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逝的新北京——六零年饿肚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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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向阳

当年的标准说法是“三年自然灾害”，从1959年底就开始了，到1962年才开始缓解。1960年我还在幼儿园，还清楚记得有一天我们大班的孩子集中起来，院长严肃地对我们讲了一通，说国家遇到了困难，需要全国人民一起克服之类的。当时听得半懂不懂，反正知道有点不妙，而且马上就体会到了，当天晚上就改成了菜粥，不再是甜甜的白米粥。我弟弟在小班（或中班），变化不大，早上还有牛奶喝。那所幼儿园是机械工业部的，肯定受了不少照顾。

还记得，有一天阿姨们兴奋极了，说是解放军送来了好多黄羊（当年一些单位跑到青海和内蒙猎杀黄羊填肚皮），至于黄羊的味道好不好已经不记得了。反正在幼儿园总能吃饱，而且基本都是细粮（大米白面）。周末回到家里，一吃窝头真咽不下去。记得有一次，窝头里还掺了菜，奶奶还告诉我和弟弟，那两个没掺菜的窝头要留给妈妈，妈妈身体不好。我当时很大方，那就留着吧，反正掺菜不掺菜都不好吃，我还是等着回幼儿园吃馒头米饭吧。家里饭桌上还出现过一小盆柳树毛子，就是柳絮还没钻出时的那个嫩芽，拿开水一焯，加上盐和醋拌一下，当菜吃。不过也就那么一次，因为居民委员会紧急行动，到处高喊，不许捋树叶，不许折树枝，抓住就罚钱。

1961年我上了小学，饿肚皮的感觉开始了。其实，当年北京的孩子是很受照顾的，每月的粮食定量是30斤。这比一些大人的定量都高，比如机关干部和不工作的老人只有每月28斤半。工人高一些，干重体力劳动的工人每月最高定量为55斤。当然了，高级干部受的照顾更多，13级以上的干部有黄豆和肉之类的，9级以上的干部得到的更多。技术干部也有特殊待遇。当时每个月我都要替爸爸去“取烟”，拿着钱到不远的一户人家，敲门进去，递上钱，人家就给我一条烟。那位是个工程师，不抽烟，但每月有特别配给的香烟。我爸的烟瘾极大，就沾人家的光享受了那特殊待遇，还不好意思自己去。

还说饿肚子。一个月30斤粮食让现在的北京市民恐怕多数人吃不下。可那时别的都没有，肉、蛋基本见不着，油也很少（每人每月2两），菜也不多，干啃那30斤粮食。所以每次吃完饭不一会就饿了，尤其是中午放学回家的路上，肚子咕咕叫。那时根本没有零食，我就到处乱翻。记得有人送给爸爸一盒方糖，就是喝咖啡放的那种糖。爸爸藏到床底下的箱子里也让我发现了。奶奶看见我老往床底下钻，就告诉了爸爸，爸爸想起了那盒糖，打开箱子一看，已经让我摸光了。

那会不少人家都有个称。每顿饭下多少米用多少面都要称一下，不然没到月底粮食就吃光了，那就得挨饿。还有的人家更进一步，家里每个人吃多少也要称一下，我家就是。记得吃面条或吃烙饼的时候，生面团都按份量分开，给每个人单烙一个饼，每个人的面条也分开下锅。这样做省得你让我、我让你，你多了他少了。而且孩子不知道让，放开了吃，大人就得少吃。一顿两顿可以，长期这样，大人可就受罪了。那几年人们普遍营养不良，许多人因此浮肿。爷爷奶奶爸爸妈妈就常常在他们的脚脖子上按一按，看肿得厉害不厉害。

爷爷是个农民，所以一挨饿马上想到了种地。我家住百万庄，楼房，院子里有些空地，爷爷就开垦了一块。马上，又有七八户人家也开了地。我家那块地有七八米宽，十多米长。种了菜，还有麦子。其中有一种绿叶菜挺丰产，光擗叶子吃，它就不断长出新叶子来。可我很不喜欢那种菜，现在想那是因为没肉没油，干煮菜，放点盐和酱油，能好吃吗？我那时吃面条只放点酱油和醋，拒绝放那种菜做的汤。

那时家里还养了兔子，大兔子下了小兔子。我和姐姐弟弟都喜欢得不得了，常抱小兔子玩。可等小兔子长大了就开始杀了吃，有的还送了人。有一只白兔子，我们仨一再保护，坚决不许杀。可有一天我们不在的时候，大白兔还是被杀了。气得我们抗议，不吃兔子肉。弟弟最终没抵挡住香味的诱惑，可我那么馋的人居然还能到了嘴的肉不吃。

那会商店里曾出现过高价食品，比通常价格高出好多倍。像我家那种“农民脑筋”的根本舍不得买，也没多余的钱买。不过有些人家想得开，“砸锅卖铁”也要先顾嘴。还有少数有钱人，像高干、高级知识分子、高级演员之类的。而吃不起又眼馋的人免不了发牢骚。当时流行一些顺口溜，比如：“高级点心高级糖，高级老头儿上茅房，茅房没有高级纸，老头儿拉不出高级屎”。我们说得挺高兴，可老师听到就不让我们说了，还说那是坏蛋散布的反动话。

虽然那时常觉得肚子饿，但还没有饿到不想动，还可以又跑又叫地玩，一天有一斤粮食呢。到了1963、1964年情况就好多了，粮食定量没变，但副食品，肉、蛋、油、菜逐渐多起来，到了星期天已经可以吃顿肉菜了。当然，吃肉仍然是件大美事。王小波曾写过：他弟弟因为家里要吃肉，高兴得跑到窗口冲外面大喊：我家要吃大肉了！那种兴奋劲完全可以理解，那时盼着过年首要原因就是能放开了吃好吃的。

情况缓和以后的很长时间里，肉仍然限量供应。笔者家里七口人星期天吃一顿肉通常也就是一斤，每人吃不到几口。记得我和弟弟抢肉吃，都站着，脑袋快伸到锅里了，非把肉抢光了才肯坐下慢慢吃饭。爷爷奶奶爸爸妈妈真吃不到一块两块。

有人看到本文会非常不屑：你那也算饿肚皮？！确实不算。1960年的大饥荒中，笔者属于当时中国受到照顾、挨饿最少的那部分人。真正挨饿的是一些地方的农民，有许多人估计，大约3千万人饿死了，按官方说法叫“非正常死亡”。与他们相比，这篇文章的题目应该改为：《六零年的幸运者》，大致反映了当时北京一般干部家庭的情况。

当时的保密工作做得真好，我们孩子根本不知道饿死了那么多人。老师曾告诉我们：周总理向外国人宣布了，中国遭遇了暂时的困难，但是没有饿死一个人！我们全都相信，以为全国都和我们差不多，一个月30斤粮食，吃不饱而已。

还有几句题外话，1980年代笔者到了澳大利亚。一天说起什么，我说1960年前后中国饿死了3千万人。我的澳洲导师根本不信（全澳州才2千万人）。第二天我到图书馆找到一本刚出版的中国人口统计资料。其中有数字图表显示：1960年和1961年全国总人口一反常态地下降。还有人口年龄分布图。由于严重营养不良，从1960年到1962年，中国的出生率明显下降，造成那个年龄段的人口少于之前之后，于是在人口年龄分布图上出现一个“细腰”，通常只有大规模的战争或者大饥荒才会造成此现象。看到那几幅图，我的导师愣了，默默无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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