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与人生及读书人的人生——读论文集《知识分子应该干什么》有感
文章提交者：西楚猿 加贴在 原创基地
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中国的学人们感于在市场经济大潮冲击中的困惑与失落，在文坛上发起了一场关于知识分子的作用与使命的大讨论。讨论兼及学术尊严、人格异化和人文精神等问题，虽说大家观点各异，终未分胜负。但大讨论却打破了自八十年代末起文化思想界死水一团的局面，活跃了学术气氛，使中国的学人们在心理与思想上更趋成熟，比较地清楚了自己的社会历史定位。
由学人们的浮躁，我想到了世纪之交众多的俗人，如工人、农民和政府与事业单位的公职文职人员。他们在所谓社会转型期里又何尝不困惑不浮躁呢？可以说，浮躁是现今中国人的通病。何谓浮躁？我想大约是在外界强刺激和强对比之下人心的焦虑与失衡。工人下岗、农民失地带给他们的生存危机且不说，就是衣食不愁、生活相对稳定的所谓皇粮阶层们，眼见私营化进程日趋加快，商界大贾和影视歌明星们大捞钞票，都市之中的灯红酒绿与名车美女，又怎能不心怀惶恐、心生羡妒呢？情急之下，先是人人经商的下海大潮，然而一番打拼之后，少有人学会游泳；大多数胆小者和在商海中铩羽而归的人，思量再三，终于动起了利用职权捞钱的心思。于是腐败之风日盛，几乎遍及各行各业。造假贩假、坑蒙拐骗、买官卖官、卖淫嫖娼，种种丑恶现象不一而足。究其根源，都是浮躁惹的祸，又岂是“浮躁”二字可以了得？
圣雄甘地曾列举出七种可使人毁灭的东西：没有道德观念的政治，没有责任感的享乐，不劳而获的财富，没有是非观念的知识，不道德的生意，没有人性的科学和没有牺牲的信仰。对比时下中国人的言行，我们不能不为哲人的睿智和道德认知所折服，亦不能不为国人的种种浅陋与浮躁的言行而汗颜。
时下，年轻的一代崇尚个性张扬与自我表现，我以为这是一种积极的人生态度，也是一剂医治浮躁的良药。但前提应该是以正确定位自己的人生为目的。人不能选择出身，但应该可以从自己的兴趣和潜能出发选择适合自己的人生；迫于环境和机遇，人有时也不能选择职业，但完全可以在职业之余保持和发展自己的爱好。做到了前者，就是实现了自己的人生理想；做到了后者，你也算在为社会尽职的同时丰富了自己的生活，使自己成为一个有品味的人。两者居其一，你都算拥有了一个完美而幸福的人生，而不必非去当明星做老板。说句玩笑话，整日里忙于人际应酬，赴盛宴、坐名车、拥美女，想来也是一件很辛苦的事情，据说会透支人的生命。
在科学文化高度发达的今天，人生的定位是离不开学习的。首先，社会分工日趋专业化和知识化，要求我们只有不断学习，才能胜任自己的本职工作。其次，个人潜在的兴趣和才能也驱使我们必须学习，才能满足我们非生理的如艺术、审美、良知和德性等诸多需求。可见，读书并非是专家学者们的专利。读书于我们普通人，也不唯有利于增强职业能力和培养个人兴趣。更为重要的是，读书可以帮助我们提高思辩能力和道德认知，使我们自觉抵制低级趣味的影响与侵蚀，在种种社会势力的不公正与非人道行为面前，不畏强暴，拥有话语的勇气和能力，以维护自己和他人的公民权益。
我说读书，自然是指读好书。除专业书籍外，我们普通人都应该读点儿哲学的、历史的、文学的和艺术的书籍。至于好书，很难仔细界定，但有一个原则，即不可以意识形态为判别标准。一般而论，原创的、有独到见解和语言特色的书，我认为是值得去读的。而时下充斥市场的诸如猎艳猎奇的、相互抄袭的、今天教你如何成功、明天教你怎样致富的书，我以为大都是文化贩子们整出的垃圾，是不屑一顾的。当然，这只是我个人的看法，不求共鸣。简言之，只要选择得当，读书之于人生，开卷有益，应该是无庸置疑的事情。
到这里让我们谈谈另一个话题，即读书人的人生。这本题为《知识分子应该干什么》的论文集，由中国多个著名文人学者的文章汇编而成。“五四”时代旗手级人物如鲁迅、胡适和李大钊且不谈，当代的有知名学府的教授陈平原和许纪霖，台湾学者金耀基，知名作家王小波和刘心武，还有在所谓新时期一路顺风成长起来且学贯中西谓之“新文人”的如祝勇、李书磊和陈思和，更有思想界大名如雷贯耳的可畏后生摩罗和余杰。由这些思想文化界重量级人物来讨论知识分子问题，其学术的权威性应该是不容置疑的。学人们观点不一当属正常，梳理下来，大致有三派。而说到论理，也恰如汉末纷争，可谓是三分天下有其一。
阅读之中，我先是明白了一个道理，即读书人并非就是知识分子。那怕你是硕士、博士乃至专家学者，知识分子的桂冠是决不敢贸然顶戴的。何谓也？因知识分子一词是舶来品，依照西方学人的阐释——如美国学者爱德华·赛义德认为，知识分子必须是具有独立人格的个人，他们的公共活动“既不遵循预定的方案，也不能被强迫顺从某种口号、正统的党的路线或一成不变的教条”。在对待社会公正问题上，知识分子应该超越民族、国家和信仰而坚持共同的“真理标准”，应当“质疑爱国的民族主义、集团思想，以及任何阶级、种族和性别特权的意识”，而“不怕被烧死在火刑堆上，不怕被孤立或钉死在十字架上”，他们是“有倔强性格的彻底的个人，而最重要的是，他们必须处在几乎随时与现存秩序相对立的状态”（见张隆溪：《赛义德笔下的知识分子》）。继而，赛义德又温和地给知识分子以如下定义：“知识分子是有能力向公众以及为公众来代表、具现、表明迅息、观点、态度、哲学或意见的人”。赛义德反对知识分子退缩到狭窄的专业领域里“为学术而学术”，认为当今对知识分子的极大威胁之一就是知识本身的专业化。因为专业化束缚了知识分子的独立性，诱使他们远离人文关怀和社会批判的责任。鉴于赛义德的知识分子论，无怪乎金耀基慨叹：“在整个历史上只有极少数的知识分子才符合这个形象，没有了他们，知识分子这个词片将暗淡无光”（见《知识分子在社会上的角色》）。我们的青年思想者摩罗比较了建国以来许多大学人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卖友求荣的种种劣迹之后，也不禁悲叹道：“我曾抱有过天真的幻想，以为我们这一代人正在向知识分子的神话趋近。可是这个神话已经飘得无限遥远。同时我也明白：不是这个神话背叛了我们，而是我们一次次背叛了这个神话”（见《知识分子：若隐若现的神话》）。如此痛彻心肺的诉说，使我们不禁要问：在我们这个英雄辈出的时代，有谁堪为这个神话的主人公呢？据我所知，大抵只有三人，那就是红卫兵小将遇罗克，共产党女杰张志新和非党人士顾准。可悲的是，他们曾经一是“黑五类”子女，一是现行反革命，一是右派分子。这样的结论，使我们在面对知识分子这一沉重话题时，真是既“惶惶然”又“慽慽然”矣！
所幸还有个心肠冷漠的学人王小波，他那富于黑色幽默和喜剧色彩的述说，多少使我们的阅读变得轻松。这位仁兄对知识分子的定义虽不苛刻，却对知识分子以天下为己任的使命感及好为人师冷嘲热讽，对所谓弘扬民族文化的国学也嗤之以鼻。以他的曾当过校长的世伯为例，这位老先生总爱用二十四孝的例子教育学生，直把孩子们听得毛骨悚然，他还洋洋自得。谁知“文革”一来，学生们把他赶到结冰的河面上，要他为治父病表演“卧冰求鱼”，把个老先生冻得落下了终身病根。王小波称其伯父的遭遇是“自己屙屎自己吃”。想想古往今来，中国学人们为臣为官效忠君王权贵，最终落得“请君入瓮”下场的例子真是屡见不鲜的。王小波自称是彻底的无神论者，彻底到不相信世上的任何信仰。在他看来，信仰这个东西极具排他性，又极易受热膨化，一旦膨胀到狂热和盲从的地步，就会变成“打人的棒子，迫害别人的工具”。据此，王小波宣称他发现了一条“经得起全球知识分子的质疑”的公理，那就是“知识分子最怕活在不理智的年代”（见《知识分子的不幸》）。回想哥白尼之囚，布鲁诺之死，德国的纳粹运动，中国秦代的“焚书坑儒”和现代的“反右”与“文革”，谁能质疑这条“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王氏公理呢？
所幸我们还有位为人厚道的学者陈平原，他的具有“中庸”色彩的观点归纳起来有三点。即他认为读书人完全可以“为学术而学术”。这点对于当今中国的学人尤为重要，因为目前中国有世界级研究成果的学人实在太少。可见浮躁也是中国学人的通病。其次，做学问就要遵循学术的标准或游戏规则，不要借学术隐喻或抒发意识形态的东西，达到所谓教化道德人心的目的。这样做其实是两相为害的。最后，陈平原说：“我个人更倾向于在从事学术研究的同时，保持一种人间情怀”（见《学者的人间情怀》）。当然，两件事要分开来做，不能混为一谈。
读完这部论文集，我感到受益菲浅，也隐约有些遗憾。总觉得学人们说理的支架是舶来的，话语的材料是过去的，而论说的宗旨最终却是务虚的。这就仿佛我们听一个童话大师讲故事：他先给我们描绘出一幅美好的图景（当然是异域的），接着便痛斥妖魔们的恶行（当然是故事中的），然后在悲愤的呜咽中蓦然中止了叙述。让我们在茫然中既不知怎样达到那梦幻般的天国，又不知如何摆脱那臆想中的妖魔。我的总体感觉是，我们的大学人们在评击过去时可以畅所欲言，可以义愤填膺，讴歌捐躯者的壮举，拷问叛卖者的灵魂。然而在面对当今的时事政治时，竟然是整体划一的安静。我们今天的社会与过去相比无疑有巨大的进步，但还远不是完美无缺。既如此，我想问题大约出在两个方面。即一方面，我们专家学者们自身的人格品质需要自我拷问；另一方面，我们社会的话语环境也需要进一步改善。对学人而言，致力于学术的同时，要保持对社会或人间的审视，坚持质疑与批评；对政府而言，则应该有意识地创造多元化的语言环境，让民间多几面镜子。不如此，要想构建一个民主、自由而和谐的社会环境，恐怕就会是一个神话。
如此看来，专家学者也罢，我们普通人也罢，读书与做人都是同等重要的事情。读书要做到诸子与百家兼收，致用与致理并重；做人要做到有情有义，有识有德，有智有勇。真如此，知识分子之于国人，就不再是一个神话。
这是我的一点感受，或许才真是神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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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5-3-17 08:2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