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两周半》-----第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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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人物访谈

南都周刊：《我执》为什么要取用佛教概念？

　　梁文道：《我执》由五个月的散文体日记构成，写的是一个人陷入深深的“执”的状态，沉迷于爱恋和爱欲不可自拔。任何人对爱情太多沉沦都是我执甚深的表现，他好像是在迷恋一个对象，其实这个对象都是他虚构创造出来的，与其说迷恋一个人，不如说是沉迷一种状态。相信而且紧紧不放，那是我执的极致状态了。这不是勇敢，而是沉沦。在我看来最大的勇敢是洞穿了这一切都是虚幻，叫破执。

　　南都周刊：《我执》中是你的亲身经历？

　　梁文道：当然有我的经历，我们都是凡夫俗子，有这种类似状态。我从小就是一个不容易动感情的人，我对自己永远比较冷淡，喜欢隔一层去看自己和周围的事情。即使是写爱情也是冷静地在分析，这其实是罗兰·巴赫的《恋人絮语》给我的启示，以它为蓝本写类似东西，表面上看是感性的文字，其实是理性的思考笔记，比如说什么是暗恋，什么是单恋，什么是思念，什么是在一起，如何叫在一起，是他们走在一块吗，那我和窦文涛也经常走在一块。不过这些都是命题作文，有人找我写才写，我自己不会主动写的。

　　南都周刊：《我执》中有一章叫“我的病历”，怎么会有勇气将自己的病历公布出来？

　　梁文道：其实也不要什么勇气，很多艺术家对自己私人生活都很坦然。而且我不是被人窥探，是主动公布的。这原本是一个1996年时发表的作品，那时我读福柯、桑塔格等作家的书，接触到很多关于疾病的叙述。在香港，病历表是给医生看的，病人和家属都看不到，而且病历用的语言很难懂。我觉得很妙，病明明是我的，偏偏我却不能看病历。医学体制掌握我个人生命，我没有自主权。所以我要通过公开自己的病历，把这段历史的叙事权抢回我手中，而且不是用科学的、冷冰冰的术语去写，而是结合个人遭遇，还原到我生命故事里面，给它意义。

　　从年少轻狂到雅俗共赏

　　南都周刊：邓小桦说你年少轻狂在香港是出了名的。

　　梁文道：她夸张了，主要指的是十七八岁刚出道写评论那会儿，锋芒毕露，喜欢和别人打笔战，有一次写剧评，把香港剧坛的老前辈都骂遍了，比如我现在的好朋友汤祯兆，那时候我就写过东西批评他。然后，我也会去参加(敏感词)(敏感词)，做很多激进的艺术，做舞台剧。

　　南都周刊：你说自己曾经以挞伐流行文化为己任，是指的这段时间吗？

　　梁文道：早期作为一个文艺青年，怎么能看港剧呢？看港剧笑翻，相当于虔诚教徒回家看黄片，应该深刻自咎。后来学习后现代主义，才发现雅俗的界限涉及到权利的界限，俗文化是庶民的反抗，后来又学了很多传播理论，知道一个作品的存在，不同阶层不同人会看到不同的东西，这才渐渐缓释那种正邪两不立、雅俗要分明的心结。

　　不能把宗教当做心灵上的水疗SPA


　　南都周刊：后来在你身上还发生了很多转变，比如说，从皈依天主教到现在改信佛教，原因是什么？

　　梁文道：两者之间不是直接转变的，高中三年级时我就离开天主教了，我那会儿很反叛，对一切充满怀疑，我喜欢哲学，后来我发现我念的哲学让我无法接受天主教的想法，当时觉得上帝存在不存在和我没有关系，所以就放弃了。中间十多年没有宗教信仰。直到两年前，我觉得我欠缺对个人人格的反省，这种反省不仅需要知识上反省，还有意志精神上的修炼。我知道佛学的修行很系统，就去上了一个坐禅的班，后来就很快完全投入并皈依了，觉得是一个很好改造我的方式。

　　南都周刊：是否如邓小桦在《我执》序言里说的，是因为“在家庭和爱情遇到不可扭曲的挫败”后最终走向宗教的？

　　梁文道：没有这么夸张，书中是虚构的，我不可能五个月把这些事情都经历一遍。或许有点正确，我确实是表面上看来什么都能做好的人，但这只是表面，实际上我问题很多，生活上、内心里都有太多问题和遗憾、弱点、卑鄙的东西，这些东西一直是我的负担和困扰，修行对我来说很有必要。

　　南都周刊：大陆也有越来越多的社会精英、知识分子信教。在一个以无神论教育占压倒性位置的土壤里，为什么信教倒渐成趋势？

　　梁文道：当整全性意识形态的东西破产，很多问题就出来了，中国社会总要一套东西来回答终极问题。以前回答终极问题的东西都被我们枪毙了，包括民族信仰、儒家理论等等，造成了我们所说的信仰缺失，终极关怀的问题在今天没有一个普遍能接受的解决办法，这时候难怪有人跑去信佛。

　　南都周刊：四川5·12地震，来自佛教界的援助中，台湾的力量很强？

　　梁文道：这不是佛教本身的问题，而是非政府组织的问题。台湾的公民社会很发达，非政府组织很多，他们佛教发展的轨迹就是变成一种非政府组织。比如，台湾的慈济功德会，它其实并不传教，只做慈善，但是它的出现就代表了佛教，存在的前提就是佛教充分自由地发展，他们能够变成庞大的非政府组织，内地就不可能了，它不会允许佛教发展成为独立于政府之外的庞大组织。而且中国没有公民社会，非政府组织也很少，所以才会出现上面的情况。

　　南都周刊：这方面你有什么好的建议？

　　梁文道：第一，不能把宗教当作意识形态工具使用。第二，我们不能把宗教当作心灵上的水疗SPA，今天很多人信仰宗教是为求心灵安定，但是其实佛教是有积极的入世的一面，只是被压抑了， 我们太强调宗教是私人生活心灵的东西。(SMW)


编者按：梁文道，朝闻道，夕可死焉
著作涉猎主题甚多，知识渊博兼具潇洒个性，语言犀利又有人文关怀。他在解释新书《我执》时说：你所见到的，只不过是自己的想象；你以为是自己的，只不过是一种偶然。握得越紧越是徒然。此之谓我执。

[ 本帖最后由 直面 于 2009-7-5 13:33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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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精品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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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等人与下等人/李海鹏

有一天，一个人问我一个问题：“为什么做实业的、商界的，各种在这个时代里做着实事儿的人，对现状都很乐观，而有些知识分子却总是不满意呢？”我回答说，我可以给你一个复杂又肤浅的答案：经济界的人首先对钱感兴趣，得到了钱满意度就提升，恰如权力爱好者得到了权力就会觉得世界非常美丽；好的知识分子对金钱和权力不敏感，却在意智识的发扬，倘若看到智识蒙尘，他们就会感到失望。我也可以给一个简明又深刻的答案：不论什么行业，满足感都来自于缺乏远见。西谚说，赞赏这句话的精准但原谅它的刻薄吧，狗是不能抬头的。

这个问题也可以有另外一种理解。从个人角度说，生活当中有两个议题是最重要的，一是我们来到这个世界想做什么，二是来到这个世界遇到了什么。我想做什么呢？我想住在一个像日本那么干净又说汉语的地方，跟一帮聪明又有品格的人为伍。我遇到了什么呢？我遇到了我想做的事几乎没可能做成。那么下一个问题就是，假如有人给我几亿块钱，我会不会变得满意起来呢？

惟一正确的答案是“谢谢，不要，请滚。”一个自尊的人不会接受不属于他的钱，更不会允许自己被购买。你不能把这叫作乖戾，二十多岁时我的脾气比现在坏，但心中杂念可比现在更多。单纯不一定与青春同步，恰如鲍勃.迪伦所说，“那时我是多么的老，现在我比那时年轻了。”

不管人们愿意与否，品格会把他们划分为上等人和下等人。比方说，冲小孩子吼叫的人肯定是下等人，只想上某个女生却对她说“我爱你”的肯定是下等人，最重要的是，不诚实的人一定是下等人。粗略地说，列举下等人的50条特征，全都不符的就是上等人。不过甄别两者的最好标准却在于，下等人的“来到这个世界想做什么”是可以赎买的，上等人的却无可替代。

庸俗经济学常说“一切都有价格”，只有生命除外，一个就此设计的问题是：要是有人用一百万块钱买你妻子的一夜，你愿意不愿意？如果不愿意，那么一亿块怎么样？要我说，这就是一个典型的下等人出的问题。“妻子的一夜”的附加值来自什么呢？这“一夜”是与“贞操”关联呢，还是与“自尊”关联，甚或与“信念”关联？倘若与自尊什么的相关，价值倒是可以无限倍增，但是对于卖方就有个问题了：您确定自己不要脸了？对于买方也有一个问题：为什么要买别人的自尊，你自己没有吗？

倘若“一夜”只是一夜，问题就更简单了，我看任何人的妻子的一夜都不值一百万，供需关系决定价格，免费还差不多。研究这类题目的同学们不仅太把钱当回事儿，也有点儿太把自己老婆当回事儿了。这有点儿像一户不开眼的人家在院子里挖到了一个流线型器物，暗中嘀咕，城里的富翁们会花多少钱来买这个古董呢？后来一鉴定，这东西超市里有的是，是一可乐瓶子。

小时候，我姥爷问我：“你这辈子想干啥？”我说：“吃冰棍！”他就说：“不对，老爷们儿要闯天下，见世面。”从此我下定决心，在这一生中一定要闯天下，见世面，吃冰棍。如今我才发现，世界上对我来说最好吃的冰棍，一种是沈阳的皇姑雪糕，一种是北京的北冰洋双棒，都是一块钱一根儿的。另外我也算见过了一点儿世面，不是在旅行和交际中，而是在人类的智识边缘。年复一年，世界万物的价值在我心中不断重新排序。我领略了功利之外的事物如何令人快乐。我读过了华莱士.斯蒂文斯的两句诗，它描述了无用之用如何战胜了现实秩序：

这就是一首诗，逐字逐句地，
替代了一座高山的位置。

我想它说的是人类的精神确有其事，可以如同山阿一般真实存在。也许这就是一部分上等人的“在这个世界上想做什么”。让他们对我们这个庸俗的世界满意？永远别想。他们也许有某个信念，也许只是尽力在做西谚所称之“抬头”。我可以汇报给我姥爷的就是：这就是我见过的世面。





编者按：看题目是《上等人和下等人》时，就不太喜欢这个题目，把人分成上等和下等。看到内容才知道所说的是人的品格有上下等。如果理解没有错的话，应该说的是做人的差别和人的追求不同。
改编一下范伟的名言：同样都是生活在地球上的，这做人的差距咋就这么大呢

[ 本帖最后由 直面 于 2009-7-5 13:42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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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家风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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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历山大与第欧根尼

亚历山大巡游某地，遇见正躺着晒太阳的第欧根尼，这位世界之王上前
自我介绍：“我是大帝亚历山大。”
哲学家依然躺着，也自报家门：“我是狗儿第欧根尼。”
大帝肃然起敬，问：“我有什么可以为先生效劳的吗？”
哲学家的回答是：“有的，就是——不要挡住我的阳光。”
亚历山大事后感叹道：“如果我不是亚历山大，我就愿意做第欧根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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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书影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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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样的人越来越爱：电影《朗读者》/王怡

柏林街上，都是“普通法西斯”。人人心中，都有一个小毛泽东。就如古代犹太人说，没有义人，连一个也没有。

汉娜在法庭上，说被告席上的那些女看守，也和自己一样，参加了对被屠杀者的筛选。法官很尖锐地追问，“说我们都有罪，比单单说我有罪，是不是让你舒服一点”？

人称代词的使用，不只是文学和哲学议题，也是一个神学议题。公共的敬拜和祷告，我们难以克服自我中心，与别人同心合意。说出来都是“我要如何”。忏悔的时候，却要拉上别人，说出来都是“我们有罪”。我们一会是个人主义者，一会是集体主义者。我们的灵魂，寄存在不同的人称代词之间，让别人看不见，最后自己也找不着了。

其实最自我中心的人，都是最彻底的集体主义者。因为除你以外，都是“集体”。就如希特勒说，他们不是“人”，而是“群众”。反过来说，集体主义的本质，就是以一个人的自我中心，替代了所有人的自我中心。而信仰的意思，是以上帝的主权，替代了任何人的自我中心。可怜人一定是自我中心的，有时是自己，有时是领袖，有时是丈夫、妻子、父母或儿女。人的哀愁与沉痛，都是他自我中心的衍生品。站在中心上，往外走一步，就是信仰的开始。判断真信仰与民间宗教的区别，也在这里。真正的信仰，能替代任何眼睛看得见的自我中心。民间宗教的意思，却是自我中心的一次眼睛看得见的转移。譬如在一个泥土雕成的像前拜，或在一面飘扬的旗帜下宣誓。这和在希特勒面前举起那个最著名的手势，没有本质差异。

也可以从效果上判断。真正的信仰带出真正的爱，一位法国哲学家说，爱的定义，就是你拥有全部的权利，我拥有全部的义务。意思是说，爱就是对你自我中心的破碎。帮助你强化了自我中心的各种感觉的总和，一定不是爱。帮助你把自己交付给任何一个人的那种意愿、意志和能力，就是爱。产生这种爱的信仰，就是真信仰。

而在偶像崇拜中，除了把自己交给一个特定的对象，你就再也无法把自己的时间、思想和生命，交给另一个鲜活的生命了。是的，这就是汉娜的悲剧。一个“普通法西斯”，一个有血有肉的女人，她既无法把自己交给集中营中那些为她朗读的女孩子，交给那些被锁在教堂中活活烧死的犹太人，她也同样无法把自己交给15岁的米歇尔。甚至经过半辈子的囚房，学会了阅读，她也无法把一个清白的自己交给自己。最后，她将那些从图书馆借来的、关于大屠杀的书，一本本地垫在椅子上，踩在上面，自杀了。

就像同情32岁之前的自己一样，我也同情汉娜。但这位奥斯维辛的女看守，战后的公交车售票员，她引诱15岁的米歇尔，和他发生关系。叫米歇尔给她朗读文学名著。他们一起去乡间，当着路人的面亲吻。但这一切，都不是真正的爱。在著名的纪录片《普通法西斯》中，有一段党卫队的宣誓，是第三帝国各种宣誓里最简洁的。“我宣誓效忠元首和元首委任的任何上级，无条件地服从一切命令”。旁白说，一旦经过这个宣誓，你就不再是人，你就低于人，成为了群众。

当年，汉娜报名加入了党卫队。她不是一个看上去穷凶极恶的人。就如阿伦特在《耶路撒冷的艾克曼》中说，尽管艾克曼亲手签发过上万张屠杀犹太人的命令，但他并不是人们想象中的魔鬼，而是一个平淡无奇、近乎乏味的普通人。阿伦特说，这是一种“平庸无奇的恶”（the banality of evil）。

汉娜身上充满的，就是这种平庸无奇的恶。强权下的秩序、命令和对元首、国家的偶像崇拜，取代了任何具有道德内涵的信仰。希特勒说，对待群众，要像对待女人一样。打动她们最原始的情感，而不诉诸理性。汉娜对待米歇尔，其实也一样。影片前半部，这两个人的关系，难受得令人呕吐。8年后，读法学院的米歇尔，在法庭上意外看见受审的汉娜。我这才体会作者的心意。在集中营，汉娜在被关押者面前的强势，依靠的是纳粹制服。当她成为售票员后，她可以依靠的，只有年龄和身体。因此米歇尔必须是一个少年，汉娜才能在他们的性关系中继续处于强势。

法西斯不但毁掉了汉娜的道德观，更毁掉了爱的能力。汉娜与米歇尔的关系，其实是一种法西斯的关系在一男一女中的重演。汉娜的爱欲在本质上是集体主义的，自我中心的，和法西斯式的。如果爱的意思是灵魂的委身。淫乱的意思，就是一切缺乏灵魂委身的性关系。那么这部电影不是描述爱，而是描述淫乱的。描述一个自我中心的法西斯幽灵，如何毁灭了人的爱。

也许老年的汉娜，真的希望去爱那个不断往监狱寄朗读磁带给她的米歇尔。可是，不但是她，连米歇尔的一生，都因着那一场淫乱，而丧失了爱的能力。影片开头，米歇尔已离婚很久了。一个女人赤裸着起床，问他，我怎么不知道你还有个女儿。当他女儿在餐桌上说，我小时候一直以为，你的沉默是我的错。他说，傻孩子，我无法对任何人敞开，与你无关。几个细节，透露出汉娜对米歇尔一生的伤害。他也一样，再也无法把自己交给谁了。

小说中，米歇尔探监，问汉娜怎么看当初的事。汉娜说，我认为没有人理解我，不理解我的人，不能审判我。不能要求我说出一切。这就是为什么，她在法庭上，为了不让人知道自己是文盲，宁愿承认更严重的指控。作者想说，她没有道德观，没有爱，却惟独在一个小秘密中，象征性地保存着自己的羞耻感。但汉娜说，“只有死了的人可以理解我，也可以审判我。他们每天夜里都来找我”。

如果世上真的一个义人都没有。罪人可以爱上另一个罪人，却不可能爱上他（她）的罪。因为罪是不可爱的。因此米歇尔可以帮助她，却不能拯救她。不要说汉娜，我对自己的妻子，也是如此。除非她越来越好，或者我自己越来越好，不然我怎么可能对她越来越爱？除非有一种爱，先将一切的罪都承担了。然后去爱，那就连爱一个汉娜这样的人，也越来越爱。

愿每个人的爱，都与这样的爱有关。不然每个家庭，都可能是一座奥斯维辛。




编者按：看到男主角，开始持续不断的向监狱寄送朗读的录音带时，还是有触动的。选择指责是很容易的事情，难的是选择和她一记承担。就如作者自己所说：爱将米夏卷入了汉娜的罪责之中；是爱，孩子对他们的父母、亲人、老师和神父的爱将战后一代卷入了他们上代人的罪责之中。

[ 本帖最后由 直面 于 2009-7-5 13:37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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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妙语连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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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上台下一起没教养】

语出画家陈丹青饭文，原文评论CCTV经典栏目“艺术人生”：“老要逗人谈私事，谈爹妈，直到嘉宾哭出来，底下哄然鼓掌，看杀头似的。这是‘忆苦思甜’一路演变过来的老把戏。多么卑鄙的意识形态伎俩！多没教养！台上台下一起没教养。”


【他的才华无可非议】

周五凌晨，美国流行巨星迈克尔-杰克逊因心脏病突发在洛杉矶病故，年仅五十。杰克逊前经纪人迈克尔-莱文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坦陈“不感意外”：

多年来，他的生活十分艰难，他一直在自我毁灭。他的才华无可非议；他给世界规范、准则带来的不安同样无可非议。一个人完全无法承受这样的长期高压。


【男人早已声名狼藉】
语出作家绵绵新书《声名狼藉》
我们要爱，而不是爱情，
爱情只会带来苦恼
要爱上爱本身
我们不能执著于爱情
因为男人已经声名狼藉



【道德飙车】

语出名人易中天博文“余秋雨公民的权利与义务”。博文中易中天就余秋雨“诈捐”事件提出质疑及劝告，捎带回应此前作家李辉关于易中天道德勇气的质疑，属极富易氏风格的太极妙文。本周出刊的南方周末上，易撰写长篇宏文，进一步拓展、详述“道德飙车”之危害，他归纳出“道德批评”的“四项基本原则”，依次为隐私原则、人格原则、真实原则和公平原则。易认为，“守住这四项基本原则，就守住了文明常识，现代文明就近在咫尺住了文明常识，现代文明就近在咫尺。”



【我在残忍地默默地一声不吭地围观我自己】

语出作家庄雅婷饭文，原语意无从考证。尽管如此，这个奇妙的句子还是引导我虚幻出很多虚幻场景……比如，自己看自己的博客、自己读自己写的文字、自己烧饭给自己吃、自己用数码相机中的自拍功能给自己拍照等，大致都可用庄师所谓“自我围观”去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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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帖最后由 直面 于 2009-7-5 13:40 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