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贴——除了精神，我们还能依靠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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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湘山居士 发表日期: 2003-10-25 17:18:13 返回《锐思评论》 快速返回
除了精神，我们还能依靠什么？
——读《哈维尔文集》有感
人们之所以不再重视道德、精神，之所以容忍罪恶的存在，很大程度上不是由于人们不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而是觉得即使说了又有什么用呢？正是这种强烈的无力感、对精神力量的不信任，才使得人们安于现状、苟且偷生，才使得罪恶更加肆无忌惮。可以说，道德冷漠症首先是由于道德无力感造成的。而造成这种道德无力感的原因又是什么呢？
直接原因是全社会弥漫的功利主义氛围。人们习惯于对一件事先问有没有用（而且是短期内对自己有没有用），而不是先问对不对。不过，这种功利主义又是从哪儿来的呢？除了传统的影响之外，一方面，它是对过去那种扼杀人性的理想主义的一种反应。“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拼着饿死，也要……”，这里所要的东西不是个人的尊严，而是某些空洞的、遥遥无期的“理想”的实现或者所谓“主义”的纯洁性。当人们认清了这类理想主义的欺骗本质后，走向功利主义也就顺理成章了。“理想又不能当饭吃”，这句被广泛批判的俗话其实是有一定的进步意义的。但是，“活着难道就是为了吃饭？”这句大家耳熟能详的话同样也是不可忽视的。在远离了六十年代的饥饿之后，我们难道还不能稍微超脱一点？然而，我们大多数人确实还生活在一种心理上的饥饿恐惧症中，害怕明天早上一醒来就什么都没有了。为此我们想尽一切办法去攫取，不择手段、不顾尊严……
关键的问题在于，我们难道就只能在活着与尊严之间二者选一么？本来这二者应该是并不矛盾的。但在极权体制之下，二者却成了鱼与熊掌不可兼得了。现在的问题不是“爬出来吧，给你自由！”，而是“爬进来吧，给你食物！”那么，爬？还是不爬？这确实成了一个问题。“为了生存你要流下屈辱的泪水”（海子），这成了中国太多普通人的真实写照。为了不流泪，大多数人不是选择反抗，而是选择了淡化自己的自尊心、麻木自己的羞耻感。
另一方面的原因是命运共同体感的丧失。这是过去那种抹煞个人利益的虚伪的集体主义所带来的后遗症。我们成了历史上最孤独的一群人，各人顾各人，除了在拉关系、走后门的时候想起自己的亲朋好友外，别人的命运与我们无关。当别人遭到厄运时，我们只是为自己感到庆幸；当别人取得成功时，我们感到的则是嫉妒。我们不去问丧钟为谁而鸣，只要它现在还没降临到自己头上就行。下一个是谁？我们想到的只是逃避。于是，每一个人都是单独地面对强权，于是，强权变得更加不可战胜。为了在黑暗中生存，我们不是把自己的心点亮，而是把它涂黑。现在，我们终于安全了，因为我们已经成了黑暗的一部分。既然“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那么，让我们赶快取得现实社会的通行证吧。至于墓志铭，“在我死后，哪管它洪水滔天”。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不仅缺乏与同时代人的共患难意识，更缺乏对后代人的负责意识。我们不仅打算自己生活在黑暗之中，而且打算让自己的后代也生活在黑暗之中。虽然我们可能会因为自己的投降、因为与黑暗的同流合污而为后代留下一笔不少的物质财富，但由于我们还为他们留下了极权社会这一“遗产”，从而并不能为他们赢得尊严。从这个意义上说，余杰在《为了女儿、妻子和母亲──写给为李思怡禁食的人们》一文中的一段话值得我们每一个人反省：“如果我们习惯于奴隶的命运，那么我们的女儿、妻子和母亲也自然成为了奴隶的女儿、妻子和母亲。如果我们依然保持沉默，那么我们的所作所为与那些冷酷的警察有什么区别呢？”
我认为，以往社会主义的实践给我国带来的最大损失不是经济上的，甚至也不是政治上的，而是精神上的。普遍的自私、冷漠、虚伪，这决不是改革开放的产物，而是过去时代的后遗症。虽然现在信仰马克思主义的人已经很少了，但是，传统马克思主义所遗留下来的庸俗唯物主义却已经深入人心。精神无足轻重，强权就是一切，“鸡蛋碰石头，可笑”、“胳膊扭不过大腿”、“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识时务者为俊杰”、“在人屋檐下，怎能不低头？”等等，成了最常用的口头禅。古语云：“志士不饮盗泉之水，廉者不食嗟来之食。”今天，它已被“有奶便是娘”所代替……
本来我想以自己的语言继续剖析现实社会的精神病症及其出路。但是当我又看了一遍《哈维尔文集》之后，我觉得我用不着了。哈维尔说的已太好，我只要把他的话整理一下就行了。
（一）我们时代的精神状况
李慎之先生在《哈维尔文集》序一：《无权者的权力和反政治的政治——后极权主义时代的人生哲学》中根据哈维尔的论述总结道：“什么是后极权主义？后极权主义就是极权主义的原始动力已经衰竭的时期。用二十多年前因车祸去世的苏联作家阿尔马里克的话来说，就是革命的‘总发条已经松了’的时期。权力者已经失去了他们的前辈所拥有的原创力与严酷性。但是制度还是大体上照原样运转，靠惯性或曰惰性运转。权力者不能不比过去多讲一点法制（注意：绝不是法治），消费主义日趋盛行，腐败也愈益严重。不过社会仍然是同过去一样的冷漠，一样的非人性，‘权力中心仍然是真理的中心’。这个社会的最高原则是‘稳定’。而为了维持稳定，它赖以运转的基本条件仍然是：恐惧和慌言。弥漫的，无所不在的恐惧造成了弥漫的，无所不在的谎言。”
在序言中，李慎之先生质疑了“后极权主义”这个词的翻译及其所指的时间段。我赞同他对此处之“后”的理解，即它不是指“在……后”，而是指“在……的后期”。也就是说，最恰当的说法应该是“后期极权主义”（参见崔卫平悼念李慎之的文章）。至于它所指的时间段，我觉得对于捷克来说，应该是指“布拉格之春”以后。
徐友渔在《哈维尔文集》序二《存在的意义和道德的政治》中也总结说：“秩序建立了，但代价是精神的麻木、心灵的寂灭，表面的安定取得了，但代价是社会的精神和道德危机。人们匆匆放弃昨天还拒绝放弃的立场，社会良知昨天还认为不好的事，今天便被理解，明天就被视为理所当然，后天就成了楷模。在最近几年，对于什么是‘自然的’和‘正常的’，人们的评价不同了，社会的道德态度变了，这种变化比想像的更为严重，因为人们日趋麻木，对麻木的自知力也在下降。‘诚然，国家有安定的局面。但难道你不会说，它安定得像停尸房或墓地？’”
对后期极权主义社会的精神状况，哈维尔有一段话说得更加具体。他在《论“七．七宪章”的意义》中说：“华沙条约国的联军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后，那些曾被公开斥为非人性的东西，那些人们发誓决不让它们卷土重来的东西又很快死灰复燃了，并不受任何阻碍，堂而皇之地登上了大雅之堂。人们居然那么快地容忍了一切，不久便对一切熟视无睹了。这次社会的突变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后果，使捷克斯洛伐克整个社会陷入了深深的麻木状态之中。面对重新确立的极权体制，大多数人放弃了自己的努力，不再关心国家大事，逃避现实，钻入自我的圈子。人们不再相信公民的意见或公开的对抗有什么作用。为了证明这一点，法庭对那些持不同政见、提出异议的人进行严厉的制裁。社会涣散成一盘散沙。自由的思想和创作陷入了自我的圈子，从中寻找隐蔽所。公民的自由组合、交流创造了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现在却被禁止了。全国上下笼罩着一种死气沉沉的气氛。一切向钱看的生活充斥着整个社会。人们觉得在政治上受了欺骗，被玩弄了，因此对政治避而远之。对一切政治思想都感到厌倦。他们每天都能亲身体验到在冠冕堂皇的词句下掩盖着多么苍白的事实。不久前还是强大的团结力量崩溃了。人们变得自私起来，到处都笼罩着恐惧。人们被迫对生活采取阳奉阴违的态度，表面上顺从，内心里却什么也不相信。”
这段话说得真是太精辟了。只要把第一句换成“八九年之后”，就完全切合中国实际。
简单地说，在后期极权主义社会，统治者已经丧失了原有的革命理想主义精神，但为了维护既得利益而不得不依然高举那已经被证明是不可实现的理想的旗帜，并镇压那些胆敢对此提出质疑的人士。这样，正如顾准所指出的，革命的理想主义蜕变为保守的专制主义。而对于普通民众来说，他们已经从受骗中醒来，不再相信统治者所散布的谎言，但慑于专制体制的淫威，又不得不表面上顺从。于是到处都是阳奉阴违、表里不一，每个人的人格都被分裂为两半。作为统治者来说，他也知道自己的说教已没有多少人相信，他只要人们表面上相信就行。他开始允许人们追求自己的利益，但只让人们追求个人的物质利益。于是，人们“不再关心国家大事，逃避现实，钻入自我的圈子”，“社会涣散成一盘散沙”，“一切向钱看的生活充斥着整个社会”。
（二）我们都是有罪的
哈维尔指出，极权主义的长期存在不能只归罪于专制统治者。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都负有一定的责任。
“在某种程度上讲，所有人都被迫维持专制体制的运转。正因如此，专制才能将其责任推卸得一干二净。每个人，一方面是害怕上司、被剥夺自由的奴隶；同时，在另一方面，对位于他手下的人来说，又是可怕的压迫者。专制于是将社会推入一种呈螺旋状上升的运动中去。这样，整个社会不仅是权力的牺牲品，同时也是它的创造者；表面上，每个人都在某种程度上维持专制机器的运转，同时在某种程度上都在心里反对它。每个人既是当权者，又是无权者；既是囚犯，又是看守。”（哈维尔《论“七．七宪章”的意义》）
“我们都是道德上的病人，因为我们习惯于口是心非。我们学会了不去相信任何东西，学会了互相否定及仅仅关注自己。这样一些概念如爱、友谊、怜悯、谦卑或宽恕失去了它们的深度和尺度，对许多人来说，们们仅仅代表了心理学意义上的怪癖，或相当于来自古代的早已过时的祝辞，在电脑和太空时代显得非常滑稽。”
“我们都变得习惯于极权主义制度，将其作为一个不可更改的事实来加以接受，因而帮助了它，令其永存。换句话来说，我们所有的人——当然是在不同程度上——得为这个极权主义机器的运行承担责任；我们当中没有人仅仅是牺牲品，我们也都是它的共谋者。”（哈维尔《1990年新年献辞》）
“现在真正相信官方宣传和尽心支持当局的比任何时候都少，但虚伪之徒的人数却在稳步上升，以至于每个公民都不得不变得口是心非。……无望导致冷漠，冷漠导致顺从，顺从导致把一切都变成例行公事——有人把这当成‘群众投入政治‘的例证，现代的‘正常’行为的概念就是由这一切构成的。这个概念实质上是极可悲的。”
“人们被迫生活在谎言之中，但他们能被迫这么做，只是因为事实上他们可以这样活下去。因此，不仅是这制度使人性疏离，同时，是疏离的人性支持了这制度…… ”（转引自徐友渔《存在的意义和道德的政治》）
对于中国人来说，“每个人都是有罪的”这一观念是非常陌生的。有人总结道，西方文化是罪感文化，而中国文化是乐感文化，这一总结看来不无道理。基督教认为，每个人生来就是有罪的，这在中国是很难得到认同的。中国人缺乏忏悔意识。正如一位作者所写到的：“当灾难来临时，只有跪下来顺服的没有站起来抗争的；当一个灾难过去后，只有站起来控诉的没有跪下来忏悔的。这大概也是我们民族的一个特点吧。”
任不寐在《李思怡之后，思想何为？》一文中指出：“知识精英的理性逃避之所以可能，关键在于缺乏对这种逃遁的羞耻感，换句话说，我们生活在罪中却无罪恶感。所有的辩解竟然都与羞耻感无关，这才是问题的本质所在。只有为个人的软弱感到羞耻时，知识才可能同时是存在者，或者表现出存在的勇气。”
是不是只有宗教信仰才能促使人们认识到自己的罪过呢？其实并不一定。只要我们有基本的同情心，有人与人之间命运相关的意识，那么我们就应该能认识到自己的责任。当我们以受害者自居的时候，我们是否反思过当别人受害时自己是怎么做的呢？尤其是，当我们受害的时候，我们选择的是卑躬屈膝还是理性的反抗？
（三）出路何在？
批判普通民众的道德冷漠，使他们认识到自己的“罪责”，这本身并不是目的，更不是为专制体制辩护，因为这种冷漠很大程度上就是由专制体制造成的。这种批判是为了唤醒潜藏在人们心中的良知与勇气，我认为，这是我们打破旧体制、建设新社会的最终依靠。
当我说未来的希望在于人们的精神的时候，可想而知，会有很多人对此嗤之以鼻。精神这虚无缥缈的东西可靠么？
但是，如果不依靠精神，我们还能依靠什么？武器？经济？
1，武器不可恃
“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些名言大家都耳熟能详了。但是，如果我们今天仍然抱着这种逻辑，那就很难避免以暴易暴的悲剧。
哈维尔在《政治、道德和教养》一文中针对一位移居美国的捷克哲学家的观点指出：“因为他的教条告诉他，资产阶级绝不会自动交出他们的主导地位，因此必须以武装革命来把他们扔进历史的垃圾箱中。这位哲学家假定同样没有其他途径可以除去我们的前政府。但结果证明是可能的。尤其是事实证明这是唯一有意义的途径，因为我们知道，暴力孕育更多暴力。这就是为什么大多数革命堕落为吞食自己子女的独裁统治，造就了一批酝酿新的暴力的革命家，而不知道他们是在自掘坟墓，促使社会回到致命的‘革命——反革命’走马灯式的循环。”
当然，这不等于我们就该走进官方所宣扬的渐进保守的改良主义思路中去。革命也许是不可避免的，但我们应该尽量避免暴力革命的老路。十年前的苏东巨变（尤其是匈牙利和捷克的变革），当然是一场深刻的社会革命，然而却没有以往社会革命时所必然伴随的那种激烈社会对抗、暴风骤雨般的群众运动和暴力冲突。与以往许多革命相比，这一次要平静得多，没有大规模的动乱和流血。所以这被称为是一次“天鹅绒般的革命”。这样平静的革命何以可能？显然不是因为武器的原因。
那么，是由于经济发展以至于水到渠成么？
2，走出经济决定论
现在，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已经被很多人抛弃了，但经济决定论的遗毒还远未肃清。在许多人那里，经济发展必然带来政治民主，其逻辑与“社会化大生产必然导致资本主义灭亡与社会主义胜利”如出一辙。这样一来，我们只要坐等市场经济的发展、中产阶级的壮大就行了。
在此，我想引用福山的《历史的终结》中的几段话来说明政治绝非简单地由经济发展所决定。
“近代自然科学即使会导引我们到自由民主的‘应许之地’（Promised Land）的门口，并不必然把我们送到‘应许之地’；至于高度工业化为什么会产生自由，并不是经济的必然理由（结果？）。”
“有许多案例指出，威权主义国家有能力完成民主社会没法达成的经济增长。”
“历史的经济解释已不完全，不能让人满足，因为人并不单纯是经济动物。尤其是这种解释不能真正解释为什么我们是民主主义者。”
“因此，我们要回到黑格尔和他以‘承认斗争’为基础的非唯物论历史观。”
“只有人才能克服最基本的动物本能尤其是自我保存本能，追求更高贵抽象的原理和目标。”
“如果人只是欲望和理性的存在，就会甘愿生活在佛朗哥的西班牙，军事统治下的巴西和南韩这些取向的威权主义国家。可是，人对自己的价值也拥有充满‘气魄’的骄傲。所以，他们需要民主政府，民主政府待他们如大人，而非小孩，并承认作为自由个人的自主性。”
可见，政治民主化并不是经济发展的自然结果。如果没有人们发自内心的要求（而不仅仅是出于维护自身经济利益的需要），那么民主的到来将是非常艰难的，即使侥幸来了，也可能会是一种“坏”的民主。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4-12-29 15:23:09编辑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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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 温水煮青蛙
发表于 2004-12-4 06: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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