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报人的反思/程益中

直面

先讲两个故事。

第一个故事：我周一从广州出发来香港，途径我老东家南方报业集团门口，看到有 很多人在那里喊冤请愿。这是在南方报业集团门口经常见到的场景。按理说，中国老百姓喊冤应该去法院，请愿应该去政府；但是大家都知道，法院没门，政府没门，弄得不好还要被抓进去，申不了冤、达不成愿事小，失去人身自由、甚至生命不值得。所以他们只好去南方报业集团喊冤请愿。但是为什么是去南方报业集团喊 冤，而不是去其它的媒体集团呢？我想这一定是有原因的。后边我会触及这个问题。

第二个故事就是乐清钱云会被车撞致死案。政府下结论说是普通交通事故，但是公 众舆论普遍不认可，闹得沸沸扬扬。有很多网友也逼我表态，要我断定这是车祸还是谋杀。我又不是神探，我只是公共知识分子，所以我不轻易断案。但这不妨碍我发言。我已经超越对真相的追问和探究，看到其中隐含的更严重问题。为什么当局说什么、怎么说都没人信？为什么强大得不能再强大的国家机器百口莫辩、还没有 我这个被当局打压的个人讲话有分量？为什么我一个人发言的分量就足以抵得过整个国家机器？道理其实也不复杂，很简单，无非两点：浅层原因是当局一贯撒谎成性，长期奉行愚民政策，从不讲真话，也不准说真相，毫无诚信可言，道德上完全破产；深层原因是掌权者虽是人民供养但又非人民选出，掌权者的权力来自暗箱操 作、暗室私授，既不许言论自由，又不许司法独立，法理上完全站不住脚。道德上破产，法理上站不住脚，这样一来，真相产生的前提和条件就不存在，信任产生的前提和条件就不存在，怎么服众？怎么能信？这个事件暴露出我们这个国家社会存在的深刻危机。如何重建信任、重建权威，是一件很迫切的事情。这个故事又跟第 一个故事相映成趣，有某种隐秘的关连。

今天我就不讲客观和外部的环境，不批评中国的舆论环境和政治局面，单从我曾经作为中国报业的从作人员，从一个总编辑的角度，来谈谈我的一点反思。



第一个问题：我们在中国大陆可以言说到什么程度？

中国大陆媒体从业人员遇到的首要问题，就是到底什么话是可以说的，什么话是不 可以说的，都很纠结很伤脑筋。这也是大陆所有人很纠结很伤脑筋的一件事。这听起来很荒唐、很不可思议，都二十一世纪了，嘴巴只有吃饭的自由，没有说话的自由，但这却是我国大陆的现实，将来总有一天我们会对此感到不堪回首。我今天不讲这个，而是讲我们主观怎么认识和对待这个事实，怎么认识自由和反抗，知道自 己的笼子有多大？底线在哪里？天花板又在哪里？

要明白真正的禁忌其实只有一个，就知道我们的笼子其实不止我们想象的这么小。 别人都奇怪我为什么这么热爱自由，其实是我因为我心中没有笼子。报人最大的禁忌不在于被奴役，而是自我奴役，不是被审查，而是自我审查。所以报人最高的职责是想方设法把笼子做大，想办设法逼迫当局把言论自由还给人民；而最低最低的责任是要把笼子里的空间用尽，现在最大的问题是空间还没有用尽。很多时候我国 还是处于无知和蒙昧的状态，对一切都敏感得要死；一个人要干多少坏事、要做多少恶、要处在多么不义的立场，才敏感至此！脆弱至此！当局装聋作哑，愚弄人民，那是当局不负责任和无耻；我们自己还是要对自己负责任。他敏感，你可以不敏感，越是他敏感的你就越不敏感，这样久而久之就不敏感了。中国大陆的媒体有 给当局和社会脱敏的义务，我们自己要百无禁忌，越是敏感的话题越是多提一提，就不敏感了，这对社会的健康是大有益处的。

这里我要特别强调：在不违宪、不违法的前提下，我们可以使用的言说空间，远远大于我们已经使用的言说空间。1982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35条 明确规定了中国公民依法享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和(敏感词)示威的自由。只要我国宪法和法律没有公开禁止言论自由，那么我们的自由还是在那里的，倘若我们不使用、不争取，那就是我们的责任。我几次由海外归国过关时，海关要查扣我带的图书，我都要质问他们凭什么？有哪条法律规定公民可以看什么书、不可以看什么 书？是谁有什么权力决定别人可以看什么书、不可以看什么书？

如果我们放弃宪法赋予我们的言论自由不用，而是处处自我设限、自我审查的话，那么我们被奴役、被损害就是自找的。在中国从事媒体行业，尤其是当总编辑的，要有这个使命感和责任意识。但如果你是为了一己私欲，为了当官，那就另当别论，你可能不是很适合这个职业、这个职位。

第二个问题：办报的首要问题到底是什么？

在中国内地办报时，大家首先想到的问题是能不能和给不给办的问题，是舆论环境问题。觉得舆论环境太差了，办不好，不给办好和不能办好。或者就是纠结技术问题，认为首要问题是怎么操作才能把报纸办好。这样想问题是远远不够的。

我认为首先还是想不想和愿不愿意把报纸办好的问题。只要你想、你愿意把报纸办 好，在中国你就能把报纸办好；只要你办的报纸，坚持独立公正客观的立场，不参与制造和宣传谎言，不助纣为虐，不愚弄公众，不掩盖真相，你的报纸就一定是大陆最好、最成功的报纸！你一定要有思想准备和下定决心把报纸办好，而不是简单地说客观环境不好，或者埋怨舆论监管太严。我觉得主观上首先要有死磕的思想准 备。为什么那些荒诞的、反智的、无良的、伤天害理的新闻禁令，还会得到贯彻执行，还有人买帐呢？我们应该团结起来，反抗！去冲破这个由谎言和卑鄙编织的牢笼！把套在人民头上的这些纸枷锁彻底撕碎！这样的禁令存在，天理不容。

我举个例子：汶川地震，首先照例想的是赶紧发禁令，马上开会强调，除了新华社 和中央电视台，其它媒体不得擅自到现场采访和发布报导，下面有别的中央媒体领导站起来回话：我们的记者已经出发，快到现场了。上海静安大火，也是命令各家都不许报导、不得评论，只能统一发通稿。再往前，非典的时候，他们也是一道禁令接着一道禁令，一个谎言接着一个谎言。最终祸国殃民啊。


不知道这样做是基于什么样的道理和逻辑？这样的时代，这么重大的事件，不是想 着怎么充分报导，而是想着怎么不要报导，多么荒诞啊。这样的禁令，对政府的威信，对当局的名声，对当事各方，对谁都没有好处，都是有害的。我们为什么不说不！我希望大家都要敢于对这些丧尽天良的禁令说不。在信息公开这件事上，冲破禁令的没错，错的是发布禁令的。要是全国的媒体都对这些禁令说不，看他们还怎 么野蛮、还怎么专制。

另外，我觉得媒体要有很强的大局意识和政治意识。像温家宝七谈政改，我看国内 只有潇湘晨报等两家报纸跟进报导、做出了适当的反应。不少媒体都是自我审查，都在等着上边指示，结果可想而知，把温总理害惨了。他就像《让子弹飞》里的张麻子，高喊攻打黄四郎，几次喊哪冲啊都没有人应没有人跟。一个七十岁的老人，四十天之内高喊了七次政改和民主，愣是没有媒体呼应，这不是一个很好的兆头， 说明我国的媒体没尽到责任。还远远没到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地步啊。


所以我觉得办报的首要问题是职业理想、道德勇气和政治情操的问题。

第三个问题：报纸的终极价值在哪里？

有的报纸赚钱，有的报纸不赚钱。为什么？这是报业的内在规律在发挥作用，是报 纸的终极价值决定的。报纸的终极价值就是监督掌权者、制衡公权力、落实知情权，是公众需要报纸和报纸存在的理由。客观、真实、独到、独立、公正、公开，这就是报纸的价值。所以老一代的报人说，报纸有不可以说的真话，但是绝不可以说假话。这当是一条底线，不能突破的底线。


我想光这不突破底线还是远远不够的。我想在中国这样权力通杀的人治社会，在这个政治不文明、制度不完善、法制不健全的特殊历史时期，报纸在监督掌权者、制衡公权力、落实知情权方面，具有不可替代、不可或缺的作用，尤其珍贵。

我认为中国现在最珍贵的是公信力，比黄金还珍贵。为什么那么多人要到南方报业 集团去喊冤请愿，这说明公信力太珍贵了。为什么国家权力机关公布钱云会之死真相的时候没人相信，说明缺乏公信力。只要媒体坚守公信力至上这一点，它就能获益，就不仅能赚大钱，还能建大功、立大德，就能为中国的政治文明进步、为国家的长治久安发挥积极作用。我觉得这是报纸实现价值唯一路径。我对此体会殊深。

另外，我觉得现代死板的财务制度，是不利于好媒体产生和发展的。那些只盯着财 务报表和投资损益的老板，是不可能办出好媒体的。我所幸的是当年没有碰到这样目光短浅的老板，他们没有在财务上给我断水断电，我们只是一心一意地要做全中国最好的报纸，只要全中国最好的人才，给他们最好的平台和待遇，其它的、尤其是财务报表之类的就不管那么多，所以才有今天。
   

❀朵

真厉害

常寂光

现在是中国媒体有史以来最黑暗的时候。

hbv30year

写得很好. 很感动还有这么正直和满腔热情的爱国者. 中国的改革今年会碰到很大的难题, 我觉得前路非常艰难. 我现在对国家的观念已经很淡, 哀莫大于心死, 我倒喜欢自己当个世界公民(流浪汉), 远离政治的旋涡.

吴聊

很尖锐。

吴聊

敢说真话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