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生存日记

紫色追忆

看大哥今天的日志，上半部分心里还跟着沉沉的，家务事只能看自身的情况而定，预祝哥哥处理的顺利完美！往下看，文字轻松愉悦，大哥昨日经历超级刺激吧，嘻嘻，好玩

问123

原帖由 亭亭如盖矣 于 2008-1-15 22:32 发表
我明天专门去看问123丫头和云端丫头的文字……
现在我先去看紫色的日记了……

云姐姐的文章值得一看，我的就没必要浪费时间啦。。。。。

因为我的生活很平淡，所以至今没写过自己的经历呢

那个时候在论坛，我的主要工作是在开心乐园快乐的灌水

虚度了时光啊

亭亭如盖矣

第五节
从我母亲30岁开始就总是在生病，病的种类很多，有肺心病、哮喘和肝硬化等。但她肝硬化了一辈子，却并没有给她带来什么实际影响和症状，她仍然喜欢吃肥肉，也从来没有治疗过。2000年，她因肺心病引起的呼吸衰竭而去世，享年59岁。
  小时候我们很不懂事啊……，4岁多时，妈妈病危，在天津总医院抢救，我们兄弟三人要去总医院看望妈妈——也许是诀别。早上在家吃的是白面做的片汤，在那个饥饿的年代，这是很稀罕的食品；中午吃的是肉包子，是坐在妈妈的病床上吃的，当时还不懂得什么，只是记得，肉包子实在太好吃了……
我至今在想：如果那时母亲就去世了，我们的命运将会怎样？谁来把我们养大、谁来供我们读书、谁来为我们遮风挡雨……，如果是那样，我们还有接受良好教育的机会吗？我们还有在城市里拥有大房子的机会吗？我们还有文质彬彬的出现在社交场合的机会吗？……
我们兄弟们的视力都不好，医生以及我的父亲都说我们是遗传造成的。但让我感到奇怪的是——我外婆家族和我爷爷家族的遗传基因都相当好，没有任何遗传病，都很长寿，历代眼睛也都很好，那么我们遗传的源头究竟在哪里呢？
当然，也有例外，我母亲的视力就不太好，但懂得遗传学的读者应该知道，仅仅母亲眼睛不好是不可能遗传给孩子的——致病遗传基因是要经过很多代遗传以后，才能筛选并形成的。
我父亲年轻时的脾气很狂暴——但仅仅是在自己的妻子和孩子面前狂暴，在外面仍然是温文尔雅的。在家里，只要稍有不如意，就会引起我父亲狂风暴雨、歇斯底里的发怒和摔砸，我们只能在恐怖的哀号中乞盼父亲快点息怒，但我父亲发起脾气来却是无休无止的，好象永远都没有平息的迹象，有时甚至是整夜的……，
后来我看科普文章终于明白——孩子长期在恐怖的环境中成长，视力会严重受损的……
很好笑——我竟然从小就下定了决心：等我将来娶了媳妇，我一定好好待她，不打她、不骂它、也不吵架。但历史最终证明我完全做到了——从认识妻子到现在已经11年了，我们从来没有吵过架，更不要说打架了；反而是妻子曾经以武力威胁过我，我的第一反应就是夺门而逃——对于吵架和打架，我从小就吓破胆子了……
尽管我爱人不了解我的历史，也不知道我为什么害怕吵架，但她却早就摸清楚我的脾气并知道准确利用——曾经有一次，妻子笑眯眯的把我叫过来问：你愿意我们两个人吵架被邻居听到吗？我赶紧回答不愿意，于是她说——如果不愿意，那么你就如何如何做……，我立即全盘答应了她的要求。
可以想象：孩子们受到的心理摧残尚且如此严重，作为直接承受者，我母亲所承受的苦难就可想而知了。我至今认为，我母亲百病缠身、被病魔折磨了一生，完全是我父亲的吵、闹、打、醉造成的。
我父亲喜好交游，经常很晚回来。如果很晚他还没有回来，我母亲就很担心，就要带着我们分头寻找，但往往找几个小时也不见他的踪影，最终还是他自己烂醉如泥的回来或者被人送回来。这个节目在不停的上演，从我记事一直演到我母亲去世。
我至今感到奇怪的是他只在外面喝酒，在自己家里是完全不喝的。他在外面喝酒必醉，从无例外；当他烂醉如泥的被送回来的时候，对于我们来说就属于上上签了，如果不幸没有完全醉倒，那么我母亲就又要受苦了——不耍够酒疯他是绝对不肯睡觉的。
醉鬼耍酒疯的方式不外乎这几种——哭、笑、闹、打；我父亲喝醉酒以后高度亢奋，又笑又闹又叫，并对我母亲拉拉扯扯——对于健康人而言这也许算不了什么，但对于有心脏病并严重哮喘的母亲而言，这却是致命的伤害。

亭亭如盖矣

第六节
那时生产队实行的是“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分配方针，活干得越多，工分自然就越多，秋后算帐时拿到的现金就越多。但她已经干不动什么重活了，虽然大队照顾她，却也只能挣半个人的工分。那时唯一的好处是——如果社员出现重病，大队就给开“三联单”住院治疗，医药费由大队承担，个人是不需要承担的。小病就去红医站看，不需要现金支付医药费，全部记帐即可，秋后由生产队会计统一结算，如果出现收入不抵支出的情况，也仅仅记“红码”而已，是不会找个人追讨的，公安局更不会来抓人的。所以现在想来，尽管那时农村卫生事业落后，但医疗保障却是充分的，所以那个年代生病的人并不多。
天津郊县靠近大海的方向是弱盐碱地，属于海边湿地，再加上天津属于海湾气候，降水充分，具有种植水稻的得天独厚的优势，是传统的优质稻米产区，出产著名的“小站稻”。小站稻做的米饭像珍珠一样晶莹剔透，颜色透出淡淡的绿色，入口柔滑香甜，味道美得无法形容，是中国最好的稻米，但因为产量低、种植面积小，所以吃过的人并不多。后来由于气候的变化和稻米品种的改良造成这种稻米的种植基本绝迹了。尽管现在市场上是能买到这种稻米的，价格也很便宜；但在1998年真正的小站稻每公斤就卖到160元了，即使这样也没有多少人能吃到，所以市场上一块多一斤的“小站稻”显然是彻头彻尾的假货。
这么好的稻田当然应该种稻米，但文化大革命期间却只允许社员种植高粱——据说是毛主席指示的，但我至今都认为是上辈谣传。
普通高粱已经够难吃的了，可上头却还要社员推广多穗高粱，说是产量高。这种高粱难吃的程度无以复加，最直接的证据是——只要不是确实饿极了，牲口都不肯吃这种高粱的。
因为那个年代经济停滞、政治动乱和人口爆炸，社会变越来越贫困，到文化大革命末期，中国经济已经接近崩溃，人民极端贫困，吃不饱的人口越来越多。朝鲜现在的情况就是我们那个年代的写照，唯一的区别是我们那时的情况比现在的朝鲜还要糟糕得多。通过比喻，年轻人就更容易理解我们这代人为什么那么爱戴邓小平了。
到我们7、8岁的时候，母亲的身体就已经很虚弱了，大队的结论是“失去劳动能力”，尽管生产队对这种情况给一点很有限的照顾，但仍然不足以养活我们的，所以我父亲的工资在这时显示了无可比拟的优势。
尽管我母亲身体很差，但为了养活越来越大的孩子，她从来没有放弃过致富的努力。那时山东很穷，出来逃荒和讨饭的人很多，所以我母亲就和生产队其他的社员商量，想一起出去讨饭（说明一点：当时我们生产队正在讨饭的都是地主婆——解放前农民讨饭，解放后地主讨饭，冤冤相报何时了！），我父亲很爱面子的，所以他知道后大发雷霆，我母亲也就作罢了。
我家住在村子的黄金地段，再加上成分不好，所以地皮被人垂涎也就是意料中的事情了。1977年，生产队要重建大队部，所以要对附近的村民进行拆迁——不过拆迁对象仅我们一户。
那个年代拆迁是没有钉子户的，当然也没有任何经济补偿，生产队在村子的最外面给了我们一块房基地，我父母就在那里盖了三间新土房子，然后老宅就被拆除了。
不管在哪个年代，盖房子都是需要消耗大量财力的事情，但我的父母在艰难的情况下还是做到了。
对待饥饿的农民，那时的国家政策已经稍微放宽了，允许出现一点点个人经济了，所以我母亲就养鸡、养猪。尽管我父亲给了我们巨大的痛苦，但不能抹杀我父亲的功绩，那时我父亲也是跟着一起养猪的。
猪自然也要吃饭，所以每次只能养一头，多了养不起——因为没有东西喂它。
我那时大概有6岁吧，已经开始帮助母亲熬猪食喂猪了（我现在做饭的手艺很好，不管老婆还是朋友都对此赞不绝口，问我怎么学的，我告诉他们我从小就给做饭——其实就是指熬猪食喂猪，如果他们知道我这句话的真实潜台词，恐怕……），猪在吃饱的时候是温顺而且懒惰的，但饿了以后的样子也很凶猛，记得有一次母亲不在家，猪饿得嗷嗷乱嚎，我端着猪食去喂，结果猪顺着猪圈往上跳，我吓坏了，但又必须去喂，所以我一边哭着一边往圈里倒猪食，洒了猪一身，但总算把猪喂饱了。
继承母亲的性格，我从小就很善良，至今仍然很善良。因为善良，我吃过不少亏，但也得到过不少帮助。总结这些年的经历，我的结论是老实人吃小亏不会吃大亏，占不到小便宜但最终会占大便宜。
那时我们还养一、二十只鸡，母亲不愿意杀生，养大后母鸡留着下蛋，公鸡就卖给肉联厂。
记得有一次，一只已经被捆好的公鸡挣脱了绳子，我母亲马上心软了，决定不卖它了。意想不到的是，这只公鸡在一个多月后居然开始下蛋，那时我们才知道它原来是一只母鸡。
因为鸡是黑色的，所以我母亲亲切的喊这只鸡为“大黑姐”，后来只剩下它一个了，我母亲就把它养在堂屋里，和人吃一样的东西。这只鸡活了许多年，我二哥婚后的第二天它才去世的的（大约是1979-1995）。正因为我从小喜欢鸡，所以我至今不吃鸡肉。

水是眼波横

这两天没来看大哥的文字啦。
不过心里是惦记着的。
主要是论坛登录有点困难。
大哥关于养孩子的问题是有点难办，水波资历浅，也帮不上忙。
关键要和妻子沟通好，
偶觉得大哥还是养一个自己的孩子比较好。

亭亭如盖矣

谢谢眼波丫头！我父性很足，真的很想要孩子呀……
我先写今天的文章，有空聊……

亭亭如盖矣

第七节
我爷爷在世时是我家庭最动荡的时期——我家一切动荡的根源都来自我爷爷，但那些事情太苦难，我只想简单介绍，更详细的我已经不想再提起了：
我母亲是孝道的典范，我父亲也是，但我父亲太相信我爷爷和亲戚们所说的话了——孩子们看得最清楚，我母亲对我爷爷的孝顺程度已经到了仁至义尽的地步，最好吃的东西都给我爷爷吃，那些食品在那个年代是没有多少人吃得到的，而我母亲和她的孩子们却只能吃高粱面饼子沾醋；她对我爷爷的照顾也几乎是无微不至，对我爷爷的刁难历来是逆来顺受、忍辱负重；可是当我父亲回家后，我爷爷总是说我母亲不给他饭吃，饿着他，还打他，我父亲会立即勃然大怒，对我母亲又摔又打。
我爷爷吃饱后就把剩下的东西都给二姑奶送去了，然后拄着拐杖到邻居家讨饭，对邻居他仍然说是我母亲不给他饭吃，打他；最没有人性的是我二姑奶，那些东西明明都被她吃掉了，所有内情她最清楚，但她却非要三天两头的跳出来对我父亲说我母亲偷嘴（也许这个混蛋二姑奶的目的就是为了能继续有好东西吃），虐待我爷爷，要我父亲打我母亲，为此我母亲不知道受了多少苦难！
在这个时期经常跳出来的人士还有：大姑、各种各样的表叔、各种各样的堂叔，等等，尽管现在父亲对他们的情结未断，但我们兄弟们却早已和他们彻底断绝了来往，行同路人。
我是善良人，也不懂得恨别人，年幼时看见檐下的燕子没有办法在下雨时出去觅食、饿得小燕子喳喳乱叫都会掉眼泪，看见陌生人家办丧事我也会很悲伤；但我至今痛恨那个长相丑陋的二姑奶，我至今认为那个满嘴黄色龅牙二姑奶就是妖婆的化身，在她死后，从来不懂得诅咒别人的我却在心里默念一声：死得好，早就该死，应该让她下地狱！
直到我爷爷去世前一年，我父亲才慢慢的明白些什么——他那时已经不相信我母亲了，亲自照顾我爷爷，但他发现，等我爷爷吃饱以后，剩下的东西仍然会不翼而飞，我爷爷仍然会柱着拐杖出去讨饭，仍然会向别人诉说不给饭吃及挨打的经历，只是这次的被控诉对象变成了我父亲，这是我父亲才意识到我母亲是委屈的，我父亲在愧疚心理的作用下，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为了我的母亲而打了我的爷爷……。从那时起，家庭风暴也开始逐渐减缓，但因为以往留下的祸根，偶尔还会爆发风暴，但毕竟比以往好多了。
我现在认为，我爷爷当时并不是故意折磨我母亲，只是因为他在20年间受到的精神打击太多，已经是精神病了，所以我并不恨我爷爷，我只是为我这个家庭所受到的苦难感到悲哀。
1982年，我爷爷病重，我父亲和母亲守在我爷爷身边。一天星期天的早上，已经好多天没有吃东西的爷爷精神突然变得很好，也吃了不少东西，我父亲很高兴。因为孩子们星期天都在家，所以就让我们照顾我爷爷，他出去应酬了，我母亲也去做生意了。
大约是中午左右，我们听见我爷爷叫了一声，就赶快跑过去看，发现我爷爷已经去世了。
亲戚们到来以后，一致判断是我父亲和我母亲合谋害死了我爷爷，他们的证据是：
1、我家一贯很乱，但那天很干净，肯定是提前有准备；
2、寿衣都提前准备好了，理由同上；
3、我爷爷睁着眼睛，是死不瞑目；
4、我爷爷身体很软，是被电死的。
在丧事上，我大姑哭喊着“我被害死的爸爸呀……”
事后，我的亲戚们在邻居中展开调查，去医院查阅病历，最后医院和邻居们都愤怒了，派出所也不搭理他们了，这样他们才终于罢休了……

印堂发红

逝者已矣空余恨，生者忍辱犹打拼
苦难的东西都让它过去吧,

亭亭如盖矣

第八节
随着孩子们的渐渐长大，家庭经济情况越来越困难，母亲已经失去劳动能力，为了养活我们，她想过许多办法：讨饭、养猪、养鸡、做生意……
当时文化大革命刚刚过去，10年内乱已经使中国变得满目创痍、百废待兴，人民生活极度困苦。尽管如此，由于几十年的思想禁锢，做生意仍然仍然被当时的人们视为最下贱的事情，遭人唾弃，和现在街头乞丐的含义差不多，但我母亲却成为了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我们那里有一家电影院，是当地唯一的文化娱乐设施。有一天我母亲突发灵感，炒了一袋瓜子拿到电影院里去卖。那次尝试的结果让我母亲极度兴奋：瓜子很快就卖完了，我母亲的口袋中也装满了各种面额的钞票，那天晚上我母亲把钞票堆在土炕数了一遍又一遍，我们兄弟们也平生第一次见到了那么多的钱集中出现在我们面前，而且是我们自己的钱。
那次成功的尝试让母亲着了魔，从此她每天晚上都要炒瓜子拿到电影院里去卖，数量越来越大，我们每晚都能看见大堆的钞票堆在炕上。也就是在一夜之间，我家的生活水平发生了实质的改变，原先想到不敢想的议价食品（很多年轻人都不知道这个名词了：那个年代平价商品凭票供应，议价商品不需要票证，但价格比平价商品要贵得多）纷纷出现在我们的饭桌上，在其他家庭主要吃粗粮、肉还很少能吃到的时候，我们已经能经常吃肉了。
也许是叫卖声确实干扰了电影院里面的秩序，我母亲被赶出了电影院，但我母亲并不气馁，在外面摆了一个摊子，趁电影院开场和散场时继续做生意，而且白天也开始做了。
前文已经说过，在那个年代，做生意是极为丢脸的下贱事情，所以当我母亲真正在阳光下做生意的时候，非议也就铺天盖地的来了，当中学老师的父亲承受不了同事的嘲讽，在一个晚上把我母亲正在做生意的摊子砸了，照明用的马灯砸得粉碎。擦干眼泪的母亲第二天又买了一套新的工具继续做生意。
就这样，我父亲一次一次的砸，我母亲一次一次的重新买，最后我父亲终于屈服了。
为了赚更多的钱，我母亲就开始卖品种更多的食品，但她身体很虚弱，带不动那么多东西，于是我舅舅给焊了一辆小车。
我母亲患有严重的肺心病，晚上不能躺下睡觉，往往是剧烈的喘息一夜，第二天强打精神推着小车出去做生意。那时的冬天比现在冷得多，北风呼啸、严寒刺骨，我母亲就在寒风中喘息、挣扎、叫卖……
我父亲终于开始帮着我母亲做生意了。
（这一节我本想讲述我母亲的创业史。但由于我们的家庭在我们那个地区极为著名，绝大多数当地人都知道我们那个生意，如果描述过于详细必然会暴露自己的身份，所以请原谅……。尽管我母亲的创业史是以生命为代价的，且极为艰辛和辉煌，但为了保护自己可怜的隐私权，我将不得不全部略掉……）
……………………
（内容略掉了，有些断续的记录在我给眼波丫头《光与影》的回复中有少量记录，但并没有写创业史中最精彩的那部分。我不能抹杀我父亲的功绩，在他的筹划下，我母亲随后从事的是文化业，作为文盲，其艰辛程度可想而知，但聪慧的母亲坚持住了，除了儿子，几乎没有多少人知道或者敢相信她是文盲。）
……………………
就这样，母亲用以生命为代价换来的钱供养自己的儿子们读书，让自己的儿子们接受良好的教育，并使自己的家庭最终在当地博得了很高的社会地位；不管儿子们提出什么经济要求，母亲从来都是通盘答应，所以我们至今仍然保留着大手大脚花钱的毛病；她自己却极为节俭，总是穿着最廉价的衣服，好吃的东西总是先给儿子吃，自己到去世时仍然是一身破衣……
我母亲的创业史应该是中国七、八十年代最下层农村民众在困境中求生存的缩影，是草根阶层抗争命运的第一次冲锋
我母亲给当地人树立了做生意的典范，带动当地人大规模从事生意，使我们那个地区成为当地的经济、文化中心，她也因此赢得了当地人的普遍尊重。她第一次给当地带来了文化的气息，也使她的儿子们得到了饱览群书的机会，儿子们最终也成为她的骄傲。
作为晚生后辈小子，我是没有资格评论邓小平的，但他所领导的改革开放确实使中国产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最终使中国成为世界各国不得不认真考虑的一个国家。
邓小平的一生起起落落，中国的命运也起起落落，邓小平的一生和中国的命运紧紧贴在一起——当邓小平尚在幼童时，中国人民也恰好处于列强凌辱的蒙昧之中；邓小平留洋谋求救国真理的时候，中国人民已经渐渐觉醒；邓小平率军抗击倭寇的时候，中国人民也正在为民族的生死存亡而斗争；邓小平被打入黑暗的深渊时，中国也正陷入无边的黑暗；邓小平复出后，黑暗的中国立即出现了曙光；当邓小平打破“读书无用论”并恢复高考后，中国知识分子才重新迎来了生机勃勃的春天。
邓小平是真正爱他的人民的，他是中国人民真正的儿子——他的前半生在为中国的解放而奋斗，他的后半生又在为中国人民的富足、安宁、幸福而奋斗；人民富足了，他会开怀大笑，人民受苦了，他会尽力送去关怀。回过头来看，他所主政的那个年代是中国人民最幸福的时期——人吃得饱饱的，狗儿也吃得饱饱的，没有什么生存压力，没有什么精神压力，那时医院的住院部远没有现在这么冷清，也不知道乙肝歧视是什么。
他喂饱了十亿农民，十亿农民也不应该忘记他，也正是因为赶上了他所领导的时代，我母亲才得以以病弱之躯养大了她的孩子们。

[ 本帖最后由 亭亭如盖矣 于 2008-1-18 17:44 编辑 ]

亭亭如盖矣

第九节
1978年，我上育红班（就是现在的学前班）了，在育红班的第二天，我奔跑时和高年级的学生撞在一起，鼻血长流，然后我就哭着跑回家，再也不敢去学校，我母亲心疼儿子，也没有再勉强，我的学前教育就这么结束了。
1979年我报考（！！！……）小学，那时招生是要进行面试的，但不进行体检，体检是正式上学后才每年进行一次的，不过不会进行乙肝两对半检查。
那时并不是所有的孩子都能进入小学，实在太笨的学生有可能被拒绝的。因为我没有上过育红班，所以在面试前一晚父亲还辅导了我一会，并告诉我沉住气。
是父亲带我去面试的，招生老师提了好几个问题，还让我做简单的数学口算，我都很机灵的回答了，招生老师好象很喜欢我，表扬几句后宣布录取我（可惜我把老师的嘉奖词忘掉了）——这是我人生所经历的第一次考试。
那时文革刚结束，知青纷纷返城，城市就业压力很大，所以出现了“待业青年”这个名词。城市居民是没有土地可以耕种的，所以为了保证城市人口就业，国家死死的把农民捆绑在了土地上——农村的录取分数线高得离谱，只有极为优秀的农村孩子才有机会通过上学改变自己的命运。我用一组数字说明吧：我当时的年级有5个班共300人，除去中途失学的孩子外，经过全市统一的小学毕业考试（监考极为严格），最终只有大约80%（240人）的学生能升入初中，正是因为如此，那时的小学是要颁发毕业证的。中学每个年级设10个班计450名学生，这些学生中，只有能长期保持在年级前30名的学生才有机会升入中专、重点高中。也就是说，按照比例，我小学时的300名同学，最终只有16人能得到改变命运的机会。绝大多数农村孩子的出路只有一条：上完小学或者初中后回家务农种地当社员挣工分，继续祖先“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生存方式。
所以，让母亲感到无比骄傲并让当地人羡慕不已的是——我们兄弟三人都是通过这种方式改变了自己的命运，离开土地进入城市，成为教师、法官和工程师，并娶回具有硕士学历的儿媳妇。
——母以子为贵。
那些年是相对平静的——父母吵架比较少，我父亲也很少摔东西了，父母都忙着上班和赚钱，母亲的身体虽然虚弱但相对稳定，家庭经济情况也很好，当地人都以为我家很有钱——其实我家并没有多少现金存款，钱都被儿子们花掉了，有些借给别人了。我父亲的仕途也很平顺，达到处级，并给我大哥举行了很体面的婚礼。
如果日子就这样一天一天的平静过去，我现在也许早就忘记了小时候所受的苦难了，但可悲的是，更大的灾难正在慢慢逼近，最终几乎使我们家破人亡、妻离子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