弥天大谎:第四军医大学研制成功杀灭乙肝病毒新疗法

无名客

也谈学术腐败的根源是学术水平低下

陶世龙

　　在网大的网站发现一篇《学术腐败的根源是中国学术界学术水平低下》，不知作者是谁，但分析得很深刻准确，就我在高校数十年的体验来看，是说到点子上了。当然这其实并非新见，大家都很熟悉老清华梅贻琦校长说的：“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而大师正是代表着学术水平。学术水平的高或低是体现在人，主要是师资水平的高低上。

　　这位作者说：“学术水平的低下是学术腐败产生的主要原因之一。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学术腐败现象的出现过程大致是这样的：中国的学术界经过八十年代的人员大流失，即智商较高的学人离开学术界(出国、从政、经商)，随着文革前的学者全面退休，中国学术界的实权从平庸之辈的手中转移到了那些被“筛选”下来的碌碌无为之辈的手中。他们掌权之际，也恰逢“科教兴国”战略实施之时。金钱象潮水般涌入学术界，对於搞不了学术的这些人来说，搞腐败就成了唯一的选择。”

　　对此我是深有同感，如就院士来说，从最早的中央研究院院士到中国科学院的首批学部委员，不少人都是称得上大师，一般也是在同行中的佼佼者没有不服的，这些人虽然也受到历次政治运动的冲击，但由于他们已有的学术成就在那里，最多不让他们当什么长之类，一般仍要用他们的业务，这倒使他们能专攻科学或技术，学术水平仍能保持相当的高度。那时的年轻人则不同了，被选拔时对他们是政治条件优先，有些人尽管业务拔尖但被认为政治上差，就得靠后或靠边。那时的青年团从冯文彬到胡耀邦都想扭转这种偏见，但刚有所动作，随即被越来越多的政治运动所冲击，到文化大革命，业务好一点的年轻人大多被看成是“修正主义苗子”，什么都谈不到了。文革结束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期，“科学的春天”来到时，也许是痛定思痛，有过比较显著的变化，但是到八九十年代之交，政治又被强调起来，标准与过去有所不同，但对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压抑，恐怕比过去还严密，这对文科的影响尤其大。影响到人才的选拔和培养上，《学术腐败的根源是中国学术界学术水平低下》的作者说大批智商较高的学人从中国大陆的学术界流失了，是事实，一个重要原因就在此。这位作者说是被“筛选”，更准确些说，应该是逆向淘汰。

　　所以，为什么一些有名的大学，而且是他那里的名师，却屡屡出现知识上的低级错误，乃至出现抄袭剽窃，弄虚作假，以学术权谋私的腐败行为。就不是偶然的了。

　　更糟糕的是，当这类问题被揭露出来后，往往从上到下都有人百般维护，讳疾忌医。被指出错误不仅不是闻过则喜，还要反过来恶语相向。《新语丝》揭的多，挨骂也多，直至不择手段地施行人身攻击也多；我这里是碰上了偶尔为之，也少不了有人来骂。眼下就有一例：在我写的《拜读王岳川的“发现东方”以後》上网后，多次有人留言为王岳川先生辩护，如文科不必那样注意细节，或作出其他解释，不过总还算承认王先生是错了。有个叫张勇的不仅不认错，还说“我们缺乏的就是象王先生这样的人。我们现在多余的就是象陶世龙这样的井底之蛙!”有化名为[ 天空的微笑]加上一条：

　　这有什么好争论的？一点也不奇怪！正是因为中国有陶世龙这样的人，所以才会有王岳川的出现。不过，遗憾的是，中国人里的陶世龙要比王岳川多得多！ 10/7/05 10:37A

　　他这话不大好懂，也许是“后现代”语言吧。不过，我很高兴，因为还有许多中国人和我一样，吾道不孤矣。而这两位也许是王岳川的弟子或“追星者”和王岳川先生当然是很高超了，那么你们就高超到天上去吧。我要补上的一句是，幸而你们为数不多。

无名客

院长带头搞腐败 医生七成吃回扣
———从新会医院集体腐败案看医疗腐败食物链

新华社广州2月17日电

“新华视点”记者 黄玫

广东省江门市新会区人民医院有医生约200名，却有140多名陷入了“回扣陷
阱”。剖析这家医院医生的集体腐败案，可以清晰地看出：从药商、医院院长、
药剂科领导到有处方权的医生，一些医院大搞“权钱交易”，形成了多开多得、
利益均沾的腐败食物链。

“年轻有为”的院长竟成“商机”代名词

新会区人民医院原院长方机在不少人眼中是“年轻有为”，然而在不少药商
眼中，他的名字是“商机”的代名词。

1996年，33岁的方机当上新会区人民医院副院长，主管药品采购；2000年方
机当上院长，5年后年仅43岁的他“落马”。方机被查处后反省说，他刚当院长
时，也在业务开拓、加强管理方面下功夫，要求大家严格纪律，不许收受回扣，
后来逐渐放松对自己的约束开始收受熟人的、亲友的回扣。短短几年里，他轻松
成为“先富一族”：开的是医药代表送的小车，住的是医药公司送的豪华别墅，
甚至在广州中心商务区珠江新城还有一套公寓。

江门市民华医药公司2003年才成立，方机占有49％的干股，两年间新会区人
民医院向该公司采购药品约2850万元。此外，方机还收受了一医药公司价值130
万元的房产两处及药品回扣25万元。

江门市检察院检察长黎兆元说，自2001年以来，江门各家医院采购的药品按
照国家政策规定，集中实行招投标公开采购，已经有了一定的透明度。但从新会
医院案件来看，方机这样的医院领导腐败行为，助长了入围药商“二次促销”的
力度。按照所谓的潜规则，从药商、医院院长、药剂科领导到有处方权的医生，
逐渐形成了多开多得、利益均沾的腐败食物链。

医生“多劳多得”纷纷吃回扣

当方机“巧用商机”富起来之后，大批医务人员，特别是手握处方权的医生
开始收受回扣，并且越来越大胆。

在院长被“攻克”后，药剂室或药剂科成为第二个“公关”关口，因为他们
要对药的品质进行检验。药商对药剂部门负责人下手后，该厂药品就被医院正式
采购入库。

接下来，医生就是腐败食物链上的直接执行者。为了提高药品销售量，药商
派出医药代表，分头去做医生的工作。哪个医生开了多少药，在医院的电脑上一
目了然。根据医生的处方量，“多劳多得”，逢年过节的拜访“回馈”就有了根
据。一名医生每月收的回扣多则过千元，少则几百元。江门市纠风办主任谭康乐
说，群众看病贵直接原因就在于医生出于利益驱动开大处方。在医药代表的“公
关”下，新会医院140多名医生收起了回扣，大量使用有提成的药品。

从这些医生的交代来看，大多经历了从“心怀愧疚”到“良心泯灭”的心理
变化过程。大多数医生认为自己不是公职人员，收受回扣并非犯罪。一名医生说，
拿回扣初期有一种愧疚感，但看到大家都在拿，就觉得不拿白不拿。江门市检察
院副检察长李长才说，国家工作人员在经济往来中，违反国家规定，收受各种名
义的回扣、手续费，归个人所有的，以受贿论处。

中标后“二次促销”医疗系统腐败触目惊心

专家认为，从查处的医疗系统腐败案来看，除了现行的以药养医的管理体制
存在缺陷外，医疗招投标机制、药品管理、医院管理等方面的漏洞是深层次的原
因。

黎兆元说，中标药品供应商往往有3家，用谁的药最后由医院决定，这就产
生了“二次促销”行为。销售商为了增加药品使用量，主动向医院主管人员“公
关”。不少药品的招标价比药店的零售价高，许多不法商人千方百计挤入药品销
售市场逐利。如原来进入江门地区招投标的药品有1万多种，其实1000多种就够
用。

药品管理混乱，药品“新瓶装旧酒”现象突出。有关人士认为，不法药品供
应商、医疗器械供应商在招投标前后竞争不择手段。招标前，利用关系人争取做
出有利其中标的招标方案；招标后，大肆行贿，争取成为医院指定的药品唯一供
应商，并给医生好处以稳定用量。

“新药”也是药商获取暴利的新途径。没有纳入招投标目录剂型药品，或
“新瓶装旧酒”的新药，售价高昂，可以通过“公关”途径进入医院。如一种抗
生素“头孢替唑”是第一代头孢的旧药翻版重新生产；本来是“粉针剂”，改为
“结晶剂”，又算新药。在剂量上派生，变成20毫克、30毫克，又算新药。

令人惊心的是，医院几乎人人有腐败“领地”。院长权力过大，现行医院管
理体制下，院长难以监督。医生有处方权，可以决定用药量、用何种药，据此收
受回扣。就连电脑员都不例外，把电脑单卖给药商也收入不菲，江门市中心医院
一电脑员2年来就收了10多万元“小费”。

目前，新会医院医生大面积收受回扣案被立案查处，方机已被刑事拘留。大
部分收受回扣的医生退出回扣款，并受到不同程度的处分。近一年多来“落马”
的，还有江门其他6家医院的一把手。

江门市以方机等人的违纪违法行为作案例，多次进行专项的反腐纠风警示教
育，进一步建立提前防腐机制。

无名客

中国院士水平如何，请看两院院士鉴定的一个成果

　　粮科

　　看了最近关于院士水平的争论，觉得《科技日报》这篇报道也可作为一个注脚。现全文收录于后（括号内是本人的评论，供批评）。

　　中国小麦品种有了品质评价体系
　　《科技日报》2006年2月9日报道

　　中国小麦品种有了品质评价体系和改良技术。我国科学家用10年时间建立的"中国小麦品种品质评价体系建立与分子改良技术研究"成果，对小麦遗传育种与应用蛋白质组学研究、商品粮分级检验与质量控制、主要面食品品质评价指标和国家标准修（制）定等方面具有重要指导意义和实用价值。（粮科：看名称就知道是个大杂烩）

　　李振声、程顺和院士等专家日前鉴定认为，该成果兼备科学性、实用性和先进性，既有中国特色，又与国际接轨。是我国作物育种方法研究自主创新和跨越式发展的一个范例（粮科：范例者，经典、楷模、学习的榜样！），总体居国际先进水平，其中6个方面居国际领先水平。（粮科：李振声是中科院院士、原副院长。程顺和是江苏扬州农科所研究员、中国工程院院士。）

　　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与首都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合作完成的"中国小麦品种品质评价体系建立与分子改良技术研究"成果，针对我国食品质量急待提高的实际需要，采用常规方法与分子技术相结合，深入系统研究中国小麦品种的品质评价体系和改良方法。它从食品-性状指标-蛋白质-DNA4个层次研究我国小麦品种品质评价体系，其中20个指标（占42％）在中国小麦中最早报道。
（粮科：这些指标在国外早有报道，目前国内的品质指标都是用国外仪器测定，所以只是用国外的方法把几个中国小麦样品测试了一次。）着重建立了中国面条和北方馒头的标准化实验室制作与评价方法，提出并验证面条小麦的选种指标和分子标记选择体系，国内外尚未见到类似报道。（粮科：南京有个姓陈的在80年代的博士论文就是馒头品质改良，博士期间还获得一项实验馒头机的国家专利。2005年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里也有一个培育面条小麦品种的成果。）改进面包评价方法，明确饼干小麦的选种指标（粮科：这些在有研究烘烤品质传统的欧美国家可能是微不足道的吧？）。这一工作为进一步系统改良中国小麦品质提供了评价体系和理论依据。（粮科：中国食用小麦有悠久历史，尤以馒头、水饺、面条等蒸煮食品加工技术优良、食品种类繁多，这是我国的优势；只是需进口面包和饼干小麦，这是我国的劣势；并不是一塌糊涂。我国粮食系统已经为小麦品质确定了一系列国家标准，目前执行的是GB/T17892-1999、GB/T17893-1999、GB/T17320-1998等等，这些国家标准才是中国小麦品质的评价体系。粮食系统的一些学者在澳、加、美都成了面食加工权威，如澳大利亚面包研究所的Huang T）。

　　研究还创立了蛋白质分离技术体系（粮科：因发明电泳技术而获得诺贝尔奖的瑞典人都没有这么牛吧？），明确了优质面包和面条的高低分子量亚基组成（粮科：英国80年代就报道过了）。高分子量谷蛋白亚基酸性毛细管电泳和高低分子量谷蛋白亚基基质辅助激光解析飞行时间质谱鉴定新方法属国内外首创。建立了水溶性蛋白毛细管电泳技术体系，首次发现与面包加工品质密切相关的WS-6
亚基。优化醇溶蛋白高效毛细管电泳技术，显著提高了品种鉴别效率（粮科：利用毛细管电泳、质谱等分析蛋白质组成也是欧洲80年代的技术，只是在具体应用上有操作程序上的不同）。在小麦近缘种中鉴定克隆出15个有潜在利用价值的贮藏蛋白新亚基基因，筛选出6个新标记，明确了低分子量亚基的等位基因变异与蛋白亚基的关系（粮科：只要到国际公认的小麦基因目录“http://wheat.pw.usda.gov”中去查一下就知道真假）。这为利用分子技术改良小麦品质提供了新方法、新候选基因及新标记。

　　研究还阐明籽粒硬度在中国小麦中的演变规律及等位变异特点（粮科：由于这个问题20年前在美国就研究得十分清楚了，所以只敢称“在中国小麦中…”，难道科学规律还有国界？），发现5个新等位基因，占普通小麦中已报道等位变异的1/3，并对硬度形成的分子机理做了部分修订。在6倍体小黑麦中发现两个新硬度等位基因（粮科：请哪位网友介绍一下怎样才算“发现新基因”？）。

　　研究明确了基因型、环境及其互作对主要品质性状的相对贡献，主持制定全国小麦品质区划方案，由农业部发布试行，已成为指导我国小麦生产和科研的纲领性文件（粮科：这帮人太牛了！可以制定一个东东由国家部委去发布？其实那个方案就是《优势农产品区域布局规划（2003--2007年）》，是农业部组织全国农、林、牧及粮食、商业部门行政、教学和科研单位的专家，经过多次讨论形成的，内容包括水稻、小麦、玉米、大豆、棉花、油菜、甘蔗、柑橘、苹果、肉牛、肉羊、牛奶、水产等十余种农产品的优势产区布局规划。那么多人的工作成果就
被这帮人剽窃了！目前各省有省域内的优势农产品布局规划，各县也有县域内的优势农产品布局规划，这样的东西也是国际领先？）此外，还为全国筛选提供3批共计59份各类优质亲本，育种单位利用这些亲本育成20个品种，累计推广1.12亿亩（粮科：居然把育种单位的品种也算成自己的成果了！这些品种的亲本真是这帮人提供的吗？是他们从太空中取回的吗？其实就是地方育种单位自己的，被
他们拿去“研究”后就变成他们的了！）；组织其他单位，为农业部推荐确定各类优质小麦品种22个，累计推广4.37亿亩。（粮科：无稽之谈！农业部要品种干啥？正确的说法应该是“农业部向农民推荐了22个小麦品种”。农业部每年都要向农民推荐一些农业生产优良品种和实用技术，这帮人既不是这些品种和技术的知识产权所有人，又没有直接向农民发布推荐品种的职责，为什么要将其纳入自己的成果呢？）

　　研究者说，此项研究还在遗传育种和谷物化学的国际知名期刊（粮科：这些应用学科SCI期刊的影响因子一般都只有零点几）发表SCI论文31篇，在国家一级期刊《中国农业科学》和《作物学报》发表论文50篇（粮科：没有“国家一级期刊”的说法，国内好象有“核心期刊”之说。其实这两种刊物都是他们单位自办的），申请发明专利14项（粮科：批准了几项，有无效益？）。培养研究生31名，举办培训班6次，参加人数达150人次。技术创新与人才培养相结合，科研与培训推广相结合，在国内外产生了很大影响。（粮科：这才是问题的要点。可能骗了国家几千万元项目费，需要一个说法，于是把不同单位的30多个研究生的文章与一些日常事务性工作总结拼凑在一起，叫几个院士来签个名，就成了“国际领先”的“自主创新和跨越式发展的一个范例”。）

无名客

骗子哪来这么足的底气

je2ccc

看了方舟子《《南方人物周刊》记者的电话不能接》以及附后的徐振江的帖子，联系自己过去和现在跟流氓打交道的经历，发觉骗子要么义正词严，要么嬉笑怒骂，全然不顾事实，或者把发生的事情因果颠倒。

不禁问自己：“当今流氓哪来那么足的底气”。

是不是周遭环境和体制适合流氓生存而不适合正义，在这种环境下，如果应用进化论里面的自然选择学说，过不了多久，我国就只剩下流氓了。正如老鼠，在周围有老鼠药的环境下，经过自然选择，过不了几个月，就只剩下抗老鼠药的老鼠了，此时老鼠药已经无效。

乱说了一气，希望能抛砖引玉。

无名客

拷问我们的良知，莫愧对中国
　　――兼质疑清史工程和央视新楼

　　杨曾宪

　　中央电视台“感动中国”节目，感动了亿万观众。当我热泪盈眶被感动的同时，自己的灵魂也不断被拷问着。由此我突发奇想，央视应同时办一个“２００Ｘ，谁愧对中国”的节目，让全国观众投票，选出“十大事件或人物”，使它或他们接受良知的拷问。

　　当然，感动中国人物对我们的拷问是多向度的。这些人物身上每一种闪光品质：勇敢、无私、博爱、自强、忠诚、奉献等等，都是一把拷问自己良知的尺度，但它们却不宜拿来评判别人。这是因为，凡圣德品行，我们可以“高山仰之”，却不能令人“景行行之”。譬如，我们非常钦佩、赞赏跳入滔天巨浪中救人的魏青刚，却不能指责岸上观者胆怯自私；我们非常钦佩、赞赏用生命来资助贫困生的丛飞，却不能指责没如此奉献的歌星为富不仁。要求人们时时践履圣德的结果，只能使社会陷入伪善之中。

　　但是，有一把尺度，却是可以也应该拿来拷问每个中国人，特别是中国知识分子的，这就是是否牢记国情、是否珍惜国家财富。在２００５“感动中国”人物中，有一名贵州山区村医李春燕，她几乎是赔上全部家当甚至结婚礼物来为村民治病的，原因是乡亲们太穷、太穷了。透过特写镜头，我看到那一笔笔欠款记录，大多都是２０、３０元，几乎没超出５０元的。这就是说，这些农民，口袋中连几张１０元票子都没有。当李春燕要外出打工时，村里人卖鸡蛋，才凑起１００元还债。就这１００元，感动和挽留了李春燕！区区１００元，在我们眼中，不过一张大票，而在贫困农民那里，却是一笔巨款！他们的收支，是以１元为计量单位的。这并非个别情况，据一些去过贵州山区的记者介绍，那里的贫困程度，完全超出想象，只能用“惊天地、泣鬼神”来形容。既然天地亦惊、鬼神亦泣，同为中国人却熟视无睹，依然奢侈浮华、挥金如土，我们的良知哪里去了，难道不该被严峻拷问、不是“愧对中国”吗？

　　我相信，在这把尺度面前，每个人都会立刻想到政界、商界许多候选人物和事件的，而我首先想到的，却是一些著名的学术工程、文化单位。

　　时下，中国学术虽质量与时“俱退”，但经费却与时“剧增”；一些“著名”学者，编个什么“工程”名目，便动辄数百上千万地伸手要经费。所谓新修“清史”工程，更是以“３千万”字数、令人咂舌的“６亿”资金创了记录！盛世修史，这本是好事。但治史要义是提炼、学术价值在精粹，如此巨量篇幅，常人十年读不尽，完全背弃了修史的宗旨，充其量只是“清史资料汇编”而已。因此，人们有理由怀疑，堆积“３千万”巨量，只是为申请“６亿”巨资；如果压到“６百万”，怕是不好狮子大开口了吧？退一步说，即便这“３千万”的清史不掺水分、并非泡沫，它就需要６个亿吗？这６亿资金的“工程预算”不该向社会公布吗？再退一步说，即便预算非常合理，就不能节约一下吗？如果我们学者的良知被李春燕们所感动、所拷问，节约出２、３个亿，就可让１千万贫困农民看一次病呐！

　　时下，中国许多单位一掷千金建豪华办公楼已蔚然成风，而欲领风气之最的，非央视莫属。被舆论评为“歪门”、预算５０亿的新楼方案，一经披露就遭到舆论猛烈抨击。尽管从建设美学角度，我并不反对甚至欣赏这个设计，但我却坚决反对脱离国情、付出如此代价的“美”。美是有内涵的。一个农村孩子，如果忘掉贫穷爹娘自己天天披金戴银，那只能是一种丑。中央电视台也不应忘本：她是全国人民的“孩子”、是靠１３亿同胞的“眼球”养大致富的。如果央视无视批评，坚决要把奢华进行到底，那么，当央视在新楼中继续“感动中国”时，全国观众一面被感动、一面也会亿万次地拷问央视决策者、主持人：你们的良知哪里去了？清华吴良镛先生说得好：“５０亿元是个多么了不得的数字，中国现在并没有富得不在乎这５０亿”。的确，央视改变方案节省下的几十亿是可以改变千万个李春燕的命运的！因此，如果央视“歪门”新楼照建，那么，它肯定会在２００８年“愧对中国”“十大事件或人物”评选中“荣登”榜首的！

王震宇

给我总体上的感觉是————跑题了

无名客

王思潮反击“科技骗局”

撰稿／黄祺（记者）
《新民周刊》2006.2.20

ＵＦＯ是外星人的飞行器吗？——这不是一个孩童天真的问话，而是一名天文学研究员３０多年钻研的课题。正因为这项研究，让他身处争议漩涡的中心。

新疆ＵＦＯ争论始末

王思潮只会最简单的电脑操作，但从电脑“桌面”上点开ＵＦＯ的图像，却麻利熟练。他为记者讲解图片中ＵＦＯ的每一个变化，语调耐心而柔和，带着广东口音，手指握笔，指着屏幕，像给中学生上一堂常识课。

“看，先是一个亮点，然后可以看到，５束光朝５个不同的方向发散，这就是典型的扇状ＵＦＯ。我所知道的人类飞行器没有这样设计的，朝不同的方向喷射，是非常消耗能量的。再看下一张，亮点后面出现尾巴了，对不对？看，变成了逗号的形状。转起来了，这就是螺旋状ＵＦＯ。”

图像是一名叫蒲国榕的游客拍摄的，２００５年９月８日，蒲国榕夫妇在新疆喀纳斯湖旅游，碰巧拍摄到天空中出现的一次ＵＦＯ。他们回家后把录像提供给深圳电视台，１１月上旬，深圳电视台的记者打来电话，要求采访紫金山天文台退休的天文学研究员王思潮。

“我提出要看图像，由于我的邮箱放不下这么大的图像。后来找邓柯帮忙先把图像放在他的网站上，专门设置后让我从网站上下载。”王思潮所说的邓柯是深圳的一位ＵＦＯ爱好者，自己管理了一个Ｕ－ＦＯ主题网站。

尽管已经是无数次细看这些图像，王思潮还是有些激动。“连续地看到一个扇状ＵＦＯ变成螺旋状，这么多年还是第一次！”王思潮提高了音调说。

收到图像几周后，新华社发布消息：“近日，他（王思潮）观看了今年９月８日在新疆上空出现的不明飞行物的录像，根据对录像进行分析研究，他认为，不排除该ＵＦＯ是与地外智慧生命有关的飞行器的可能性。”

王思潮并不是第一次在媒体上判断ＵＦＯ与地外智慧生命的飞行器有关，但这一次却立即引起了“反响”。新闻报道几天以后，以“学术打假”著称的方舟子在《北京科技报》上发表文章质疑王思潮。

方舟子不同意把ＵＦＯ与外星智慧生命联系起来，他在文中说：“外星人可能光临过中国”，这是一个多么惊人的说法，如果属实的话，足以震惊世界，改写人类文明史。

他质疑的主要依据是：“从报道可知，王思潮认定该不明飞行物可能是外星人的飞行器的理由有二：第一，它不可能是彗星，第二，它不可能是飞机。这种推理在我看来实在是荒唐。”

２００５年底，《北京科技报》评选“２００５年中国十大科技骗局”，第九项是：外星人驾ＵＦＯ来新疆。“骗局”所指事件，正是２００５年９月８日新疆上空ＵＦＯ与外星人相联系的事件。

“我从来没说过外星人驾ＵＦＯ来新疆。”王思潮对记者说，“新华社的消息写得很明确，通过分析，我认为当天的ＵＦＯ不排除是与地外智慧生命有关的飞行器的可能性。”

记者提起方舟子的批评，王思潮没有情绪激动，但也没有掩饰他的不悦。

“我对扇状和螺旋状ＵＦＯ研究了３０多年，就像医生一样，我知道近似的病症，如果能排除这些最近似的病症，就能知道可能是什么病。”王思潮说，扇状和螺旋状ＵＦＯ最像彗星和人类飞行器，排除了这两种可能，再加上多年来对两类ＵＦＯ基本特征的研究，他最终做出ＵＦＯ可能与地外智慧生命的飞行器有关的判断。 “他以为我在这么短的时间做这样的判断，事实上，通过３０多
年的研究，我已经积累了很多依据。”

好奇的天文研究员

采访在王思潮的家中进行，这里也是他的工作场所，他与女儿共用电脑和书桌。电影中，“科学怪人”的工作间里总摆着稀奇古怪的实验设备，王思潮的家却平淡朴素，连一个ＥＴ玩偶也找不到。

退休以后，他每天工作１０小时以上，包括接听各地ＵＦＯ目击者的电话，分析别人送的目击报告和图片、录像，还要接受媒体的采访。除了一周打一两次
网球锻炼身体以外，他的大多数时间都用来调查研究ＵＦＯ。

在媒体报道方舟子的质疑以前，王思潮已经是ＵＦＯ爱好者圈子中的名人，由于退休之前是天文台的研究员，爱好者们自然把他当作专家，而媒体报道时，也不忘强调他的专业身份。

王思潮１９５７年进入北京大学物理系学习，１９６３年从天体物理专业毕业，分配到南京紫金山天文台工作，研究方向是行星天文。上世纪７０年代初，他开始研究火流星和陨石，连续４届担任中国陨石学和天体化学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并连续３届担任国际陨石学会陨石命名委员会委员。

按照王思潮的介绍，科班出身的他关注ＵＦＯ纯属偶然。“１９７１年，江苏北部有人发现螺旋状发光物，而且没有明显的移动。我一直关注火流星等奇异天象，就被找去分析。”王思潮说，由于自己研究陨石、火流星，所以经常被找去辨别一些不常见的现象，逐渐培养起对不明飞行物的好奇。

王思潮很乐意展示３０多年来搜集的资料，他从塑料文件包里小心翼翼地取出大小不一的纸片，轻轻展开，纸片的折痕发黄，看上去因年久而脆弱。“这些都是各地目击者手绘的目击图。”王思潮把３张图纸摊开，３幅图都被涂成深蓝色或者浅蓝色的背景，背景上有白色的螺旋圆圈。每幅图下细小的钢笔字，写着地点、时间、当时状况的简单描述。

那一次ＵＦＯ事件发生在１９８１年，王思潮说，３幅图来自四川、贵州、西藏３地的目击者，３人相距千里，但目击图和描述却几乎一致。“１９８１年的资料相当丰富，全国２０多个省、市，上百人看到，全国各地的目击报告有７０多份。”

根据对这些资料的研究，王思潮当年就第一次对外声称，螺旋状ＵＦＯ可能与地外智慧生命的飞行器有关。

王思潮理论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王思潮在接受采访时几次引用了胡适的名言，但他说，前半句他“不大赞成”，“科学的联想可以，但要有依据”。王思潮一一解释了他的“有力证据”。

在西方，关于ＵＦＯ的讨论已经有５０多年的历史，人们把ＵＦＯ归纳成几种形态，很多ＵＦＯ现象后来经分析，被确认是自然现象或者人类的飞行器造成的，还有一部分至今无法作出合理的解释。正是因为它的神秘，吸引了无数爱好者。

上世纪７０年代初，王思潮就开始专注于扇状和螺旋状ＵＦＯ的研究，因为这两种ＵＦＯ“特征明显，便于观察”。王思潮说，这期间，他详细研究了１８次扇状、螺旋状ＵＦＯ事件，认为有４次可能与地外生命的飞行器有关。

“１９８１年和１９９５年的两次，目击报告资料非常丰富，所以那两次我的把握更大。我当时说‘可能与地外智慧生命的飞行器有关’，而去年９月８日新疆的这一次，资料没那么多，所以我说的是‘不排除与地外智慧生命的飞行器有关’。”

在王思潮的证据中，“悬停”是一个关键词。他首先判断扇状、螺旋状ＵＦＯ出现时的高度大约是２００公里以上。得出这个结论的论据是：首先，目击者观测到扇状ＵＦＯ的“尾巴”消失速度非常快，大气层中不可能实现，只有在大气层以外的真空才有可能。另一个依据是，王思潮用数学方法计算了历次ＵＦＯ的高度。

王思潮说，计算中存在很多变量，但可以简单地介绍一下原理。他的方法是，一些比较专业的爱好者会把ＵＦＯ的位置精确地标注出来，根据ＵＦＯ在所在星座的位置和时间，可以算出ＵＦＯ位置的仰角，如果一个目击者在西安，一个目击者在上海，知道西安与上海之间的直线距离，运用公式就可以得出ＵＦＯ的高度。“这与测量珠穆朗玛峰高度的原理是一样的，测珠峰不可能用尺子去量。只不过ＵＦＯ高度的计算更复杂些。”

另一个关键词是“速度”，根据图片、录像资料和目击报告，王思潮用ＵＦＯ移动的距离、方向和持续时间计算出“运动速度”。

在王思潮的报告中，他计算出１９８１年ＵＦＯ的高度是６５０千米（正负误差１０千米）。“平均运动速度”是１．６千米／秒（正负误差０．３千米／秒）。１９８１年７月２４日的ＵＦＯ在飞行过程中出现奇异的悬停现象。而１９９５年７月２６日晚上的扇状ＵＦＯ更奇特，其高度为１４６０千米（正负误差为６０千米）。平均飞行速度仅为０．２９千米／秒（正负误差为０．０５
千米／秒）。“据我了解，像我这样定量分析ＵＦＯ，国内外我还是第一个。”

根据高度和速度，王思潮基本上排除了这些ＵＦＯ是人类飞行器的可能性，因为人类的飞行器还不能做到在地球外层空间的真空中悬停，“杨利伟的飞船，也必须达到一定的速度才能绕地球轨道飞行，不然就要受地心引力作用掉下来。”

以上的理论，正是王思潮用来分析ＵＦＯ现象的基础，也是他３０多年研究的成果。虽然经常接受“科普”采访，或者发表文章在科普杂志上，但媒体上很难找到王思潮关于ＵＦＯ研究的完整阐述。记者问他是否会把这些年的研究成果整理成论文发表，王思潮回答：“太忙了，没有时间整理。”

面对质疑

方舟子的高调质疑，多少搅扰了王思潮。他认为，方舟子和过去质疑他的其他人一样，在还没有了解他的工作之前就站出来批评他。他希望这些人至少先听一听再发言。

２００５年９月，“世界ＵＦＯ大会”在大连召开，国内的ＵＦＯ专家和爱好者齐聚一堂，也邀请了部分国外研究者参加。９月８日，王思潮在大会上发言，题目很长：“对中国螺旋状与扇状ＵＦＯ的分析——可能是与地外智慧生命有关的特殊飞行器”。

这可以算是王思潮第一次，比较完整地在公开场合介绍他３５年来对ＵＦＯ的研究，在此之后，他参加录制了北京电视台的一个科技节目，与方舟子、北京天文馆馆长朱进一起讨论对ＵＦＯ的认识。不管是大会发言还是接受媒体采访，王思潮没有改变自己的判断：螺旋状和扇状ＵＦＯ案例，可能与地球以外的智慧生命的飞行器有关。

正是他的专家身份，让反对者认为，他更应该知道发布“ＵＦＯ与地外智慧生命有关”之类信息需要慎重。但王思潮并不认为自己是一些人眼中顽固的痴迷者。

“上世纪９０年代，山东、河南、江苏、安徽等地有人目击天空中的亮星群，王思潮分析后认为这些“ＵＦＯ”是高空气球。后来媒体的了解证实亮星确实是高空气球。”

王思潮说，举这个例子是为了说明，他的判断是有科学性的。他经常收到目击者的信息，每次王思潮都要追问很多问题，比如时间、位置、方向、形状、特征等等， “目击者的学历、职业也是参考的依据。”王思潮说，他有多年野外考察和天文实测的经验，基本可以判断这些信息的真伪。

不是每一次ＵＦＯ事件都是王思潮的研究对象，王思潮说，他只研究目击报告和资料丰富的案例，他把那些单一的目击报告资料存档，以备以后有更多材料时使用。

王思潮在多年研究中还发现了一些ＵＦＯ事件的“共性”：他重点研究的这１８次ＵＦＯ事件，都发生在５月到１０月之间；目击者报告的ＵＦＯ现象，在西部上空出现的次数比在东部多；从１９７１年到２０００年３０年间，扇状、螺旋状ＵＦＯ共出现１４次，而２００１年到２００５年５年间这个数字是４次，看上去，这类ＵＦＯ出现的频率可能增加了。

这些“集中”的结论，也是包括方舟子在内的质疑者经常提到的问题，ＵＦＯ频繁地光顾中国部分地区，难道是外星人“偏爱”中国？王思潮说，他主要研究中国的ＵＦＯ，尤其是螺旋状与扇状ＵＦＯ，“因为能掌握第一手质量较高的目击报告”。

他一再向记者强调的是，“ＵＦＯ可能与外星人的飞行器有关，和外星人光临中国，并非同一回事。”“从可能与外星人的飞行器有关，到肯定与外星人的飞行器有关，也还有相当长的路。”

尽管王思潮认为自己对待目击报告的态度足够谨慎，外界的质疑还是没有停歇。

天文学家、北京天文馆馆长朱进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最近的一个恒星和地球的距离是４．２光年，“如果有外星人，那么基本上可以认为他们不可能来地球，因为智慧生命没有可能在宇宙间进行星际旅行”。

但王思潮认为，“应该鼓励以开放的心态、科学的态度来看待ＵＦＯ，应该鼓励人们对未知事物的探索。”王思潮说，既然地球人的探测器能够到达火星，为什么地外智慧生命不可能派飞行器到地球探索呢。“他们的科技水平比我们人类高得多，只要他们的飞行器用１／２光速飞行，几百年或更长的时间就能来到地球。”

王思潮说，他欢迎反对的声音，不同的意见可以进行学术争论，但不应是扣帽子。

方舟子在文中把王思潮叫做“当今世界上少有的（也许是唯一的一个）相信不明飞行物可能是外星人的飞行器的职业天文学家”，对于他的研究方法，外界同样质疑不断。但王思潮辩解说，ＵＦＯ每一次的出现都无法预测，这给研究带来了很大的难度，但它几十年来基于目击报告互相佐证的分析，可以说是科学的研究，他得出的结论，是有科学价值的。

“伪科学”，当记者提到这个词时，王思潮平静柔软的嗓音依然不变。他说，ＵＦＯ研究之所以被认为界乎“科学”和“伪科学”之间，与ＵＦＯ的特性有关。“你不知道它在何时何地出现。另一个原因是，的确有人故弄玄虚，制造假象。”

“小时候，老人说开天眼的时，把鞋子扔上天，会掉下来一只金鞋子。那时候，孩子们都相信是真的。但是，我现在研究Ｕ－ＦＯ，不是异想天开。”找证据、计算、研究、得出结论——王思潮觉得，他的探索没有什么不对。

特深沉

劣币驱良币。

《学术腐败的根源是中国学术界学术水平低下》， 非常生动地体现出，问题根源是人的问题。整整一代人的问题。

因为文革后出来的一代素质低下，稍微好点的又都在90年初出去了，剩下的都是被筛选出的人渣。

关键是因为这代劣币，还有影响下面两代人，成为恶性循环.We are doomed.

无名客

把民工打磨的“汉芯”鉴定为“世界领先水平”，三院士一863专家组长是否该给个说法？

1。与陈进坑蒙一气，蒙骗国家巨额资金，从中得取好处费；

2。院士和863专家组长水平低劣，不及民工 ：)) 连如此低劣的骗术都看不出来，纯属白痴上当。

二者必居其一。代表中国最高学术水平的院士，863专家组长不及一民工，导致国家巨额资金被骗，有关方面是不是该追究一下？给个说法？

这类白痴白坐，自欺欺人的项目鉴定会成果鉴定会到底有何用？

可惜中国没有司法独立。在美国这些人都会被起诉，有的还会坐牢。在中国顶多也就“党内批评处分”。

无名客

该让这些“院士”“专家”上耻辱榜：王阳元、许居衍、邹世昌院士、863专家组长严晓浪

“汉芯一号造假”东窗事发之前，一直拥有国际科技部、上海科委、科技部、总装等国家级部门颁发的无数奖项。汉芯公司在没有产品、没有销售收入等情况下，竟然获得了“高新技术企业”、“软件企业”、“创新奖”等资质；陈进本人也获取了 “上海交大校长奖”、“上海市科技创业领军人物”、“上海市IT十大新锐”、“上海市十大杰出青年”等荣誉称号；并且用这块假的汉芯DSP芯片申请了12项国家专利，甚至获得了超过一亿元的拨款！

对此，我们不禁要问：“造假芯片不同于造假鞋，我们有那么多检验仪器和专家，难道就没有发现问题吗？”

据当年汉芯公司发布的消息称：“汉芯一号”使用国际先进的0.18微米半导体工艺，具有32位运算处理内核。由王阳元、许居衍、邹世昌院士、863专家组组长严晓浪等专家组成的专家，在鉴定会后认定，“汉芯一号”及其相关设计和应用开发平台属于国内首创，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目前该项目已申请了6项我国专利和布图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