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定剑：让平等阳光照耀每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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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青年网

　　在全国人大任职时，蔡定剑就已经是体制内独具风格的思想者，兼具官员与学者两个角色。有人说：作为学者，蔡定剑比同行更了解国家政治体制的运行和逻辑；作为官员，他有一份更深切的体制改革激情。
　　多年来，蔡定剑一直关注和推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宪法、行政体制改革、预算法、反歧视就业、拆迁条例、城管执法、官员财产申报制度等制度建设。每一项研究和实践，都和重大的现实生活紧密相关。被查出已是胃癌晚期后，蔡定剑从未停止对中国命运的思考，依然孜孜以求宪政法治在现实格局中的推动。　　

　　“反歧视是为了维护公平与正义”
　　2010年11月26日上午8时，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东礼堂。蔡定剑追悼会在这里举行。
　　“剑胆琴心，哲人其萎，惟留雄文垂千古；定宪论政，壮怀未酬，幸有遗志启万千。”“文人书人楷模在天不灭，宪政宪法思想后世永传。”这是蔡定剑的灵堂上挂着的两幅挽联。
　　上千名中国政法大学师生、法学界同仁和自发赶来的群众冒着寒风前来送行。许多人手持白色菊花，眼睛红肿。几名网友打出横幅“蔡老师，一路走好”。
　　2009年度正义人物、全国第一位拿到从事食品行业健康证的“乙肝斗士”雷闯专门从深圳赶来参加追悼会。他自始至终都在零下四摄氏度的室外举着“感谢蔡老师为消除乙肝歧视所作贡献”的标语牌。“今天这么多人来送别蔡老师，因为他不仅仅是一位知识分子，还一直在关注着弱势群体，为弱势群体说话。”　　
　　2003年9月的一天，乙肝病毒携带者浙大学生周一超因刺杀人事干部被判死刑。11月20日，网友发起的由1611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签名的“要求对全国31省区市公务员录用限制乙肝携带者规定进行违宪审查和加强乙肝携带者立法保护的建议书”联署行动启动了。这份建议书共寄出了5份，其中一份寄给了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组副组长的蔡定剑。蔡定剑曾给“肝胆相照”版主“小谷子”以鼓励和支持：“公民的口袋不能随意搜查，公民的身体怎能随意搜查？”
　　2004年6月，由蔡定剑担任所长的中国政法大学宪政研究所宣布成立，当天同时启动了“反就业歧视国际法律合作”项目。
　　2010年1月，蔡定剑抱病联名20位专家学者呼吁取消高考中的乙肝歧视。2月10日，在向全社会征求意见的基础上，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教育部、卫生部联合发布新规定，强调学校和用人单位要维护乙肝病毒携带者的入学、就业权利，不得开展乙肝项目检测。这一规定有助于消除中国数以亿计乙肝病毒携带者的“心病”，也为消除根深蒂固的“乙肝歧视”清障。
　　生前，蔡定剑和他的团队对乙肝病毒携带者就业歧视、女性就业歧视以及农民工就业歧视进行过深入调研，不断推动反就业歧视。“反歧视是为捍卫人的尊严和保护人格权。反歧视是为了维护社会公平与正义。反歧视是为了充分发挥人的潜能和有效利用人力资源。”　
　　早在2007年，蔡定剑就指出为促进中国反歧视法律制度建设要做3件事：意识消除现有法律中的歧视性规定，不少地方性法规、规章都有歧视性的规定，如男女退休年龄这样的身份歧视和性别歧视等问题，促进有关部门修改这些法规；二是完善现有法律，如《劳动法》、《妇女权益保障法》和《残疾人保障法》中的制度性规定，使这些法律有可操作性；三是制定反就业歧视的专门性法律，解决反歧视的定义、范围以及专门机构和申诉程序等问题。他坚信：“让平等阳光照耀每个人，这个目标一定会实现。”

　　蔡定剑曾说：“我读书没有书斋型学者那么多，文章也没有呐喊型学者写得那么好，但我的每项研究都带着实践精神在做，都同当前的社会现实紧密结合着。我的目标可能比较具体，但却努力地去推动它实现，可能只是一小步，但却是要走出非常扎实的、真正能留下历史印痕的一小步。”　

　　杰出中青年法学家
　　1979年，蔡定剑人生的第一个转折随着社会的大变革到来。这一年，驻守福建连江海防前线的蔡定剑即将退伍，家里也劝他返乡务农，但蔡定剑实在心有不甘，希望能够搏一搏刚恢复不久的高考。部队有规定22岁以下的战士有资格从部队参加高考，而蔡定剑当时已经23岁，可蔡定剑求学的诚意打动了营长，他争取到了全营仅有的两个高考指标之一，并成功考入了北京政法学院（现中国政法大学）。
　　蔡定剑勤奋博学敏思笃行的特点在学生时代就开始展现，大学期间，他不仅撰写了两篇犯罪心理学的论文在国家级刊物上发表，还自行调查研究，撰写《当前大学生的思想状况》一文，该文获得全国青年调查征文一等奖。当时的副校长江平一直称他是“79级非常优秀的学生”。大学毕业后，蔡定剑被分配到解放军总政治部任干事。1年后，不安于现状的他又考入北京大学法律系攻读研究生，师从著名的马克思主义法理学家陈守一。　
　　1986年研究生毕业后，蔡定剑被分配到全国人大常委会研究室工作，从此与中国的民主宪政之路结缘。在此期间，蔡定剑的学术志趣更多转为实证研究。不久，他被抽调到十三大报告起草组下面的社会主义民主专题组，负责部分十三大报告的起草。　
　　1987年，《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草案）》在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和六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进行了3次审议，因不少常委和代表提出质疑，彭真委员长专门指示对该法的可行性和代表们提出的主要问题进行深入调研。
　　蔡定剑率一个小组调研《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草案）》的可行性。根据经济发展的状况和地理分布，蔡定剑选择黑龙江、江苏和四川3个省作为调研点。他从政府实际需求出发，将政府需要完成的各项工作任务进行分类分析，设置的一般调查科目大至办企业、农业税、交提留款、计划生育、土地管理；小到移风易俗、买国债、献血、灭鼠等，在田间地头他来往地奔波着。
　　1987年11月召开的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上，蔡定剑等人的调查报告引起了很大反响。《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草案）》终于顺利通过，为中国广袤而荒芜的民主大地上撒下了种子。
　　1998年11月，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五次会议通过了修改的《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试行”二字被去掉。多年后，蔡定剑深情地回忆说：这意味着中国农村村民自治制度这颗民主的种子开始在乡土中国生根发芽，意味着代表文明发展方向的中国农村基层民主的发展已经不可逆转。
　　年复一年，蔡定剑在体制内的职位也不断上升。2002年底，就在蔡定剑担任副局长之时，他作为课题负责人调查撰写了《中国选举状况的报告》一书。这份报告，扎实有力地回击了有关中国选举的若干流行谬论。就在这一年，他被评为“全国十大杰出中青年法学家”。　

　　以“特立独行”的学者身份参与政治生活
　　曾有人评价称，作为官员的蔡定剑是鲜见的人大体制内具有鲜明个性，为中国宪政发展敢于并大力发出自己声音的官员。比起学院派学者，蔡定剑更能深切体察体制的运行机理和逻辑；比起体制内的官员，蔡定剑更有一份深切的学术情怀和改革激情。
　　2003年的最后一天，这位“学者型官员”正式告别全国人大，去官转身步入学界，回到母校中国政法大学执教。两年之后，回忆起这次离开的原因，蔡定剑曾说，在机关工作，条件、环境都不错，但自己的研究涉及的都是政治法律领域一些敏感的问题，如果总以官员身份表达个人意见很不妥当，不如选择做学术研究。政治是“众人之事”，因此需要众人参与。从某种意义上说，他的告别仕途，是为了更好地参与政治生活。
　　据蔡定剑的大哥介绍，弟弟辞官从教一事，亲人刚开始不解，后来大家慢慢懂了。“别人可能最多做一个项目，他一下就是4个项目，每天工作16个小时以上，凌晨3点才睡觉成了常态。”
　蔡定剑直面社会矛盾，从公民社会培育到透明政府建设，从官员财产申报到城市拆迁之痛，从网络反腐到反就业歧视，他持续地写、反复地谈。同时，他还推动参与四川罗江和雅安、上海闵行区等多处地方政改。作为一名独立学者，蔡定剑不惟史书、不惟法条，更注重来自现实的观察与分析。
　　蔡定剑是一位走出书斋的宪政专家，他认为中国宪政之路的精髓在于保护公众权利。在他看来，民权是有温度有表情的，它关乎普通民众的一喜一哀、一粥一饭、一屋一宇。与越来越功利的学者教授相比，与远离政治和现实的知识分子相比，蔡定剑有着更大的担当。他敢言他人不敢言，敢做他人不敢做。为此，蔡定剑被贴上了“特立独行”的标签。　　

　　时不我待的“战士”像陀螺连轴转
　　蔡定剑曾先后3次到南昌大学讲学，每次校方给他讲课费都被他拒绝。2009年6月，他在南昌大学讲学期间回家乡，感觉胃不舒服，在医院检查时被确定为癌症晚期。他没有向外界透露病情，每天仍工作到深夜，以至很长一段时间内他的亲人也不清楚。
　　“我曾是一名战士，我现在还要像战士一样来战胜它。”蔡定剑开始与时间赛跑、与病魔抗争，加快了一切工作的进度，以空前的激情研讨学术、接受访谈、撰文著书。蔡定剑的弟子说，他知道自己时日不多，想为民主事业做更多事，影响更多人。
　　蔡定剑的儿子蔡克蒙说：“父亲看重人世，留恋他的工作和生活。因此，父亲积极地配合治疗，以前发烧感冒从不吃药的他1年中不知喝了多少中药汤。我曾想让父亲在治疗时散散心，送了几本闲书给他看，希望能够减轻患病给他造成的郁闷。可父亲在病榻前从没翻过这些书，而是依旧去看与他研究的民主制度有关的亨廷顿、熊彼特和达尔。我在父亲做化疗陪护时，曾经无意中听到父亲叹息自己的病，‘这都是命’。我知道父亲是一个不信命的人……”
　　得知父亲生病后，蔡克蒙北大法学院毕业后曾打算放弃赴法国巴黎政治学院留学的机会在身边陪他，可被父亲拒绝。2009年9月6日，蔡克蒙飞往巴黎留学前一日，蔡定剑去上海闵行参加公共预算改革的会议，7日飞回北京直接从机场送儿子。他在机场对儿子说：“克蒙，你要记得，知识分子要有对国家和社会的责任，你要有毅力，要细心。”　
　　去世前一个月中，这位癌症病人还组织了3场研讨会，议题分别是反就业歧视、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法修订和拆迁条例废旧立新。他的学生说，“老师像陀螺一样连轴转。”
　　今年10月底，蔡定剑出人意料地出现在北京西郊香山饭店会场，这是他最后一次在法学圈公开露面。最后一次失败的化疗，令他胀痛难忍。由北大宪法与行政法研究中心和中国政法大学宪政研究中心联合主办的促进《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废旧立新学术研讨会在这里举行，蔡定剑以病重之身主持研讨会。这个研讨会是由他发起的，资金也来自于他的学术课题。与会者不能忘怀的是，当时蔡定剑“仿佛说话的劲儿都没有了”，简短的开场白后，身子就歪在椅子上，会议期间3次返回房间休息，且多次到休息室服药。
　　11月12日，蔡定剑因病情恶化被送入北京北海边的解放军305医院。他喜欢医院周围的环境，但最终未能踏出病房一步。据刘星红回忆，蔡定剑的身体状况非常不好，很多次做完化疗后，他都痛得无法吃饭，可他就坐在椅子上闭目养神，忍着，装得没事一样。
　　天妒英才。11月22日凌晨3时30分，蔡定剑在家人的目光中合上了双眼。这一天，距离他54岁生日还有5天的时间。刘星红说：“他一直抱着生的希望。对于工作和家庭的事，没有特别交代。”
　　蔡定剑在江西新建老家是个有名的孝子。2002年，蔡定剑的父亲生病时，他特意回家陪伴在父亲身边，直到父亲去世。之后，为了让母亲过上更好的日子，他又在新建县县城买下一套房子给母亲居住。年近八旬的蔡母尚不知蔡定剑离去的消息，家人担心她接受不了白发人送黑发人的事实。
　　“他是个刻苦、勤奋、对社会有责任心的人。”刘星红这样评价自己的丈夫。在追思会上，蔡克蒙说：“如果有一天我到父亲陵前扫墓，我希望我能烧给他一张选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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