普京先生洗完了澡，总是要对着镜子照身材，自我感觉很好。我与他年龄相仿，学着他的样子，浴后，先不忙穿衣服，对着卫生间里的大玻璃，上下照，上下照。 我用朋友送给我，尚未拆封的磅秤，磅了一磅，妈呀！怎么少去了十来斤？这可不是一个小数目。过一月后再磅，又减……我有点忐忑不安了。医学常识这么告诉我，不是好兆头呢。正在这时候，我的钟点工，得了糖尿病。她害怕极了，辞了我的活，不干了。 （ 2 月 2 日上午，打开笔记本电脑，打算写几个字，再上手术台，我的妹妹、妹夫们来了，只好作罢。随后是术后反应，精神不济。一直到3月 22 日，才重敲键盘——）我想，我莫不是也得了糖尿病！ 在我们这个年纪，是很容易得这个病的——报纸上常这么警告说。 我决定去检查一下。 走上HW医院那幢法式老楼的第二层。走廊里空荡荡的，光线幽暗。 大约是来得太早，横有“副院长”字样指示牌的房门，紧闭着，也不见有灯光。敲了敲，没有反应。我耐心地站下来等。其实Zhang ，早就来了——在院长的办公室里，商量事儿。他是一个非常守时的人。我等到超过约定时间五分钟，打他的手机。须臾，最东头那扇门开了，他走出来。 寒暄定。 我开始叙述我的症状——在他的办公室里，他搭我的脉，叫我吐出舌苔来看，我提出检查的要求。 他说，你得过乙肝，最好做个全面检查。 我说好的。 他开了一摞子化验单。我的血液，将随着这些化验单，流出去许多。 我先去抽血。尽管看上去黑呼呼的，是“黑血”，还是叫人心疼。灌了四五支试管。我的血管在干瘪下去，我觉得。 再去做 B 超。 B 超室很小。不小心，要屁股碰屁股。 年边了，病人也不多，一会儿就轮到了我。 一个胖胖的男医生，指示我走进里间。里面坐在机子前，是个年轻素静的女医生。她的旁边，还坐着一个什么人。 “医生，我的肝脏不太好，”我在那张窄床上躺下致病，“请你仔细点检查。”直到这时候，我想到的最可怕后果，是有可能肝硬化。因为我得了那么多年的乙肝。 她说，“好的”。 冰凉而油滑的探头，被一双同样有点凉的素手，覆在我的腹上，然后游走起来。 屋子里光线比较暗。可以看见窗外，在风雨中点头的浓绿。 女医生专注地盯着屏幕。她的下巴颏儿，尖尖的，很莹润。 那蛇一样的探头，粘滞住了。老在一个固定的范围内， round and round。 有问题了，我想。热血有点涌到脑子上来。 如果查到癌，怎么办？我的脑袋里，突然冒出这个念头。 但这是不可能的。我以前每次体检，用 B 超探查内脏，都是安然无恙。但对于肝脏，我是好久，没对其实施影像监督了。五六年前吧，我的小便出血，医生笑咪咪地（他只能有这副尊容）暗示，膀胱癌的“可能性很大”。做了 B 超，发见一枚肾里，有半粒米大的结石。用了药，又翘屁股拍那惹事的肾。血不出了。月余，再作B超，那“米粒儿”不见了。算是排除了那可怕的“可能”。你看，B超多照应。后来，我尿频尿急。这自然是前列腺方面，出了问题。再由 B 超来做仲裁。医生说，那“可能”得排除。B 超还是照应了我，没事！这一次，想必也是老方一帖，“例行公务”而已。 在我的概念中，肝癌是要在，反复的肝炎发作（ GPT 不正常），然后是渐次地肝硬化，有了腹水、浮肿……等等，才会驾到的。我的肝功能，一向来正常。“大三阳”早已不是，“小三阳”也不是，只有一个什么阳性，据医生说，那只是证明，你感染过乙肝病毒了。我的胃口，相当不错，大快朵颐，是我的嗜好。体力呢，自是比生病前虚弱了许多，但也过得去。差不多每天早晨，要跑步。每个周三，开了汽车到梅家坞、龙井一带去散步、喝茶。周六，把车开出去几十、上百公里，到某一个风景区停下，登山。天热，则游泳，到富春江里去。上午十点钟下水，中餐在沙滩上用，泡到下午三四点钟，才恋恋不舍地起水上岸…… 枕头太低，我的血，有点往脸面、脑门子上涌。 “你是什么单位的？”女医生问。 我回答，“××报社”。 “你们单位体不体检的么？” 我知道，兆头不好。 我回答，“有的。但是我有好些年没参加了。有什么问题吗？” 她笑了笑（医生只能这样），这是一种无奈的苦笑。 坐在她的旁边的那位女士，眼睛紧张地盯着我。 “告诉我吧，”我对女医生说，“我不怕的。” “有一个东西。”女医生嗫嚅着说。 “是肿瘤吧？”我说。 她点点头。 “有多大？” “九公分”。 “肝有多大？” “十三公分”。 事后，我想，她应该是指肝的垂直高度。 这玩艺儿不算小了，我想。也问了出来。她颔首。 “是恶性的？” 这时候，屋子里进来了不少人，眼睛都往屏幕上瞄去，又看看我。他们差不多把窗外的光线，都挡住了，空间更显其窄小。我看女医师的脸，只镶着最外沿的一条光带。有点像电影里的暗夜景致。空气有些窒闷。 她犹豫了一会，经不住我的逼，说，“我看不大好……” 真相大白了。我与大名鼎鼎的癌，交上了朋友。 我有时候觉得，那癌的阴影，在我周围飘忽——因为我生过乙肝；肝区有牵拉的疼痛，虽然并不严重，也可以化解；但在大多数时间里，我还觉得它，离我们还很遥远。我们总是听到，或是看到这样的消息，某某人得了乳腺癌，某某人得了“血癌”……报纸和电视，也在提供这样的信息。不过，那都是在我的直系亲属范围之外。直到半年多前，我的一位好朋友、同事，住同一幢楼的Wan，得了胃癌，才觉得那癌朋友，跑到了离我几尺之距的地方，在那里瞅着我。不过，还是有距离的。因而，我们谈起这种事来，总是轻松自在，虽然会发出一种怜惜的感慨——那是猫哭老鼠，更多的，是在庆幸自己，未被癌朋友看中。现在，犹如一发哑炮（可能是定时炸弹），从天而降，钻进土里去了，癌是那样悄没声的，但坚定地，在我的肝脏里而安家了，拔也拔不出来。 “也不一定的，”女医师说，“还要做进一步检查。”她是在安慰我。 我从床上坐起来。按照小说或报纸上的描写，这时候，应该是五雷轰顶的模样，脸色惨白，天旋地转，我得当心这种场面的出现。我坐稳了，提起裤子，小心翼翼地，让我的脚掌，去接解地面。我的脚骨，会不会发软呢？先是五指触到了地板，然后是前脚掌，后脚掌，全部踩着了。我让身体的重量，渐次地灌注到腿骨里去，人站直了。妈的，什么事没有！双腿像往常一样，忠实而轻松地，承载着我这一百二十多斤。我甚至还感觉到了，我的胫骨，非常地坚硬，不用带护板，照样也可以踢欧锦赛。我的脸色，肯定没有发白，因为我感到有点热热的，一则因为屋子里热；二则枕头显低，有点血冲头。当然，还得稍为添加一点激动。一件新鲜事物发生了，不管它是好是坏。 我努力显示出从容，系了皮带，拿起那些七七八八的物什——包，化验单，帽子，手套……站到墙前的空档里去。 这里的光线，要比床上亮些。窗外飘进来，湿而爽的雨气。 “你的家人呢？”女医生问。 我说，“我没有家人的”。 确切地说，我的“小家”破裂了，在 1997 年红五月（早年常这么称呼）。孩子在一年半之后，跑到他母亲那边去了。 “你没事吧？”她小心地问我。仿佛我是一个“风吹跌倒，撒屁头晕”的家伙。 我说，“没事。” “你们把全部，都告诉我吧。我得自己拿医疗方案。”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4-10-23 16:12:30编辑过]

田虚

（ 3 月 23 日写——）她们面面相觑。

女医生安慰我说，“好好去治疗，你还年轻呢。”

大约，她们又把我当成“四十多岁”的“小伙子”了。我总是这么被人误解。当然，这种“误解”，是令人心情愉快的。也许，女医生是看着了，我病历卡上的年龄。只是时下，总是把五十上下的人，当作“壮年”（中年）来对待——社会学也是这么认为。相对于六十来岁、七十岁，自然是“年轻”的了。

我在吃惊和同情的目光注射下，走出里间。走出外间。

我到了楼道的候诊厅里。这一面的墙上，有许多带眼镜的，不带眼镜的，男的女的老的少的，但一律白衣白帽的“专家”专们，在注视着我。还有许多治癌、治胃痛、治心脏病的广告。

我把背包、病历卡和那一张不受欢迎的检查报告，放到蓝色的塑料椅上。开始整理我的衣衫，刚才系得太匆忙，肚子上的润滑油，也没有擦尽。

我得想想。噢，这家伙终于来了，亲爱的癌朋友。下一步做什么呢？

“早餐！”我的肚子在向我建议，“美美地吃它一顿！”

天哪，这都什么时候了，你还想着填肚子？书上都是这么说的，茶饭无思了。放屁！得了癌症，就不吃饭啦，更应该吃！要大吃特吃！

为了向医院的化验室，贡献我那若干CC宝贵的鲜血，以及做B超，我都饿到现在了。

啊，一想到，我能美美地吃上一顿早餐，我口中的津液，如济南的趵突泉一

样，汩汩奔涌。在家里，由于只一个人，又疏于研究食谱，早晨是“老四样”：牛奶、鸡蛋、面包、泡饭。大多数的时间里，还会在牛奶中，搁一勺红枣莲子。这些红枣莲子，最初是“乡下妈”（我的老保姆）送的，后来吃上了嘴，也就断不了了。不过，再好的东西，吃久了，总是要生厌。此刻，我想到，我今天能变化一下花样，吃上馄饨、豆浆、小笼包子之类，便兴奋不已。我像狐狸列那那样叫起来，快去快去快去！有你这么馋的吗，老兄？这算什么啦，民以食为天么。说不定，今后吃不上了呢！

我满街寻找，能够满足我“奢侈”要求的小吃店。

可惜时间太晚了，大多数小吃店，早点供应告罄，在那里搞卫生。有的婆娘，

把脏黑泛黄，吐着泡沫的水，从店堂里推出来——用竹丝扫帚。我跳着脚躲避。“还有吃的么？”每到一家，我便这么问。黑板上写着各种馋死人的早点，

满满当当。回答都是，“没了。”

好不容易，找一家脏兮兮的小吃店，有肉饺子卖。

“快一点！”我对老板娘说。

一想到那鲜美的肉馅和汤汁，济南的趵突泉，又“咕嘟咕嘟”往外冒。

吃得太快一点了——这是我的坏脾气，见到美食，总是慌不迭的，尤其是饿了一阵之后。我都没弄清楚，那饺子，到底美在何处，是放了白菜，还是韭芽？有没有姜末？小盆似的大海碗，已经空了。没留下一点汤水，甚至一粒葱花。只有那鲜美的肉味，还在我空阔的喉咙里打转，能让我确信，那饺子，确乎是下肚了。我还想吃一碗，可惜时间来不及了——上午，我还有其它事要办。

（ 3 月 27 日写——）出得小吃店来，我得到中医学院附属门诊部去一趟。

我的鼻子，前年鼻窦炎闹得厉害。本来是要开刀的，几乎所有的医生都这么说。亏了门诊部的Zhu医师，用中药给镇压了下去。近期不小心，复发一次，又用药，复平安。过年了，我想发作起来，无处寻医，配上几帖，保个险。

老兄，你蛮仔细的嘛，大难临头，还想到这个。是啊，怎么啦，得了癌症，就神思恍惚，顾不得其它的了？放屁，没那么脆弱。枪法不能乱。

要不要开车呢？

通常的小说里，都是这么描写的，遇到这种情况，是精神集中不起来的。倘是开车，一会儿想到，那癌魔张牙舞爪地飞来；一会儿想到，我命真苦啊；看到街上的姑娘，就想，这美色，我是消受不到了；看到别人大包小包地从超市出来，想，我还要吃什么，用什么呢？！官没得当了，欧美不能去旅游了；或者是，我那小孩怎么办呢？我的老婆要离婚了，或者是，我尸骨未寒，她又与新欢同结连理……这么想着，车子也就撞到人行道上去了，或者是把指挥交通的警察叔叔，碾个单腿瘸。去你妈的！我神志清爽，精力充沛（肚子里，有那一海碗肉饺子打底），这会儿，就算开到上海去，也没问题。

我坐进车里。点火，起动，转向灯打出……挺顺溜的。

到了zhu医师那里，配了药。关于生癌的事，我只字未提，因为一来，尚须进一步考证；二来，这新闻消息的发布，也得有个先后秩序。

事后，赖女士也到那里去看鼻子。讲起我的幸运罹癌。zhu与他的助手小 deng 医师，大呼，这个老某！怎么一点也看不出来呢，还谈笑风生，说过年什么什么的。

我回到家里。给 zhang 医师打电话，告诉他，“出了点麻烦" 。他听明白之后，说，“你下午两点钟，到我的办公室来。”

睡了午觉。我去了。他看了我的 B 超片子，说，“不要急，这个东西，看上去外缘光滑，包膜完整（也就是说，长相挺好的），也有可能不是恶性的。"

“那会是什么呢？”我问。

“血管瘤什么的。”

事后，他告诉我，当时他已基本认定是癌了。但总想，最好能排除；另外，下一步的检查，是必不可少的。

他对我说，“得再做检查，还要看验血报告单，AFP（肝肿瘤标志物）”

但是，我似乎比所有的医生更明白，那一定是癌。幸运不会老老降临到我头上，在我的几十年生涯中，不如意事常八九。

是的，在那一刻，我的心里，腾起过一丝希望。但我很快把它压抑下去，从最坏处做打算，没错。

zhang 给我开了做 “增强 CT" 的单子。那用来造影的针，是进口的，要六七百块钱，还得自己付。

CT 室下午，本已无名额了。zhang 以为情况紧急，打了电话过去。对方说，你们来吧。zhang 在电话里说，“检查好了，结果通知我" 。

看样子，问题严重。

我踱着方步儿过去，在这种“紧要关头”，沉稳是必不可少的。

红色砖墙的 CT 室，掩映在绿树丛中，雨洗过的树叶，格外地鲜亮。珊瑚树黑油油。要不是天色晦暗，这幢门廊上有半圆拱，看上去暖气的法式两层小楼，会让人体味到，置身度假别墅的感觉。要是得空，能在屋侧皂荚树的石凳上，坐上一歇，拿一本小说什么的看着，会很有诗意。

胖胖的中年女医师，让我喝一大瓶矿泉水。这太凉吧。女医师略带谦意地说，本来应该喝热水，可是没有饮水机。好在，我的肠胃还不算坏。女医师说，“慢慢地喝罢”。也只有如此了。

我喝一口进去，让其在嘴里打上几个转，引出唾沫来，有了暖的感觉，再往下咽。后来，女医师看我可怜见的，就说，“到这里为止”。她在瓶子的三分之二处，用她那白晰而透明的长指甲，划了一个记号。这一来，情况就好多了，我鼓足了勇气，“咕嘟咕嘟”完成了既定指标。

套上蓝色塑料鞋套，走进里间。

那台身躯庞大，伸展着钢铁臂膊的 CT 机，就像是让你身临，美国宇航局的某个训练室，或是一部外国科幻恐怖片里的场景。我躺了上去，床升高，转动，在一阵叽叽咕咕，嘎嘎嘎的机械声响里，有医生的指令：

“把手举起来！”

那仿佛是太空里传来的声音。

“这左手放在脑后，这右手伸过来！”

我把抬起的右手，交给了医生。那里，好像有一个天神，或是一个魔鬼。

“有点痛的噢。”胖胖的女医生，不知什么时候又进来了。

打试验针，针头把皮肤撬了起来。

过了一刻钟。女医师问，“头晕么？有什么地方不舒服？”

她拿起我的右手，看了一下。我说，“没有”。

又一支什么针，愉快地钻进我的肌肤，这会不痛。我知道，那是身价六七百块的造影剂。

“把手抬高了，不能动的噢！”太空里又传来指令。

于是，我保持了一个有点像投降的姿势，手臂悬空。

“要给你做了噢！”

这相当于原子试验场的最后读时， 10 、 9 、 8 、 7 、 6 、 5 、 4 、 3 、 2 、 1 ，起爆！

机器隆隆地旋转起来。

你坐上了航天器，像杨利伟那样。当然，他很光荣伟大，我很渺小倒霉。或是被“时光隧道”，吸了进去，你失去了对自己身体的控制。我闭目定心。我想起，多年前，嘉兴开张了全省第一家嬉水乐园，我去采访。粗如巨蟒，扭曲成 S 状的滑水道，进入全封闭的管道，一片漆黑，身子像货物似的，被抛来掷去。你不单是控制不了自己的身体，魂魄也出了窍，在管壁里碰撞……你几乎要大喊出来。据说，有心脏病的人，要吓死的。

“隆隆”之声消失，我从巨怪的口中，被拖了出来。

“下床罢。”医生说。

我提起裤子，系皮带。鞋子套进脚里。对那个瘦瘦的男医生——也就是太空声音的发出者说，“请您告诉我，到底怎么样了。我不害怕的。”

他笑笑——也是那种别无选择的表情，说，“是，是有点问题……我们，还得研究研究，明天来拿报告单。”

我明白了，这生癌，是铁板上钉钉——铁定了。

这时候，坐在最里间，一位面向着我们，戴眼镜的年轻英俊医生发话了，“你自己有什么感觉？”

我把促使我来检查的原因，说了。

他听了之后，与那个“太空声音”一样，守口如瓶。我只好打道回府。其实，还需要问什么呢！

回到家里。

我的那位行将别我而去的钟点工，还在——她要做到大年廿九再走。一是这么着，也算做完了一年；二是好让我从容地找新的钟点工，这是最主要的。真是好心肠。

要不要告诉她呢？

算了吧，反正也没有几天了，不要吓着她。按照我的“新闻发布程序”，她不应该是首位（批）受众。再说，我也问过医生，这癌是不会传染的，因此不会因为我的隐瞒，而给她造成损害。

傍晚六点钟，我给 zhang 打了个电话，问做 CT 的医生怎么说。

他说，“应该是那个了。你要马上通知家属，住院作进一步检查、治疗。”

我说，“好的”。

田虚

二、“德国佬”办事

（ 3 月 28 日写——）搁下听筒，我并没有马上按照 zhang 的要求说去做。

我想，这事儿，说大不大，说小不小，得认真考虑一下，如何应对。

我拿出了我的主意。首先，得发布这条“新闻”，第一批受众，自然是我的妹妹们。老爸年事已高，就免了。母亲则早已去了另一个世界。

今天晚上，是不能告诉妹妹们的，她们知道了，一准要哭鼻子，这整个晚上，就不得安宁了。

其他的人怎么告诉，也有个早晚之分。这开局不能举行，就得都往后推了。

朋友们常笑话我，办事像德国佬，循规蹈矩，刻板得很。

我的确很欣赏德国人。半夜三更，马路上红灯亮了，并无一辆车子要通过，也没有警察叔叔虎视耽眈，他们还在那里傻等着，“绿灯行”。这是要让我们伟大而聪明绝顶的国人，笑掉大牙的。还有更可笑的呢，那街头的电话亭，竟然是有分男女的！男子的那方面，排了长队，女亭里空无一人，可是没有一个男士想到“换岗”，跑将过去，因时制宜地加以利用。这个马克思主义发源地的国民，真是傻冒，怎么一点也不懂得，我们耳熟能详的真理：具体情况具体对待。这个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后面这个“据说”，可能是个笑话。

按照“德国佬的办事方式”，一般来说，我晚上是“不办公”的——不社交； 19点以后，不接听电话。这一个晚上，也不能例外呀，因为并没有发生什么惊天动地，火烧屁股的事。

一盒柴可夫斯基的情调轻音乐，伴随我用晚餐。半个小时。感谢上帝，赐于我这些美味！每次用餐前，我都要合掌赞美，然后兴奋地搓搓手，开始用餐。其实也不过，一荤一素一汤，只不过我的食欲堪夸。

收拾去桌子上的碗筷，便靠到沙发上去，看报纸。也是半个小时。

从前，我在岗位上的时候，看报纸是一种任务。

那是你的饭碗。你得从那上面，了解中央和政府的方针、政策，各地的新举措。我们的许多报道题目，也是来自那上面。你还得防，那些“写稿专业户”、稿油子、心急的通讯员，一稿多投，重复刊登。事发了，是要扣奖金的。报纸这么多，省内省外，中央地方，专业报内部刊，时间这么紧——你不可能安安耽耽地坐在那里，从容不迫地翻。一会儿是，头要找你；一会儿是，同事过来串门聊天；九点过后，电话铃声便此起彼伏了。有地县记者站、通讯员向你通报线索的；有多年失去联络的老朋友，要与你叙一叙的。也有以煲电话为第二职业的朋友，热情洋溢地给你发话的。当然，还有许多要你“背末梢”的电话。人家都以为，你当记者的，神通广大，路路通。还有那高级消费场所的小姐，打了电话来，声音甜甜的，软软的，夸你是当今的成功人士，有理由享受最现代化的消费，待向你推荐他们的“优惠超值”活动项目……见鬼，也不知是哪位好心的同事，把我的电话号码，给“绍介”了出去。一期紧逼一期，难有喘息机会的发稿任务——这是铁的。报纸要你去发行，广告要你去拉——也算是中国特色的记者吧。还有各种各样会议、活动、政治试卷，要你去参与，都是“极其重要的”。通讯员来串门了，你得热情接待；“苦大仇深”，邋里邋塌（这里没有丝毫的贬意）的乡下人上访来了，你更马虎不得，人家倾家荡产，为这事儿奔波……所以，身为报人的我，要想畅意地阅一次报，那是奢侈。总是匆匆忙忙，心急炎燎地看，犹如杭州话讲的那般，“狗吃热泡饭，稀里呼噜”。

前年，我离开工作岗位，当起“自由撰稿人”。这看报纸，反倒有了保障。一天两次，除了晚餐后，中饭后也有一次。专拣自己喜欢的内容看，这看报纸，又成了乐事。

（ 3 月 29 日写——）看完了报纸，读一行禅师的佛学演讲录：《与生命相约》。

一行禅师，是法籍越南人。在当今世界佛学界，很受推崇。小马丁·路德·金说，“我不知道还有谁比这位温良的越南僧人更堪当诺贝尔和平奖”。在我看来，他在政治观点上，多少有些糊涂，或者说，我还不能理解他那种完全无了“是非”的境界。他夸大了非暴力和平活动的作用。但是在深刻领悟佛学之人生哲学，并对其进行阐述方面，却是做到了深入浅出，精彩纷呈。他的佛学知识极其渊博，可能没有他不看过的经典著作，又有些文学文字基础，用诗一般的语言，纵横捭阖，驰骋古今。当今的许多科学成果，也都被他拿来作阐明佛理之用。倡行的是“人间佛教”。看了他的书，假如你的情绪很纷乱，它能使之很快地安定下来，犹如澄清了万里埃的高蓝天白云。小说说，也像服了一贴清凉剂，或是接受了一次精神按摩。

躺到床上。我想，按照小说上的描写，此刻应该是辗转反侧，思前想后，断不能成寐的。先生们，错了。上帝啊，我怎么就一点感觉也没有呢。那些人们耳熟能详的悲情愁绪，怎么就钻不进我的脑壳里去呢。它们像飞蚊似的，被我牵过来，又飞走了。大约是这一天，颠来跑去的检查、交谈，人也有些累了，就在我为附人之常情而强索愁的时候，那“苏州” 之雾（杭州人称入眠为“到苏州去”），早就飘将过来，把我给掩没了。一觉到天亮。其间，也没有做什么梦。

这真正是令人遗憾的。你想想，若是梦着些呲牙裂嘴的癌魔，漫山遍野地挥舞着“霹雳火”秦明的狼牙棍，和其他刀叉剑戟，在晦暗的天色里，追杀我。我可怜巴巴的，在沟沟坎坎里跌跌撞撞地跑，而总是跑不快，那脚都有千斤之重。癌魔一把掐住我的脖劲，我欲喊不能，心脏欲裂……云云，那该有多精彩。读者看起来，可能会带劲些。

早晨起来，1月17日，这是一个周六。

在一曲《普门颂》（梵乐）的伴奏下，我用完了早餐。

先给大妹妹打个电话，“早上好！”

“欧，早上好！”她有点不习惯我这种“洋问好”。

我说，请她，并通知另外几个妹妹，下午四点半，到我这里来一趟。“有事要商量”。那语气，自然是要尽量地轻松平和。

我不太找她们来，用这种近乎 “开会”的通知方式，召她们来，七年前，有过一次，那是我预谋离婚。

“什么事？”她急切地问。

我说，“到时候再说吧。有点事情，商量商量”。口气再缓和，甚至让自己发出了一点笑声。

她被麻痹住了，还尽往好事儿上想，哥哥有了新的女朋友了？要结婚了！……

我收拾行囊，准备出游。差不多一个星期前，朋友蔡，打电话来约我，说是要在梅家坞那一带，租农民的房子，开家茶馆，当“阿庆嫂”，叫我相帮着考察。同行的，还有其他几位老朋友。这约不能爽。再说，我此番上了医院，不知何时能得回来，这每周的出游，得再享受它一次。

八点差十分，我出门，下地下车库。

转过那曲曲折折，鸡肠也似的过道，宛若在参加地道战。

文和赖，已经等在我那辆白色的捷达屁股后面了。

“早上好！”我总是用，这种兴高采烈的问候，来掩饰我迟到的歉疚，“对不

起！让你们久等了。”

“哪里，哪里，我们等首长是应该的！”文呢，总是用他的文式幽默来回答我。

于是，像往常一样，愉快的一天，拉开了序幕。

我察看了四只轮胎（气压），又在车壳上掸了一遍灰尘，那车子，便格外地亮晶晶了。每次偕友出游前，我总要提前洗好车子，但是一夜下来，我的小美人，照样还是尘蒙面。我坐进去，开了其余的几扇门，大家上车。

发动，稍热车，后退，摆正车头，驶上出口处的陡坡……

车过保 亻叔 山北山街的时候，我频频向左侧的里西湖、白堤和外西湖瞭望。天气阴晦而寒冷——我们都紧闭了门窗——近岸的白涛里，还有一些残荷在飘浮。白堤上桃树枝杈光秃，黑细的柳枝儿，无力地摆着。那树间，还有人在移蠕。相依相偎的，是恋人。年轻人，祝你们幸福！

我这一去——我想——上手术台（可能一上去，就下不来）、化疗……最最顺利，可能要有半年时间，才能到外面来走动。谁让我得的是“巨块型肝癌”呢。这西湖，得多看几眼。

田虚

（3月31日写——）“蔡庆嫂”茶馆的第一个候选地点，是在梅家坞过去的外大桥。

我们并不中意，觉着离公路太远，客人找进来不容易；停车的场也无。不过，从居家的角度看，这里倒是蛮不错的——在油碧的桂树从掩映中，开着欧罗巴式的铁栅门。院子里也种桂树，还有橘树、文旦树。浅灰色马赛克贴面的墙，勾了赭黄色的轮廓线，金红的琉璃瓦，墙基上贴了几可乱真（极像完整石块）的石片，别墅的味道很浓。山坡上的树、草气息，随着细雨沁入鼻腔。

我们喝了一杯，农家自制的、储藏得很好的桂花茶，便出去遛跶。

冷。年边就是这副模样，晦气得煞。可是也为吃火锅和围炉取暖，创造了条件。刮着风，雨像撒豆子似的飘荡。

空气是潮湿的，带着泥土的香气。

起先，我们沿着车路走。车不多。沥青路面，湿搭搭地油亮。后来，我们斜插到山边上去，在茶蓬间寻路。这里的空气，更加洁净。茶蓬的尽头，是覆盖厚实的杂木林和灌木丛。很浓重的树气，铺漫过来，使你不由自主地做起深呼吸来。嘈杂远去，汽车像在默片里开。我们在沟坎间，蹦上跳下。一会儿，身子骨便热起来。只是脸面，还被寒凉捂逼得紧。

后来，我们进了“云栖竹径”。

这是“西湖新十景”之一。外地人可能不太熟悉——西湖的景点太多了，无暇顾及；而本地人，却对之情有独钟。尤其是夏天，这里清凉得醉人。

宽阔的石道边，长满高大的毛竹，柯叶在头顶心攀接起来，把灰白的天空，划成片片破絮。还有许多古树名木，那躯干，直伸到天上去。这些几百、上千岁的耆宿，在路边静静地俯视着，我们这些自以为是、自我感觉好到天上去的家伙——人类，在跳腾表演。静极了。只有蔡的吱吱喳喳，和文的朗朗声笑。据说这地方，康熙来过四次，乾隆则来了六次。陈云、江泽民都到过。有一次，康老儿来的时候，恰逢雨注——与我们一样，这惹动了他的诗兴。于是，在遇雨亭的石碑上，便有这样的大作，“钱江风雨促前旌，竹树缤纷细草萌，夹岸黎元瞻拜切，频施膏泽惬民情。” 那夹岸的百姓，是组织来的，还是自发感恩拥迎，就不得而知了。不过，这康老儿，在游赏之余，想着民情，要给老百姓沐浩荡皇恩，实在是应该表扬的。用现在的话来说，是心里装着老百姓。

正游得兴起，手机在裤袋里震颤了。

（4月1日写——）我取出来，是zhang打来的。

“你有没有对家人讲过啊？”他问。

我说，“还没有，我手头还有些事情，我就要去讲的……”要是他知道，我这会儿还在玩，不知会气成啥模样。

伙伴们继续往前走去。

“要抓紧呢！”他说，“当然，你也可以到另外医院去看看（以便确诊）。”

我说，“既然你这么说了，我也不客气了。我可能得跑几家医院，家人也会这么要求我的。”

“应该说，基本上是确定了。”他说，“但这是一件大事情，慎重一点有好处。

你再去看看吧，但是，一定要抓紧。”

我说，“这事情不急吧，我想这东西长起来，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我大不

了咨询他半个月、一个月的，再确定一个医疗方案……”

“哦哦哦，那不行的，不行的！”他打断了我，“这病到了后期，是发展得很快的。”

这一来，我倒有些没主意了，这到底是耳闻其凶险得很的肝癌啊，与平时的那些病痛，有所区别。把握这事儿，我心里没有底。我做了让步，说，“那好吧，没有几天，就要过年了，我在春节里头，做出决定。年后（医院）一上班，我就去住院。” 这是最后的底线了，我不会再让步。因为在我的经历中，大凡要紧一点的事儿，急匆匆地做出决定，多半是要出岔子的。

“那好吧，但是过了年，一定要住院的！”他说。

他之所以同意我推迟，有两项原因：尊重我的个人意见，应该确诊一下；春节前住进去，那医院放了假，医护力量自然是要薄弱的，于疗救不利。

我关上手机，去追前面的伙伴。

已经看不到人影了，只听得，那叽叽呱呱的声音，在绿竹屏障那一面，像碎石子似地乱抛。

这期间，大妹妹打来一个电话。她先是说了一个什么事，然后问，“你在什么地方啊？”

我说，“在云栖竹径。”

她放心了。你想想，当事人在悠哉游哉，还有什么要紧的事！至少是不会有什么负面的事。

那洁净的石板路，两侧用青砖镶了两道“路筋”，再外面，是用弹石铺了。据说，这“路筋”之内，是皇上的专用道——这相当于马路上的快车道，两边的弹石路——这相当于现在的人行道，是宫娥和太监们走的。皇帝占地面积恁大，自然可以冕旒摇兮，龙袍摆矣，威风有八面了。而那宫女和太监们，只能在宽不过两尺的“人行道”上，迈小碎步。既不能触着“皇道”禁区，也要防着落到路面下去。想必是十二分地吃力。做奴才的，也就只有这个份了。即便是到了咱革命队伍里，也不能讲求绝对平均主义，长官骑马，你徒步长征的士兵，就不能妒忌。

我现在可以肆无忌惮地乱走。

“啪嗒啪嗒”的脚步声，回荡在空旷的竹木间。

我赶上了他们。

中餐，极丰盛。

主人是要把这茶馆推租出去，自然是下了功夫的。他做了满满的一桌菜，把看家的本领都拿出来了。而我们，扰共才四个人。这些菜，我至今回想起来，都是要津液满口腔的：咸肉早笋、火腿小笋干老鸭煲、炒二冬（冬笋咸菜梗），白斩本鸡（皮儿腊腊黄），本塘鲫鱼，青菜香菇——那菜，是从自家地里割的，“魂灵儿都还没有飞出呢”……

告诉你们一个秘密吧，我的不少农民朋友告诉我，他们留给自家吃的菜（包括禽肉鱼蛋），一般都不施化肥，不洒农药，自然也不用激素什么的，“纯天然”；而拿到菜市场、城里去卖的那些部分，则自撒种子、开栏饲养起，就什么“生化武器”都用上了，只要不害病，长得快。反正联合国的违禁武器检查，又到不了咱中华大地。对不起了，工人老大哥、“白脚杆”赤佬们，平时你们总是鄙视我们，动不动就是乡巴佬、“苟苟”（杭州城里人对农人的蔑称）！这会儿，给你们一点苦头吃吃！啊哈。

自然，我们现在享用的餐食，是没有经过生化武器栽培的。在投箸举勺之间，想着这盘子里的玩艺儿，没有农药残留，没有致癌因素……那食欲，也就格外地欢势；口中的肴馔，也就觉着特别地鲜美。

开宴之前，我对大家说，“我今天有点感冒，我用卫生筷吧。”

大家赞同。

其实，我好好的，什么“猫”也用不着“赶”。

我是怕大家，事后知道了我患肝癌，会后怕。尽管我已咨询过医生，清楚这癌是不会传染的。现在，我又在《肝癌防治与康复》（天津科技翻译出版公司2004年1月版）一书上，看到了专门的论述：“肝癌没有传染性”，“肝癌患者并无病原体（细菌、病毒、真菌、寄生虫等）排出”。“肝癌患者无需采取隔离措施”。

田虚

三、“新闻发布会”

第二天，小妹陪我到肿瘤医院去。

车子，是死活不让我开了，说是 “要注意休息”。

这一来，我开始享受王子般的待遇。

车是奥迪——小妹的座驾，配备了专门的司机。

到了医院里，排队、挂号、找医生，都轮不着我了。看了一个又一个（院里的头、专科的主任、中医师），到末了，付医药费、买电热煎药罐，及至下馆子，都是妹妹埋的单，再容不得我出一分钱。上帝。

浙江的医生（几家医院）都说，这癌忒大，马上开刀不便，要先“介入”，待它缩小一些，方可问斩。

翌日，我们跑到上海去。DG医院，那是全国肝胆外科的一块牌子，院长是这方面泰斗式的人物。

我说，有一个人陪着就够了，家里人不去也可以，还有司机呢。

不行！不行！大妹夫妇，硬要两个人同去。好像不如此，不足以证明，我们抗癌阵势之强大。于是，我坐在后面的“首长位置”上，前面有司机和大妹夫，旁边是妹妹。大妹夫魁伟骠悍，俨然是保镖一个。妹妹就充作女秘书了。我等“乡倭（下）宁（人）”（上海人这么称呼杭州人），到了大上海，就好比刘姥姥进大观园，那道路，哪里弄得清爽。逢到在马路上打呆咕儿（发傻），下去问路，是绝对是轮不着我的。就算摇下车窗问一声，“女秘书”就关照了，“阿哥，你不要管，养养精神”。大妹夫跑下去了几十趟，有时候，一问几个人，远开去几十米。“女秘书”则一刻不停地问，“阿哥口燥不燥？”“要不要吃香蕉？山楂片呢？”到上海的“财务”、“出纳”及“公关”，她一塌括子地承担了。她本来就是设计院的财务部经理。

在那两天的问诊里，我也明白了肝癌的凶险程度。

一个毛估估的统计数字是，那得了肝癌的，从发现、治疗开始，有百分之八十左右的人，是逃不过两三年的。只有百分之一二十的人，才能活过五年，甚至更长的时间。

（4月6日写——）当我润色这篇文章的时候，得到了更权威和严峻的印证。

《肝癌》（人民卫生出版社2002年11月第1版）这本书，算得上是新近的成果吧，那上面麇集了，许多全国知名的专家、权威。

书的前言道——

肝癌，“尤其是大肝癌，治疗棘手，生存期短，生存质量差，素有‘癌中之王’之称。”

所谓“大肝癌”，指的就是五公分以上的癌块，诊断书上写作“巨块型肝癌”。我是十足地超标了，入院的时候，医生在我的病历卡上写：10×7×8。从CT图片上看，那玩艺儿活象一个大鹅蛋，又似一枚深水炸弹，垂直地竖在我的右肝里面。肝体是浅色的，算是海水吧，而“炸弹”的颜色较深。

《肝癌》道，美国1986—1993年这个阶段里，肝癌的相对5年生存率，白人为6%，黑人为4%。我国上海1988—1991年的肝癌相对5年生存率为4.4%。也就是说，在我国，肝癌患者，二十个人里面，有近一个人能活过五年。乖乖隆底咚！随着科技的进步，这几年的情况，应该有所好转。“但就整个肝癌人群而言，预后的改善仍十分缓慢。”

我的眼前，展开这么一幅图景：

鏖战过后的原野，满目焦土，天空灰蒙蒙的。壕堑纵横交错。被炮火劈过的树茬，像缺胳膊少腿的伤残人，兀立在那里。三个月是一道堑（一般开刀、化疗过后，最快的报销期），半年，一年，三年，五年……是一道更比一道深、阔的堑。能越过这些壕堑的人，越来越少，到后来，只有形单影只的景象了。譬如是把一个百来号人连队放上去，只有一、二十个人，能冲到三年壕堑的那一边。能在五年地界上，回眸而笑的，则只有被称作为“抗癌明星”的四五个人了。在他们的身后，尸横遍野。

这幅图景，有些吓人，但是事实。

当我们还不必去考虑，往后还有多少日子可供差遣时，在肝癌病人那里，生命就开始以月计算了。我不止一次地听说，医生对肝癌（或其他癌）病人家属说，“回去罢，给他买点好吃的，最多还有三个月。”至于五年，十年……则好比是，站在珠穆朗玛峰下面，往顶上翘首。

此外，我们还得准备，最快的报销法——倒在手术台上下不来，虽然目前这种概率很小。

（4月7日写——）大量的问候电话、E－mail来了。有人登门慰问。我说，心意领了，人就不要来了。他说，他已经在门口了。

我由衷地感谢朋友们，理解他们的心情。但是，我现在确乎没有功夫来接待他们，包括接电话、回E－mail。

我要在这七八天之内，完成咨询、确定医疗方案，时间紧。其间，还夹着一个春节——找人难了；此外，你多少总得应酬一下。我以前对癌症，并没有多少了解，一生做过的最大手术，是拔牙和割了一次痔。那医生和病友（癌症康复协会的）的回答，又往往是相左的，颇费脑筋。别个人得了癌，尽可以躺在床上，长吁短叹，甚至向隅而泣，细细品味周身的不适，和死亡威胁带来的恐惧。有的则被蒙在鼓里，什么也不知道。那咨询和拿医疗方案的事，就由家人去搞定。而我，得自己操心。我的妹妹们，对我的那颗心，是没得说了。但是，在这种“要紧关头”，她们会拿不定主意，甚或眼泪汪汪。她们陪我上医院，听不得医生说“不祥”的字眼，任何于我不利的信息（包括化验单上的一个指标），都会像利剑似的，刺入她们那善良而柔弱的心。这真叫“锅子不滚汤罐先滚”，没办法。我的妹夫们，都是有工作的，且很忙，你叫他们来全程操持这件事，不现实。再说，我好好的一个人，干嘛要叫他们来代劳。

（4月8日写——）我有我的优势。当了那么多年的记者，虽然不善、不热衷于交际，那路子，总还是有一些的。你到外面去，人家知道你是××报社出来，即便是头一次打交道，给面子的，还是多。在我们大院里，几张报纸跑医卫系统的记者，我都相熟，她（他）们也好说话。这是我一生中，仰仗报社品牌最多的一次。差不多是我最严重的“以权谋私”。

我还得注意休息，既然是得了癌症，就得收敛一些。

如果我来者（包括电话、E－mail）不拒，那么一天到晚，就只有当接线员和公关部主任了。要知道，我在报社干了二十几年，又在本市、本省生活了全部的51年，熟识我的人、可以称我为其“庞（朋）友”的人，不会下几千号。一传十，十传百，没有十几天、个把月，是完成不了这项信访接待任务的。

于是，我决定举行一次“新闻发布会”。

我开出一张60人的大名单。

范围框定在，家住杭州或是周边地区，经常在联络的那些朋友。匆促中，还是漏掉了一些，本该请来的朋友。

通知，是由几位朋友分头发出去的（打电话）。

时间：大年初二（1月23日）上午11时；地点：延安路上的浙江大酒店。

我请他们在打电话时，务必传达如下内容：

×××得了肝癌。他想与大家聚一聚。聚会的主题是：叙情、迎新、鼓劲。

肝癌，已咨询过医生，是不会传染的。即便如此，×××还会用卫生筷的。务请准时出席，×××有既席讲话。对迟到的人，不重复讲话内容。不要送钱送物——这是很认真的，他不希望，把这次团聚，变成“扶贫助困”募捐大会。谁带了东西来，或是送出钱来，他会当场拒绝的。这会使他不愉快的。安慰鼓励的话儿，就免了——他目前的精神状态，还不错，至少暂时还不需要这些。有什么治疗肝癌的信息——包括好的医院、医生、药物，与肝癌抗争取得好成绩的患者，有什么不用开刀的路子（其时已基本确定，到上海去开刀）……等等，希望大家多多提供。餐饮费用，由×××付，大家不要“拷瓦爿”（凑股子）——这也是很认真的。

11点10分，“会议”正式开始。到底还是晚了10分钟。

共到45个人。通知，是大年廿九之后才发出去的，有的朋友，已离开杭州，回乡下老家过年，或是到外地旅游去了。有的联系不上。也有的不想来，内中的缘由，下面将会提到。

绝大多数的人，都是提前到达的。那从外地赶来的朋友，甚至早了一、两个小时，在大厅里候着。真令人感动。迟到的两个人，是因为先误投到同一条路上的浙江饭店去了。如此严谨的与“会”态度，单位里开会，是万万做不到的。

预订场地、点菜等一应杂务，都是蔡、赖诸君操办的。

准备了麦克风和录音机，这是我的授意。

在广电系统工作的汪——是一位非常热情、诚恳的朋友，还携了摄像机、数码相机来。

那气氛，颇有点大战临头的感觉。

（4月9日写——）我家族里的人，只叫了一个三妹夫。妹妹们是断然不能来的。她们承受不了，我赤裸裸地谈生和死。三妹夫是杭州某大学78级的高材生，毕业后留校，没多久，便提了副处。仕途看好。可他却在这时候，选择了下海。经商多年，成绩不错。他很关心我，老说要来看我，那就让他来听听罢。我还指望，他回去之后，能对我的妹妹们，起一种劝戒作用；对其他的人，作一种传达。

这个大包厢，临着街，装修得很豪华。有一面斜墙。

挤着坐了四桌，空出一桌，预备人再多了，再开那一桌。节俭着点，治癌要花大钱。每桌的价格，我也取了一个马马虎虎过得去的数。只能保证大家吃饱，好是谈不上了。

看上去，还是蛮热闹的。人声嘤嗡，压倒了外面马路上的嘈杂。

先不上菜，就听我讲，大家品茗。

我对着麦克风试音，“喂喂”两声，包厢里安静下来，原先的“嗡嗡”声，像一群老鼠似的，挤着窗缝，跑到马路上去了。那站在门边，身着绣花民族服装的男女服务员，停止了交头接耳，一个个都挺直身子，把手握在襟前，作严肃状。

“我们开始了——”

我吐了口气，让自己镇定下来。这种一本正经的演讲，对我来说，不多。当穿过麦克风播扬出去的声音，再回到耳边，我感觉陌生。我觉得，我是控制住了自己的身心。我的眼睛，在包厢里扫瞄了一遍。所有的目光，都聚焦到了我的身上，看我的嘴唇如何翕动，会从那里面，滚出什么字眼来。我做到了一个成熟演讲家、或演员所做的那样，似乎在看每一个人，又似乎谁都不看。有时候，目光投注在正前方上空，一个子虚乌有的听众脸上。当我的目光，与某位真实听众的目光相碰触的时候，我努力做亲切、自然，但是不久留，以免对方尴尬。

事后，有朋友对我说，“你真是个德国人，一板一眼的，讲得那么慢条斯理，好像是在讲另一个人的事。”

田虚

以下，是我的讲话全文——

各位朋友，新年好！

感谢诸位，能够在肉山酒海的应酬中，抽出时间来，光临我的便宴！

我感谢你们，还因为你们的勇气。

大家知道，我有幸与顶尖级的、明星疾患——癌，交上了朋友。

有位朋友，在接到我的邀请后，就对通知他的人说，“叫老×，取消这次饭局算了！正月里，这又不是什么好事情！”我丝毫没有责怪他意思，我理解。但是，你们能来，是需要勇气的。

我请你们来，有三项内容。

第一、介绍我的病情，包括目前的求治情况。因为大家都很关心。第二、这是春节，本来，我就是要与许多朋友相聚的，我已接到了不少邀请，但那是分散的，现在，就来个一锅端吧。此后，我们可能会有很长时间不能见面了，我得去接受检查、治疗……（有句话，我没有说出来——我也有可能在手术台上下不来）第三、我要向你们求助。希望你们提供，关于治疗肝癌方面的信息。

（4月11日写——）下面，我来讲一讲，我发现癌症的过程。

有些朋友知道，也有一些朋友可能不知道，我得过乙肝。那是在1983年。开始，我检查得还是蛮勤的。后来看看，肝功能的各项指标都正常了（一直到现在，查出了癌症，还是正常的），就慢慢地，检查少了。最近，有好些年，不检查了。

我疏于检查的另一个原因是，社会上普遍存在着的，对乙肝病人（包括“健康带菌者”）的岐视现象。像我们报社这样的单位，算是文明程度比较高的，也不能少免。在我休息了一段时间之后，去上班。便有人跑到医务室去，大吵大闹，说是像×××这样的乙肝病人，怎么能让他上班！那吵嚷者，被医务室的负责人“骂”了个狗血喷头：你这个人怎么这么自私的！难道你永远不生病了？！我所在的部门负责人，也拒我回本部。医务室的wang——负责评估我健康状况的医生，被上级部门叫去“质询”。问：“你能保证他不复发么？” wang答：“根据他目前的检查指标，是完全可以上班的。医院也是这么建议的。至于他会不会复发，我怎么能保证？好好的没病人，都要生病呢！”

我非常感谢这两位仗义执言的前辈和兄长，他们与我非亲非故，除了我去看病，他们给我开药之外，没有什么何交往。而且，我进报社不久，头上没有任何乌纱，完全属于“无名鼠辈”。他们得两面作战，且对“冒号”出逆耳之言。他们的这种做人风骨，一直成为我人生的楷模。

我那时候，年轻气盛，跑到办公室去，把我们的头骂了一顿，这是真正的骂：“你这种人，一点人情味都没有！人家国外做元首、王妃的，连艾滋病人都不岐视，还要去与他们握手。你有什么资格当领导！”

我还得感谢，人事处的一位善良的女领导，她极尽斡旋、帮助，才使我得到回本部上班的资格，饭碗头不丢。

人是去了，那位闹嚷者，以及被我抢白过的“冒号”，表面上都对我还客气，实际上，把我作瘟神对待。我所碰触过的东西，那闹嚷者视之为“疫情区”。当我走过去的时候，他们会巧妙地避远，仿佛在被我推向前去的空气里，有成群结队的乙肝病毒，向他们扑将过去。那日子，你们想像得出来，是怎么过的。

后来，我发觉，对乙肝病人的岐视，倒是在那些文化人多的地方，诸如我们报社，以及政府机关之类的单位，更严重些。医院里的医生除外，他们懂。工人叔叔和农民伯伯，比较“马大哈”，他们凭经验，对肝病的防范，一般只集中在肝炎的急性发作期。“半瓶子水晃荡”，事情就多了。当然，我也赞赏，闹嚷者和不让我回部里的“冒号”们，所具备的自我保护意识。只不过，要有度。

我今天旧事重提，并不是说，对那些曾经给予我伤害的人，还心存怨恨。事实上，我与闹嚷者和不让我回部里的“冒号”，后来相处得也还不坏。我只是希望，全社会，不要再去伤害，那些可怜的乙肝病人，以及他们的家属。多一点同情心罢，人不能过于自私。

在那种境况下，我生怕检查得多了，万一哪项指标不正常，被人发现，又会失去上班的权利，仅靠打了折扣的病假工资生活，我怎么养家糊口。

那时候，我的婚姻出现了危机。我想挽救一下。不正常的指标，显然是一项破裂的催化剂——至少，我是这么认为的。

那时候，我的神经，也比较脆弱。生怕那化验单上，出现不好的指标。每次去取化验单，一颗心，都是揪紧着的，好似上刑场一般。看着是好的，便欢欣鼓舞；坏了，沮丧万分。于是，我采取了一种驼鸟政策——少检查，让那感觉，就永远定格在“正常”上。这许多年，医务室的wang，和H医院的zhang，都多次提醒我，要经常做检查。那个AFP（肝肿瘤指标），也要验。我想，肝功能反正是持续正常了，肝炎这一块，应是无事。若是查出癌症来，却如何是好！听说那肝癌，是没得治的。查出来，又有何用！还不如由它去。反正，我饭吃得下，觉睡得着。这几年，我的自我感觉，越来越好。冬天去登山，夏天游泳。而且一上山，就是六七个小时，走十几里地。下水——富春江，是上午十点来钟下去的，中餐在沙滩上用——点了饭菜来，下午三四点钟，才恋恋不舍地出水。差不多，每天还去跑步……

这一次，为什么会去检查的呢？

（这部分的内容，前面已有叙，略）

听到这里，也许有的朋友，会感到后怕——我的妈呀！我跟这家伙又吃又玩，会不会传染上……

肝癌，我已经告诉过你们，没有传染性。乙肝呢，我可以负责任地对你们说：靠着我们的这点肢体接触，比如握个手，跳个舞，以及吃几顿饭……是完全不可能传染的。

在我患病（乙肝）期间，看了不少的书和资料。尽管有些文字认为，除了血液传染，唾液、精液……等等，也会传染。但根据我自己的体验，以及对周边人群（包括两次去疗养院）的观察，上述结论，缺乏现实依据。至少，我还没有看到、听到过，这样被传染的病例。我得乙肝之后（包括“大三阳”期间），大致是什么也没有隔离。就是有那么几个月，在我的婚姻出现危机的时候，前妻想出国去读书，怕感染了通不过对方国家的体检，才分了一通碗筷。之前之后，我们都一如往常，其间，还不慎怀孕两次，作了人流。她每次在单位里体检，都是好好的，还献过血。在我的乙肝被检出之后，我们过了十四年。我的“带菌”期，应该还要长一些。我的孩子，在我身边呆了十五年，也是好好的，没见有什么“阳性”。

（4月12日写——）我所熟识的一位领导，他的夫人和两个孩子，都是乙肝阳性，几十年了，他每次体检，都没事。脸色红岑岑的，精神相当好。还有一位当头的朋友，他自己阳性，可老婆孩子，也是平安无事，十几年了。据我观察，那些有阳性患者的家庭，阳者长阳，阴者永阴。还不见，有一个或几个阳性，把另外的给染了的。不信，你们可以去留心一下，你们身边的情况。当然，母婴垂直传播，另当别论——那也是属于血液传染的范畴。

总之，乙肝的传播，与甲肝完全是两回事。所以，你们大可不必担忧和害怕。

如果，我把你们给吓着了，我在此致以深切的歉意！

今后，我只要还有力气，就车照开，茶照喝（到梅家坞等处的农家去），山照爬，写作照写。

朋友们若还想与我一起出游，可以在网上通知我。餐饮我用卫生筷。

那些因为心存担心，而不再与我同游的朋友，我充分理解。我会永远记住，你们曾经给予过我的关爱和欢乐！

田虚

借此机会，我要向诸位朋友提出忠告：

接受我的教训，体检一定不要拉下！

至少要一年一次。有人认为，上了四十五岁，最好是半年一次。如果我能检查得勤些，早发现了，治疗就不会这么麻烦。小肝癌的治疗，依目前的医疗水平，要容易得多，预后也会好些。其他的肿瘤，亦是如此。当然，最重要的，还是调动各种手段，强健你的身体，提高免疫力，防患于未然。

我得了这玩艺儿，大家最关心的，首先是我的情绪。

确实，这对于治疗，也至关重要。据杭州市癌症康复协会肝癌小组的统计，那在身边倒下去的病友，有30%是死于不可逆转的原因，比如到了晚期，肝硬化、腹水、浮肿、功能衰竭……等等，病情实在太重；有30%，是死于化疗。这治疗，还真得小心；另有40%，则是被吓死的。

本人有幸，从这40%里逃出来。

现在，大家可以看到，我的精神状态还不错吧。

可以说，我心中波澜不起。从发现癌到现在，我每天都是觉睡得着，饭吃得下。即便是刚刚检查出来的那一瞬，也没有嗡地一下，受到什么打击。（事后，我用一句文绉绉的话来说，就是“忧郁和恐惧的种子，始终没能钻进我那坚硬如岩石的心房。”我现在润色这篇文章，距事发已近八月，亦是如此）

对于这一点，医生们不相信——我遇到过好几个医生说“没有不怕死的人的！”就连我自己，也感到奇怪。为什么会这样的呢？细析起来，可能有下面几条原因。

第一，我得过乙肝。报纸上、医科书老在说，得了乙肝，就容易肝硬化，

肝硬化又容易演变成癌……就这么吓着吓着，可能麻木掉了。到后来，潜意识里便打了预防针。真的出现了，就不感到意外。

第二，我这个人，一生没做成什么事，但看书、学习还是蛮认真的。我非常

崇拜那些勇敢的人，处事临危不惧、镇定自若的人。虽然，我做不好那些。我既在书本、影视上向别人学习；也在现实生活中，向周边的人学习。这位冷医师（坐在我旁边），就是我学习的榜样。他青年从杭州师范学校毕业，分配当教师。就那个年份（五几年）来说，他有一个很高的学位，和极崭的前程了。但是，他的双目失明了。在这样的打击下面，他以顽强的毅力，自学推拿，掌握了高超的医术。许多政要、各界名流，都到他那里去推拿。我的颈椎病，大医院没有好办法，他倒给稳住了，快三十年，没事。浙报、经济生活报等媒体，都对他进行过报道。他是我的良师益友，给了我很大的精神教益。我们的文先生（他也来了，是我报社的同事），他本是去赴任升迁的——事业如日中天，却遭车祸，脑壳迸裂，脑浆外流，腿也受残，昏迷71天……当时，医生断言，他能活下来，生活能自理，就是最好的结果。可是，他凭藉顽强的毅力，不仅重新站了起来，还上班，写作，还评上了主任记者的高级职称。我的老朋友王（他从富阳赶来，是我在地质队时的同事），二十来岁时，得了视网膜炎，这是一个要导致失明的疾患。他四处求医，可视力，还是在一点一点减弱。其间，他还遭遇了一次车祸，手臂骨折，经久不愈。如今，他近在咫尺，已不能辨认老朋友了……他长相英俊，曾经是一个前途非常看好的青年。我从不见，他有悲观沮丧的情绪。

所有这些人，都是我心下，暗暗要学习的。

（4月13日写——）我曾经看过一部澳大利亚故事片，《驯马手莫兰特》。主人公莫兰特，是一名军人，也是一位诗人——在这一点上，本人忝似，号称作家。他和他的两名战友，成为一桩屠杀案的替罪羊，被投入监狱。辨白无效。第二天，就将执行枪决。入夜，他走到院子里，仰望星空，诗兴大发——啊，夜色多美好，星星在空穹里眨眼……云云，回进屋内，便挥毫写作。写毕，折叠了，放进信封，封妥了。写上，××大街××号：××诗歌杂志收。委托同室那个可以出狱的小兵，带出去邮寄。我非常欣赏这种人生态度。

第三，夫子的“五十而知天命”，我想，是有生理基础的。

古训道，“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生死由命，富贵在天”……到了这个年纪，就认了。刘备在托孤的时候说，人过五十不算夭寿。我觉得，能活到这个岁数，也算是不错了。

记得我刚患乙肝那阵，情况比现在好多了，就烦恼不已，甚至还哭过。心想，我怎么这么倒霉！现在，相比于那时，情况应该是严重得多，反而无动于衷了。（这些天，我在看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外国散文百年精华》，似乎又找到了更多的理论依据。罗素说，“年轻人害怕死亡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对于一位经历了人世的悲欢、履行了个人职责的老人，害怕死亡就有些可怜且可耻了”。1946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德国作家海尔曼·黑塞写道，“学着去死和死都是有价值的天职……一位老年人，他只是憎恨和害怕自己年纪老，憎恨和害怕满头白发以及死之将至，那他就不是登上这一人生台阶令人尊敬的代表”。上帝啊，原来早有定论。可能有人会说，五十来岁，现在还只能算是壮年！这不错，但是如果能够提早一点不惧死，自谓“老人”，又有什么不好呢！）

（关于死不足惧的说法，有一部分，与对妹妹们说的雷同，略）

（4月14日写——）当然，我觉得，造就我目前这种心态的最大原因，还在于我对佛学的研习。

大约在十七八年之前，我接触了佛学书籍。我是把它当作一种哲学思想来对待的，就像读老庄、圣经一样。看着看着，我就被它们迷住了。佛学最重要的思想之一，就是“了生死”，四大皆空。佛家以为，无所谓生，也无所谓死，“不生不灭”是也。人在未出生之前，在哪里呢？是“死”的。从“死”到生，又从生到死——也就是从无到有，又从有复归于无，无非是一种形态的转换。这也符合唯物论的观点，物质不灭。

所以，当你们看见，天空有一朵洁白的云向你飘来，你可以想像，那是已故的亲友，在向你致意；山野或是公园里，有一朵美丽的花儿，在向你折腰微笑，你可以想像，那是远去的人儿，在向你问候。那云和花里，都有可能含存着，故人的信息和物质。一行禅师称之为，“互即互入”。

我是把死，当作去另一个世界旅行的。

如果我走了，我希望大家，挥挥手，轻松道一声“再见！”

我么早点去；你们么迟点来，越迟越好——你们来得越迟，我的接待工作，就准备得越充分。我们的文兄，喜欢美女和美酒。到时候，我让老吴刚，捧出千年陈的桂花酒，与你举觞共饮，水陆罗八珍，脍切天池鳞，将进酒，杯莫停；请嫦娥小姐，携众女仙子，为你跳舞助兴，天风起兮云飞扬，月如镜兮光如水，万里长空兮霓裳羽衣绚……

不过，我也并非什么都没想，概括起来，有两点遗憾，一项担忧。

第一遗憾是，我一向来以为，我的写作，是能写出一些名堂来的，可惜到现在，还没有如愿以偿。我在年轻的时候，是多么地狂妄，自信能够写出世界名著来。若达此目标，我情愿在五个月之内死去——我曾经这么对人说过。后来，现实了点，可一鸣惊人的想头，却是从来没断过。嗨！不过，从前年离开工作岗位，自封“专业作家”，专事写作之后，也算是过足了写作瘾。告诉你们吧，只有在写作的时候，我才能感觉到——我的生命之泉，在淙淙流淌！去年一年，我在市级以上报刊，发了三十篇散文，另有杂志上小说一篇。如果算上在县级报纸登的、重复发表的（有的是先在内部报刊发，然后再公开发表；有的是发出来，被删得太简略，又投一次），总有近五十篇——这对我来说，是历年发表篇次最多的。

“谋事在人，成事在天”，不管怎么说，我做过了。

第二点遗憾是，我对我的妹妹们说，我可能不能陪你们走得更远。在这里，我要对诸位朋友说，你们给了我那么多的关爱和欢乐，我却有可能早早拂袖而去，没有什么回报，真是十分抱歉。

一项担心是，我虽然能了生死，可是我却很怕痛。我并不是一个勇敢的人。我问过医生，“听说这病，到后来，是很疼的？”H医院的zhang回答说，“这你放心，现在科学技术发达了，可以做到不痛。” 这一来，我就没有什么可担忧的啦。哈哈。

下面，请服务员上菜——

我们边吃边聊。

田虚

服务员们和那些杯盘（盛着五色肴馔的）、箸匙，像开了闸的潮水，“哗”地涌将进来，铺陈在罩着洁白台布的桌面上。西湖啤酒亭亭玉立，一堆红色的木筷安静地偎在它们的旁边。赫红体液的大胖子——可口可乐，居高临下地俯视着，那些只有它们脚背高的冷菜盘。哇，火腿笋干老鸭煲！那白黄色的鸭脊，自香气扑鼻的汤水里隆起；翠绿的菜心，梗如玉，整齐地横卧在白盘子里……我的口液，如虎跑泉水，汩汩喷涌。啊，又可以大快朵颐，猛吃一顿了！

大家还有什么要问的，请提问。

我站起来，端着杯子：

请大家举杯——

大家都站起来。椅子脚和鞋底，在地毯上擦出沉闷、杂乱的响。于是，光线

略暗的大包厢里，空间又消失了三分之一——填塞进去的，是油光光黑色、棕色的脑袋，黄红的脸，如林的手臂（端头有玻璃和深红的液体在发亮），如桩的躯体（这部分的色彩和线条最繁复）……于是，空气热烘起来。

举杯不碰杯，来——

我说：

感谢大家，一向来给予我的关心和快乐！

为大家的健康，

为新年新气象，

干杯！

“干杯！”“干杯！”

觥筹交错，人声如浪。屋顶似乎都被拱动得软化了。

“大家要放开肚皮吃！开开心心地吃！你们要为这老朋友难得的大团聚，为

新年的来临，而高兴！要由内而外地笑！刘××，你不要哭！大家的情绪高昂，就是对我最大的支持，就能最大限度地调动我的免疫功能！”

席间，有许多女同胞眼睛红了，流泪。男的也有，徐君是一个感情丰富的人，涕泗横流。

我抑制不住自己的兴奋，又发表了许多“高论”。

为什么，我会如此兴奋？是不是有点病态？抑或是表现的欲望忒强？……有一点，是肯定的——我面临了挑战，进入一种新鲜的生活，它刺激了我的神经，使我激越。

“我把我自己，当成是上了反恐战场。

我们是男子汉，如果国家需要我们上反恐战场，上不上？肯定是要上的。癌

症，就好比是健康领域的恐怖主义。危险，自然是巨大的。但是，我先要考虑的，不是什么危险，而是怎么把事情做好。就像一个士兵在战场上，他首先应该考虑的，是怎么击溃敌人，而不是沉浸于生啊死啊的盘桓中。

我觉得，只是发生了那么一件事情，需要我改变一下生活方式，需要上医院，

接受一些令人难耐的治疗……等等。”

“各位，说到底，”我晃动着手中的杯子，说，“我恋爱也谈过了，结婚也结

过了，孩子也养过了，事业也干过了，吃喝玩乐，都享受过了，没有什么可遗憾的了。但是，五毒不俱全噢！”

大家都笑了。

在那种场合，你讲什么，都会得到热烈的反应。我的即席讲话，和之后的插

科打诨，时不时被“暴风雨般的掌声”所打断，或引来欣赏、会意的哄笑。这可不是在电视上，那些会议参与者们公式化的表情，和鼓掌；也不是在音乐厅里，那些附庸风雅，找不着乐感之北的“音乐迷”们，不合时宜的打断。先生们，那是由衷的。当然，也含鼓励的成分。

普鲁斯特说过，“最伟大的人物也期望为人欣赏”。

吾乃小人物，自然更免不了俗。那一天，受了大家的鼓励，我有点讲疯了。

“告诉大家一个小秘密，这些年（离婚之后），我还谈了一两次恋爱，这可

是首次批露啊。”

其中的有一次，是翻天覆地的，差一点把老命都给搭上。这正是被称之为“老

房子着火”的那种。

汪的摄像机，似终没有停止过。我真感激他。

另一架数码相机，也在蔡的手里，听不着声音地连续“咔嚓”。

躺在桌子上的录音机，真有老黄牛精神，看着我们吃喝，默默无声地，把我

的胡说八道，朋友们的祝福，和各种医疗信息，以及满场的“嗡嗡哇哇”，一古脑儿吞下肚去。我让录音，本意是有一天，我驾鹤西去，放给我妹妹们听的。

我希望，她们能理解我的心境——她们的哥哥走的时候，是快乐的，满足的，没有什么深的遗憾。一如平时肩了背包，提着旅行袋，到青岛，厦门……什么地方去悠游。如果她们有点慧根和悟性，应该明白，哥哥是走进了一片阳光灿烂之地，那儿鲜花盛开，白而糊的光线，有点璀璨，有点晃眼……

她们完全不必哀愁。

我母亲病危的时候，总是说，“我要活下去。哪怕再活一年，也是好的。看看你们（儿女和孙辈），都生活得挺不错。”妹妹们一想起母亲，便有这些话在耳畔回响，总是泪满襟，心如揪。母亲走得心不甘，她一辈子操劳，从小过的是苦日子，刚刚退休下来，安耽了几年。

大家提供了许多的医疗信息。

C女士来得晚了，没有听到我前面的演讲。她坐到我身旁，一如通常看望那些，遭受重创情绪不振之人那样，来安慰、开导我。刚刚开了个头，就被我截住。这真有点不礼貌，让她尴尬。

老三届朋友当中的“歌后”葛女士，唱了一首什么妹妹给哥哥的情歌，意在

表达希望我平安吉利，把聚会推向一个高潮。她的音非常之高，有穿云裂石之力，却丝毫没有力竭和嘶哑的感觉，一如她的皮肤那样光润。平时，她唱“珠穆朗玛”，也是蓬蓬松的。

汪兄暂停了手中的录像机，吼一曲“临行喝妈一碗酒”，他把“妈”字，改成“哥”字，其中的内容，也多加改动，说是“为××兄壮行”。

我真感谢这些朋友！

举着杯子，过来祝福的，首尾相衔。

我说，“举杯不碰杯。”可许多朋友执意要碰。告别的时候，钱（多年的文友）还拥抱了我。他们这种无间隔的亲近，温暖了我的心。自从我发布得了肝癌之后，那种在我得乙肝时遭遇的冰凉，已开始悄悄地包围我——我在前面点到一下，后头还会写到。

我掏出预备好的信封（钱），轻嘱赖给我去买单。赖说，“你妹夫已经付了。”我说，“我不是说过，由我付的么！”“他说，他与你讲过了。”这个三妹夫啊！这真让我尴尬。这有点像，一些政府的官员、公务员，举私宴，拉了一个大款来做东。

如大水铺漫的笑声，开朗的神色……

我达到了预期的目的——免去朋友们过分的担心；不把团聚会弄得，像吃“豆

腐饭”那样悲悲戚戚。

个子高挑，富有大家闺秀气质的卢女士，握着我的手说：

“×××，你鼓舞了我们！”

田虚

四、我是幸运的
（4月16日写——）随着咨询和阅读的加深，我的如下观念得到巩固：
得了肝癌（尤其是大肝癌，还有多发性、弥漫性肝癌），就好比是判了死刑。你还活着，那是缓期执行。那被法院判了“死缓”的，最终都能活下来；而这肝癌的“死缓”，则绝大多数，是要执行的。早点迟点，一般不超过两三年，最快的是几十天、几个月（从发现、治疗算起）……这我在前面已经讲过。所以，要我说，“我一定要战胜肝癌！”我是没有这个底气的，因为我对此丝毫没有把握。硬要说此话，有点自欺欺人。常见报章上有抗癌勇士说，“我一定要战胜……”我佩服他们的勇气。确也有人，靠着这种自信，加上综合的治疗，赢了。而壮志未酬身先亡的，恐怕是更多数。尤其是那些恶性程度比较高的，如肝癌、胰腺癌等。不管怎么说，有了这个“一定要战胜”的念头，终归是好事，至少，可以让这些患者，在未被“执行”之前，有个精神支柱。

[ 本帖最后由 田虚 于 2009-2-20 16:12 编辑 ]

田虚

（4月18日写——）我还是要说，我是幸运的。

我有一个经济实力强大，并且关心着我的单位。

头和医务室的诸位，都给予了我足够的支持。

医药费的报销，应该是不成问题的。虽然不能说是全部。不少人在单位里，说是有劳保的，但是轮到去报销的当儿，那单位效益差，就拿不出钱来了。我母亲病重时，她厂子里就没有钱，靠我们自己先垫。催得急了，那边说，“工人的工资也发不出了，你叫我们怎么办？”母亲去世。我们跑了许多的上级部门，看在这家厂，是她一手扭亏为赢的份上（之前，她在另一家工厂创造了同样的业绩），又是历年的市先进，评上过劳模，才给报了大约三分之二的样子。

若是普通的工人，或是还没有“富起来”的农民，碰着肝癌这种“富贵病”——得花大把的钱，那境况肯定是惨了。贫病，最怕的是病。许多乡下人，就在那里等死。他们或是做了一、两次手术、化疗，就抬回家来，再不上医院了。或是根本不去治。自家弄点草药煎汤喝，真正是“死马当作活马医”。

药费是一块，营养、请人服侍等，又是一块。像我这等还算过得去的“体面”人，这后面一块的花费，还大大超过了那部分不能报销的药费。你不去用那些，医生说“好是好，但是不能进医保”或是“只能报一部分”的药，你不去买市场上五花八门的“抗癌”药品、保健品，你不把各种补品、营养品，尽量地多吃一点，于心不甘——因为人人都说，这些玩艺儿“可能有效”。全天候的陪护（在医院里做介入化疗趴下的时候）、保姆（平时的料理），你不得不雇。光这一笔开支，就占去了我月收入的三分之一。你这么着花钱吧，很快就得砸锅卖铁。到现在（2004年9月），我的那点收入，自然是早已不敷出。存单也清空了。本来预备要卖房子、车子（这旧车也值不了几个钱），一来考虑到“体面”，我又怕麻烦（寻主卖房、搬家等），也没有精力去对付；二来，我的妹妹们，愿意先替我支付缺额（我说借。她们说，别说这话。这只好，今后能还则还——还有这套房子在，还不了了，就算她们支援我了），姑且先撑着外面的架子罢。

我有四个好妹妹，她们扑出心肝，希望我好。还有同样待我不薄的妹夫们。他们已经为我，破费了许多。据那些跨过了五年沟堑的“抗（肝）癌明星”们说，这个病，最受不得气。家庭环境好，是一大要素。

我还有许多关爱我的朋友。

许多老朋友的热情，凸显出来。

俞在“新闻发布会”结束之后，煞费苦心地跟踪我到卫生间里，硬是塞给我一个信封（2000元）。他是一个普通的公务员，得到目前的职位，也还没有几年，自己的日子，过得很节俭。他说，“你千万不能去！你去了，我们会感到空落落的……”

我原先的一位头，也是我大学里的同学、好友，从我发现癌症始，就持续不断地给我发伊迈尔，送复印件——那都是从网上、报章上搜寻下来，治疗肝癌的信息。为此，他不知道增加了多少阅读量。

有一位平时来往并不多的老三届朋友，下岗的，经济挺拮据，平时连去农家喝个茶，都要算算过。想方设法打听到我的住院处，给我送来红枣，说是补血的。硬留下200元钱——这对她来说，是个大数目。她还给我烧“八宝粥”，不时地提供食疗信息。

一位我们平时谈话颇不投机，我时常避而远之的女同胞，得到我罹癌的消息后，大哭一场，说要“陪伴我走过最后的日子”。打通我的电话，也是以哭开场，说是愿意为我作任何事情。这真令我感动之至。大年初一的早上，她还与另外两位女同胞（也是我的朋友）一起，去林隐寺烧了香，为我祈祷平安。×某何德何能，受此隆遇！

（4月26日写——）我初中里的几位女同学， 36年前，从学校劳燕分飞后，只见过一次面——在同学会上。在读书的时候，我们可能没有讲过一句话。她们看我来了，送上鲜花。你说，有多温馨、浪漫！

第一次治疗之后，正当我准备做孤家寡人，独自出游的时候（我的肝癌吓跑了不少人），那位为我洒了倾盆雨的女士，和另一位女士，来邀我共游。车子由她们开，陪着我登山，散步。在梅家坞的农家茶室里，品茗，进餐。我称她们是，扶助弱势群体的“慈善大使”、“志愿者”。

我特别要提到两个群体，一个是杭二中我初中的同班同学们，一个是以时女士、汪先生（即在“新闻发布会”上，为我摄像、高歌的那位）为头的一群老三届朋友，他们中的不少人，我平时与之打交道并不多。可他们，都把来看望我，帮助我，邀我一起出去玩，作为经常性的节目。后一个群体，甚至还为我住院治疗之后，迟迟见不着面而生气——有朋友误传“圣旨”，把我“术后体弱，暂缓探视”的意思，弄成了长期的“禁令”。

……

在我咨询、拟定医疗方案的那些日子，每天，都有伊迈尔和电话进来：各种来自报章、电视、网上，和“道听途说” 的信息，源源不绝地汇集到我这里。双目失明的冷医师，是靠着电台，给我提供“名医”消息的。

……

最令人不可思议的是，许多新朋友，加入了援助我的行列。

我们物管处的沈经理，知道我的一件外套脱线———我本是要找洗衣铺的人缝的，她执意与小周（物管处的另一位年轻小姐）来帮助我。还说，有事让我尽管找她。她们的上司——物业管理公司的一位主任，与我素不相识，听说我要开“新闻发布会”，主动要求参加。就在会上，他立马掏出手机，为我联系医生。

有一位年轻美丽的女士——也是我发现癌症之后认识的，在得知我，每天要跑医院打针之后，主动提出来，要上门义务为我注射。她原先在部队医疗队干过。我不好意思，再三婉拒。她还是来了，十几天，风雨无阻。也不管自己的工作、杂事有多忙。

我这里，特别要感谢杭州市癌症康复协会的诸位——他们都是由我的老朋友陈，在我开始咨询之后牵线结识的——叶先生、金老师、孙老、张先生……他们表现了，无与伦比的热情和耐心。在春节那段繁忙的应酬中，以及以后的日子里，经常抽出大把的时间来，接受我的咨询和反复“盘问”。他们的抗癌知识，极为丰富。我的治疗路径，差不多就是靠他们指点。

……

总之，这如潮的友情和关爱，包围、冲击着我。

这是我始料不及的。

我的妹妹们也大为惊讶了。她们原先以为，我像个孤老头子似的，整天捂在家里写作，连个电话也不愿意接，可能不会有什么朋友。门前冷落车马稀的场面，是免不了的。

当然“风雨同舟，落雨逃走”，也是有的。

对此，我不以为怪。月有圆缺天阴晴，有涨潮，自然也有退潮。

我83年得乙肝时，曾去温州气功疗养院疗养。有一位总是在晴天大日头下，晒他的宝贝呢质军服的团长先生说，“得了肝炎病，去了半条命，老婆要离婚，孩子要改姓。”亲人尚且如此，做朋友的，遇着你有个“吓佬佬”的毛病走开，也就不稀奇了。

那年，有一位曾与我情同手足的朋友，我唤他为“小×哥哥”，他给过我许多重要的帮助，甚至有举荐之恩。差不多每个星期日，我从城外的地质队回来，都要到他家里去。嫂子为我们做饭，一双小儿女，也与我亲热得不得了。“乙肝”来了，我在电话里诉他。他嘱我好好治养。从此，就再不见有联络的，一晃十几年过去……

这次癌朋友光临，在医学知识欠缺的朋友那里，自然又比旧年的病，更可怖。

前面提到的那位——不赞成我开“新闻发布会”的同事兼朋友，交往了十七、八年。我还到他家里去住过。就在“事变”的前几天，我在东阳横店影视城玩，他打进我的手机来，说要“聚一聚”。在“会”后，他的信息，犹如断了线的风筝，远去不再有。那“会”，“不吉利”、不要开，可以是一种主张，但事后来个一个电话，总是人之常情吧，七、八个月过去，什么也没有。

有位相交多年的玩友，他（包括他的夫人）确曾对我非常好，我受了许多他们的恩惠。因为一次意外的不快，我疏远了他。他锲而不舍地给我发伊迈尔，还继续赠我以雅礼。我被感动了。就在我的冷漠之堤行将松动的时候，癌先生驾到。人之将危，其胸也宽，我把事变通知了他，并表达了我先前对他不恭的歉意。意欲重续旧好。他说不要紧。还说，只要你叫一声，还像以前一样聚——喝茶、登山、游泳、驾车长途旅游。之后，一直到现在，没影了。原来，我曾嫌烦的伊迈尔，这次有点盼着它来，它摆谱不冒头。

更叫绝的是一位女士。我们交往“甚深”，她也是单身。她曾说过，她看重我们的情份，“甚于生命”。这让我感动得五内沸腾。由于某种原因，我们友好地中止了那种“甚深”的情份，但仍然是很好的朋友。交往频繁，彼此提供帮助不断。事发之后，她泣不成声，说，“无论你走到哪里，我都会在你的身边。”这又让我鼻子酸酸，几欲下泪。然而，冬天是来得意想不到地快。她的金身不再现了。到时候会有一个伊迈尔，或是一个电话，犹如冬霾里偶然飘过来的一星雪花，“你还好吗？噢，好就好，好就好。我很忙……”短短几句话，公事完成，电话搁下。一向以慷慨大方著称的她——在人际交往中，动辄以厚礼相赠——这回是响应政府的廉政号召，真正做到了“君子之交淡如水”。柏杨在小说《秘密》里说，“一个人永远不要太信赖爱情，除非他够傻瓜”。我想，爱情这东西，有是有的，只是它像野外百叶箱里的温度计，说上就上，就下就下。

我有一位非常要好的“哥们”。原先，差不多每个礼拜，都要与我同游，有时候是一周两次。事变之后，他即给了我一笔数目不菲的“慈善捐款”。说，你现在跑来跑去咨询、看病，油费（自驾车）蛮结棍的，贴你一点。他持续不懈地关心着我的治疗，络绎不绝地给我提供医疗信息。有的很有价值。但是他却不再与我出游了。甚至有一次凑巧的机会，我们同去赴一个宴，我让他坐我的车，他急急忙忙地婉拒了。我知道，他是怕“传染”。直到三、四个月过去，他才又来约我。不过，那间隔是拉长了。用餐的时候，特别在意我是否使“卫生筷”。

……

总之，有一批，我原先以为，在我遭此“不幸”之后，应该会立刻来眷顾我的老朋友，疏远了，隐身了。

至于那些，平时仅止于见了面，拍拍肩膀叫“庞（朋）友庞友”，到时候大家在一起“撮一顿”的朋友，则烟消云散得更快、更多。

这些离我而去的朋友，除了上面提到的原因之外，还有一个原因是不言自明的：这可怜的家伙，快要完蛋了，还有什么利用价值！犯不着，再在他身上空耗精神了。用杭州话说，这口气，还是呵呵到墙壁上去好。

当然，还会有N种原因。

啊，朋友，不管你们出自何种原因（包括认为与我交道，没有“双赢”），离我而去，我都表示理解。

我不会有怨忿。生活，就是这么多姿多彩。

你们所有这些朋友，都曾经给予过我关照和欢乐。为此，我要真诚地说一句，谢谢！

我想，当我的亲朋好友，遇到类似我这种麻烦的时候，我会比朋友们做得更好么？

我可能不会像那些离去的朋友，斩断一种感情（或是关系），那么轻而易举，果断（也许是经过再三权衡的）；但我可能不如，如今尚在关爱着我亲人、朋友，会播撒出那么多的热情和耐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