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文學、脊梁骨

雕梁别燕

美贴～！拜读了.

提醒一下楼主，，，你的题目似乎太大了，能不能细分几个小标题来叙，似乎更好点.

季路

文学到底许不需要脊梁骨？呵呵，就暂且把这个题目扩大到文学艺术吧。

宋徽宗赵佶在书画艺术上的造诣，已经达到登封造极的境界，但是他本人似乎脊梁骨不多。画一些花鸟虫鱼，风花雪月，无关脊梁骨。

文学要不要脊梁骨，和主题有关，有些主题，是不用脊梁骨的。李后主的词，宋徽宗的画，蔡京的书法。

李后主写不出岳飞的《满江红》，岳飞估计也写不出“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

嘿嘿，事情也有例外，陆游一生忧国忧民，居然能够写出《钗头凤》这种深情款款的词，苏轼大胡子写得出“大江东去，浪淘尽”，也能写出“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的绝句。

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

信然，信然。

水是眼波横

未出土时便有节

及凌云外尚虚心．

送给竹妹妹．

 

[em09]

南国水乡

气节是我国固有的道德标准，现代还用着这个标准来衡量人们的行为，主要的
是所谓读书人或士人的立身处世之道。但这似乎只在中年一代如此，青年代倒像不
大理会这种传统的标准，他们在用着正在建立的新的标准，也可以叫做新的尺度。
中年代一般的接受这传统，青年代却不理会它，这种脱节的现象是这种变的时代或
动乱时代常有的。因此就引不起什么讨论。直到近年，冯雪峰先生才将这标准这传
统作为问题提出，加以分析和批判：这是在他的《乡风与市风》那本杂文集里。
　　冯先生指出“士节”的两种典型：一是忠臣，一是清高之士。他说后者往往因
为脱离了现实，成为“为节而节”的虚无主义者，结果往往会变了节。他却又说
“士节”是对人生的一种坚定的态度，是个人意志独立的表现。因此也可以成就接
近人民的叛逆者或革命家，但是这种人物的造就或完成，只有在后来的时代，例如
我们的时代。冯先生的分析，笔者大体同意；对这个问题笔者近来也常常加以思索，
现在写出自己的一些意见，也许可以补充冯先生所没有说到的。
　　气和节似乎原是两个各自独立的意念。《左传》上有“一鼓作气”的话，是说
战斗的。后来所谓“士气”就是这个气，也就是“斗志”；这个“士”指的是武士。
孟子提倡的“浩然之气”，似乎就是这个气的转变与扩充。他说“至大至刚”，说
“养勇”，都是带有战斗性的。“浩然之气”是“集义所生”，“义”就是“有理”
或“公道”。后来所谓“义气”，意思要狭隘些，可也算是“浩然之气”的分支。
现在我们常说的“正义感”，虽然特别强调现实，似乎也还可以算是跟“浩然之气”
联系着的。至于文天祥所歌咏的“正气”，更显然跟“浩然之气”一脉相承。不过
在笔者看来两者却并不完全相同，文氏似乎在强调那消极的节。
　　节的意念也在先秦时代就有了，《左传》里有“圣达节，次守节，下失节”的
话。古代注重礼乐，乐的精神是“和”，礼的精神是“节”。礼乐是贵族生活的手
段，也可以说是目的。
　　他们要定等级，明分际，要有稳固的社会秩序，所以要“节”，但是他们要统
治，要上统下，所以也要“和”。礼以“节”为主，可也得跟“和”配合着；乐以
“和”为主，可也得跟“节”配合着。节跟和是相反相成的。明白了这个道理，我
们可以说所谓“圣达节”等等的“节”，是从礼乐里引申出来成了行为的标准或做
人的标准；而这个节其实也就是传统的“中道”。按说“和”也是中道，不同的是
“和”重在合，“节”重在分；重在分所以重在不犯不乱，这就带上消极性了。
　　向来论气节的，大概总从东汉末年的党祸起头。那是所谓处士横议的时代。在
野的士人纷纷的批评和攻击宦官们的贪污政治，中心似乎在太学。这些在野的士人
虽然没有严密的组织，却已经在联合起来，并且博得了人民的同情。宦官们害怕了，
于是乎逮捕拘禁那些领导人。这就是所谓“党锢”或“钩党”，“钩”是“钩连”
的意思。从这两个名称上可以见出这是一种群众的力量。那时逃亡的党人，家家愿
意收容着，所谓“望门投止”，也可以见出人民的态度，这种党人，大家尊为气节
之士。气是敢作敢为，节是有所不为——有所不为也就是不合作。这敢作敢为是以
集体的力量为基础的，跟孟子的“浩然之气”与世俗所谓“义气”只注重领导者的
个人不一样。后来宋朝几千太学生请愿罢免奸臣，以及明朝东林党的攻击宦官，都
是集体运动，也都是气节的表现。
　　但是这种表现里似乎积极的“气”更重于消极的“节”。
　　在专制时代的种种社会条件之下，集体的行动是不容易表现的，于是士人的立
身处世就偏向了“节”这个标准。在朝的要做忠臣。这种忠节或是表现在冒犯君主
尊严的直谏上，有时因此牺牲性命；或是表现在不做新朝的官甚至以身殉国上。忠
而至于死，那是忠而又烈了。在野的要做清高之士，这种人表示不愿和在朝的人合
作，因而游离于现实之外；或者更逃避到山林之中，那就是隐逸之士了。这两种节，
忠节与高节，都是个人的消极的表现。忠节至多造就一些失败的英雄，高节更只能
造就一些明哲保身的自了汉，甚至于一些虚无主义者。原来气是动的，可以变化。
我们常说志气，志是心之所向，可以在四方，可以在千里，志和气是配合着的。节
却是静的，不变的；所以要“守节”，要不“失节”。有时候节甚至于是死的，死
的节跟活的现实脱了榫，于是乎自命清高的人结果变了节，冯雪峰先生论到周作人，
就是眼前的例子。从统治阶级的立场看，“忠言逆耳利于行”，忠臣到底是卫护着
这个阶级的，而清高之士消纳了叛逆者，也是有利于这个阶级的。所以宋朝人说
“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原先说的是女人，后来也用来说士人，这正是统治阶级
代言人的口气，但是也表示着到了那时代士的个人地位的增高和责任的加重。
　　“士”或称为“读书人”，是统治阶级最下层的单位，并非“帮闲”。他们的
利害跟君相是共同的，在朝固然如此，在野也未尝不如此。固然在野的处士可以不
受君臣名分的束缚，可以“不事王侯，高尚其事”，但是他们得吃饭，这饭恐怕还
得靠农民耕给他们吃，而这些农民大概是属于他们做官的祖宗的遗产的。“躬耕”
往往是一句门面话，就是偶然有个把真正躬耕的如陶渊明，精神上或意识形态上也
还是在负着天下兴亡之责的士，陶的《述酒》等诗就是证据。可见处士虽然有时横
议，那只是自家人吵嘴闹架，他们生活的基础一般的主要的还是在农民的劳动上，
跟君主与在朝的大夫并无两样，而一般的主要的意识形态，彼此也是一致的。
　　然而士终于变质了，这可以说是到了民国时代才显著。从清朝末年开设学校，
教员和学生渐渐加多，他们渐渐各自形成一个集团；其中有不少的人参加革新运动
或革命运动，而大多数也倾向着这两种运动。这已是气重于节了。等到民国成立，
理论上人民是主人，事实上是军阀争权。这时代的教员和学生意识着自己的主人身
份，游离了统治的军阀；他们是在野，可是由于军阀政治的腐败，却渐渐获得了一
种领导的地位。他们虽然还不能和民众打成一片，但是已经在渐渐的接近民众。五
四运动划出了一个新时代。自由主义建筑在自由职业和社会分工的基础上。教员是
自由职业者，不是官，也不是候补的官。学生也可以选择多元的职业，不是只有做
官一路。他们于是从统治阶级独立，不再是“士”或所谓“读书人”，而变成了
“知识分子”，集体的就是“知识阶级”。残余的“士”或“读书人”自然也还有，
不过只是些残余罢了。这种变质是中国现代化的过程的一段，而中国的知识阶级在
这过程中也曾尽了并且还在想尽他们的任务，跟这时代世界上别处的知识阶级一样，
也分享着他们一般的运命。若用气节的标准来衡量，这些知识分子或这个知识阶级
开头是气重于节，到了现在却又似乎是节重于气了。
　　知识阶级开头凭着集团的力量勇猛直前，打倒种种传统，那时候是敢作敢为一
股气。可是这个集团并不大，在中国尤其如此，力量到底有限，而与民众打成一片
又不容易，于是碰到集中的武力，甚至加上外来的压力，就抵挡不住。而一方面广
大的民众抬头要饭吃，他们也没法满足这些饥饿的民众。他们于是失去了领导的地
位，逗留在这夹缝中间，渐渐感觉着不自由，闹了个“四大金刚悬空八只脚”。他
们于是只能保守着自己，这也算是节罢；也想缓缓的落下地去，可是气不足，得等
着瞧。可是这里的是偏于中年一代。青年代的知识分子却不如此，他们无视传统的
“气节”，特别是那种消极的“节”，替代的是“正义感”，接着“正义感”的是
“行动”，其实“正义感”是合并了“气”和“节”，“行动”还是“气”。这是
他们的新的做人的尺度。等到这个尺度成为标准，知识阶级大概是还要变质的罢？

朱自清的论气节，我比较赞同。

南国水乡

竹MM还会继续写吗？
我发现自己的跟帖好像跑题了，希望看竹mm写下去。

kaitai

诗、文学、脊梁骨------是一个浩瀚深沉的社会与人生的主题。不谈诗词文艺，单说脊梁骨也是涉及群体或个体的“三观”问题，说多了不免天马行空把握不定，个人仅以“曲折的脊梁”为题，说一点偏见。

        前面楼层提及的文天祥正氣歌，林觉民与妻书，国仇家恨，铁骨柔情，脊梁正气，冲冠云宵，重重表现了不甘外侮的民族气节或舍生取义的政治信念，处处彰显了慷慨无畏气贯长虹的英雄气概，这种以英雄鲜血融铸的正气文章，当以千古传唱。而我说的“曲折的脊梁”，不是这类英雄，而是史书上所谓的“变节者”。

       强敌兵临孤城之下，面对劲敌屠城的威胁，是无谓抗争？还是负辱屈服？是精忠报国宁玉碎保气节驻青史？还是忍辱负重委曲求全，保全现世黎民百姓的性命？。。。

       历史上赋有英雄气概的大男人，是不能够做到后一种选择的，所以元清屠城南汉甚是惨烈。作为体内流淌着汉蒙混血的子孙，我的目光试图穿越熊熊烈火，从负隅顽抗的英雄身边走过，投向那些忍辱负重的投诚者，我想进入他们的时空，进入他们的内心深处，去体味这些“曲折的脊梁”灵魂的伤与泪，这里正是慷慨歌辞鲜有到达的地点，而文学精神是不应该忽略的。

       05年艺术家金锋塑造秦桧的站像，这是艺术家对人性的尊重和审视，也只有文艺家敢为天下先，疾疾大呼：历史，决不能简化成政治和道德的评判！人类的文艺应该深入历史的最痛处，深一点，再深一点。

       在这里，我称谓那些历史叛逆，“没有气节的败类”为“曲折的脊梁”，是因为他们也是我们民族和历史的，“人与人的精神”的组成部分，他们或永远不能冠以“英雄”的称谓，但在这片流过热血淌过热泪的沃土上，在那些历史进程中，他们曾经忍辱负重或保全过某个城市或一部分人的性命，而模糊的历史仅仅对他们做了政治和道德的简单评判，这又是一种对人性的不尊。真正的人类文艺，诗词歌赋琴棋书画。。。都要深入其间，如果可能就给一个公正的了断。

        文学（文艺）置身人类精神的冷静处，默默注视浮世人群的冲突与喧嚣，传递着一个伟大的信息：每一个来此人间的人，都可以带走一份人性的尊严。

[ 本帖最后由 kaitai 于 2008-2-21 17:41 编辑 ]

andy_wang

顶起，
勿沉了。

竹影摇虹

許久不見，問聲好先。
呵呵，忙起來了，哪有時間好好寫呢。

南国水乡

忙起来是比较幸福的

汪从峰

很热闹，我很喜欢，只是本人没有什么才华，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