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中国当代文学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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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历史地与感性地把握乡土中国

    1953年，李准发表《不能走那条路》，描写农村合作化运动中农民观念和立场转变的故事。这篇小说在中国的农村合作化运动开始时发表，非常及时地反映了农村中存在的普遍问题，农民依然眷恋土地，梦想回到过去的发家致富的传统社会模式中。1960年，李准发表《李双双小传》，很快被改编成电影《李双双》。作品描写一个农村妇女在大跃进中如何积极勇跃“办食堂”，作品通过妇女的积极性与崭新的精神面貌来歌颂大跃进。不用说，这部作品表达的主题是当时政治路线的产物，历史已经证明了它的谬误。但作为一部文学作品，它也确实不是当时意识形态的简单演绎。即使在今天看来，这部作品依然具有某些文学性的感染力。这就是民族性的表达与风格在起作用。

    如果放在现代性的框架中去理解的话，正是现代性巨大的断裂，革命给乡土中国造成的巨大的社会伤痛，需要一种“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加以抚平与安慰。民间性的艺术，本质上 也是一种美学的合谋。

    周立波的《山乡巨变》反映了高级合作社给农村带来的深刻变化和新的精神风貌。作品也包含了一个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结构框架，但作者并没有刻意去写两条路线斗争，相反，他还是花费相当多的笔墨去描写那些落后的“中间人物”，或者小脚式的“右倾”分子。这些人物显然更多地反映了那个时期的真实情况。周虽然非常虔诚信奉毛泽东文艺思想，也相信土改至农村合作化运动的一切社会主义革命运动，但周的作品还是具有相当的文学性。周还是在一定程度上真实地把握了当时的部分现实，依据自己的生活体验来写农村正在发生的变革。过多的自然风景描写，优美的抒情笔调，小说努力创造一种审美的氛围，这都与那个时期的轰轰烈烈的革命运动很不协调，它是一种补充，一种对立，还是一种替换，一种留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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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柳青的《创业史》：超级现实主义

    到现在为止，柳青的《创业史》依然代表着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的最高峰。这部小说描写了渭河平原下堡乡蛤蟆滩互助组的建立、巩固和发展历程，小说反映农村存在着日益扩大的贫富差距以及产生的矛盾冲突，由此来揭示农村开展互相合作运动的必要性和紧迫性，表明了中国农村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必要性与可能性。

小说的主题完全是根据当时的政治宣传，当时的政策方针确立的意义来构造的。在今天，要从主题思想深刻来论证这部作品的伟大意义，它的“史诗”特征，显然是徒劳的，其史诗特征，本质上是超级现实主义，而它在美学上的意义，只是超级现实主义的美学剩余。只有回到文学，把文学从政治的压力底下解救出来，才能看到它有限的文学性品质，在那个时期依然保持的美学意义。

    这部小说作为现实主义的代表作，在艺术上显示了它的特点。其一，小说视野开阔，结构恢闳，最突出显示了现实主义全知全能的叙述视角。其二，对人物行为描写的生动性与对心理刻划的细致性。其三，这部小说在叙事上显示了一种丰富性的力量。作者把抒情性描写与对现实的反思性评价结合起来，使得叙事的要素显得相当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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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宏大的建构：革命历史叙事的展开


第一节        重写革命历史的中国现代性动机

    新中国的文艺界的短暂历史充满了各种政治运动，这些运动把文学艺术紧密地统一在社会主义政治结构中。文学与民族国家的政治认同达到如此高度，其表意的内涵与策略也无疑贯穿着民族国家的特征。如何建构历史，使之与现实构成一个整体，这是新中国文学在创作上面临的根本任务。事实上，现实的本质规律已经明确，其意义可以在当下的各种政治权威话语中确认；但是，要全面而肯定地确定现实本质规律，则要从历史中找到依据。全部历史发展至今，它是现实的前提，也是现实的结果。因为人们是根据现实需要来建构历史的。

在50年代中后期，纷纭复杂的现实斗争，需要历史来给出正确的承诺。党需要文学艺术在历史发展中来把握现实，而描写党的艰苦卓绝的斗争历史，战胜各种困难终于取得胜利，这对于建立现实的斗争的信心是非常需要的自我认同，对于全社会也是一种信念的保证。

现代性在中国就以其宏大的民族国家的革命性认同来展开历史实践。现代性在文学上的表达，就渴望建构宏大的历史叙事，以此来展现统一整体性的历史。

    革命历史叙事就是要建构一个客观化的历史，这个历史是被事先约定的经典意义所规定的。这个历史叙事被确认为一个新的历史阶段，是对前此所有历史的超越，并且预示着一个新的历史纪元降临。现实主义的叙事使讲述的历史变成了客观化的历史，讲述隐没了，讲述者也隐匿了，只有历史自在自为的绝对客观化的呈现，这使历史具有客观的真理性。但文学性的品质终究会在历史叙事的修辞性裂缝中涌溢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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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革命历史的重现：宏大场景与英雄气概

    1954年6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杜鹏程的长篇小说《保卫延安》。小说以某部一连连长周大勇为主要人物，描写了一大批解放军指战员的经过艰苦卓绝的战斗，终于取得全面的英勇故事。小说在叙事上显示出现实主义艺术初具规模：其一，情节跌宕起伏，紧张而富有戏剧性。其二，在紧急的战争氛围中刻画人物，通过行动来展现人物性格。其三，对暴力的纪实性呈现。这部小说可能是最早描写血淋淋的战争暴力的场面的长篇小说。

在五十年代中期，虽然国家面临艰巨的革命和建设任务，也面临比较的严峻的国际形势。国民经济的增长势头保持良好，对工商业私营资本的改造也顺利完成，党牢牢控制了一切经济与政治命脉。由于开足宣传机器，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口号激动人心，党和人民信心十足，迎接一个又一个的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高潮。在这种形势下，那些反映战争的小说就显得尤为受欢迎。

    [B]文学不只是时代精神的反映，也是时代精神的塑造[/B]。在五十年代，人们需要战争小说，体验那种巨大的场面，那些残酷，那些杀戮的场面。体验那些巨大狂喜，那些伟大的难以置信的胜利。1957年，《红日》又一次再现了战争的宏大情景，展现了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神勇无敌，显示了人民的正义必定战胜反动势力的历史规律，这正是这个时代需要的精神力量。这些都显示出这部作品在表现战争生活时，更富有层次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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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历史的奇迹化：革命传奇与英雄主义：

    50年代的中国社会主义革命是一个激情洋溢的年代，人们渴望一个又一个奇迹在一夜之间诞生。社会主义革命文学对战争年代的表现，正是对现实心理的一种提炼与催化。那些艰难困苦已经腿尽了它的悲性性原色，存留下来的只是英勇与信心。把战争经历作为现实经验的精神指南，或者作为经验主义的注脚。那些宏大场面真是美好，它们使历史重新复活，并且获得了更加典型集中的形象。历史是属于胜利者的，历史因此变得无比壮丽。50年代的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需要这样的历史，文学做到了，及时送上现实投射的历史形象，华美壮丽，场面宏伟，声势浩大。两结合的创作方法也应运而生。

    1957年9月，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长篇小说《林海雪源》，这部小说以其传奇般的故事，生动的情节，活泼鲜明的人物形象，迅速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欢迎。这部小说显示了社会主义革命文学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这个阶段虽然不是什么艺术上达到更高更完美的境界，但透示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革命文学的“早熟性”。所谓“早熟性”，也就是这种这种文学在其艺术规范内较早地达到自身的限度。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角度来看，这部小说已经非常成熟，也就是说，它达到到理想化的极限。其一，矛盾对立的法则。其二、必胜的法则。其三、英雄主义为中心的原则。其四、绝对快乐原则。其五，更加细腻的情感与心理表现。在革命文学作品中，李英儒的《野火春风斗古城》显得有所不同，它笔下的人物与生活出现了更多的可能性。小说叙事在紧张惊险的情节推进中，始终有一种和缓而温馨的情调。

第四节 历史化的叙事与文学的品质

1957年，梁斌的《红旗谱》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它所建构的那种革命历史观念、那种叙事法则，它的审美趣味，都标志着中国社会主义文学的高度。《红旗谱》或者梁斌是如何完成他的革命历史叙事的呢？

    在这样一个断裂的、自我起源的革命历史叙事中，我们确实看到其中包含的强烈的政治诉求，不容置疑的绝对真理在场。然而，我们还是可以设想，在主体隐匿的客观化历史建构中，是否说文学写作就不再有个人起作用的空隙呢？隐匿的主体是否可能从那些字词、从那些生活的质朴状态中透示出他的能动性呢？这牵涉到一个理论问题：那就是在革命化的写作中，是否只有历史叙事的客观化运动，而没有写作主体的痕迹？如何理解革命化写作中主体的位置和作用，以及字词的修辞所提示可能性呢？

    也就是在这个意义上，那些激进的革命写作，才与文学传统在最低限度上可以衔接上，才可以被文学共同体认可为文学。字词的记忆正在于它与现实生活保持习惯指涉关系，它使文学的那些修辞方式，那种表意形式得以存在。而个人记忆则是使文学作品的发生和存在具有创造性品格的根本依据。

    在这里，完整的革命历史建立在不完整的个人记忆基础上。在梁斌反复叙述的创作经验谈中，不断出现那些片断的乡土中国的往事，那些有着深挚情感的个人记忆。正是这些被称之为“生活”的东西，与革命历史并没有本质的联系。例如，那些生活细节，家庭伦理，婚姻情爱……等等，这些作为革命历史叙事的补充和佐料的成份，其实是小说叙事的血肉，它们支持那些革命故事得以存在和展开。革命确实要清除那些真实的个人生活，个人的记忆，然而，还是它们，给“革命”以一种具体的形象，给革命以一种可感知的可体验的存在方式。革命的命名并没有真正改变历史，但命名使革命获得自己想要的假象。

    文学的写作既具有历史的异化又具有历史的梦想。对于文学叙事来说，真实的历史在别处；而对于历史的自我建构来说，文学也在别处。这就是文学得以永久存在的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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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第六章         边缘处的遗漏：历史之外的个人情感[/B]


第一节        双百方针：短暂的解禁

1956年在中国思想文化界出现的“双百方针”，如昙花一现，极尽绚丽，却迅速凋零。中国思想文化界的翻云覆雨的斗争，显示出它极端复杂而微妙的特征。

    1956年1月，周恩来作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周恩来试图赋予知识分子与工人阶级平等的地位。党的革命工作和社会主义建设也迫切需要知识分子全身心投入。

    1956年4月底，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毛泽东作了《论十大关系》报告。这个报告无疑鼓舞人心，它反映了当时革命形势的乐观局面：中国经历过对农业的合作化运动后，对城市工商业资本的社会主义改造已经顺利完成。在这次会议上，陈伯达提出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毛泽东显然重视了陈伯达的意见。毛泽东指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我看应该成为我们的方针。”5月2日，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毛泽东正式提出这一方针。

    1957年5月，中共中央发出通知，决定在全党开展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的整风运动，并要求非党同志帮助共产党整风。整风运动随即在全国开展，到处是各种各样的整风会议。但形势急转直下，整风变成了引蛇出洞，变成揪出隐藏的反党分子。一场以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开放局面，现在突然变成了打右派的残酷的阶级斗争。在短短的数个月内，也就是在当年十月反右结束时，全国共划右派分子五十万人，另有不少人未戴帽但受到开除党籍、团籍和降职降薪等处分。


第二节        个性的自觉：反官僚主义的文学

    1956年的百花运动，在相当热烈的程度上鼓舞了青年作家，一大批怀抱着理想与责任的青年作家写出了不少在当时看来相当尖锐的作品。干预生活，暴露问题，揭露阴暗面， 从56年到57年的上半年，中国文坛确实有一股生龙活虎的气氛。

显然，当时苏联文学的影响不可勿视。例如苏联“解冻”潮流中出现的奥维奇金的特写，尼古拉耶娃的《拖拉机站站长和总农艺师》等，影响了百花时期的特写与小说创作。1956年《人民文学》第4期发表刘宾雁的特写《在桥梁工地上》，对当时的官僚主义、保守主义和教条主义的状况作了深入揭示，产生强烈的反响。

    1956年第9期的《人民文学》发表王蒙的小说《组织部新来的年青人》这篇小说讲述一个22岁的小学教员林震，因为工作积极向上，被调到区委组织部任干事，他的一腔理想热情与这个官僚作风严重的机关产生矛盾，他被怀疑与失望的情绪所困扰，但他最终还是站出来与官僚主义进行斗争。

    与典型的官僚作派的韩常新比较起来，刘世吾的形象显得复杂得多。
这篇小说一发表，立即引起热烈反响，主要在于作品揭露了社会主义党政机关的阴暗面，揭露了当时盛行而人们不敢发言的官僚作风。但严厉的批评一度还是占了上风。

    关于这部作品，后来的文学史有不同的评价和读解。这篇小说从另一方面来看，是五四时期在革命文学中已经断裂的个人的自我意识的那种叙事的重新抬头。如何理解这篇小说中的知识分子形象与五四文学的内在联系，是一个新的思考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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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情感的多样性：战斗、红豆与百合花
   
    尽管社会主义文学一直以乡村为其起源，在与五四启蒙文学形成的断裂中，拒绝了小资产阶级形象在文学中的显现，但文学的写作主体不可逃脱的是知识分子，而且世界观改造也不可能完全彻底。写作主体总是会顽强地以各种方式表达其主体性的内在情感，那些被称之为资产阶级个人的思想意识也会在那些历史缝隙遗露出来。建国后开展的一系的思想文化斗争，确实有效消除了“资产阶级的思想残余”，但在文学创作领域，文学写作的那些内在规律，那些对艺术性单纯理解，也必然促使无产阶级思想不可能完全压制文学性表达。1956年的“双百”方针，给文学创作带来了生机，作家们又试图表达个人的生活体验，小资产阶级的个人情感也若隐若现地流露出来。

    路翎的《洼地上的“战役”》（以下简称《洼地》）发表于《人民文学》1954年3月号。这篇小说讲述一位志愿军战士王应洪深入前线，与朝鲜姑娘金圣姬之间发生的无法实现的爱情故事。作者也试图表明，一方面是与美帝国主义的战斗，另一方面，我们的战士也以经历着精神世界里的战斗。小说描写情感心理的笔墨显得细致入微，作者显然是想表现革命战士丰富的内心世界。

     尽管说1957年6月过后，风向已经开始转变，但刊物发稿与印刷的周期导致1956年或1957年上半年写成的作品，直到年中以后才得以发表。1957年第7期的《人民文学》发表宗璞的《红豆》，小说讲述解放前夕一对大学生之间爱情故事。事实上，这篇小说的主题是关于一个年轻的女性在爱情与革命之间犹豫与选择，经过小资产阶级式的徘徊之后，她战胜了个人的情感，认清了资产阶级情感的虚伪，而投身于革命。这部小说显然竭力从阶级对立的观点来描写恋人之间的关系。这里的爱情描写无疑给人们吹了一股清新的气息。

1958年秋天，《人民文学》第11期发表茹志娟的《百合花》。这篇小说讲述解放战争时期一个新婚小媳妇把结婚被献出来包裹伤员，而结果包裹了向他借被子的年轻战士。小说描写了年轻朴实的战士纯朴性格，写了他向新媳妇借被子的生动过程，也写了新媳妇生动微妙的心理。小说最出色处就在于心理描写，这篇小说在跃进年代讲述一个如此绝望而的美丽的故事，这无疑是令人难以思议的。


第四节  回避现实的企图：一些边缘性的写作

    1956年的双百方针显然影响到知识分子的内心的表达愿望，干预现实是一种方式，另外，还有通过对古典时代的写作，隐晦地表达他们对现实的态度。陈翔鹤的《陶渊明写挽歌》就是这样的一部代表作。

    当然，这篇小说并没有把陶渊明塑造成一个权力政治的英雄，而是着力去描写他“远离”政治权力中心的那种生活状态和心理状态。

这篇小说有四个要点把握：其一、陶渊明与权力阶层的关系。其二、他与慧远和尚关于形神、关于死亡的争议。其三、小说细致地写了陶渊明与儿媳妇之间的微妙情感关系。其四，也是最重要的，就是关于死亡思考。

    孙犁（1913—2002）的创作无论如何是值得重视的现象，但是孙犁既没有受到严历的批判，也没有得到高度的重视。这一时期，孙犁发表《铁木前传》（《人民文学》，1956年11期），显然，孙犁始终以他的风格，以他对小说和语言的理解在写作。
这一时期还有一些反映城市生活的作品，如周而复的《上海的早晨》1958年5月。小说反映50年代初期到中期党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历史进程，表现了民族资产阶级接受社会主义改造过程的复杂性和长期性。周而复如此浩大的写作，却并没有获得其他革命文学的声誉和影响，这也许是耐人寻味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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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第七章        历史中的个体：具体化的革命史及其传奇化[/B]


第一节        个人的历史：革命历史的具体化

    社会主义革命文学在五十年代展开了历史化的主导任务，那就是建构一个党领导人民参与新民主主义革命，推翻三座大山的宏大历史。这个历史具有集体性与整体性的特征，但明显缺乏个人性的特征。知识分子只是以一个全知的叙述者的角色完成这一客观历史的呈现。如何使这个整体化的历史个体化，使客观化的历史具有主观性的特征，这是革命文学进一步发展要解决的问题，也是革命文学在艺术上必然与必要的深化。

    不管如何，文学写作总是由知识分子来完成的，知识分子不能总是在文学之外来表现时代的精神生活。歌颂工农兵、服务于工农兵，这在革命文学扭转方向的历史起源时刻，是必要的且可以理解。

   显然，革命现在面临三个方面的难题：其一，客观化的观念历史如何具有个体性的经验特征；其二，表现历史的主体如何可以融入被表现的历史之中；其三，这是全部的难题的症结：如何把知识分子的个体与革命历史的客观性融为一体。
   
这一历史难题，由知识分子个人成长的故事加以完满的解决。

革命文学的历史叙事转向知识分子为主角，这显然是一次历史的偷工减料，也是一次胆大妄为的偷梁换柱。正是从客观与主观二方面的需要，从被表现的历史与表现历史的主体的内在化的需要，革命文学展开了个体性的叙事。文学在这样的历史时期，它正在创造一个神话，这就是知识分子成长的神话，知识分子的革命起源与革命历史相伴随的神话。知识分子不是外在的革命历史的叙述者，叙述他者的故事并被他者化的叙述者，现在变成了一个自我叙述的主体，叙述自我主体化的叙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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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革命历史的情感建构：《青春之歌》

    在《青春之歌》（以下简称《青》）之前，实际上宗璞的《红豆》已经讲述了一个知识分子在爱情与革命之间的选择。从写作的时间上来看，没有理由认为它们之间有承继关系。但在这个时期不约而同地讲述知识分子的故事，却表明了一种共同的时代心理，与文学自身的需要。

《青春》讲述了大革命时代一个女知识青年经过个人的情感波折，生活的徘徊与选择，最终投身革命的经历，这是一个关于知识分子成长的故事。

    一个青年女性的情感经历与生活选择，却浮出了历史背景，小说的重点在于表现她的心理情感的深刻变化。通过林道静的‘成长’来指认知识分子惟一的出路：在无产阶级政党的引领下，经历艰苦的思想改造，从个人主义到达集体主义，从个人英雄式的幻想，到参加阶级解放的集体斗争――也即个体生命只有融合、投入以工农大众为主体的革命事业中去，他的生命的价值才可能得到真正实现。

    但令人惊异的在于，革命与爱欲在小说的叙事中构成了一种反复缠绕的关系，并以二者之间构成的张力来推动这一主题的展开。小说奇怪地写到林道静与卢嘉川以及江华之间的暧昧关系。这部小说陷入了革命与爱欲的矛盾叙事，在每一个革命的进程中，在林道静的思想转变过程中，革命与爱欲双管齐下，促使林走上革命的道路。

这部小说的显性主题是在表现一个女性的知识分子接受革命真理，抛弃家庭的束缚，走上革命的道路。但革命与爱欲的纠缠，也表现了一个女性的走向革命以及革命斗争中的那种个人真实情感，一种更加完整的个人的生活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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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革命历史中的亲缘关系：《三家巷》

    1959年，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欧阳山的长篇小说《三家巷》。这部小说讲述上世纪20年代的广州发生的故事，反映了家庭与邻里的传统关系在大革命动荡年代经历的冲击与变故。这部小说在当时的意义当然在于它是首部反映了广州大革命时代的历史图景的作品，描写了工人阶级成为革命领导阶级的必然历史过程。小说不仅历史画面广阔，时代感强烈，而且写得生动细致，人物性格刻画栩栩如生，故事流畅，有着浓郁的南方生活气息。在主流文学史叙述中，这些意识形态方面和艺术方面的评价都恰如其分。

    从现在的角度来看，作者用阶级观点来强行介定人物性格与人物关系，按照这个愿望建构了关于工人阶级作为中国现代革命的领导阶级的历史叙事。但我们也看到二个方面的问题。

其一，阶级观点的强行介入造成的过度历史化问题。
其二，无法压抑的亲缘描写与人性的特征。

    小说试图以阶级性来规定人性，也未能如愿，在具体的小说叙事中，人性的复杂性还是压抑不住地经常流露出来。小说通过周炳个人的生活史来呈现革命史，这使个人的情感从革命历史背景中透示出来，而且也使历史化的叙事具有了个性化的特征。

第四节        英雄化与暴力传奇：《红岩》

    1961年，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罗广斌和杨益言的《红岩》，小说的特别之处在于写了共产党人在监狱中经受的种种非人的磨难却坚强不屈，与敌人进行了殊死的斗争。小说写的正是黎明前的黑暗，是革命历史在文学叙事中的历史化最为悲怆与壮丽的篇章。

  《红岩》在思想内容与艺术表现方面的特点可以概括如下：

其一，人物的英雄化，其二，信仰的绝对化。其三，情节的传奇化。
这部小说的故事情节富有传奇性。其一，情节曲析惊险。小说描写地下工作，敌我双方都处在高度神秘状态，这使小说的故事情节富有吸引力。其二，场景的奇异性。这些地下工作者被捕后关押在监狱里，小说很大篇幅描写了狱中斗争的场景。使那些斗争紧张而且又刺激。其三，酷刑暴力的全面展示。小说不断地写到了酷刑，这当然是为了表现革命者的英勇与威武不屈。但这些对酷刑的实施与承受的过程却是暴力的展现过程。酷刑历来是中国刑法中的得意之作，没有任何一个民族国家的酷刑发展到中国如此精致和残忍的地步。通过革命者对酷刑的承受，对暴力的展现获得了合法性。事实上，革命文学历来就充满了暴力，战争就是暴力的集大成，从《保卫延安》到《红日》，暴力的展示充满了革命的狂热，它是以革命的胜利敌人的覆灭作为预期目标，暴力总是伴随着狂喜与满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