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第二节 “三个崛起”与对现实的“回答”[/B]
《诗刊》在1979年发表了北岛的《回答》和舒婷的《致橡树》;并且在1980年第4期以“新人新作小辑”,发表了15位青年诗人的诗歌;紧接着第8期发表舒婷、顾城、江河、梁小斌、王小妮等人的一组诗歌。由引也就开始引发对这类诗歌的争论。
最早关于“朦胧诗”的讨论的文章可能是公刘的《新的课题》(1980),公刘对这一代青年诗人的艺术特征和社会历史背景进行分析,在一定程度上表示了对这代诗人的理解。随之,《福建文学》自1980年开始,以讨论舒婷的诗为导引,就这批诗人的创作展开了长达一年的争论,1980年8月,《诗刊》发表了章明的《令人气闷的‘朦胧诗”》,对这批诗人进行严厉的批评,就诗的“晦涩”、“难懂”展开对这一诗潮的争论,由此确认了对“朦胧诗”的命名。对青年一代诗人进行肯定的当推“三个崛起”:1980年5月7日,《光明日报》发表北京大学教授谢冕的文章《在新的崛起面前》;《诗刊》1981年第3期发表福建师大孙绍振的文章《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1983年初,当时最具前卫性的杂志,兰州的《当代文学思潮》发表徐敬亚的重头文章《崛起的诗群》。这些文章把“朦胧诗”的出现看成一次诗界的划时代变革,“朦胧诗”的崛起被理解为是中国诗人第一次以个人的声音表达思想和情感;表达对社会历史的独特思考;它有力地冲破了那些不合理的陈规旧范,诗不再是时代精神的传声筒,不再是为政治服务的工具。
但自七十年代末起,北岛的名字就成为“朦胧诗”运动的象征。北岛前期的代表作有:《雨夜》、《回答》、《宣告》、《红帆船》、《结局或开始》、《走向冬天》等。北岛诗最突出的特点就在于它具有鲜明的怀疑与否定的精神,那种毫不妥协的拒绝与超越的批判意识。对于从文革的极左路线阴影底下走出来的一代中国青年来说,北岛的诗歌表达了他们的内心愿望。人们面对过去的历史,一时还找不到思想的起点,北岛则率先给出了他的回答。他的诗隐含着对过去的那些神化真理的大胆质疑和否定。
北岛诗歌在青年中激起强烈的反响,在于它以昂扬的格调创造了一个表达个人信念的抒情主人公形象。北岛意识到他所面对的历史和现实的困境,他知道要说出个人的信念要承受强大的精神压力,他知道自己置身于一个永久性的悲剧情节之中。北岛以坚定的笔墨率先描述了“大写的人”:“在没有英雄的年代/我只想做一个人”。北岛的诗感情充沛,怀疑、否定的不屈精神以及悲剧意识,使北岛的诗有着一种内在理性力量。也许北岛意识到他的诗承载着过重的历史焦虑,那种企望说出历史真相的压力,使得北岛总要扮演哲人和布道者的身份。因而北岛的诗也有摆脱表意焦虑之后的平静。在一系列的高昂格调之后,北岛的诗总有一种沉静的情调出现,它们象如歌的行板,使北岛的诗又总是转向另一片情感的空地。北岛的诗非常讲究节奏和韵律,情绪变化层次分明,那种理性的力量与明朗俊逸的情调结合得恰到好处。
舒婷和顾城在当时是以真挚清新的风格博得读者的欢迎。舒婷的诗情感丰富细腻,而又始终有一种清纯明净的气息。她的诗其实并不怎么复杂,只不过执着于表达个人的内心情感而采用了多种隐曲的修辞手法,正因为此,她的诗在当时却具有打开人们心灵窗户的功效,并且在艺术上显示了与正统诗歌截然不同的形式。这些显然是因为当时的意识形态背景过于封闭压抑而反衬出它的革命性。舒婷可能是最早正视个人内心情感的女性诗人,她的诗中总是隐约呈现着一种不可知而又不可抗拒的外在力量,而一种女性的哀愁带着祈祷穿越于其中,最终获得无可奈何的解脱,这可能就是舒婷的诗最具魅力之处。她的代表作如《致橡树》、《会唱歌的鸢尾花》等,就表现了这种特点。
作为北京人的顾城却有着异常细腻敏感的诗情,也许这与他早年随父亲下放到农村有关,乡村的田园生活在他的孩子记忆里蒙上了一层纯净优美的色彩,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他后来的诗情与风格。顾城始终以孩子气十足的眼光来注视着世界,它的诗有一种清新可人的气质,那么脆弱而又倔强地表达个人极其幼稚的感受。在顾城的大多数诗中,传统的比兴手法象是从他的唯自然主义态度里随意流露出来的趣味。单纯、异想天开,洋溢着童稚的豪气与可爱。一些朴素的哲理从顾城的诗里流露出来,那么平静而又隽永:“黑夜给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但顾城绝不是为时代寻求真理,它只生存于他个人的世界,乐于扮演长不大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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