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someday87 于 2012-1-22 02:06 编辑
亲爱的爸爸情况越来越糟。写在这里的文字有朝一日会成为简单的回忆录吧。但我认为，我和妈妈，都不会后悔自己的选择。 爸爸是家族性遗传乙肝，她的母亲和3个亲兄弟早年均因为肝癌过世，最年轻的兄弟过世时年仅30岁。
爸爸今年是57岁了。但是看上去很年轻很帅气（在我心中父亲永远是最优秀的），身体底子也很棒（除了肝的问题），他从出生就是乙肝病毒携带者，年轻时为了事业打拼，经常会喝很多酒（我和妈妈都认为这是引发问题的催化剂）。一直以来也没有发生过什么大问题，本来爸爸是每年都检查的，但后来不知道是因为疏忽还是出于恐惧，再也没有检查过。直到09年的11月9日清晨，妈妈发现无法唤醒沉睡的父亲，急忙拨打120并叫回赶去单位实习的我，送去了医院。当时的我涉世未深，但第一次体会到了医院里人的冷漠与残忍。大雨天里，我和妈妈两个女人推着父亲沉重的担架床，挂号，交费，直到被推入急症室也是几乎没对父亲做任何治疗。挂号的时候我的心都快急碎了。因为排队的人很多，我哭着喊道我爸爸快死了，才得以挂号。从急诊室推出后，被告知是肝昏迷（事后回家才发现家里的垃圾筒里有爸爸呕出的一大滩鲜血），要送往住院楼。我和妈妈又吭哧吭哧推着病床一路奔波到住院楼，2栋楼之间的距离很远，还有上下坡。我们怕颠到父亲，下坡时一直用身体挡着病床往下挪步子。当时的我什么都不懂，推到住院部后，只看到医生翻了下我爸的眼皮，我看到爸爸的眼白很黄很黄，甚至眼珠都泛黄。当时就下了病危通知书。我一下子撑不住身体，痛苦地用脑袋去撞墙。当时的我什么都不懂，我从来没想过爸爸的肝病会如此严重，接下来我和妈妈在医院里轮流守着爸爸。看到爸爸身上插着那么多管子连着那么多仪器，我不敢相信现实。第一天过后，第二天，爸爸可以睁开眼睛，还会撕心裂肺地吼叫，但是一切都是无意识的，好像植物人那种感觉，我真怕爸爸会永远变成那种样子。这一天我哭得接近休克。凌晨4,5点，妈妈用毛巾给爸爸洗脸时，爸爸突然猛地坐起来，怒目圆睁对着妈妈（事后才知道爸爸突然苏醒过来什么都看不清），我害怕是爸爸醒来精神出现了问题，妈妈会受到伤害，急忙叫来医生。还好是皆大欢喜。爸爸一切都正常，据爸爸当时所言，当时的他醒来什么都看不清，妈妈对他而言是一个模模糊糊的影子，但是在他眼里却清晰地看到了我，当时的他还撑住身体努力说出一句话：“XX（我的名字）别哭。没事的。”据父亲回忆，2天的昏迷经历对他而言是一片空白。他只记得出事的当夜发烧，迷迷糊糊睡着，半夜呕血，然后就什么都不记得了。一周后，父亲出院，恢复良好。那一年的冬天，雪特别大。我开着车载着父母回家，心里却暖暖的。
爸爸在家调养期间，开始一切都好，亲戚给介绍了一个不错的中医，开始服药慢慢调理（当时已经是肝功能失代偿期）。开始一切都好，直到2010年夏天，爸爸开始频繁发烧，除了吊水别无他法。平均一两周就会发烧一次，烧得很高。都是39，40度那种。爸爸很悲观很失望，放弃喝中药，开始服用抗病毒药，效果很好，再没有发过烧。
就这样平静地到了2011年6月，刚刚毕业的我在证券公司某到了一个不错的职位，一道晴天霹雳却不偏不倚落到我们这个原以为一切都已风平浪静的家中。爸爸自09年肝昏迷后一直是每3个月就去医院全面检查一次。结果一直都不错。6月的一个晚上，主治医生打电话说CT片子上有亮点，可能不太妙，需要做进一步检查。当时的我们心里一沉，第二天的我照例上班，中午打电话问母亲究竟是怎么样了。回到家里才被告知医生怀疑是肝癌。诊断书上大大地写着肝Ca？肝内多发性病灶。我只感觉眼前一切都变黑了。可是我的父亲能吃能睡（09年后滴酒未沾），肝区没有任何感觉，为什么会这样？是假的吧，虽然磁共振显示相同的结果，但我们坚信一定是误诊，爸爸还高兴地拍拍胸脯说“不可能，你看我身体好的，别担心”随后，7月，父亲做了肝区造影，诊断的结果否定了肝癌。父亲的AFP和肿瘤五项指标均在正常范围内，一家人喜气洋洋。现在的我并不对当时造影的诊断有误感到悔恨，相反，我感激这么一个误诊给了全家人最后快乐无压力的一个月时光。
之后，爸爸托了上海的亲戚找到中山医院的一把手，和妈妈一起坐动车去上海再去诊断。他们的诊断结果却也是肝癌，肝移植已无意义，并且建议做介入（父亲的身体无法动手术，凝血时间长达20秒，手术会有生命危险），而父亲当时肝功能很差，需要调养。于是回到合肥住院吊血浆等等。当时的父亲依然很乐观，还吃蜂王浆，吃鱼，对抗病魔很有决心。（回忆起当初，才意识到病魔是一点一点把人的精神吞噬干净的，没有人会从一开始放弃生的希望和痊愈的可能性。）
这样过了差不多1个月，爸爸要求出院在家住着，说是这样没有心理负担，在需要吊血浆的时候再去医院，大家都同意了。可是过了几天，爸爸却喊右脚疼。说是吊水针眼扎的（手上已经针眼无数，所以在脚上吊），脚上还出现了严重的脚气。从医生了开了蓝色的粉末洗脚，脚气终于好了。父亲又开始喊右股骨疼，走路已经不方便，开始护着腿走，也不能够再开车，疼痛加剧，开始驻拐杖。去医院拍了片子，被告知是肝癌骨转移！（这一点另我难以接受，父亲定期做检查，6月到8月也就2个多月的时间啊，怎么就转移了呢）而且还不止一处，右膝盖上也有一处。还好疼痛一直在可忍受的范围内。2011年10月2日这一天，我永生难忘。这天阴雨蒙蒙，爸爸要去六安舒城县看老朋友，妈妈一直劝阻说下雨不方便，爸爸没有听劝。开车到了舒城后，爸爸准备进电器城找朋友，拄着拐杖的他下车后，刚上台阶，突然跪在地上，神情痛苦，一直翻白眼，感觉是要奄奄一息，紧随身后的妈妈赶紧扶住他。我以为爸爸的肝昏迷犯了，赶紧下车。不料父亲神智清楚，只是呻吟着大声喊疼。一点都无法挪动。当时的我第一个反应：骨折了！当即拨打120，等待120的那20来分钟度日如年，父亲痛的脸色煞白如纸，被推入救护车赶往合肥，妈妈也上了救护车（妈妈后来说她跪了一路用膝盖撑着父亲的腿缓解他的疼痛），我也只有一个人开着车在大雨中赶往合肥，心中充斥的，只有忐忑不安。
到医院拍了片子，确认是最严重的股骨颈骨折，骨科和肝科会诊，给出的结果令人绝望:病理性骨折。由于是十一节日期间，无法手术，处于最疼痛的水肿期的父亲只有坚持挺着一周，靠牵引和止痛针熬过去。十一过后，做了全身ECT扫描，病变3处，除了股骨，分别是胸骨和腰椎（当时这2处均无感觉），原本膝盖处的病灶却神奇般的消失了。医生说由于父亲凝血功能差，人工置换髋关节的危险太大且意义也不大（言下之意父亲时间不太久了），父亲只得躺在病床上痛苦地靠止痛针和牵引带度日。一切生活无法自理。他的朋友听闻此事，给父亲介绍了一款中医的贴敷药膏，父亲贴上疼痛减轻大半，恢复良好。一个月后，也就是11月11日，父亲再次要求回家牵引，因为已经不痛，在医院呆着已无必要。
父亲在家的这2个多月里，可能也是父亲最后在家中度过的时光了。所以也算是全家相对快乐的时光。我和母亲都尽量陪着他，看电视，聊天。到12月，父亲已经能成功地坐起来。但好景不长，12月中，我的生日刚过不久，父亲突然嚷着肩胛骨疼，胸部发涨，说是牵引带牵的拉得肌肉酸痛，我还小心翼翼地问父亲，是否确定是肌肉痛。紧接着，父亲经常半夜疼醒，止痛药统统无用。疼痛，一天天在加剧。
2012年的1月1日晚，父亲再也无法忍受疼痛，因为白天也开始疼了。因为疼痛，父亲已经无法简单地坐起来。我上网查了查，灰着脸告诉父亲可能必须要去医院用医院止痛的那一套来对付。当晚120赶到，把父亲再次送入病房，晚上将近1点，我才到家（父母一直告诫我家里要留着我看家）， 那一夜是满怀心事度过的。父亲开始服用泰勒宁止痛，但还是常常半夜疼醒，接踵而至的问题是恶心，食欲不佳，小便很少（药的副作用），几天后，插入导尿管，更换止痛药英太青，毫无效果。打了止痛针也无效果。于是开始注射杜冷丁，每次能保7个小时左右，注射过后并非能够完全止痛，只是疼痛可以忍受。有一天半夜，药效过了，还未来得及注射下一只杜冷丁，爸爸在病房中痛苦而又无奈地呻吟着，病魔在一点点耗干他的精力。几天前，父亲开始注射吗啡，每天固定一只吗啡，两只杜冷丁。已经到了吗啡的程度，全家人都明白后果。
医生说放疗可以一定程度上止痛，这个提议被父亲，母亲和我否决了。这个决定，我想，是全家人，这辈子做的最伟大又最艰难的决定。我们虽然不懂医，但是明白化学治疗一定程度上会消耗极大的精力带来可能是更大的痛苦，最主要的是，他无法根治父亲现在的状况。
我们只是想在可能的条件下最大程度减轻父亲的痛苦，延续有质量的生命。所以父亲也拒绝服用多吉美（并不是心疼钱或是经济原因）。私底下，他告诉过母亲，既然救不活自己，不如把这些钱留下来给我和母亲用。
父亲从患病至今7个月，我从未在他面前掉过一滴眼泪。直到几天前，主治医生和父亲聊天，惋惜地说父亲当初听话些就好了。父亲的眼泪就掉了下来，他说了一句话我一辈子也不会忘“医生，我现在多一分钟，多一天也不想活。我只求你们给我解决疼痛问题。”父亲的眼泪，我这辈子只见过两次，一次是我小时候不听话惹得父亲失望到底，一次就是这次。看到这个在自己心目中的铮铮硬汉居然掉下泪来，我再也忍不住眼泪。躲到卫生间咬着嘴唇，掉下一颗颗豆大的泪珠，却还是努力不发出一丝声音。
我们深知，且不说杜冷丁和吗啡会造成呼吸衰竭，一旦产生耐药性，这种疼痛父亲如何忍受？我宁愿自己被千刀万剐，也不忍心再看到父亲这般摸样。 家族的悲剧让父亲深知自己的命运，从头至尾，父亲让我们不要瞒他任何病情。
现在已经是年三十了，但今年的春节对于全家人而言，却更像是死亡之钟的倒计时。现在我每每去医院，父亲都想留我久一些。母亲告诉过我，父亲现在想多看我几眼。年三十的晚上，我会带着元宵去看父母亲，跟他们度过最后一个也是最刻骨铭心的年。
父亲。我爱您。为您祈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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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2-1-22 01:3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