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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肝治疗进展30年回顾

来源: 北京地坛医院   作者：蔡晧东 单位：  入站时间：2009-08-27 14:36:00

自从发现乙肝病毒以来，医学工作者就没有停止过与乙肝病毒的抗争，其中经历了无数失败和无奈，直到近10年来人们才逐渐发现一些能有效抑制乙肝病毒复制的药物。让我们在这里回顾一下近30年来我国有关乙型肝炎防治方案中内容的变迁，就可以更深刻地体会到慢性乙肝治疗方面的巨大进步了。近30年来，中华医学会多次召开全国传染病、肝病年会，请来全国传染病、肝病的专家讨论病毒性肝炎(包括乙肝)的诊断和治疗，先后在1979年、1984年、1990年、1995年和2000年发布了五版指南性质的《病毒性肝炎防治方案》(简称：《方案》)。1979年第一版《方案》出台时，已有了乙肝病毒抗原的检测方法，但甲型肝炎病毒抗原和抗体的检测方法还不能广泛应用，丙型肝炎病毒尚未发现。因此，《方案》的治疗部分只能按病毒性肝炎的临床分型提出：慢性迁延性肝炎主要是西药和中西医结合保肝治疗，慢性活动性肝炎和重症肝炎除保肝治疗外，还提到了使用肾上腺皮质激素治疗。方案还以较多的篇幅论述了病毒性肝炎的中医辩证治疗，由此可见当时缺乏治疗慢性肝炎有效的化学药物(西药)。但是，仅仅过了5年，专家们就认识到肾上腺皮质激素治疗慢性肝炎弊多利少。1984年版《方案》提出：慢性迁延性肝炎“可选用西药、中药、或中西医结合”的保肝治疗，不提倡对慢性活动性肝炎和重症肝炎患者使用肾上腺皮质激素治疗，只有对HBsAg(-)的慢性活动性肝炎、并有自身免疫表现者才可用肾上腺皮质激素治疗。在《方案》中，专家们认识到过去忽视了对病毒性肝炎治疗的随机对照观察，“许多药物的长期疗效不能肯定”。20世纪80年代，是病毒性肝炎病原学研究“大丰收”的年代，先后发现了丙型肝炎病毒、丁型肝炎病毒和戊型肝炎病毒，但是治疗方面却毫无进步。因此，1990年版《方案》的治疗部分讲得很少，只提了一些治疗原则，肾上腺皮质激素疗法已经从《方案》中消失。尽管国内外的科学家曾先后试图使用免疫调节剂或阿糖腺苷等第一代核苷类药物治疗乙肝，但均因疗效不肯定或副作用太大等原因以失败而告终。由于缺乏有效的治疗药物，这一版《方案》只能继希望于我国的传统医学，强调中医辩证治疗。1986年，人们采用基因工程方法实现了干扰素的大批量生产。自1991年起，干扰素开始用于治疗乙型和丙型肝炎。这一进步使慢性乙肝的治疗露出了一线曙光。1995年第4版《方案》首次将五型病毒性肝炎的治疗分别论述，并在慢性乙肝的治疗中首次提出抗病毒治疗。但由于当时许多治疗没有很好的“随机对照观察”研究，干扰素治疗在临床上应用时间较短，经验还不充足，因此，长大7页的《方案》中治疗的论述仅占半页，不到600字。尽管提到抗病毒治疗，但没有提到具体的药物和治疗方法。中医治疗的内容也被取消了，可见医生们对慢性乙肝治疗的无奈。1995年以后，人们在干扰素治疗慢性乙肝方面积累了更多经验，同时又发现了一种新的核苷类药物——拉米夫定对乙肝病毒有良好的抑制作用，并在全世界范围内对它进行了长达5年的临床研究。因此，2000年第5版《方案》中首先提出：乙肝慢性化的主要原因是“由于病毒持续感染”，“对慢性肝炎应重视抗病毒治疗”。“抗病毒治疗的目的是：①抑制病毒复制，减少传染性；②改善肝功能；③减轻肝组织病变；④提高生活质量；⑤减少或阻止肝硬化和原发性肝细胞癌的发生。”在《方案》的附件中详细阐明了干扰素α在慢性乙肝治疗中的应用，肯定了拉米夫定对乙肝病毒的抑制作用。可以说，拉米夫定是核苷类药物治疗慢性乙肝的一个里程碑，它具有抗乙肝病毒作用强而迅速、不良反应少、可以口服、使用方便等优点。但是，随着临床广泛应用，新的问题又很快出现了。人们使用拉米夫定治疗1年以后，一些病人体内的乙肝病毒发生了变异，出现耐药，乙肝病毒又重新活动起来，使病人的肝病再次加重。于是，人们加紧研究新的治疗药物，希望能像抗菌药物一样，一种药物耐药了，又有更多的药物替换，从而达到长期抑制乙肝病毒的目的。在科学家的努力下，长效干扰素上市了，更多的核苷类抗乙肝病毒新药研究出来了。在这个基础上，2004年亚太地区肝病专家对乙肝的治疗达成共识。在《亚太地区慢性乙型肝炎处理共识》(简称：《共识》)中，专家们肯定了乙肝抗病毒的疗效，提出了长期抑制乙肝病毒的治疗目标，制定了干扰素、长效干扰素、拉米夫定的治疗方案。在《共识》中，专家们还提到“传统中药，可能有治疗作用，但需要验证。”2004年以后，更多的核苷类抗乙肝病毒药物上市或进入临床试验。在我国，阿德福韦、恩替卡韦和替比夫定分别于2004年、2005年和2007年上市，还有十余种正在研究的药物。这些进步更加坚定了医生们抗乙肝病毒的决心。因此，2005年12月，中华医学会肝病学分会/中华医学会感染病学分会联合制订了我国第一部《慢性乙型肝炎防治指南》，提出了慢性乙肝治疗的总体目标是：“最大限度地长期抑制或消除HBV，减轻肝细胞炎症坏死及肝纤维化，延缓和阻止疾病进展。”“抗病毒治疗是关键，只要有适应证，且条件允许，就应进行规范的抗病毒治疗。”这一提法比以往的《方案》和《共识》都有了明显的进步，成为临床医生诊治慢性乙肝的重要依据和规范。乙肝是我国发病率较高的传染病之一，医务工作者正在努力研究更新的药物。但所有药物都有其适应证，尤其是一些新药，应该在医生的指导下治疗，避免滥用，定期监测，减少不良反应，才能达到其最佳疗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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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贾继东教授谈乙肝肝硬化的治疗: 步步为营，长期治疗
在519世界肝炎日到来之际，健康报方彤、北京晨报张磊和搜狐健康邵沛三位资深编辑采访了中国肝炎防治基金会副理事长、中华医学会肝病分会主任委员贾继东教授教授，就乙肝肝硬化的治疗进行了深入探讨。

贾继东教授:设立肝炎日的目的，希望社会、政府、公众，对肝炎的关注，对它的研究加大投入，对它的治疗加大投入，同时也是唤起整个社会对肝炎患者的关爱，希望能消除歧视，给他们平等权利。

记者:消除歧视，这两年有几起典型的案例，就业等方面的，您觉得从医生的角度，能为他们具体做一些什么事吗？

贾继东教授:歧视的原因主要是由于人们对它的偏见和误解，对于乙肝，大家过去一直存在的误解很多，认为它是一接触就要传染的疾病，确实乙肝是一个传染疾病，但是它是血源性的传播疾病，具体来说，它是通过血液与血液制品传播，各种皮肤粘膜的破损可以传播，各种性途径可以传播，母婴之间可以传播，除了这个以外，各种日常生活、学习、工作接触，包括握手，共同办公用品，共同的宿舍，共用一个餐厅，共用一个食堂是不传播的，这在国内外的主流医学专家当中都是早就定论的东西，只是有些公众或者不少的公众对这个问题比较误解，甚至一些不是这个专业的医务人员对这个问题不太了解，甚至就是专业的医务人员，有过去先入为主的观点，现在总觉得接触起来有一点负担，由于这种误解导致了后面一系列的偏见、歧视。所以作为医生能做到的就是从科学的角度，从专业知识的角度，告诉公众，告诉其他专业的同行，科学的大量事实证明，从科学实验，从调查到证明，乙肝是不会从一般的接触传播的。

记者：有一个数字想再跟你确认一下，我们看到的我国HBV的携带者是1.2亿人。

贾继东教授：那是过去的，现在有9千多万人。

贾继东教授：经过10几年的疫苗接种，发生率降低了，由过去的9.75%降到现在的7.18%了。

记者：还有一个数字，25%的慢性乙型肝炎可以发展为肝硬化，慢乙肝因为它是一个特别漫长的过程，在它发展成肝硬化，或者进一步发展成其他疾病的过程中，有没有一些关键的环节和步骤，让它的发展可以阻断，或者延缓？

贾继东教授：首先这个比例也是经过大量流行病学研究得出的，不是特别准确，它的终生累计出来可能这么多。第二个概念是否发肝硬化，肝癌，它的影响因素非常多，有遗传因素，免疫学因素，病毒学因素，还有生活习惯，是否喝酒，是否吸烟等等，但是现在认为，最重要的因素可能是病毒因素，因为毕竟是一个感染性疾病，或者传染性疾病，病毒因素是持续的高病毒水平，是发生肝硬化和肝癌最危险的因素，当然其他因素并不是说没有，只是说这是最主要的因素。因此现在人们对它的治疗也好，阻断也好，预防也好，现在我们能做到的就是放在病毒上，通过清除病毒，或者是抑制病毒，就有可能而且也确实能够把肝硬化的发病率减少，把肝癌发病率也减少，现在强调对乙肝的治疗最重要的是抗病毒治疗，治疗的目的，当然近期目标是抑制病毒，改善肝功能，长期目标是减少肝硬化感染的发生，提高存活，改善生活质量。

记者：跟他个人生活习惯关系大吗？

贾继东教授：比如这个人喝酒，或者是抽烟，特别是喝酒，可能会是加重因素，或者其他药物损害，当然现在认为最主要的是病毒，病毒水平越高，持续时间越长，发生肝硬化的机会越多。

记者：我们如何判断乙肝患者到底有没有肝硬化？

贾继东教授：肝硬化的诊断分几个层次，对于失代偿肝硬化，是最容易的，临床已经出现了消化道出血，肝性脑病，腹水，根据病人的临床诊断就知道是失代偿性肝硬化。代偿性的肝硬化，没有出现腹水，没有出现脑病，没有出现消化道的出血，这样的病人诊断比较复杂，最准确的诊断可能是肝穿，但除了肝穿以外，我们还可以有别的办法。分几个层次，比如超声、CT，核磁可以看到脾脏增大，肝脏本身不光滑，影像的角度都可以诊断肝硬化。另外一个层次，就是生化了，肝功能化验，你看这个病人白蛋白已经降低了，这个也可以理解成有肝硬化了。还有一个层次，血液检查，比如这个病人我们知道有肝病，突然白细胞，血小板都降低，这个说明有脾功能亢进，发生肝硬化了。最后一个层次是这些都没有，没有影像上的证据，B超基本正常，化验肝功能也基本正常，血常规基本正常，但是也不能排除有一部分人做肝穿的也有，最早期的是什么都没有反映出来，肝穿已经有了，所以我们只能全面的考虑，这几个只要任何一个方面有，我们要高度怀疑肝硬化，临床医生是可以做出相应诊断的。

记者：您的病人里头，有没有肝硬化早期一直维持特别长时间的，最长的能维持多少年？

贾继东教授：关键是我们讲一个理念，即使没有肝硬化，我用药，我希望他不得肝硬化或者推迟肝硬化，有了肝硬化我希望它维持在代偿期，不发生失代偿，不发生肝癌，到了失代偿我还是可以治疗，治疗以后我希望失代偿能够得到改善，能延长他的存活，这是步步为营，每个阶段都是可以治疗的，只是目标不一样。就像防御一样，我可以御敌于国门之外是最好的，入侵到境内了，我可以不要叫他进到我们的腹地，进入腹地了我们至少不能让他打到司令部，就是步步为营，这个概念是这样的。

记者：比如说肝硬化这种病人需要抗病毒的话，和没有肝硬化的病人之间有没有区别？

贾继东教授：我想，有没有区别，首先它的适应症不一样，因为没有肝硬化的病人，我们往往第一个要求是病毒水平是高的、第二个转氨酶要升高。或者说肝脏引起严重坏死，才开始治疗，一旦有肝硬化的病人，我们就不管转氨酶的水平了，即使转氨酶是正常的，即使病毒不是很高，我们就开始治疗，它就更积极了。当然总的原则都是希望长期治疗。唯一不同的一点，对于肝硬化病人更不能轻易的停药，一旦停药，发生病情的反复，反弹，或者恶化，有时候可能是致命性的，因为肝硬化经受不起反复的打击了，更强调不可随意停药，就有可能长期治疗，甚至是终身的治疗。

记者：这里提出肝硬化需要长期治疗，甚至是终身治疗，我从这上面理解，所谓终身，是不是像高血压似的终生服药呢？

贾继东教授：乙肝型病毒在人体内是很顽固的，要清除是很困难的，尤其是口服药物可以很好的抑制病毒，但是很难清除病毒，你没清除的情况下停药以后复发的可能性还是比较大的，特别对肝硬化的病人我们不希望冒这个风险，一旦复发，肝功能损害加剧，对他的打击是很大的，甚至是致命的，从这点上来讲，我们希望是长期治疗，甚至是终生治疗。

记者：这种长期是指多少年？

贾继东教授：抗病毒药物中最早的一个，98年批准，到现在不过10几年，现在看长期疗效肯定比短期的好，究竟需要多长，而且我们的药物能维持多长能起作用，有待于将来进一步的临床实践和研究才能确定。

记者：关于损害过程，是有炎症、纤维化，肝硬化和肝癌，是不是在炎症和纤维化的过程中有一个可逆的过程，肝硬化的过程还能可逆吗？

贾继东教授：首先是由病毒引起炎症坏死，再发生纤维化、肝硬化，在这个基础上，可能更容易出现肝癌，一般是这么理解的。当然对乙肝还有另外一个途径，乙肝病毒本身有致癌作用，少部分病人没有经过肝硬化直接可以发展为肝癌，一般的规律是这样的。大部分的病人是肝炎、肝硬化、肝癌这个过程，个别的可以跳过肝硬化。在这个过程中，人类对肝硬化的认识是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最早的认识是肝硬化是一个终末的结局，是不可逆转，不可恢复的，所谓肝硬化也是一个过程，最早理解是纤维化，纤维增生的过程，现在已经大量的，不管是动物实验，还是人类的研究已经证明，如果你能去除病因，肝纤维化是可以逆转的，比如喝酒，喝酒的人你不喝酒他会好转，一些其他的原因引起的病，把病因取除可以，病毒你把病毒抑制住也会逆转。

肝硬化也是一个过程，要分早期、中期、晚期，现在总的来说，笼统的说，比较早期的肝硬化还是有可能逆转的，对比较晚期的肝硬化，出现腹水，脑病，消化道出血，那种情况是难以逆转的。究竟到哪一点就不能走回头路了，这个也没有研究清楚，我们只是说肝硬化也不是铁板一块，也不是一概而论，如果比较早的话，经过适当的治疗，比如乙型肝炎引起的肝硬化，经过适当的治疗，长期的治疗，也有可能延缓它的发展，甚至有可能部分的恢复或者逆转。

记者：在抗病毒治疗的过程当中，怎么用药，我觉得患者比较依赖于医生的，医生用什么样的药，用量等等，在这个过程中，需要患者特别配合医生有哪些环节？

贾继东教授：这个问题确实比较难解决，病人可以通过各种途径来了解各方面的知识，但毕竟医学是非常专业的知识，而且对于肝病需要专科医生来治疗，或者肝病医生、传染病医生来治疗，我们不可能给他详细的一些建议或者指导，但总的原则，到正规医院，找正规的专科医生去治疗，这点很重要。第二，在医生的建议是否需要治疗，什么时候开始治疗，用什么药治疗，治疗多长时间？多长时间检查一次？国内外都有相应的规范，规范有美国的、欧洲的、亚太地区的，以及中国的，可能不尽相同，但是基本原理或者基本原则都是一样的。所以，你只要能到正规的医院找正规的医生去治疗，遵从医生的医嘱是最重要的，不可道听途说，不可听别人说怎么好就怎么治，每个人的情况都不一样，我们的医生会结合你的具体情况，根据国内外的指南共识给你找一个最恰当的治疗，当然最主要的治疗是抗病毒治疗，抗病毒治疗分口服和注射的，当然这两类药物各有优缺点，具体的性能不同，对于口服的药物来说，最重要的是一旦开始不能随意停止，而且治疗过程当中，必须定期监测，一般我们希望3个月监测一次，一个是了解效果，一个是了解有没有耐药的发生，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

记者：用药过程中会有一些反应，比如说身体上的异常的反应，我举个例子，一下指标反而高了，或者怎么样的，可能很恐慌，如果对这个原理过程不了解的话，可能挺麻烦的。

贾继东教授：对，所以病人对疾病的了解，对治疗的了解，认知是非常重要的，所以病人和医生的沟通是非常重要的，遗憾的是我们的医疗制度情况下，医生和病人交流的时间确实比较少，我们的门诊压力很大，我们都是医院为基础的医疗，而不是像西方国家主要是以看医生，或者私人诊所为基础的，它是分散的，我们都集中到大医院去看，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大医院能够满足所有的人这么大量的来就诊，这么长时间的去给他沟通，这是一个很遗憾的事情，当然我们还是希望医生尽量的用更多的时间跟病人进行沟通，病人可以事先做一些功课，了解一些知识，了解一些知识以后，跟医生做共同的讨论，做出一些决定。比如哪一个药物有什么特点，比如注射药物可能副作用比较明显，你需要注意什么？口服药物总的来说比较安全，直接的副作用很少，但是每个药不一样，都需要关注，有的需要注意肾功能，有的需要注意肌肉有没有什么改变；有的需要注意其他的方面，我想作为媒体也好，公众也好，不论我们怎么讲，都不能代替医生、病人面对面的就个案做出的医嘱和医疗的指导。

记者：在治疗肝炎当中提到三少原则，这部分怎么理解？

贾继东教授：总的原则，我们要最好的效果，以最少的代价，最小的副作用，我们做任何事情都一样，都希望以最小的代价取得最好的成果，不光是治疗，这个没有问题，只是具体的情况怎么选择，怎么治疗。

记者：我想问一下患者心态方面的问题，是否保持比较好的心态，因为今年的主题是征集患者故事，是否因为这个患者的精神状况比较好，使得情况会比较好一些呢？

贾继东教授：我想对任何疾病都一样的，一个良好的心态，对疾病有一个比较透彻的了解，对治疗目标有一个恰如其分的期望都是很重要的，期望值过低或者过高都是不现实的，期望值过高当然不现实，我实现不了，期望值过低他没有希望，放弃治疗，当然也是不恰当的，当然我们要正确的定位，从医学上目前能够做到的乙肝治疗来说，尽管我们没有好办法能够清除病毒，或者短时间内治愈乙肝，但是我们已经有比较好的办法能够控制病毒，从而延缓疾病的发展和改善愈后，这肯定能做到，我们的目标定到这儿，你和医生积极的配合，一个比较放松的心态，一个比较现实而又理智的目标，这样的话，我想就可能得到比较好的效果。

记者：我记得在说到丙肝的时候，专家总结说丙肝是可以治愈的，但是我听下来，我感觉乙肝好像不能这么说。

贾继东教授：乙肝现在治愈还是比较困难，至少在多数人治愈是很困难的，尽管有一些病人经过治疗以后，包括注射药物或者口服药物，也有部分病人表面看可以转阴，但是是否真的治愈，也有争议，而且这部分病人比例太少，对于大多数病人来说治愈是难以实现的。

记者：转阴的比例非常少。

贾继东教授：不会超过10%，经过几年的治疗百分之几，只能说最接近治愈的目标，但是谁也没敢宣称这是治愈，而且这个比例太低。

记者：有总结过吗？大概什么样的人能转阴？

贾继东教授：因素很多，因为有自然转阴率，我看到媒体上报道，有人说天天喝什么奶可以转阴，有人说吃什么木耳可以转阴，他说的可能是真实的案例，但是他天天要喝凉水，我们不能说天天喝凉水可以转阴，他是要证明这个观点很困难，因为在人群当中有一定的自然转阴率，每年有百分之一左右的人可以自然转阴，如果病毒不回来的话，转为正常，我们长期随访每年有1%—2%的人，台湾有研究，观察7、8年以后，大概有4%—5%的人都可以转阴，所以医学是很复杂的，眼见为实，你对背后的现象怎么解释，不是那么简单的。有人说我吃什么东西吃好了，有人说我吃某种药吃好了，我们看这个比例，科学的角度说，多少人吃这个东西，多少人不吃这个东西，吃的多少人转了，不吃的多少人转了，这样才是个比较，因为个案是没法比较的。

记者：病人对转阴从心理的期待太强。

贾继东教授：我们告诉病人要有一个现实的目标，多少人来说在目前为止达不到，是一个可遇不可求的心态，我得到更好，得不到也是可以接受的，或者说也是预料当中的，这样的宣传可能会更好。

记者：想请您对患者和高风险人群总结性的说几句。

贾继东教授：好，我还是希望整个公众和社会能够正确的认识乙肝，首先乙肝虽然是一个传播性的疾病，或者是传染性的疾病，它的传播途径是明确的，血液途径，所以我们应该避免血液的暴露，皮肤黏膜创伤要及时的处理，避免不安全的性行为，我们要注射乙肝疫苗，我们要到正规的医疗机构就诊，不管得了什么病，因为不安全的医疗操作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传播途径。对于乙肝患者来说，我们应该树立一个正确的观念，我们既要有积极的态度去治疗，我们也要把目标放得比较现实，我们要到正规的医院去找专科医生，根据你的病情制订适合你的治疗方案，而且医生的医嘱一定要遵从，因为不遵从医嘱，对你的治疗会带来很大的麻烦，甚至带来很严重的后果。目前来说，我们还没有好的办法能够治愈乙肝，对多少人来说治愈乙肝是很困难的，但是我们有比较好的办法能够控制乙肝，延缓病情的发展，使你的生活质量得到改善，使你正常的工作，正常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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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骆抗先：俯首甘为孺子牛
每天，在南方医院感染科的门诊室里，你总可以看到一位白发苍苍的七旬老人忙碌的身影。他和蔼诚恳地询问病史，严谨认真地诊病处方，还经常电话咨询院外病人的病情。每天，等他看病的人很多，可他依旧耐心细心地为每个病人看好病，从不因为已到下班时间而马虎起来，而是宁愿推迟下班也要认真看完最后一个病人！他常说病人很不容易，提前来排队挂号，看不完还要再跑一次。当一天的忙碌和热闹终于过去，空荡荡的诊室只剩下这位老教授的身影。可他还在不知疲惫地写着什么，思考着什么……他，就是南方医科大学（原第一军医大学）传染病学一级教授、国内著名的传染病专家，博士生导师骆抗先教授！

                               辉煌的成就
在国内，在病毒性肝炎研究领域，无人不知道骆抗先教授！他不仅是国内最早将PCR技术引入乙肝研究的学者之一，还在研究乙肝变异毒株的生物学作用及抗癌基因对细胞凋亡的调控等尖端领域走在国内或国际同行的前列。
众所周知，传染病一直是我国卫生防疫的天敌和重点，但物换星移，当历史跨过七十年代的门槛，伴随着我国卫生事业的蓬勃发展，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提高，寄生虫、霍乱、天花等已扫荡殆尽，传染病已经不再那么可怕，传染病专业也因此在这充满辉煌的时刻渐渐降下帷幕，成了末落学科。然而，骆抗先教授注意到的，不是那个研究方向有多么辉煌，能给自己带来多么大的利益，而是这样一个事实——我国约有10％的慢性无症状乙肝病毒携带者，广东省比例更高达15％至20％。为了摘掉中国是“乙肝大国”的帽子，他选择了病毒性肝炎研究，为揭示乙肝的发病机理，他默默无闻，踏上了寻求真理的艰难跋涉之路。他先后发表论文106篇，独立完成85万字的《乙型肝炎的基础与临床》巨著，主持完成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课题等一批又一批高水平的研究项目，先后获得省部级二等奖以上科技成果奖6项，国家二等奖一项。他创建并主持的肝炎基础实验室被确定为广东省及全军重点实验室。中央军委还发布通令，为骆抗先教授荣记二等功，表彰他的先进事迹。
                                                           辛勤的执著
       骆抗先教授的成就，来源于他的勤奋、用功和执着！“比起同行，我一算不上聪明，二没有更多的创新和突破，我是在我认准的路子上，以不懈的努力和勤奋零存罢了”，骆抗先接受记者采访时如是说。据他的老伴介绍，骆抗先教授自打1954年大学毕业以来，没有休过一次假，即使在节假日，他也大都泡在病房和实验室。而就在他这种执着而艰辛的努力下，原来条件一般，曾一度被讥笑为只有几个瓶瓶罐罐的肝炎基础实验室，已先后为十几个省市的数十家科研机构和医院培养进修生、研究生，并开展合作项目，不断派技术人员出国进修学习，如今已达到国内先进水平，并被广东省和全军批准为重点实验室。在这些成就面前，骆抗先教授从不骄傲，从不忘记自己的信念：“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和“医生以救死扶伤为天职”。
1996年底，某军事学校700多名学生转氨酶不明原因地增高，疫情面达61％，其中有20多人因感染严重被送进部队医院。 总后勤部卫生防疫部门马上责成一医大派专家去现场调研和协助防治工作。身为全军传染病专业组组长的骆抗先到达疫区后便一头扎进调研中，每一环节都亲力亲为，他先是同当地防疫人员做好控制疫情工作，对疫区进行消毒，查看病人的血清和粪便样本，排除了食物和农药中毒的可能性。驻地有外训基地，会不会是西方病种传播？或因为附近放射源的泄漏，经调查和检测现场的有机物，这些假设被一个个推翻。接着甲肝、乙肝、丙肝等肝炎也一个个被否定。到底是什么东西在作怪呢？
当新年的钟声敲响时，骆抗先还在一点一点地收集病人大便和血清标本，还在病区看着他的病人，给他们带去初春里最温暖的阳光。
回到广州后，骆抗先和章廉教授组织攻关小组，经过一年多动物实验和分子病毒学实验，在尝尽了失败连着失望的痛苦之后，终于鉴定出一种新的病毒基因组成段，在病人急性期和潜伏期，其粪便有85％的检出率。这是继甲型和戊型肝炎后发现的世界上第三种经胃肠传播的肝炎病毒。这一重大发现，为进一步确定其病毒肝炎归属，研究临床表现和探索预防方法开辟了新的途径。
                                                         仁爱的关怀
范仲淹在《岳阳楼记里》说：“古仁人之心…居庙堂之高而忧其民，处江湖之远而忧其君。”骆抗先教授以其崇高的学术地位，古稀之年仍然奋战在临床第一线，坚守在自己岗位，唯一的解释就是他的仁心，因为他真正地爱他的病人。
1999年4月23日，骆抗先应邀到昆明作“乙肝病人的干扰素治疗”学术报告。当地安排骆抗先到西双版纳旅游，可是骆抗先作完报告后，便立即离开了昆明，赶回广州，因为他还有个铁的规矩———星期六上午出专家门诊，他不能让等了一个星期的病人失望。每当看到骆抗先很关心地问病人的花费，常询问外地的病人坐车来广州要多少钱，住旅馆要多少钱，在当地买药多少钱，认为花的多了就皱着眉头直摇头这个经常出现的情景时，便会想起我们中国的一句老话，医者父母心。有一回，时间都已到十一点四十几分了，有个外地口音的农民夫妇还冲冲赶来，此时专家号早已停号，他们在诊室门口张望一下，看到还有几个病人在排队，正要离去，骆抗先叫住了他们，仔细为他们诊断了病情，还假装生气地对他们说：“今天来了看不到病，在广州住下得花不少冤枉钱啊，说不定还延误了病情，你们这些孩子。”
多少年来，他已经养成了习惯。每次外出归来，他都要到病房走一走，看一看；哪个病号的病情严重了，他宁肯等病人的病情稳定后再走；哪个病号的病情复杂，他要与同行研究出最佳治疗方案后才肯离开。去年八月，住院部来了一个产后急性黄疸的病人，当骆抗先教授去病房看到那位病人因为欠费用不上药时，二话不说，带头捐出了身上所有的500块钱，还对其它医生说：“人生在世，谁个没有困难的时候啊！”其他医生都被他的真诚和爱心感动了，纷纷解囊相助，终于让那位产妇及时用得上药，他才深深地放了一口气，清瘦的脸上终于露出了久违了笑容，同时却也留下了一声深深的叹息：“唉！什么时候，中国才能让每一个病人都看得上病啊！”他，献给病人的，不仅是精湛的医术，还带给病人心灵的慰藉，生存的希望。
他经常叹息自己在医学这块领域上呆得越久，却对很多事越不明白！那么多的医生，都是高级知识分子了，却不明白“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这个很普通的道理。
大多数肝炎病属于慢性疾病，不可能像阑尾炎那样一刀了事。比如说慢性乙型肝炎的病人，病程往往几年十几年一辈子的时间，病人大多数的时间是在家里度过的，医生所能做只是开点护肝的药，叫病人定时复查肝功能，仅此而已。而更重要的是教会病人如何早期发现、预防、饮食、保养、服药和避免使用肝毒性的药物等等。所谓“久病成良医”，也就是要病人自己成为良医，才能真正战胜疾病，减轻疾病的发作。
而让骆抗先教授不明白的，还远不止这些．在他眼里，救死扶伤是医生的天职，怎样使病人用最便宜的药费，最舒适的方式治好自己的病，才是一个医生的本分。但在医院市场化的竞争下，情况却往往不是如此。
自90年代以来，干扰素治疗成了国内外治疗乙肝的普通方法。但同时也面临着一个很大的难题，一个疗程的治疗费要二、三万元，这对于一个普通病人来讲，是一笔很难承受的巨额。为了尽量减轻病人经济负担，也为了减少干扰素治疗中的不良反应，让更多的病人不再望医兴叹，骆抗先和章廉主任与中山大学化学系的科技工作者合作，又开始了抗肝炎病毒的脂质体干扰素的研制及实验研究。即把由磷脂等成份制的脂质体与干扰素混匀，然后将其注入病人皮下，使之能随血液浓集并作用于肝组织。这一疗法不仅减少了血中酶对干扰素的破坏，而且由于其缓释定向作用，延缓了药物在体内的半衰期，进一步提高了干扰素的有效利用度。
骆抗先教授就是这样站在病人的立场上，抛弃各种虚伪的东西，挑选对病人简单有效的方法，在严肃的医学过程中加入强烈的同情心与仁爱这样的调味品，烹调出充满温情和人性光辉的盛筵。体现到处方上，就是疗效可靠和性价比良好的药物，这就是骆抗先教授对自己对病人的治疗理念和医学信仰，这才是真正的为国为民、侠之大者。或许病人只是感觉他名气大，用药简单便宜。可也是骆抗先教授身上的一种对病人难以言传春风扑面的关怀。
学医、行医、传医五十余年的经历，就是一名医生刻苦修炼、敏于思考、终成大业的过程。骆抗先教授自己亲自治病人；创建学科，培养一批医生医治更多的病人；管理科室，带领整个科室的医务人员救治病人；启动临床流行病学工作，为广大的人民预防疾病。他辛勤执著，孜孜不倦，几十年如一日，就算在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之后，也仍然淡薄名利，视病人为己出，不骄不躁，在属于自己的那块土地上，默默地耕耘着……

采访印象：惜时如金的怪老头

采访骆教授很难，因为他的每一分每一秒都交给了病人和科研工作，其他的任何事在他看来都是在浪费时间和生命。和骆教授接触时心情都会比较复杂：时刻担心浪费了他老人家哪怕是一秒的时间而产生罪恶感；对照骆教授你会为自己时时在浪费光阴而羞愧不已！
一次，带中央电视台一套的摄制组联系采访骆教授，经过多方努力，骆教授同意采访，但他提出了条件：我的病人更需要我，我只能给你们５分钟的时间采访。几分钟后，他看看表说：对不起，时间到了。说完就走了。被撂下的一群大记者们无可奈何但又顿生敬意。
下面的一段话是骆教授给网友的回帖，他说那就是他真实的写照，并会以此拒绝采访他的要求：
     “小河”先生：

你两次跟帖问我的经历，谢谢你的关心。

你过奖了。其实我只是一个与流俗不太合拍、有点怪的老头。

不爱过多交往，从去年起不去外地、甚至很少出医院大门。说自己的话，做自己的事。

虽然还没有退休，但一些不愿意参与的“工作”，尽量躲开，很会偷懒。

不很聪明，做一件事要比别人花更多的时间和精力。花去较多的时间，留下不多的积累。

清晨2点起床。论文中的统计、专著中的插图，都学着自己做。花了许多时间做成不太复杂的事，还沾沾自喜。

上午的门诊要看到中午2点，然后睡到晚饭。每天9点睡觉，不会失眠。

没有什么爱好，也没有时间去爱好。

天天读书，天天工作，从大年初一到除夕，几乎每天一个样。

年近八十，不知明日如何，但今天的事会努力去做。

感谢你的关心。但千万不要崇拜，崇拜含有不实的虚幻。


人 物 档 案


骆抗先，1931年8月生，原第一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生导师（1996年起任）。国内著名的传染病学专家，第一军医大学专家组成员。1955年毕业于第五军医大学，从事传染病学临床和科研工作40余年，在感染性疾病特别是肝炎有较丰富的临床诊治经验和较深的理论研究造诣，在国内享有较高的学术影响力，对肝炎的致病性及其肝炎病毒的病异的研究在国内有较高的学术地位。共培养硕士生32人、博士生14名。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1项，军队科技进步二等奖7项，为1997年首届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1998年为总后“科技一代名师”， 1999年江主席签署命令中央军委授予二等功，2000年为总政“全军院校读书育人优秀教员”，获2001年全国优秀教师称号，享受医药卫生突出贡献政府特殊津贴。
主要科研学术成果：慢性乙型肝炎病毒无症状携带者流行病学分子病理和分子病毒学研究（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乙型肝炎病毒前C/C基因变异与临床（军队科技进步二等奖）；在国内外著名刊物上发表论文120余篇，独立编写125万字专著《乙型肝炎-基础和临床》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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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生姓名 ：缪晓辉     性别 ：男 所在科室 ：感染科 工作医院 ：上海长征医院     职称 ：主任医师 教授 教学职称 ：
教授
行政职务 ：
副院长
擅长疾病 ：
各种肝病和各种感染性疾病的诊治以及不明原因发热的病因诊断。
论文发表 ：
已发表学术论文80余篇

社会任职 ：
兼任中华感染病学会常委兼学术秘书、上海市感染病学会副主任委员、上海市医学病毒学会副主任委员、《中华医学杂志》编委、《中华传染病杂志》常务编委、《中国内科年鉴》编委等职。

《国际肝病》记者采访缪晓辉(2010-11-17 20:02:31) 转载

标签： 缪晓辉汇管区gb2312肝硬化楷体杂谈

《国际肝病》：请您谈谈哪些乙型肝炎患者需要抗病毒治疗？在治疗适应证方面，EASL指南并没有区分HBeAg阳性和阴性患者，但是，这两类患者在治疗应答、治疗过程和治疗后果方面都有很大差异，所以其他的一些指南对这两类患者有不同的标准，您对此有哪些看法？
缪晓辉教授：对于HBeAg阳性和阴性患者，首先，EASL指南对HBV DNA定量的规定都是>2000 IU/mL。以前的指南都是按HBeAb阳性和阴性分别采取不同的标准：HBeAg阳性者是20 000 IU/mL，阴性者是2000 IU/mL。并不是说HBeAg阳性和阴性没有什么区别，而只是从治疗适应证而言，在DNA水平上没有区别。其次，EASL指南也不认为HBeAg阳性和阴性这两类不同的患者在用药选择上有什么区别。所以从严格意义上讲，它模糊了治疗的选择对象，也没有特别强调使用某一种治疗手段。我的理解是，它重点侧重于无论是HBeAg阳性或阴性都需要抗病毒治疗，而且把标准放宽了，也就是说，把DNA水平的下限放低了。我同意这种做法，早在三四年或更早以前，Keefe教授提出将DNA水平定在105 copies/mL和104copies/mL时（2009年AASLD指南仍然坚持使用这个标准），我就专门和他交流过确定这一标准的依据和原理。这是因为在早年间，DNA定量水平不是用PCR的方法，而是用杂交的方法，敏感性只能到这个水平，所以他把阳性和阴性的标准定在这个水平。现在从各国指南制订的策略来讲，我们要最大限度地抑制HBV的复制，以保持肝脏疾病的稳定，甚至希望疾病能够逆转。从防治纤维化、肝癌和肝硬化的发生来讲，治疗上尤其是抗病毒治疗要更积极一点。我想这也是EASL指南传递给我们的一个信息。

《国际肝病》：肝硬化患者的HBV DNA水平常常比较低，那么由于肝脏功能的问题，可能许多医生对这类患者是否该进行抗病毒治疗有所疑问。那么，您能否谈一谈这方面有哪些新的认识和观点？
缪晓辉教授：慢性乙型肝炎患者发展成肝硬化，说明疾病已经到了后期。绝大多数肝硬化患者的HBV DNA复制水平较低和这类患者大多为HBeAg阴性有一定关系，我们知道HBeAg阴性患者的DNA复制水平是比较低的。但无论肝硬化患者的HBV DNA水平是高还是低，有一点是达成共识的，就是这个疾病还在发展。肝硬化病变还在持续、还在进展，可能会从早期的肝硬化再加重，从代偿期肝硬化发展成失代偿期肝硬化，甚至可能在肝硬化的基础上发生肝衰竭，也有可能在肝硬化的同时继续进展为肝癌。从这一点考虑，这些患者完全有理由要治疗，而且必须治疗。最近两三年对这个问题的认识越来越深入。我们不能像过去那样，把注意力只集中在没有肝硬化没有失代偿的患者。现在我们开始关注到肝硬化人群，而且这类人群年龄都比较大，但恰恰是这类人群发生问题的可能性也较大。如前所述，可能会肝硬化加重，由代偿变为失代偿，发生肝衰竭、肝癌等。如此说来，治疗的必要性就更加突出。这里我要说明的、也是要反复强调的是什么叫肝功能。大家常把转氨酶水平误读为肝功能，转氨酶不过是代表肝脏细胞的损害，转氨酶高低水平并不完全代表肝功能的状态。实际上，只要发生肝硬化，肝脏的很多功能都发生了明显的改变或下降。真正反映肝脏功能的指标有胆红素、白蛋白和凝血酶原时间，可是我们有不少医生很少去做这么全面的检查。还有一点非常重要，如果患者已经发生了肝脏硬化，肝脏中已经有很多的纤维组织和不能发挥肝脏细胞功能的再生结节，他的肝脏功能可想而知，难道还需要再看他的转氨酶指标么？纤维化指标和肝硬化指标就是肝功能严重损害的一个表现。已经发生了肝硬化但是转氨酶正常，是否需要治疗？我的回答是：不要去看转氨酶，肝脏已经硬化了，肝功能还会好吗？即便白蛋白、凝血酶原时间、胆红素和转氨酶都是正常的，也不能说这个患者的肝功能好。只要有病毒存在，就要抗病毒治疗。甚至说得更明确些，即使检测显示病毒是阴性的，我们也要根据具体情况决定要不要抗病毒治疗。因为血液里面检测不到病毒不等于是没有病毒，因为我们检测的敏感度有限。我们以103 copies/mL作为检测的低限，那么103 copies/mL以下的含义是什么？0～999 copies/mL，可能是0也可能是999以下的任何一个数据。另外血液里面可能真的是0，但是不代表肝脏组织里不存在病毒。肝脏损害的启动因子一定是病毒，所以今天我们再三地强调，一定要抑制病毒、消除病毒就是这个道理。肝硬化患者，同样如此。

《国际肝病》：您刚才提到肝硬化患者的抗病毒治疗是必需的，那么这类患者应该确立哪种治疗目标？这类患者和普通的慢性乙肝治疗是否应该采取同样的一个目标？
缪晓辉教授：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谈到目标，我们知道对慢性乙型肝炎没有发生肝硬化和其他合并症的情况下，我们确定的目标是最大限度地抑制病毒复制，最理想的是能够清除病毒，更理想的是能够治愈，能够发生HBsAg血清学转换（将HBsAg血清学转换看作一种治愈，这种提法是对的）。达到第一目标就可以阻止病情的发展，防止肝硬化、肝癌的发生并防止在这些疾病基础上发生肝脏的衰竭，甚至可以逆转病情，使其向好的方面发展。而对一个肝硬化患者而言，对他的治疗目标定位应有所不同。我个人的看法是：第一，应稳定病情。既然已经发生硬化，最起码的目标是让硬化不再往前发展，让它停止，即代偿期患者不要往失代偿期发展，失代偿期患者不要再加重。这是我一直提倡的一个观点。第二，包括在我临床实践中的确发现Child-Pugh分级达到C级即失代偿已经比较严重的患者能够逆转回到B级去，我形象化地将之称为“升级”。当然，由C再升回到A级是不大可能的。这里应该是两个过程，首先是一定要阻止肝病的进一步发展，否则如果在硬化基础上发生肝衰竭，成为晚期肝病就基本无法救治了。进一步的目标是使其病变逆转，能够再往前退一步，从C级升到B级。第三个目标就是防止肝癌发生。因为肝硬化的发生是病毒反复刺激导致肝脏功能严重损害的过程，肝细胞的反复修复以及包括一些病毒成分在内的因素可能会诱发癌变。抑制病毒无疑可以降低肝癌的发生率。最近有很多药物尤其是核苷（酸）类似物，例如恩替卡韦和拉米夫定，研究发现，这些药物可以逆转肝硬化患者的肝脏病变，使其向好的方向发展。衍生出一个观点是要逆转肝硬化，对此我持保留意见。就我个人认为，既然定位于肝硬化，那就不可能逆转。因为肝脏正常的组织结构经历大量的细胞损害和再生之后，有纤维组织沉积、肝的整个组织结构发生了破坏，汇管区全部塌陷。就像结构完整的蜂窝，一旦捣毁，再让它恢复是不大可能的。修补出来的像肝细胞再生结节，结构是紊乱的，想再把它逆转回去，我认为几乎不可能。但我另外一个观点是，即使是肝硬化患者，其组织结构里面含有纤维化的成分，它还在沉积还在加重，如果能把已经或正在继续沉积的这些纤维组织降解直至消失，无疑肝脏硬化会减轻。这也是我们所期望的肝硬化逆转的组织结构上的机制。我们有没有可能达到这个理想的目标，即肝硬化患者的纤维化也会逆转？因此对肝硬化患者应该积极治疗。对于慢性HBV感染，肝硬化患者的治疗目标与没有发生肝硬化的患者的目标显然会有所不同。但没有本质上的区别，只是定位的方向不同。

《国际肝病》：对于这类患者的疗程有没有一些限制？无论是否获得乙肝DNA转阴或HBeAg血清学转换甚至HBsAg血清学转换，是否都应该终身治疗？
缪晓辉教授：这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在临床上，很多医生和患者都会问这个问题，对于没有发生肝硬化的患者和已经发生肝硬化的患者，我们给他们的答案肯定是不一样的。如果是一个没有发生肝硬化的患者，用干扰素治疗和用核苷（酸）类似物治疗的答案也不一样。干扰素治疗如果已经发生HBeAg血清学转换，发生了DNA转阴，甚至发生HBsAg血清学转换，这样的患者无疑有一个治疗终点，可以停药。而核苷（酸）类似物治疗各国指南都定有不同的标准。我国2005年版的指南建议的是发生了HBeAg血清学转换、DNA消失和转氨酶复常后，以此为起点再持续治疗1年以上。这个做法是经验性的，现在也仍在实施。有些患者停药以后的确没有再发生病毒的反弹，但是很多患者最终还是反弹了。这提示我们慢性乙型肝炎的治疗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慢性乙型肝炎尚且如此，对于在此基础上发生的肝硬化，疗程要更长。有人提出这与肝脏的微循环有关。微循环，包括血小板和其他一些免疫细胞的浸润与病毒的清除有关系。因此对肝硬化患者可能治疗上还要更长一些。依据现有的药物和治疗手段，在与患者沟通时，我们恐怕要引入终身治疗这个概念。但是如果今后有更好的药物或其他更好的治疗手段，停药也是有可能的。无论是医生或患者必须理解这一点。终身治疗的目的是出于对患者的利益考虑，防止出现其他不希望发生的不良后果。该什么时候停药，再根据具体情况决定。至于肝硬化患者出现HBsAg血清学转换，我对这个问题不是特别乐观，但如果患者果真发生了HBsAg血清学转换，在同时考虑了患者整个肝功能的状况，进行综合的衡量和评判后，不妨尝试停药。因为现在认为HBsAg血清学转换是临床治愈的标准。

springa

王主任,百姓的医生

这么难bnn

看到熟悉的王教授了，特别亲切！

rinusyida

支持小钢盔！
以上都是给予我帮助的医生，使我们的精神支柱！

简单明了

这个要收藏一下.

电马

小刚盔不知道的还多呢？向他说的全国最少还有80位

yotoluo

老大,怎么没有骆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