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中国当代文学史

yuer

[B]第四节        朦胧诗后：消解自我及回归精神的写作[/B]


八十年代中后期，中国新诗更年轻的代际群体出现，文学界还沉浸在对“现代派”的欢呼中，诗歌界却有一批小人物开始胡作非为。他们亮出反朦胧诗的旗号，以激进的方式对待诗歌和现行的文化制度。他们自称为 “第三代”群落，怀着莫明的历史冲动，他们撕毁了诗人充当时代抒情主义公的形象，摧毁了大写的人，也摧毁自我。他们甚至连“诗”这个一直被奉为神圣的语言祭品的物件也随便搓揉，仅仅是因为“活着，故我写点东西”（于坚）。这一代人表征着完全不同的文化立场，那个悬置于意识形态中心的历史主体镜像，正在被一群崭露头角的“小人物”胡乱涂抹上一些歪斜的个人自画像。

这些诗歌群体社团要关注的是：非非派，莽汉主义，海上诗群，他们，汉诗等等。
总之，被称作“第三代诗人”的现象，既是一些五花八门的团伙，也是一个混乱不堪的诗歌变革时期，作为一场狂热冲动的诗歌革命，它留下激进而含混的虚名，以短暂而暧昧的姿势悬搁于中国文学史的边缘地带。并且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这是一段注定了被流放的野史。这并不只是就一批诗人去国而言，而是由这股新生代诗人构筑的历史已经失去整体效应，并且以非公开的方式交流。“第三代诗人”之后，中国大陆的诗坛再难形成什么有影响的运动或团体，也不会为权威的刊物和团体所承认接受。

89年后在留在大陆写诗的一批诗人主要有：欧阳江河、西川、陈东东、于坚、钟鸣、雪迪、翟永明、张曙光、萧开愚、孙文波、寥亦武、金海曙、吕德安、庞培、杨键、杨子、韩东、叶辉、唐丹鸿……等人。89年后居住海外的诗人：北岛、多多、杨炼、张枣、杨小滨、贝岭、孟浪……等人。

欧阳江河、西川、王家新、钟明、翟永明等人被普遍认为是中国大陆90年代诗人的代表，他们代表了另一个时期的风尚，这就是回到精神领地的风尚。这个风尚与90年代迥然各异，却在1989年这个历史座标之侧找到武断的起点。1989年3月29日，诗人海子在山海关卧轨自杀，这一事件被第三代诗人视为一次神圣的献祭。诗人海子一直写作一种形而上的超越现实的诗，决不与现实妥协的精神信念，在海子的倾诉中就是灵魂直接与神祉对话。

“非非派”之类的胡闹在90年代已经销声匿迹，取而代之的则是神圣肃穆的沉思默想。于是在深沉中打开一片空灵成为这个时期最好的精神超渡方式。欧阳江河就率先找到了这样的超渡之筏。欧阳江河的诗越来越精巧，对细节的把握充满了机智。每个句子都显示出“小思想”的机敏，词与句子修辞力量决定了诗意。
不管是讨论九十年代中国诗歌的历史变异, 还是在广义上描述汉语言表意与历史发生的关联，都不能忽略在海外的中国文学写作。

北岛这个时期的诗如果说有什么统一的或比较连贯的思想的话，那就是关于“变异”的思想。这些“变异”的思想非常广泛，大体包括历史的变异，个人与生活的变异，时间的变异，生命的变异等等。北岛决不是在作抽象的形而上的关于“变”的思考，这种“变”总是作为一个动机，引起了诗人审慎的怀乡的孤独感，这就使这种“变”的哲学含义具有世俗历史的丰富含义。这就是为什么，从北岛的诗里直接见不到“怀乡”的愁思（北岛不会那么粗陋）；也不可能读到关于“孤独”的概叹（北岛不会那么浅显）。但北鸟的诗又仿佛处处都流露着怀乡的孤独感。它以超现实主义式的变形手法，偶尔从那些“变异”的缝隙之间流露出来，执拗地弥漫开去。

北岛的写作越来越纯粹，如同是一种本质性写作，它要找到一种直接性，直接追问事物的本质。在这种写作中，北岛不能容忍任何异质性的东西出现，不能忍受集体、共名的事物，不能忍个人经验之外的历史，这使他的写作本身陷入巨大的孤独，他的那些不经意的写作，看上去单纯性的写作，就象是他个人在与庞大的语言系谱学作战一样。北岛后期的诗大量采用“通感”为中介，这使北岛关于“变”的形而上学，演变成词语修辞学。北岛不再仅只是在历史的空场舞蹈，它同时在修辞学的超现实主义回廊里飞檐走壁，这使他避免了进入那个隐秘的深度，修辞学的快乐总算拯救了北岛，在这个“语病盛开”的年代，北岛又一次走在了时代的前面。

九十年代的诗歌无疑具有个人性，相比之于80年代和以往时期宏大的历史叙事尤其如此。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些个人性都是毫无关联的，都是一些随遇而安的历史解体的碎片。它们正在巧妙而有效地形成新的（精神的？）现实。九十年代的诗歌写作一再强调回到诗人的精神深处，回到灵魂（西川、欧阳江河、程光炜等），即使倡导民间写作的人，也同样把诗歌写作的最后归宿定位于神性的写作（于坚语）。虽然灵魂与神性都是个人心灵的闪现，但九十年代的诗歌精神并非毫无普遍性的意义，它们同样以特殊的方式与集体的共同记忆关联，同样以特殊的方式接近某种暧昧的历史总体性。诗人企图依靠语言的力量，把诗歌写作与历史／现实强行分离，把个人从庞大的历史布景上剥离下来。但其结果是以另一种方式与历史连接。词语写作毋宁说是个人拆解历史的一项修辞学工程，词语的快乐，思想的狡智，这些足以构成一个诗歌写作的精神飞地――从这里可以写作一部知识分子的心理自传。

lion

以下是引用yuer在2004-1-30 10:39:20的发言：

是不敢，还是不知道该怎么打岔？[em02]

知道了还问！！！[em25][em25][em25][em25][em25]

yuer

以下是引用lion在2004-1-31 17:29:22的发言：

知道了还问！！！[em25][em25][em25][em25][em25]

小狮子生气的样子挺可爱的啊。
醒狮队的就喜欢你这个样子，嘿嘿。[em02]

lion

以下是引用yuer在2004-1-31 18:34:11的发言：

小狮子生气的样子挺可爱的啊。
醒狮队的就喜欢你这个样子，嘿嘿。[em02]

那是，要得就是这感觉！！！[em11][em11][em11][em11]

yuer

以下是引用lion在2004-1-31 18:45:56的发言：
那是，要得就是这感觉！！！[em11][em11][em11][em11]

正月十五点花灯的时候，你来舞舞狮子，俺给你个大红包，甭化妆，就你原身就行了。[em13]

人无寐

yuer 是个精灵，总是发这样重量级的帖子！我什么事情也不要干了，只读这些贴字就可以了。
谢谢！辛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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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uer

[B]重建主体的理想主义：改革文学与知青文学[/B]



[B]第一节  时代主体的塑造：开拓者家族[/B]

伤痕文学在“反文革”的历史重述中确认了老干部和知识分子的革命本质，他们对党和人民的忠诚，他们永不屈服的崇高信念等等，现在，重返现实的老干部和知识分子群体，理所当然成为现实的主体，他们是中国经济改革，实现现代化的开拓者和时代英雄。所谓拨乱反正，百废待兴，文学以冲破阻力的英雄神话模式，强烈表达了历史需求。一系列作家以经济改革为题材，塑造开拓型的改革英雄形象，被称之为改革英雄。

1979年，天津作家蒋子龙发表《乔厂长上任记》，当推“新时期”改革文学的开山之作。这部作品塑造了一个受命于危难之时的改革家的形象。乔光朴身上鲜明体现了那个时期迫切的改革精神。所有那个时代的欠缺与迷失，都在文学作品里呈现，并获得想象性的满足。这个时代需要责任感，现实呼唤英雄，走向“四化”更需要乔光朴这样的带头人。乔光朴是在现实主义的文学规范下书写的典型形象，一个文学重建现实乌托邦里的神话英雄，它反映和表达了那个时期的焦灼的历史愿望。它当然不仅仅是一部成功的文学作品，它无可争议是整个“新时期”经济改革的的一部及时的启示录。

柯云路的《三千万》（1980）,也在竭尽全力推出有着“岩石雕像”般风貌的改革者形象。这篇小说象当时的大多数写改革题材的小说一样，正面人物都是斗争经验丰富、政治上成熟而有魄力的老干部。水运宪的《祸起萧墙》（1981）则对改革英雄遭遇的困境作了直面的描写。作为一个失败的英雄，傅连山的形象具有相当的悲剧意味，它反映了那个时期人们对改革的种种忧虑。

yuer

[B]第二节  现实的期望：改革攻尖战[/B]

1984年，柯云路的长篇小说《新星》把改革文学推向高潮，这部长篇小说长期被看成“新时期”中国文学的里程碑，现实主义文学最辉煌的神话。《新星》讲述一位高干子弟李向南大胆进行农村改革的故事。李向南显然是新一代的改革英雄，他不畏艰难，勇于开拓。办事讲究效率，雷厉风行，关心民生疾苦，作者在他身上显然寄寓了浓厚的理想主义色彩。他反映了在中国社会主义体制下，民众急切期待正直而有魄力的干部，能够解决他们的现实困难，并且给出改革的前途。《新星》背景开阔，故事曲析跌宕，结构紧凑而富有变化，叙事洒脱流畅，在当时确实比较深刻地反映了民众关心的现实问题。

农村的经济改革主要是实行联产承包制，农民迅速获得实际利益，中国农业自从七十年代后期以来，连年获得丰收。农民对现行政策基本持满意态度，但农村也开始出现剩余劳动力，在七十年代末至八十年代初，农村人口迁徙还受严格限制，青年一代农民对土地的态度显然很不相同。路遥的《人生》（1982，《收获》第3期）则是把视点对准乡土中国，去观察青年一代农民的希望、追求与他们面对的困境。小说比较细致地去表现高加林的内心矛盾，特别是他面对爱情的复杂心理。高加林终究被城市抛弃，他当然也被黄亚萍拒绝，他回到他的故土，这片他要逃离的土地，却又是曾经养育他而且还要与之生死相存的土地。中国农民的命运，他们的希望和失败，表现得相当透彻，具有相当强的感染力。
这时期有些小说描写农村实行联产承包制后发生的变化。高晓声的《李顺大造屋》（1979）写农民在历次政治运动中的坎坷命运，农民连造一栋房子的愿望历经几十年都不得实现，也足见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荒谬到什么程度。《陈奂生进城》（1980）则写中国农民在改革年代成这土地的主人后，精神面貌和心理都处于快乐的状况。高晓声的小说显示了很强的乡土气息，带有浓厚的江南风土人情。

总之，中国八十年代初期的改革文学是那个时期的特殊产物，它带有很强的意识形态色彩，尽管它下意识地采取种种曲折、颠倒和自相矛盾反映现实的方式，但它也反映了那个时期人们的心理愿望，并有效地建构了那个时期人们（想象）的历史。

yuer

[B]第三节  知青文学：归来的迷惘[/B]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知识青年返城或上大学，其中不少人开始写作，追叙知青生活经历，因此有了知青文学。八十年代初期步入文坛的知青群体，显然带着这个时期的憧憬和信心，他们也在重述自己的历史，文革不过是一个时间背景，往事依稀则笼罩着个人的情感记忆，对青春年华的眷恋，对黑土地的深情，甚至对乡村自然景色的偏爱，这一切都使“知青经历”变成了一首忧伤而瑰丽的青春奏鸣曲。

除了少数知青文学与当时的政治构成反思性的紧张关系外，大多数的知青文学采用一种回忆性的叙事。这种回忆当然也陷入困惑和迷惘，但少有反思的力度。暴露某些阴暗和伤痛，就是知青文学中最消沉的态度。随着这一代人在社会中获得更多的生存机会，知青文学从低调向高昂的转变，也彻底把伤痕文学改变为知青文学，正如后来转向莫须有的文化寻根一样，知青文学在承前启后的作用中，同时建构了主体生成的历史。

    最早而有影响的知青小说当推孔捷生的《在小河那边》（1979）。小说讲述一对男女知青在艰难岁月相互吸引到相依为命的恋爱经历。这是最早否定知青生活的小说，作者毫不掩饰知青经历浪费了青春年华。同时期，甘铁生的《聚会》（1980）和阿蔷的《网》（1980），也是表现知青生活艰难与苦闷，着力暴露那场上山下乡的革命运动，给一代青年造成严重的精神创伤。这些知青小说调子显得低沉灰暗。比较注重实录直接的生活经历。

1980年底，叶辛发表《蹉跎岁月》使知青文学具有了高昂悲壮的基调。小说讲述勤奋正直但出身不好的知青柯碧舟，不断遭受各种生活挫折却始终不渝奋发向上的故事。小说特别之处在于抓住令一代青年痛苦不堪的“血统论”为切入点，去展示一代知青经历的生活波折，因而立即引起同代青年的共鸣。小说写了形形色色的知青，但集中笔墨刻划柯碧舟和杜见春这样的为“血统论”所压制的青年，他们在困境中所经历的心灵磨难，与不公正的命运奋力抗争的勇气和毅力，这些都是这代人活生生的经历，因而，小说发表后立即引起广泛而强烈的反响，它也成为刚刚走出历史阴影的一代青年的精神动力。

八十年代初期，知青作家群体与右派作家群平分秋色，虽然知青作家群还显得稚嫩，但他们也显示出那种新鲜与活力。知青作家张抗抗虽然不侧重写知青生活，但她总是致力于写当代青年的生活，因而她的小说在当时总是引起热烈的讨论。在继描写第一代大学生的小说《夏》（1980）之后，张抗抗又发表《北极光》（《收获》，1981，3）对当代青年的的矛盾心态和新的生活抉择展开了细致的探索。这些作品现在看来并不深刻有力，但在当时无疑给寻求个性和思想解放的一代中国青年提示了精神导引。

    作为知青作家，史铁生始终显得极为独特，人们总是归结于他的残疾人身份，但史铁生一直对美好的事物有特殊的敏感，他能够在最困苦的生活中发现出美来。较早写的《我们的角落》（《小说选刊》，1980，4）就从在冷峻中不时闪现温馨的色调。《我的遥远的清平湾》（《青年文学》1983,1）写知青生活显得与众不同，小说不再直接剖析知青一代人的心灵创伤，或对失落青春的概叹，而是去写知青与当地村民相濡以沫的情意。

    女作家铁凝虽然不是知青，也很少写知青题材，但习惯上把她放在这一群体。铁凝算是少年得志，1980年刚满23岁就出版小说集《夜路》，虽然还显得稚拙，但那种流畅与明丽也颇为令人惊异。1981年，铁凝发表《渐渐归去》、《那不是眉豆花》都显示出铁凝描写生活的才能。直到《哦，香雪》（1982）铁凝已经颇为让人刮目相看，这篇小说写乡村女子对外面世界的向往，写得清新纯净。铁凝的小说叙事中一直隐藏着一个持续的主题，那就是生活于乡镇的普通人如何试图摆脱狭隘封闭的生活圈子，走向外部开放的更加文明的生活。铁凝后来还出版长篇小说《玫瑰门》（1990）等作品，风格更趋于成熟且多样化。
    王安忆1969年初中毕业，年仅16岁就到准北插队。王安忆关于知青的小说《本次列车终点》（1981），与回顾知青经历的流行主题不同，较早注意到知青返城面对的现实问题。小说通过对现在的失落与迷惘的描写，深刻揭示了这代人被耽误青春年华的悲剧命运。王安忆此后不久发表《流逝》（1982）是一篇颇受好评的小说，小说讲述一位妇女从富裕到贫困再到富裕的生活变化，显示出王安忆表现人物的心理意识的艺术才能。王安忆后来有不少长篇小说，如《纪实与虚构》（1991），《长恨歌》（1996）等，都显示出她驾驭丰富厚重的人类生活的能力。

1982年，孔捷生的《南方的岸》引起热烈反响，这篇小说把知青返城的那种失落感和迷惘，改变成积极主动的理想主义。《南方的岸》试图抹去一代知青的挫折感，而代之以英雄主义的献身精神去激励人们，其社会意义当然不可否认，但中国文学总是不断以乌托邦的观念去引导社会，把现实矛盾加以想象性地解决，文学与社会群体不谋而合构建一种共同的想象关系，文学契合这种想象，也反过来生产这种想象。

yuer

[B]第四节  时代的精神镜象：超越的理想主义[/B]

    由于梁晓声的出现，知青文学被注入了粗犷的情愫，并被涂抹上一层浓重的英雄主义色调。1982年发表《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使梁晓声开始成名。小说讲述一支知青垦荒队经过危险的沼泽地，去到艰苦的荒原建立垦荒点的故事。由于自然环境恶劣加之他们经验不足，相继牺牲好几个人。梁晓声描写了北大荒极其艰苦危险的生存条件，但他没有停留在对苦难的展示上，而是把艰难困苦的北大荒作为一个背景，来展示一代知青英勇奋斗的壮举。梁晓声的小说叙事也颇为刚健雄劲，充充沛浓烈的抒情意识与一些细致的感情的纠葛相交织，使这篇小说在激越的书写中还不失萎婉动人的情致。
梁晓声的“北大荒文学”在当时激起了同代知青的极大的反响，随后的中篇小说《今夜有暴风雪》（1983）则是以更加充沛的英雄主义式的豪情壮志去重写北大荒的一代知青。小说讲述1979年冬天新疆北部生产建设兵团某团返城的故事。小说对这个不寻常的夜晚展开描写，各种人物按其各自的思想、心理和性格进行了充分的表现。梁晓声把各种矛盾压缩在这个暴风雪之夜，也相当尖锐地揭示了“极左”思潮在建设兵团造成的恶果和由此给青年们带来的种种命运。梁晓声后来还有长篇小说《雪城》（1988）并被改编成电视连续剧，其影响之大也是空前的，这说明一种意识形态总是有相当强大的现实基础。
八十年代上半期是一个激情横溢的时代，而文学则更是充满了昂扬向上的力量，只是三番五次的政治思想运动，以及社会的经济基础发生深刻的变化，才让文学的昂扬精神有所收敛。八十年代上半期，张承志的理想主义也许最为耀眼，他的一系列小说都以昂扬的激情倾诉这个时代青年人不可遏止的历史愿望。1978年，他的第一篇小说《骑手为什么歌唱》就是这种情怀的直率表达。张承志宣称：“母亲——人民，这是我们生命的永恒主题！”  《黑骏马》（1982）以强烈的抒情叙事讲述一个为蒙族收留的汉人与牧民建立深厚友情的故事。
??1984年，张承志发表《北方的河》这是一个乐观的时期，张承志的英雄主义和理想主义应运而生。只有那个雄浑的大自然背景，只有北方那四条巨大的浸透着历史文化和民族魂灵的河流才能与这个“超镜象化”的自我形象相配。
??张承志曾经骑着“黑骏马”在北方辽阔的草原上寻觅他失落的青春记忆，《老桥》中的那种忧郁、怀恋、失意和迷惘并不仅仅是张承志个人的记忆，而是属于整整一代知青文学群体的集体记忆，那段记忆被埋葬之后却获取了现实的激情，它用于书写“大写的人”的理想铭文。获得了历史起源和现实本质的主体，现在站立在雄浑的大自然面前来确定自我的自然的历史。对于迫切揭示自我本质力量的主体来说，仅仅依靠十七年和文革十年的短暂历史当然不够，它必须要有更加永远的历史，并且是与“人”的自然本性相沟通。这个挣脱了文革记忆的“人”，现在向更加久远的历史传统，向更加广阔的大自然吸吮自我的生命本质。八十年代中期，张承志的《北方的河》引起强烈反响，那种洋溢理想主义的英雄气概和强烈的个人主义色彩，给一代青年及时提示了自我意识（自我观赏）的镜象。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4-2-3 10:50:06编辑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