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乙肝歧视征集有力量的文章，让我们学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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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乙肝病毒携带者对社会造成危害

　

二．乙肝病毒携带者和其他人群能够明确分离




先来看第一个假设，乙肝病毒携带者真的会对社会造成危害吗？似乎社会一直这么认为，携带者自己也是这么认为，但实际情况如何呢？乙肝是一种传染病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但它的传染性如何一直是大家争论的焦点。携带者自然认为在日常接触中几乎没有传染性，而普通人群显然还是极为担心被传染。我们先假设一下造成传染的后果，显然，最糟糕的后果就是一个健康人变成了一个携带者。那么这又能如何呢？且不说乙肝病毒携带者在不发病的时候健康状况和正常人并无显著差异，即便发病，只要不是恶化成了肝硬化和肝癌，也能够很快恢复。而肝硬化和肝癌的发作和个人的身体状况和生活习性也是有很大关系，只要平时注重保养，一般都会有什么问题。如果非要把这定义为乙肝病毒携带者给社会造成的危害，那首先要追问的是：谁是受害者，谁又是施害者？

　




如果认为乙肝病毒携带者给其他人群造成了伤害，其伤害的后果也不过就是乙肝病毒携带者现在的样子。那么，现在继续追问：现在的乙肝病毒携带者是怎么造成的，他们算不算受害者呢？如果其他人群只算是潜在的受害人群，那么现有的携带着人群是否能算是已经受到伤害的人群？如果政府和社会那么注重于保护潜在受害人群的利益，那么已经受害的人群的利益又该如何保障？

　




我们继续看第二个假设，乙肝人群和其他人群是否明显分离的两个群体呢？我的回答是：这很难做到，而且到现在也没有人真正试图把两个群体分开。乙肝病毒携带者生活在社会之中，而社会中也生活有乙肝病毒携带者，这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按照这一事实来看某些团体对于乙肝病毒携带者的政策，显然有着极为明显的自相矛盾之处。先来看政府的公务员体检，首先要问的是这是一个什么标准，适用于什么人群？如果说这是一个合格标准的话，那么是否适用于所有的公务员呢？如果我有机会当面向制定这一标准的官员提问的话，我会问这样一个问题：您的身体状况完全符合这一标准吗？如果不合格，您会主动辞职吗？

　




而我们所知的另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公务员之中有很多的乙肝病毒携带者，同时也有很多患有其他疾病的人，真正能够完全符合这一体检标准的人绝对是少数。那么，显然这并非一个合格标准，只是针对正在努力进入公务员队伍的后来者的一个准入标准。也就是说，从来没有人真正认为乙肝病毒携带者不能胜任公务员的工作，出台这一标准只是为了提高公务员的准入门槛。显然，如果把这一标准看作是合格标准的话，根本不存在支持其成立的事实和理论依据。

　


那么其他群体的情况又如何呢？固然有一些团体对自身内部进行过大规模的清洗，希望剔除全部的乙肝病毒携带者。但结果恐怕很难如愿，一般都会有漏网之鱼。而且，如果再往前推几十年的话，当HBV还没有被发现的时候，根本无所谓乙肝问题。那个时候谁又会限制乙肝病毒携带者从事什么工作呢？

　




由此，我们可以由这两个假设得出推论：　

　




一．如果认定乙肝病毒携带者对社会造成危害，那么乙肝病毒携带者同时也是受害者；

　



二．乙肝病毒携带者不能胜任某项工作的依据从来不存在。

　




而这其中的决定性因素就是政府对待携带者的政策问题，归根到底还是一个政治问题。具体该怎么做才能改变携带者的生存状况，显然需要以此为基础进一步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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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生存要知道的东西（转）

（一）在中国这样的国度里生存需要最大的勇气和智慧，没有这两样，你很难在这样的社会里立足。这篇文章就是要告诉你生活的真相，也是本人数十年生活的经验积累，希望能帮助那些寻找生活方向的人们。这里的中国指的是大陆，因为港澳台的社会制度不一样，而且老师我也没有去过那里，所以不便发表议论。这里也只谈国内的情况。要在中国生存好，首先要了解国情。我国的国情是人治，说明白点就是某些人凭自己的主观意志决定一切，你其实什么都不能决定，比如出生在谁的家庭，是高干的家庭还是马家爵的家里，这都是偶然的，当然，你肯定不会是很优越的家庭，否则你不必学习我的文章。这是我国最大的国情，要深刻理解这种国情，必须知道这里谁说了算。那谁能决定你生活的好坏呢？当然是有权的人。在学校是老师，在单位是科长、局长等，在社会政治生活中是领导。这些人才是这个国家的主人，也许你会问：“靠！不是工人阶级才是国家的主人嘛？！”这样的疑问只能在文革的时候发问了。记住，只有他们才是主人，你只是人民中的一个，但你不能用人民这样的词，因为你是个体，人民的名义只能是他们的专有名词。你绝对不能在任何有领导在场的地方发表我上述的观点，否则你会很麻烦的。
　　
　　你心里必须清楚，不要在任何公开场合发表政治性的言论，这是我的第一告诫。这个国家是既得利益阶级的人才拥护的社会。你经常会在媒体上听到既得利益集团这个词，那么什么是既得利益集团的人呢？好像从没有人解释过，其实很简单，你身边就有很多，比如你们学校的校领导和系领导，包括一些很有名气的教授啊，还有就是那些**颂德的政协委员啊、人大代表啊什么的，因为他们衣食无忧，只要国家这一专政机构存在一天他们就能享受一天，他们官大的点有公车，小点的也会有公款吃喝。基本上处级以上就不用和人民币打交道了，他们只需要发票。由于这样的生活很舒服，所以他们绝不愿意改变。你和他们完全不一样。那么老师呢？普通老师基本上都不是既得利益集团的，但是他们也有利益，比如学校创收的钱他们也可以分一些，其实那些本应该是他们工资的一部分。其他行业像医生、律师等，基本上也是分两个层次的，上层是既得利益集团，下层是一般劳动者，当然中层和下层是可以流动的。这些人包括垄断集团，像电信、石油、水电等部门他们都不愿意改变。你要想生活稳定，就应该积极向他们靠拢，争取进入这些部门。既得利益集团是社会的蛀虫，但是他们是有智慧的集团。你没有办法反抗就只能加入他们。
　　
　　关于中国的教育问题。你所受的教育中有很多意识形态的东西，比如政治、历史和语文。你应该努力学习，但是绝对不要相信教科书上和老师讲的，像政治课里面学习的理论基本上就是奴化教育，叫你当顺民，叫你不要反抗不公正的社会利益分配制度，用三个字形容就是“假大空”。但是你要尊重政治老师，不然会不及格，而政治不好，你绝对成不了博士。因为研究生也要考政治，就像科举一样的性质。其实，所有的人都不相信，但是他们都这样教育你，你不必当真，假如你真的按照那里面的原则办事，你会死得很难看。历史课、历史教授、历史教育这些也是一样，几乎没有什么是真实的，反正没有人能活几千年，谁知道呢？记住，老师是靠不住的，这是我的第二个告诫。虽然你不必相信，但是你要学好，而且要别人说的时候，你也要说，证明你很依顺。入党？当然要入，尽管入了并不表明你就是他们的人，但是不入，肯定就不是他们的人！他们很清楚，你也要清楚。至于你相不相信，谁也不会到你脑子里看看的。不道德者对道德者进行道德说教这是我国的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对于教授们的人品基本上不要指望，除了极少数确有良知的外，90%以上都是既得利益集团的，大学是最保守落后的地方，这一点和国外恰恰相反的。
　　（二）你的生存和别人的关系不大，基本上只和这个世界上六十几亿人的十几个人有密切联系，比如你的父母，你的兄弟姐妹，你的爱人，你的真正的朋友。就这几个人才是你世界的全部。除此之外，这个世界和你关系不大。这时候你肯定会说，怎么关系不大？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我们的祖国需要我们，这个世界有那么多的色彩缤纷的美好事物怎么和我没有关系。请你想一下，当你站在巍峨的天安门前，看着那些宝马奔驰川流不息，看着那些高楼大厦矗立如云，而你口袋里没有一百元；当你看着央视的贵妇们讨论着今年法国最新时尚的时候，你却没有钱买一件新衣服；当你站在校园的操场上看着同龄人骑着漂亮的摩托或开着小车接送女友，那美丽的女孩和那漂亮的摩托车和你有事么关系呢？这些繁华和你真的不相干，只有你有能力去占有它时，他才和你发生关系。这是你的真实处境。朋友只是和你同路的人，大家志同道合的时候，或者彼此需要依靠的时候，你们可以找到心灵的依偎，一旦彼此地位不一样了，友谊就不再。爱人呢，爱情是可以信任的，虽然你未必能拥有一份真正的爱情。记住，任何人你不能绝对相信，但是你的父母一定要相信，假设你要换肝，只有他们会毫不犹豫换给你。不管他是富裕还是贫穷。这是我对你的第三个告诫。不管美国多么民主，不管埃塞俄比亚多么贫穷，不管盖茨多么有钱，他们都不能解决你的问题。你唯一可以依靠的就是你的父母和自己，不要对别人抱有太多的幻想。
　　
　　世界也许很大，我们的世界却很渺小，所以我们要关心身边爱你的人和你爱的人。至于国家、民族这些都是虚幻的，没有一个个家庭，哪来的国家？没有一个个具体有血有肉的人，哪来的民族？不必在这些地方耗费生命，国家应该是我们的仆人，但是真实的是它是我们的主人，某些人利用他们压榨我们，你必须明白这是一种罪恶。你不要去激烈的反抗，因为这样很危险，但是你可以和我一样，用自己的方式消解这样的黑暗，比如偷懒，比如怠工，比如在富人权贵们面前唾弃他们的宝马车。比如在领导讲话的时候你就用一种很恶毒的笑面对他们。不管怎样，绝对不要让他们在心理上有任何优势，你没有什么好牛的，你只是靠你老子或者裙带关系才得到这种权力，你手中的权力是不正义的，你可以侮辱我，但是这并不能改变你的丑陋和无耻，为了生存，我们的确要阿谀奉承某些人，但是背后我们要不遗余力地消解他们的绝对权力。不要对一些不正义的事情发表相反的看法，这是你的长辈们都知道的真理，你可以保持沉默，你甚至可以在心里狂骂，但是不要出声。假如你有机会也可以腐败，为什么不呢？所有的人都腐败，你干吗不呢？你的腐败只会加速不合法的权力的倒台，客观上有利于社会的进步，国民党就是这样垮掉的。这样你就是一个很聪明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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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通过前面的学习，你对中国社会有了一个最根本的了解，这是每一个能在社会立足的人都明白的，当然，绝对不会有人写成文字告诉你，他们只会告诉你要勇于奉献，要爱党爱国要一颗红心两手准备等等，为什么要这样教育你呢？主要是这个社会总是要有人牺牲的，总是需要有人奉献的。每次当你们热血沸腾去捐血的时候，你们不计较自己的鲜血奉献出去，这是很感人的一幕。但是老师我只能摇摇头露出苦笑，这些可爱的孩子啊，多么热情，多么单纯阿。你们的鲜血终会流进需要他们的人身体里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你们的鲜血已经被血办的人拿去卖了。在一种崇高的虚荣面前，你们还以为自己做了好事。你们所献的血便成了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这只是一个方面，很小的一个例子罢了，大到买彩票、考大学、考公务员、招工等等，所有的表面上的公正都是可以暗箱操作的。你几时见过带队老师亲自捐过血的？你们因为年轻，正如当年的我们，以为凭自己的努力可以进入他们的圈子，成为特权阶级的一分子，这是非常困难的。绝对的困难！但是你可以衣食无忧，假如足够努力和走运。这个社会的权力是父传子，子传孙。统治我们父亲的那辈的后代依然还统治着我们，将来还会统治我们的孩子。所以你在报纸上永远看不到某某省长的父亲是谁，他的孩子是谁？干什么的？原因很简单，你们知道了，可能会作出一些不利于稳定的事情。这就是为什么要稳定的原因了。当然，你一定要稳定，绝不能过激，我的本意只是要你知道而已。不是要你毁了自己。
　　
　　有些腐败只能等你工作后，你通过自己的眼睛才能看得见，别人讲你是不会相信的。而我也不需要你相信，你只要接受这种现实就可以了。
　　
　　这样的腔调或许深深的伤害了你感情，因为你是一个年轻的党员，一个意气风发的青年，一个有革命斗志的有理想的青年。请原谅我的粗暴。也许你会觉得这个国家总会有正直的官员。或许吧，但是89年以后应该就没有了。在中国这样的一个染缸里，最廉洁的官员也至少公款吃喝过。事实上，只要不出事，个个都清廉。
　　
　　千万别相信央视的任何新闻，假如他说是极少数人云云，那你就要明白这是大多数人的意愿，假如他说全国人民都怎样，那就是领导想怎样，假如他说美国的人权很糟糕，那美国就应该是我们追求的地方，假如他说朝鲜是伟大的社会，那么我们可以预见那里是地狱，一定要有反向思维能力。当然，最好的方式就是像老师我一样，不看国内电视新闻和报纸，（专业类的例外）。
　　
　　至于国内的政治学教授的言论，建议最好拿来擦屁股。那些都是一些圈养的狗，没有人格只有狗格，但是不要冲撞他们，见面还是要尊称教授，但是要明白这只是对狗的礼貌，上次见到崇德老先生，我还是尊敬地问好。
　　
　　 对于一些丑陋的人一定不要吝啬你的鄙视和恶毒的笑，这是我对你的建议。
　　（四）关于和人的交往，中国的历史或许漫长而久远，也许在文化上的确像某些学者宣称的那样博大精深，或许。但是与每一个中国人交往实在是一门高深的学问，君不见地摊上有多少书是讲处事哲学的。为什么中国人这么重视学习和人相处之道呢？其实，这从一个侧面说明了中国人的可怕。假如每个人都很善良，完全没有必要学习什么厚黑学、老狐狸经等书籍的。一个国家的人都在讲怎么做人，你应该可以猜想得到和同胞相处的难度，中国人人性的阴暗。那怎么和周围的人怎么难相处呢？说到底还是一个文化的问题，我对所谓的博大精深的文化是有所怀疑的，除了中国人骨子里都有一种崇拜权利的欲望外，还有的就是欺善怕恶的奴性以及彻底的自私自利。中国的被阉割的人历代都太多了，久而久之，人的精神也被阉割了。偌大一个中国你很少能见到人格健全的知识分子。
　　
　　某种意义上，他人就是地狱。每一个同胞都可能是你最大灾难，他们为了自己的利益，是不惜牺牲别人的，不惜把黑的说成白的，把丑的说成美的。这一点上，我们的同胞从来就没有犹豫过！很多时候，你有出息的时候，从后面插刀子的往往就是你身边可信赖的人；你很倒霉的时候，首先讥笑的你也往往是你身边的人。人与人的冷漠是藏在每一次亲切的问候后面的，人与人的恶毒往往就在欢声笑语之中，你根本不知道谁是可以信任的，老师的建议就是谁都不要相信。请参见前文告诫二。中国人聪明，但是也是最狡诈的种群，我们国家的落后并不是因为人种太蠢而造成，原因恰恰相反，这是老师我的伟大研究成果。
　　
　　你的灾难全部都是身边的人造成的，他们可能是你的同学、朋友、辅导员、车间主任、教导主任、科长、甚至是路边的小贩。这些人都有完美的面具，中国别的世界之最我不清楚，但是面具之多肯定世界第一，除了不懂事的孩子和精神病患者，成年人的世界就是一个面具的世界。每个人至少有一个面具保护自己，所谓人精还有数十个面具。你永远都不会知道面具下的人到底在想什么。所以有些外国的心理学家往往在研究中国人的时候，怀疑中国人是不是集体患有多重性格分裂。这就是他们对中国博大精深文化的不了解了。但是你，一个生活在中国的挣扎求存的人必须比专家更了解中国人这一心理，因为这里绝对没有温情，只有你比他更狡诈，才能生存。但是这样的话绝对不要说出来，在人前，你还是要强度自己是一个尊重传统道德的人，但是又是开明的愿意接受新思想新思维的人，要让人觉得你宽容，无私，没有威胁。这样你第一个面具就很成功了。
　　
　　也许上进的你这时候就问，既然你说中国人这样的差，你不是中国人吗？？你干吗还在中国呆着，去洋人那里啊？我的回答是，你以为我不想啊。老师我也是中国人，但是老师我的面具是钻石级的，基本上已经炉火纯青，登峰造极了。一般狡诈的人根本近不了我的身，唯一可以伤害我的是一个女人，但是她一年前就已经嫁出去了，现在我的心绝对不会受伤了。
　　
　　不管在哪里，只要有三个中国人的地方，必定就会形成派别，小团体。另外必然是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必有人产生一种先害之而后快的冲动，这是我们中国人的一种本能。你的世界虽然小，但这样的事却很多。所以中国人个个身经百战，与人斗、与天斗都是其乐无穷的啊。要认识面具，就必须要向大师我学习反向思维（逆向式思维法）。一般来说，有人告诉你他多么热爱某个组织，其实就是他很想得到权利和权力背后的利益。比如一个有人说我这次竞选什么什么长的，我很想为大家服务。那么，他的潜台词就是做某某长好处很多啊，我也想碰碰运气。假如某个官员大骂某些博士去做官是不对的，那就是说明他自己不是博士。其实这个方法和老师我前文所述的对央视新闻的反向思考是一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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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在我们的社会里生活究竟有多少痛苦是我们觉得无法忍受的，这已经不是一个问题了。我们的问题是怎样忍受。但是有一点，即使是我们不得不忍受，但也必须明白某些东西的本质。
　　
　　在我们这个号称五千年古老文明的国度里，那么多东西看起来天经地义，那么多东西看起来道貌岸然，那么多东西俨然是绝对的真理，无数的跳梁小丑用人民的名义给自己戴上伟人的称号，无数的**者用人民的鲜血染成自己的旗帜。一切都是那么正经，那么合理。其实，很多我们习以为常的东西实际上就是一堆屎，而且是很臭的屎！一切道德面具下掩盖的其实不过是一堆臭不可闻的屎。这是中国社会的常态。
　　
　　比如，户籍制度，想当年多少人为了一个城镇户口付出金钱、身体。比如收容制度，以及劳动教养制度，一个没有宪法授权的制度居然可以推行几十年，而且还将继续下去，这是中国官僚阶级对人类极权历史的一个伟大的创举啊。比如各大行业的垄断制度问题等等，这些制度都有着无法反驳的理由，为了社会稳定啦，为了长治久安啦，为了人民的利益等等。但是，拨开了面纱，其实就是一堆屎，只不过是特权阶级的权利寻租或者压制人民的工具罢了。人民，多少罪恶借你的名义而生啊。
　　
　　这是一个很有代表性的例子。孩子们你们可以联想一下其他类似的情况。很多我们习以为常的东西其实是很荒谬的。说穿了，就是皇帝的新装罢了。恐怖主义再厉害始终无法抵挡时代前进的滚滚车轮，君不见那些残暴者哪个不是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架上，谁又真正的千秋万代了？
　　
　　
　　
　　(六) 请上网找一找中国高干子弟的名单，看看他们的社会地位和财富，再数一数自己兜里的那几个钱，你就会明白谁才是这个国家真正的主人。这些人无时无刻地影响着我们的社会。假如你只是看见了高官的职务，而看不见他们是什么人，他的老子是谁，那你就太幼稚了。你们应该从这些名单中得到一些启发。中国社会财富的延续是有规律可循的，只要认真地去研究，你就可以得出以下的几点规律：
　　
　　 一、财富、官位可以父传子、子传孙。老子做官，儿子和孙子都可以做官；
　　
　　 二、钱权可以互换，做官的孩子往往都发大财或者富有的人可以做大官；
　　
　　 三、当代中国唯一可以改变社会地位的只有三种途径：婚姻、钱权互换和读书。
　　
　　有些事情是不能公开说出来，也不允许你在公开场合说出来，这就是我们伟大祖国的民主和自由所决定的。尽管我不能说，但是你可以自己去理解。
　　
　　不说这些了。说一下你应该有的生活态度，在我们的社会里，不公平的事情比公平的事情多，就像廖冰兄老人前段时间说的：“我不想再画漫画了，因为现实生活比漫画更加讽刺”。在这个荒谬绝伦的社会里，没有绝对的公平，只有绝对的不公平。所以当你面对不公正的事情的时候，你一定要坚强，告诉自己这个鸟社会就是这样的了，想不让活下去，我偏要活得好好的。
　　
　　面对不危及到生死存亡的压迫和侮辱要一定学会暂时忍耐。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不要轻言放弃，因为放弃有时候比坚持付出的代价更大。
　　
　　但是老师我并不主张只是一味的忍耐和退却，应该消极防御。消极防御的方式就是找点事情给自己做，沉迷于某项活动，让爱好或者沉迷来**自己痛苦的灵魂。鲁迅先生曾经花了十年时间来抄古碑也可能就是为了化解自己的郁闷吧。很多搞人文科学的学者都去搞古代史之类的一些很专业的研究，未必就真的是喜欢，只是思想太过压抑。大凡思想禁锢的时代，人们就喜欢复古，历史上乾嘉学派兴盛的时候就是文字狱最厉害的时候，前段时间有人提出要读经，不知道是不是这样的一种启示，我不敢妄自猜测。这样做，也是有好处的，至少能让自己的心灵平静，能在自我的空间里让饱受侮辱的灵魂得到片刻的休憩。这就好像是**药一样，能让你暂时不再痛苦，但是**药终于有一天会醒来。
　　
　　另一种方式就是积极的反抗，即是用自己力所能及的方式来报复对你施暴的人。尽管你没有枪，没有办法不让别人代表你，但是这绝对不意味着你就一点力量没有。如果说精英特权阶级有质量优势的话，那么我们被压迫和被侮辱者有数量优势。只要策略得当，不可小觑这样海量的数量。一滴水的破坏力量很有限，但是海量的水呢，在狂风暴雨的推动下，是不是会让任何腐朽的东西战栗呢？
　　
　　假如你总是被老板克扣工资，总是被迫干超出你工资本身很多的事情，你可以用诋毁公司声誉，破坏公司形象的方式报复老板的恶毒。因为就算公司倒闭你本身的损失不大，老板远比你大。
　　
　　领导大鱼大肉，花公款玩乐，你却没有份，那你也可以浪费一些公家的东西，哪怕是多用一些空调、一些纸张、一些打印墨盒，甚至是多用一些水，只要能浪费的绝对不要节约。虽然你浪费的是国家的，但是海量的浪费必将影响社会财政的稳定，间接影响特权阶级的统治。
　　
　　只要是受到很严重的不公平的待遇，比如被一个或者一群无德无才的领导者领导，什么累的活都是你做的，什么好处都是他们的，面对这样惨淡的局面，你首先要检讨自己为什么进不了他们的圈子，如果确定的确不是自己的错，你已经按照潜规则作了自己该做的事情了，那么你可以用消极怠工的办法，这其实一点都不新鲜，早期的工人都是这么做的，比如破坏工具啊，破坏机器啊，能多懒惰就多懒惰，只有这样，你的心里才能平衡一点。
　　
　　假如你不幸成为弱势人群，每天顶着烈日在街上游走，当你身边开过一辆一辆趾高气扬的宝马车时，你就吐一口痰到车上，当然只能在车尾座刚经过的时候吐，否则就很麻烦；走过富人安静优美的小区时就制造噪音，乱扔垃圾。只要能破坏权贵者的所谓优越的事情都可以做，这就是穷人的道德。方式方法还有很多，要自己努力思考，只要他压迫过你，你就有权反抗。你活得不开心，也不要使那些让你不开心的人开心。永远不要象那个“惟有以死来感谢法制报”的农民那么蠢。老师我的观点是，就算是死也要咬掉敌人的一个小指头。
　　
　　既然你被老板剥削，那么你应该更加懒惰才是硬道理，当然你可以对一些莫名其妙的劳动工具的损坏不负责的。你创造的越多，你被剥削得越多。记得有人说过，人生来就有反抗**的权利。
　　
　　假如你是农民，你尽可以在自己能力范围之内破坏这种等级制度；假如你是苦命的老师，你记得教给学生一种正义的力量，使某些奴化的观点在瞬间崩溃。我们都在织专制主义的尸布。
　　
　　对任何形式的宣传都不要相信，并且不遗余力的教育身边的人不要相信。这样能瓦解某种权威。不要小看这样的行动，他的力量比军队更加强大。不要告诉当权者他们是多么腐败，也不要上书企图去改进他们的统治，我们只要默默做好自己应该做的事情就好了。社会压抑到一定的时候，自然就会爆发。这你不需要担心。
　　
　　你只要尽可能的浪费公共资源，能贪污就贪污，能腐败就腐败就好了。但是，有一个原则，不要伤及无辜。假如社会伤害了你，你有权利报复她。
　　
　　 既然整个社会都是冷漠、到处都是系统性的剥削，你做什么其实都是正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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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的生存个人的发展
刘军宁    发表于2007年12月03日 14:18 阅读(53) 评论(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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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十年来，人权学说的发展出现了新的内容。这就是所谓生存权与发展权的提出。熟悉十八世纪古典自由主义人权思想的人都知道，在人权运动发韧之初直至前不久，人们公认的普遍人权的基础一直是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权（亦被表述为私有财产权）。今天，一些第三世界国家试图以生存权和发展权来代替上述三项基本人权，要么不接受普遍人权，要么把生存权和发展放在普遍人权之上，似乎过去的以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权为基石的普遍人权与生存权、发展权格格不入。不过，在我看来，对生存权与发展权有两条解释的线索。一条是国家主义的解释，一条是个人主义的解释。生存权和发展权之间的关系，若按国家主义的解释，两者间便是根本对立的；若按个人主义的解释，则两者间是完全一致的。

国家主义把生存权和发展权解释成一种集体的权利，这种集体的权利不属于每一个具体的个人，而是属于国家和政府并最终归结为统治者的权利。不仅如此，一切人权，首先是属于国家的集权，属于个体的个人权利只能居从属的地位。国家、社会的需要与义务优先于个人的自由；社会与国家也不仅仅是个人的简单集合，社会与国家的需要理所当然地优先于个人的权利和自由，因此与其说要弘扬普遍的个人权利，不如弘扬属于国家和政府的集体权利。按照国家主义的解读，包括生存权和发展权在内的人权不过是一国的统治者按照自己的意志任意地对本国人民实行统治的权利、是统治者独占所有资源去排他性地支配财富的权利。所谓的人权内政论正是从这一观点中引伸出来的。根据人权内政论，利用人权问题去达到强迫别国接受其意识形态的政治目的，这已经不是什么人权问题，而是干涉别国内政的强权政治的表现。

按照个人主义的解释，生存权是每个人所享有的维持自己生命的权利，发展权是每个人为实现生命的意义而享有的自由发展、自我实现的权利。这样的权利不仅只属于个人，不属于国家，而且不受国家的侵犯。按照这种解释，生存权与十八世纪以来的普遍人权并不矛盾。生存权的本质是生命权，是一项专属于人的权利，它把人的生存方式与动物生存方式区分开来。一个贫穷人家的孩子所享受的物质条件很可能不及一个富裕人家的宠物。但是人与动物在生存方式上的根本差异完全没有因此而消失。一个人可能饥肠辘辘，但却仍然应该享有只有人才有的自由和尊严。一只宠物可能脑满肠肥，但毫无自由和尊严可言。生存权和生命权的实质，绝不是仅仅让人吃饱穿暖，而是让人享有自由和尊严。否则人权与猪权之间便没有界限。

经济落后、国情特殊都不能构成不尊重人权的理由。在普遍人权被剥夺的情形下，不可能有抽象地、孤立地存在的生存权，除非把它们理解为统治者专有的权利。一个人在经济自由和财产权被剥夺或受到极大限制的条件下，他有可能通过自己的创造性的劳动来改进自己的生活条件吗？一个人的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和信仰自由在形同虚设的情形下，他能像一个人那样尊严地活着吗？在没有对普遍人权的充分尊重的条件下，国家的发展，是政府、主管经济的官员和具有经济学家的身份的计划者们的事情，而不是人民自己的事情。

除非政府能完全代替人民去实现发展，否则，发展就需要通过人民自己的努力来实现，也就必须赋予民众以最充分的权利。人权的历史表明，在人权越受到践踏的地方，发展就越渺不可及。没有自由和权利就没有发展。人权不仅与发展的主题完全相容，而且是实现发展的前提条件。当然，没有发展，人权缺少充分的物质基础；没有发展，人权更难以成为普遍的权利。因此全面的发展须使所有的人受益，因而也有助于人权的全面扩展。

人权并不是仅仅让个人获得对抗国家的权利。人权的性质，并不像一些人理解的那样，是为了与国家和政府过不去，是为了在民众与政府之间挑起冲突，引起骚乱。正相反，人权的实现并不必然以对抗国家为前提，不仅仅要求国家合作，而同时也要求国家积极配合，主动采取行动充分保障人权。在个人与国家完全对立的地方，人权是不可能得到尊重的。因此，普遍人权的目的不是为了对抗国家，而是赋予了国家更积极的道德使命，使得国家的目的、职能和手段更为合理、正当。

对生命权和发展权的个人主义解释得到了经验事实的验证。近20年的中国历史表明，中国人的生存状况有所改进、发展水平有所提高，正是个人逐步开始获得在前30年专属于国家的生存权和发展权。有目共睹的是，中国的发展与人权的扩展成正比，与人权的萎缩成反比。不是人权导致了不安定，妨碍了发展，而是对人权的践踏造成了不安定，阻碍了发展。不是发展之后才有人权，而是有了人权之后才更有发展。发展权论者主张国家的经济发展优先于人权，尤其是优先于公民的政治权利。发展权论给人留下这种主张仅强调经济权利的印象。若一方面强调发展权，另一方面又不承认私有财产权的神圣不可侵犯，同时又对公民的经济自由加以严厉的限制。这样的发展权肯定不是属于公民个人的发展权，因而也算不上是一种人权。

发展不仅需要经济权利，而且没有理由排斥政治权利。一个社会有什么理由声称为了经济发展必须剥夺或者践踏公民的政治权利呢？没有政治权利的经济权利能持久吗？对人权的全面尊重不应是手段，而应是目的本身。即便如此，若是真的强调生存权和发展权的优先性，当然要尊重每个公民的财产权、经济自由和充分自由的市场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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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歧视：有知和无知之间的信念选择
——从乙肝病毒携带者受教育歧视切入
沈  岿*

一、引言

    中国号称是“乙肝大国”，其根据在于，世界卫生组织调查显示，中国的乙肝病毒携带者（以下简称“携带者”）已达1.2亿。[1]这就意味着，几乎每10个中国人之中有1个是携带者。而在全球范围内共有3.5亿～4亿携带者，中国就占据了其中1/3。[2]假如乙肝病毒真像某些人所想的那样、在一般的生活接触中就容易传染的话，那么，如此庞大的一个群体，无疑早就会成为引爆世界末日的巨雷。迄今为止，人类世界尚在，“日常接触即传染”的想像，明眼看上去就是一种妄想。这样浅显的道理，普通人都能明白，自无需再唠舌。
    但是，即使如此，在中国，仍然存在着对携带者的普遍歧视，尤其是在对携带者生存和发展而言至关重要的受教育和就业领域。为什么？！常言道，“公理自在人心”。可上述一点即透的公理，却好像并不在多数人的心中。否则，似乎不应该有普遍的歧视，不应该有所谓的“谈肝色变”这一新词了。[3]难道真地像许多人所分析的那样，科学认知的缺失，是造成歧视携带者的根本原因？[4]换言之，因为公理未经广泛传播，才会有如此普及的歧视？果真如此的话，解决歧视的手段和方法看起来就简单得很了：加强科普宣传，尽快让公理在人心中建立，不就可以使歧视自然消除了吗？
    问题并没有这么简单。2003年轰动全国、引起世人瞩目的两起公务员招录过程中的乙肝歧视案件——“周一超杀人案”和“张先著乙肝歧视行政诉讼第一案”，[5]距今已有5年的时间。伴随着这两起案件，伴随着后续更多的对携带者构成歧视的案件，伴随着政府、非政府组织和个人在反对乙肝歧视方面的新举措或举动，新闻媒体都在始终如一地大力宣传关于乙肝病毒的科学知识。[6]当然，由于媒体覆盖受众的范围、媒体受众的关注点和接受程度等因素的局限，此起彼伏的报道并不一定能够达到给公众“扫盲”、确立正确乙肝认知的成效。但是，在5年的时间里，在媒体主流声音的持续影响之下，很难说一点科普的效果都没有。为什么携带者所受的歧视，未见明显好转呢？
    笔者曾经就自己所作的研究及目的，同笔者的母亲（一位年逾六十、具有高等教育背景的知识女性）进行了一次对话。在对话过程中，笔者详细叙述了当前医学界关于乙肝病毒传播主要途径的判断以及一般接触不会传染乙肝病毒的判断。母亲在对这些都表示理解之后，仍然说了一句“还是小心一点好！”这看似普通、平凡的交流，却在社会个案调查的意义上，让笔者恍如醍醐灌顶般地想到一个问题：“有知是否就能消除乙肝歧视了呢？”进一步，又有更多的问题：“我们在什么意义上是有知的，在什么意义上是无知的？造成乙肝歧视的，究竟是因为有知、无知还是其它？针对造成乙肝歧视的真正原因，制度当如何设计，才能收到反歧视之效果？”
    这些问题是促使本文写作的真正动力所在。为了解答自己内心的疑惑，本文将首先描述一种现象，即携带者的受歧视被普遍认为是公众缺乏科学认知所致，笔者所主持的一项乙肝认知调查，似乎也支持这种判断。不过，本文在第三部分，将以研究中发现的耐人寻味之现象为着眼点来阐明，错误认识意义上的“无知”并不是歧视存在的主要原因，“因受限的有知而产生的风险恐惧或疑虑”才是症结所在。接着，本文的第四部分将以此认识为基础，尝试着从知识论、经济论的视角去理解普通人和教育机构（包括托儿所、幼儿园、大中小学以及有权招生的科研机构）的歧视立场。最后，本文以为，受教育领域反乙肝歧视的制度设计，实际上是在风险与权益的评估、衡量之后，确立一种对携带者充分尊重的信念，并以尽可能周全的安排，消除公众的恐惧或疑虑，为携带者提供相对公平的受教育机会和环境。[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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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无知”被指罪魁祸首

自2003年周一超案、张先著案让携带者的生存状况引起国人关注以来，携带者在受教育领域中遭遇的歧视，就一直未曾间断地见诸报端。零散的报道若汇总在一起，令人触目惊心。[8]咤舌之余，不免会产生百般思绪。其中，自然会有一种疑问：在媒体持续高扬反乙肝歧视的旗帜的形势下，为何歧视总是屡犯不止？一种已经被广为接受的观点认为：“社会公众缺乏对乙肝病毒携带者的科学认识”、 “缺乏科学的认知，产生盲目恐慌和社会偏见”、“国人对乙肝知识的了解可怜得很”，是造成普遍歧视的主要原因或根源。[9]概而言之，无知是乙肝歧视的罪魁祸首。为从简起见，本文姑且将此观点冠名为“乙肝歧视原因无知论”（以下简称“乙肝无知论”）。那么，国人的无知程度究竟是怎样的呢？
    首先，为理解和评判国人普遍的乙肝知识状况，需要有一套可资对照的、可作为评判标准的知识体系。由于乙肝知识体系是非常复杂而又极具专业性的，而一般认为，国人对乙肝病毒传播途径的错误认知是乙肝歧视的主因，所以，这里仅就乙肝病毒传播途径问题，提供医学上的知识。中华医学会肝病学分会、中华医学会感染病学分会2005年发布《慢性乙型肝炎防治指南》，其中指出“HBV主要经血和血制品、母婴、破损的皮肤和粘膜及性接触传播。围生（产）期传播是母婴传播的主要方式，多为在分娩时接触HBV阳性母亲的血液和体液传播。经皮肤粘膜传播主要发生于使用未经严格消毒的医疗器械、注射器、侵入性诊疗操作和手术，以及静脉内滥用毒品等。其他如修足、纹身、扎耳环孔、医务人员工作中的意外暴露、共用剃须刀和牙刷等也可传播。与HBV阳性者性接触，特别是有多个性伴侣者，其感染HBV 的危险性明显增高。……日常工作或生活接触，如同一办公室工作（包括共用计算机等办公用品）、握手、拥抱、同住一宿舍、同一餐厅用餐和共用厕所等无血液暴露的接触，一般不会传染HBV。经吸血昆虫（蚊、臭虫等）传播未被证实。”[10]
    也有医学专家根据近年来医学研究成果，撰文总结了乙肝病毒传染的途径。一是医源性传播：即医务人员传给病人，病人传给医务人员，病人传给病人。主要通过输血及血液制品，或被患者的血液、体液污染的医疗器械及其它物品等（除医院使用外还有通过医院外的静脉注射、纹身、针刺、放血疗法、割礼或针灸），使HBV经皮肤或黏膜进入人体而感染。二是母婴传播：传播途径有宫内感染、分娩期感染及产后感染。三是性接触传播。四是日常生活接触传播：尤其在幼儿期、儿童期多见，包括共用浴巾、分食口香糖或糖果、共用牙具等。五是父婴传播：主要是通过生殖细胞传播。[11]不过，这里关于日常生活接触容易使乙肝病毒在幼儿、儿童中传播的结论，并不能推广适用于成年人，因为乙肝病毒在成年人中间的横向传播较少，成年人多数体内都有相应的抗体。[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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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肝病毒传播途径和方式的医学知识既明，再比照国人在这个问题上的认知，就可对国人的知识状况进行评价了。在笔者主持的一个关于“乙肝病毒携带者在教育领域的受歧视状况”的问卷调查中，[13]专门列出一项是被调查者对乙肝病毒传染方式的认识。结果显示：认为乙肝病毒可通过血液传染的占80.81%，通过母婴传染的占62.58%，通过无安全套的性交行为传染的占39.25%，通过呼吸道和消化道传染的占39.05%，通过握手等肌肤接触传染的占6.65%，通过共同进餐传染的占48.51%，通过公用办公设备传染的占9.26%，通过蚊虫叮咬传染的占39.34%，通过公用卫生洁具传染的占40.79%。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认为通过共同进餐传染、通过呼吸道和消化道传染、通过蚊虫叮咬传染、通过公用卫生洁具传染的，都占据了40％左右的比例。
    另外，中华医学会2005年发布《中国乙肝患者认知现状研究报告》，其中提到的五大关键发现之一是“乙肝患者缺乏乙肝的疾病知识”，“约50％的患者认为‘共同进餐’及其它唾液传播方式会传染乙肝。……很多患者认为一起吃饭、工作、握手等都会造成乙肝病毒的传播。”[14]一方面，这份研究报告的统计数据与笔者主持的调研结果相当接近，可以相互支持来证明国人对乙肝传播的知识状况。另一方面，更为重要的是，中华医学会的被调查者皆为乙肝患者，是与乙肝病毒具有更大利害相关性的一个群体。他们的认知水平居然与国人的平均认知水平相当接近。[15]
    “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16]从这一知行观出发，合乎逻辑的推理是：既然公众对乙肝知识尤其是对乙肝传播途径的认知，与权威的医学研究结论有如此巨大的错位，且有相当部分人群认为与携带者的普通接触就会形成病毒传播，所以，在这种“无知”状况基础上形成对携带者的普遍歧视态度和行为，也就是自然的了。据此，“乙肝无知论”当然是成立的。

三、是“无知”还是“受限的有知及风险恐惧”

    但是，“乙肝无知论”并不是绝对的。调查和研究中至少发现两例现象，值得从中挖掘其背后深藏的意义。
其一，对携带者的教育歧视发生在医药卫生类学校！2004年，山东省医药工业学校劝退了58名携带者新生。学校称，学校毕业的学生绝大多数将直接接触药品，为消费者负责，这部分学生不适合从事此类工作。而山东省齐鲁医院的专家对此的评价是“学生感染病毒，而不是肝炎发作的话，是不应该对他们拒之门外的。这样做与学校管理人员对乙肝病毒的认识不足有关系。”[17]但是，如果说普通公众“隔行如隔山”，确有可能无法完全掌握乙肝知识，那么，一所以传授医药知识为本业的学校，恐怕就不能以自己下属的工作人员认识不足为遮羞布了吧？
    医药卫生类学校限制招收携带者的不只此一例。据非政府组织“公民健康状况与受教育权工作组”、“北京爱知行研究所”、“北京益仁平中心”于2007年4月共同制作的《中国公民健康状况与受教育权2006年年度报告》的不完全列举，有27所医药卫生类学校在其招生章程中对携带者明确表示不予录取，或者建议学生不要报考或慎重报考。例如，《北京大学医学部招生体检要求》规定：“一、以下情况不予录取：消化系统疾病：各类传染性肝炎活动期，乙肝病毒及表面抗原携带。”《哈尔滨医科大学普通高等教育招生章程》第12条：“（四）建议肝功能异常或乙肝表面抗原阳性者不要填报我校各专业，否则会影响录取。”《天津医科大学2006年招生章程》：“鉴于医学类专业培养要求和就业特点，建议残疾考生、澳抗阳性者慎报。”[18]
    其二，一项针对杭州市2003～2006届医学和非医学类大学生（共计100人，医学类占18％，非医学类占82％）的调查揭示，“医学生和非医学生对乙肝病人和病毒携带者的亲近程度相差不多，但一些医学生更加鲜明地把乙肝病人和病毒携带者划为与正常人不同的一类。”[19]调查本身并未涉及医学生和非医学生对乙肝的认知差距究竟如何，或许医学生并不见得就一定比非医学生更了解乙肝。但是，从一般性的角度出发，这个结论也似乎透露出歧视的根源不完全在于上述意义上的“无知”。
仅此两例，就足以引发诸般疑惑：歧视源头真地是在“乙肝无知论”所说的那种无知吗？如果是，那么，为什么像医学校、医学生这样被假定是对乙肝更具科学认知的群体，也有对携带者的歧视呢？如果不是，那真正的原因是什么呢？
    在日常生活中，“无知”通常有两种意义。一是完全不知道、根本不具备既有的知识。“你连地球都不知道！真是无知！”就是在这种意义上说的（姑且称其为“A无知”）。二是一知半解、但有知识上的错误。“噢，你原来是知道地球的。可你怎么会认为地球是方的呢！真是无知！”则是在第二种意义上的言说（姑且称其为“B无知”）。当然，假如对乙肝是完全的“A无知”，不知道它是一种病毒，不知道它是一种传染病毒，那么，很有可能“无知者无畏”，就不会对携带者存有任何歧视了。所以，“乙肝无知论”所指责的公众无知，应该是在那种知道乙肝病毒传染性基础上对乙肝有不少误解的知识状态，是在“B无知”意义上的，这从上面对该论的介绍可以窥知。
    然而，“乙肝无知论”毕竟是在拿经过调查获得的普通国人认知水平与医学知识进行比照后得出结论的，它忽视了医学知识本身的有限性。这种有限性涉及到“无知”的第三种意义，即并未形成确定的、可靠的知识。“不知道宇宙怎么形成的！”就是这一意义上的无知（姑且称其为“C无知”）。这种无知与前两类无知的差别在于：前两类无知都预设了存在一种比较确定的、可靠的知识，“无知者”或者根本不具备这个知识或者只是一知半解而有错误；而“C无知”则是超出了人类既有知识之外的，是人类作为一个整体的“无知”。
与乙肝歧视可能存在密切关联的，恰恰是人类在治愈乙肝方面的“C无知”状态。医学界一直在努力寻找治疗乙肝的有效方法和技术，但是，医学研究表明：抗病毒治疗的药物显示了一定的免疫增强和免疫重建作用，但其确切疗效和潜在副作用仍须进一步研究；护肝治疗没有重大突破，在肝炎活动期和症状明显期，目前的主要方法效果仍然是有限的；慢性乙肝患者有一定的比例转化为肝硬化或肝癌，慢性乙肝患者死亡率为普通人群的4～5倍。[20]这种“C无知”状态，在普通公众中就会形成一种“有知”，即“乙肝难治”的知识。尽管不是所有的乙肝病毒携带者都处于肝病发作期，当前1.2亿携带者只有3000万已发病，[21]但是，一种本能的避害心理和对乙肝病毒的恐惧心理，想必会在绝大多数有着“乙肝难治”知识的人群中扎根——尽量不要被感染上乙肝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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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说，医学上可以确定无疑地排除日常生活接触传染乙肝病毒的可能性，可以确定无疑地把乙肝传播途径限于血液传播、母婴传播和性传播，那么，这种避害与恐惧心理也不至于放大到对携带者的歧视。毕竟，只要对这些已知的而又有限的途径保持足够的警惕，就可以满足避害心理了。然而，也有国外的相关研究表明，日常接触传染的可能性并不是完全没有。例如，Martinson等1994年在加纳农村地区的调查显示，绝大多数婴幼儿HBV感染是日常生活接触导致的，危险行为有共用浴巾、牙具和分食糖果等。Degertekin等的报告揭示，水平传播是土耳其7~11岁小学生感染乙肝的重要原因。Duk-Hee Lee等报告，韩国某岛屿省份经常外出就餐的人群HBsAg血清阳性率明显高于对照人群，认为饮食行为可能与乙肝传播有关。[22]在国内，上文提及的《慢性乙型肝炎防治指南》，在措辞中也是较为谨慎地指出“无血液暴露的接触，一般不会传染HBV”。[23]这就意味着：其一，有血液暴露的接触，就可能导致传染；其二，即便无血液暴露的接触，也不见得就一定不会传染。因此，在“日常生活接触是否会形成乙肝病毒传播”的问题上，就形成了一个“可能会”的答案。或许，这个可能性并不是很大。但是，由于对“乙肝难治”形成了比较确切的“有知”，因此，哪怕是存在很小的接触传染概率，多数普通民众都可能会出于恐惧或疑虑，而倾向于选择躲避携带者。[24]这也可以被认为是当今世界普遍存在的“风险恐惧”之一种。[25]
    综上，人类在治愈乙肝方面的“C无知”状态，根本上造就了一种对感染上乙肝病毒的风险恐惧。[26]这种恐惧因素无论是与对乙肝传播途径的“B无知”状态（错误认识，并夸大传播途径）结合，还是与对乙肝传播途径的“有知”状态（基本正确的知识，且认识到日常接触传播的可能性不大但存在可能性）结合，都会对携带者产生或大或小的接触恐惧或疑虑。因此，与“乙肝无知论”将矛头直指“B无知”状态不同，笔者认为，乙肝歧视的根源在于知识的局限性以及由此局限性滋生出来的恐惧或疑虑。人类作为一个整体当前在乙肝治愈上的“C无知”，以及个体的人对乙肝（尤其是传播途径）的“B无知”，都属于这类“受限的有知”，都会产生甚至放大风险恐惧。

四、歧视立场的知识论、经济论解读

    因受限的有知而造成风险恐惧，进而导致歧视立场，还可以进一步得到知识论和经济论的解读。首先，知识是一种信念，而且是一种共同体的信念，是个人信念得到知识共同体的普遍公认后形成的。[27]近现代以来，曾经被认为属于最可靠真理的科学知识，也只是一段时期内科学共同体普遍承认的科学成就，是作为一种信念存在的科学“范式”。[28]而在科学共同体或专业共同体之外的普通人，是通过相信意见大体一致的专家群体来获取知识的。“相关的专家之间无人说话即被认为是一致了，而这种一致会使我们放心，让我们将新的真理纳入我们的知识体系。然而，争议引起了我们对真理论断的怀疑。这意味着我们不遵从单个专家，而是遵从专家自行组建的群体。” [29]信念为行动提供根据。在科学的或专业的共同体形成普遍共识的情况下，一般公众也就会接受和相信这种共识，并以此为基础产生一致的行动取向。相反，当科学的或专业的共同体出现分歧后，在公众中间就很难形成一致的知识即信念，更遑论一致的行动取向了。当然，持有强烈的宗教或道德信念的公众，并不见得会接受和相信科学的或专业的普遍共识，这另当别论。
    在乙肝歧视问题上，近年来的多数媒体报道几乎一边倒地引用医学专家的论断，力图改变人们关于日常生活接触容易传染乙肝的错误认识。然而，正式发布的权威医学意见，无论是中华医学会肝病学分会、感染病学分会的《慢性乙型肝炎防治指南》，还是一些医学杂志上发表的专业论文，都未指天发誓般地断言日常接触绝对不会传染乙肝。或许，就这一点而言，医学界并不存在任何知识上的分歧。多数媒体报道也没有完全抹杀日常接触传染的可能性，只是反复强调这种可能性的微小。不过，恰恰是“日常生活接触不易传染乙肝，但可能性不是没有”的专业共识，造成了普通人和专门接受过医学知识的人都或多或少地相信：与携带者的接触是存在风险的，不管这个风险有多低。
    其次，或许有人会指出，日常生活接触导致乙肝传染的可能性也得具体看待，并不能笼统地、简单地以“日常生活接触”这种并不科学的用语来谈论这种可能性。日常生活的接触有各种各样的方式，有些方式是容易传染的，如共用剃须刀、牙刷、毛巾等，有些方式就不会传染，如握手、拥抱、住同一宿舍、共同用餐和共用厕所等。如果我们注意到这些不同，防堵可能的日常接触传播，也能很好地同携带者一起生活、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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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这种主张也有可商榷的余地。一方面，从知识论的角度看，在有些接触方式是否可能传染乙肝病毒以及可能性多大的问题上，医学界也并未形成一致的、没有争议的共识。如《慢性乙型肝炎防治指南》指出，“同一餐厅用餐，一般不会传染HBV”，但对韩国某岛屿的研究却似乎在揭示，经常外出用餐的人感染的可能性更高。[30]如前所述，科学或专业共同体内部产生争议，就不容易形成广为接受的知识，就容易在普通人中间造成疑虑。另一方面，从经济论的角度看，上述主张的实际应用会带来交往成本的提高。当一个非携带者与携带者交往甚至经常接触的时候，谨慎的非携带者和善意的携带者，都会努力去注意哪些方式是易传染的，哪些方式又是不会传染的，对易传染的方式就得采取一定的防范措施。这种搜集信息的成本，[31]以及防范成本，自然要比非携带者之间的交往要高。按经济人的假设，选择在一个由非携带者组成的群体中生活和工作，是合乎“理性的”。
    再者，教育机构在对待是否录取携带者或允许携带者在本机构内接受教育的问题上，也存在着一旦持肯定、积极的态度，就会面临道德困境的挑战，甚至在某些更多依赖市场的教育机构那里，会遭遇收益减少的后果。一方面，道德困境在于：因为日常生活接触不能完全排除乙肝传染的可能性，而国人的交往传统又不是那么强调“私人”用品和食品的“独享性”，所以，让非携带者有比较充分的携带者个人信息，才会有助于防止乙肝病毒的传播。这也是教育机构应尽的责任。然而，携带者个人信息一旦曝光，且不论旧有的错误认知肯定会作祟，即便持有正确认知的人，也可能会因此疏远携带者。这又涉及到携带者的个人隐私保护问题。[32]道德困境会让教育机构无所适从，显然是无效率的。
    另一方面，或许，像高等院校这样的教育机构，既录取携带者又不曝光携带者的个人信息，在机构的非携带者并不会选择离开。毕竟，考前和考试的投入、难得的受教育机会和日后的就业前景等，会使离开的成本要远远大于继续在机构与携带者一同学习和生活的极低的感染风险。但是，对于大量的幼儿教育机构而言，情况就有可能不同。幼儿不同于成年人，比较缺少自我防卫意识，抵抗力也相对较弱，所以，横向传染是幼儿感染的重要原因之一。[33]而且，即便已经接种了乙肝疫苗，也不能保证就一定不会被感染。[34]允许乙肝幼儿入园、入托，就会使幼儿教育机构在如何防止病毒传播方面投入更多的成本，甚至会使其失去部分市场。[35]
    最后，“就业保障论”、“教育效益论”是潜藏在教育机构歧视立场背后的经济计算的又一体现。的确，在就业市场上，一方面，携带者屡屡遭遇不公正的歧视，另一方面，在一些被认为容易传染乙肝的行业里，携带者也是被正当地禁止进入的。于是，教育机构不仅会出于保障就业率的角度歧视性地对待携带者，在那些与禁止准入行业相对应的专业方面，更是会坚定不移地拒绝招录携带者。因为，教育资源是有限的，为使有限资源得到更经济的配置从而促进更经济的产出，就必须着力培养在就业市场上具有竞争力的人才。假如教育资源仅仅用于传播专业知识，而培养出来的学生并不能在就业市场上找到一份可以运用专业知识的工作，这岂不是资源的浪费？这可以猜测是大多数医药卫生类学校限制招收携带者的主要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