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与中国梦：重看龙应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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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应台：我怎么会没有中国梦呢？ 从乡愁到美丽岛


我们的“中国梦”

接到电话，希望我谈谈“中国梦”，我的第一个反应是：“我还有中国梦吗？”

沉静下来思索，1952年生在台湾的我，还有我前后几代人，还真的是在“中国梦”里长大的，我的第一个中国梦是什么呢？

我们上幼儿园时，就已经穿着军人的制服、带着木制的步枪去杀“共匪”了，口里唱着歌。当年所有的孩子都会唱的那首歌，叫作“反攻大陆去”：

反攻反攻反攻大陆去

反攻反攻反攻大陆去

大陆是我们的国土大陆是我们的疆域

我们的国土我们的疆域

不能让共匪尽着盘据 不能让俄寇尽着欺侮

我们要反攻回去我们要反攻回去

反攻回去反攻回去

把大陆收复把大陆收复

这不是一种“中国梦”吗？这个梦其实持续了蛮久，它是一个至高无上的图腾，也被人们真诚地相信。

仓皇的五十年代进入六十年代，“中国梦”持续地深化。余光中那首《乡愁四韵》传诵一时：

给我一瓢长江水啊长江水

那酒一样的长江水

那醉酒的滋味是乡愁的滋味

给我一瓢长江水啊长江水

给我一掌海棠红啊海棠红

那血一样的海棠红

那沸血的烧痛是乡愁的烧痛

给我一掌海棠红啊海棠红

1949年，近两百万人突然之间被残酷的内战连根拔起，丢到了一个从来没有去过、甚至很多人没有听说过的海岛上。在战火中离乡背井，颠沛流离到了岛上的人，思乡之情刻骨铭心，也是无比真诚的。那份对中华故土的魂牵梦绕，不是“中国梦”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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梦的基座是价值观

我的父母那代人在一种“悲愤”的情结中挣扎着，我这代人在他们乡愁的国家想象中成长。但是支撑着这个巨大的国家想象下面，有一个基座，垫着你、支撑着你，那个基座就是价值的基座。

它的核心是什么？台湾所有的小学，你一进校门，当头就是四个大字：“礼义廉耻”。（见图①）进入教室，简朴的教室里面，墙壁上也有四个大字：“礼义廉耻”。如果一定要我在成千上万的“格言”里找出那个最最基本的价值的基座，大概就是这四个字。

小的时候跟大陆一样，四周都是标语，只是内容跟大陆的标语不一样。最常见到的就是小学里对孩子的解释：

礼，规规矩矩的态度。

义，正正当当的行为。

廉，清清白白的辨别。

耻，切切实实的觉悟。

上了初中，会读文言文了，另一番解释就来了：

“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管子·牧民篇“然而四者之中，耻尤为要。人之不廉而至于悖礼犯义，其原皆生于无耻也。故士大夫之耻，是为国耻。”——顾炎武“士大夫之耻，是为国耻”，这些价值在我们小小的心灵有极深的烙印。

2006年台北上百万的“红衫军”包围“总统府”要求陈水扁下台，台北的夜空飘着大气球，一个一个气球上面分别写着大字：“礼”，“义”，“廉”，“耻”。我到广场上去，抬头乍看这四个字，感觉好像是全台湾的人来到这广场上来开小学同学会了。看着那四个字，每个人心领神会，心中清晰知道，我们在乎的是什么。

除了价值基座，还有一个基本的“态度”。我们年纪非常小，可是被教得当年志气非常大，小小年纪就已经被教导，把自己看成“士”，“士农工商”的“士”，10岁的孩子都觉得自己将来就是那个“士”。“士”，是干什么的？

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论语·泰伯篇

我初中一年级的国文老师叫林弘毅，数学老师叫陈弘毅。同时期大陆很多孩子可能叫“爱国”、“建国”，我们有很多孩子叫“弘毅”。我们都是要“弘毅”的。

对自己要期许为“士”，对国家，态度就是“以国家兴亡为己任，置个人生死于度外”。这是蒋介石的名言，我们要背诵。十一二岁的孩子背诵的就是这样的句子，用今天的眼光看，挺可怕的，就是要你为国家去死嘛。

然而在“国家”之上，还有一句：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张载

对13岁的孩子也有这样的期待，气魄大得有点吓人。饶有深意的是，虽然说以国家至上，但是事实上张载所说的是，在“国家”之上还有“天地”，还有“生民”，它其实又修正了国家至上的秩序，因为“天地”跟“生民”比国家还大。

14岁的时候，我第一次读到“国语”，“国语”是两千多年前的经典了，其中一篇让我心里很震动：

厉王虐，国人谤王。召公告曰：“民不堪命矣！”王怒，得卫巫，使监谤者。以告，则杀之。国人莫敢言，道路以目。王喜，告召公曰：“吾能弭谤矣，乃不敢言。”召公曰：“是障之也。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壅而溃，伤人必多。民亦如之……”

王不听，于是国人莫敢出言。三年，乃流王于彘。

最后一句，简单几个字，却雷霆万钧，给十四岁的我，深深的震撼。

就是这个价值系统，形成一个强固的基座，撑起一个“中华大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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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谁?

这个中国梦在1970年代出现了质变。

1971年“中华民国”被迫退出联合国，台湾人突然之间觉得自己变成了孤儿。可是，最坏的还没到，1979年1月1日，中美正式断交，这个“中”指的是当时的“中华民国”，也就是台美断交，中美建交。长期被视为“保护伞”的美国撤了，给台湾人非常大的震撼，觉得风雨飘摇，这个岛是不是快沉了。在一种被整个世界抛弃了而强敌当前的恐惧之下，救亡图存的情感反而更强烈，也就在这个背景下，原来那个中国梦对于一部分人而言是被强化了，因为危机感带来更深更强的，要求团结凝聚的民族情感；大陆人很熟悉的《龙的传人》，是在那样的悲愤伤感的背景下写成的。这首歌人人传唱，但是1983年，创作者“投匪”了，歌，在台湾就被禁掉了，反而在大陆传唱起来，情境一变，歌的意涵又有了转换。

你们是否知道余光中《乡愁》诗里所说的“海棠红”是什么意思？

我们从小长大，那个“中国梦”的形状，也就是“中华民国”的地图，包含外蒙古，正是“海棠叶”的形状。习惯了这样的图腾，开始看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地图的前面好几年，我都还有种奇怪的错觉，以为，哎呀，这中国地图是不是画错了？

1970年代整个国际情势的改变，台湾的“中国梦”开始有分歧。对于一部分人而言，那个“海棠”中国梦还真诚地持续着，可是对于另外一部分人就不一样了。

梦，跟着身边眼前的现实，是会变化的，1949年被连根拔起丢到海岛上的一些人，我的父母辈，这时已经在台湾生活了30年，孩子也生在台湾了——这海岛曾是自己的“异乡”却是孩子的“故乡”了，随着时间推移，无形之中对脚下所踩的土地产生了具体而实在的情感。所以，你们知道余光中先生写的那首《乡愁》，却可能不会知道他在1972年的时候创作了另外一首诗，诗歌礼赞的，是台湾南部屏东海边一个小镇，叫枋寮：

车过枋寮

雨落在屏东的甘蔗田里

甜甜的甘蔗 甜甜的雨

从此地到山麓 一大幅平原举起

多少甘蔗，多少甘美的希冀

长途车驶过青青的平原

检阅牧神青青的仪队

雨落在屏东的西瓜田里

甜甜的西瓜 甜甜的雨

从此地到海岸 一大张河床孵出

多少西瓜，多少圆浑的希望

余先生这首诗，有“中国梦”转换的象征意义。但是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还有一首我称之为“里程碑”的歌，叫《美丽岛》。

一位淡江大学的年轻人，李双泽，跟很多台湾年轻人一样，1970年代发现台湾不能代表中国，而且逐渐被国际推到边缘，在危机感和孤独感中，年轻人开始检视自己：为什么我们从小被教要爱长江、爱黄河、歌颂长城的伟大——那都是我眼睛从来没见过，脚板从来没踩过的土地，而我住在淡水河边，怎么就从来不唱淡水河，怎么我们就不知道自己村子里头小山小河的名字？台湾也不是没有大江大海呀？

青年人开始推动“唱我们的歌”，开始写歌。那个“中国梦”显得那么虚无飘渺，是不是该看看脚下踩的泥土是什么样？他写了《美丽岛》，改编于一首诗，一下子就流行起来，大家都喜欢唱。《美丽岛》真的是代表了从中国梦慢慢地转型到“站在这片泥土上看见什么、想什么”的里程碑：

我们摇篮的美丽岛是母亲温暖的怀抱

骄傲的祖先正视着正视着我们的脚步

他们一再重复地叮咛

不要忘记不要忘记

他们一再重复地叮咛

荜路蓝缕以启山林

婆娑无边的太平洋怀抱着自由的土地

温暖的阳光照耀着照耀着高山和田园

我们这里有勇敢的人民

荜路蓝缕以启山林

我们这里有无穷的生命

水牛稻米香蕉玉兰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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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5年，我23岁，到美国去读书，每天泡在图书馆里，从早上8点到晚上半夜踩着雪光回到家，除了功课之外就有机会去读一些中国近代史的书，第一次读到国共内战的部分，第一次知道1927年清党时的杀戮，才知道之前所接受的教育那么多都是被操纵的谎言，这是一个很大的震撼。10年之后写《野火集》，去“腐蚀”那个谎言。

1979年，我个人的“中国梦”也起了质变。在中国梦笼罩的台湾，我们是讲“祖籍”的。也就是说，任何人问，龙应台你是哪里人，我理所当然的回答就是：“我是湖南人。”

这么一路做“湖南人”做了几十年，到1979年，中国大陆开放了，我终于在纽约生平第一次见到了一个真正的“共匪”站在我面前，这个人刚刚从湖南出来，一口浓重的湖南腔。在这个历史的场合上，有人冲着他问“你是哪里人”，他就说“我是湖南人”，问话者接着就回头问我“你是哪里人”——你说我该说什么？

我不会说湖南话，没有去过湖南，对湖南一无所知，老乡站在面前，我登时就说不出话来了。这一辈子的那个中国梦突然就把我懵在那儿了，这是1979年一个非常大的震撼——原来啊，我是台湾人。

一起做梦，一起上课

从海棠叶的大中国梦慢慢地过渡到台湾人脚踩着泥土的小小的台湾梦，人民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开始问“我是谁”。80年代以后，台湾两千多万人走向了转型，自我感觉就是越来越小，什么事情都一步一个脚印，一点一点做。所以，台湾人就一块儿从大梦慢慢转到小梦的路上来了，开始一起上80年代的民主大课。这个民主课程上得有够辛苦。

《美丽岛》这首歌，在1979变成党外异议人士的杂志名字，集结反对势力。1979年12月10日，国民党对反对者采取大逮捕，大审判。面临巨大的挑战，国民党决定审判公开，这是审判庭上的一张照片（见图②）：

你们认得其中任何一个人吗？第二排露出一排白牙笑得开心的，是施明德，他被判处无期徒刑。施明德右手边的女子是陈菊，今天的高雄市长，左手边是吕秀莲，上一任的“副总统”。

我想用这张图片来表达80年代台湾人慢慢地脚踩泥土重建梦想和希望的过程。如果把过去的发展切出一个30年的时间切片来看，刚好看到一个完整的过程，用这张图片来代表。这图里有三种人，第一种是叛乱犯，包括施明德、吕秀莲、陈菊等等，她们俩分别被判12年徒刑；第二种是英雄，在那个恐怖的时代，敢做这些政治犯辩护律师的人，包括陈水扁、谢长廷、苏贞昌等等；第三类是掌权者，当时的“总统”是蒋经国先生，新闻局长是宋楚瑜先生。从这些名字你就看出，在30年的切片里，政治犯变成了掌权者，掌权者变成了反对者，而当时得尽掌声以及人们期待的，以道德作为注册商标的那些英雄们变成了什么？其中一部分人变成了道德彻底破产的贪污嫌疑犯。

这个转变够不够大？亲眼目睹这样一个切肤痛苦的过程，你或许对台湾民主的所谓“乱”有新的理解。它所有的“乱”，在我个人眼中看来，都是民主的必修课；它所有的“跌倒”都是必须的实践，因为只有真正跌倒了，你才真正地知道，要怎么再站起来，跌倒本身就是一种考试。所以，容许我这样说：台湾民主的“乱”，不是乱，它是必上的课。

表面上台湾被撕裂得很严重，但不要被这个表面骗了。回到基座上的价值观来看，从前的中国梦慢慢被抛弃了，逐渐发展为台湾的小梦，然后一起上非常艰辛、痛苦的民主课，然而台湾不管是蓝是绿，其实有一个非常结实的共识，比如说：

国家是会说谎的；

掌权者是会腐败的；

反对者是会堕落的；

政治权力不是唯一的压迫来源，资本也可能一样的压迫。

而正因为权力的侵蚀无所不在，所以个人的权利，比如言论的自由，是每个人都要随时随地、寸土必争、绝不退让的。

这是大多数台湾人的共识。你所看到的争议、吵架、“立法院”打架，其实都是站在这个基础上的。这个基础，是以共同的价值观建立起来的。

我有中国梦吗?

回到今天中国梦的主题，可能有很多台湾人会跳起来说：中国不是我的梦，我的梦里没有中国。但是，你如果问龙应台有没有中国梦，我会先问你那个中国梦的“中国”指的是什么？如果你说的“中国”指的是这块土地上的人，这个社会，我怎么会没有梦呢？别说这片美丽的土地是我挚爱的父亲、母亲永远的故乡，这个地方的好跟坏，对于台湾有那么大的影响，这个地方的福与祸，会牵动整个人类社区的未来，我怎么会没有中国梦呢？

今天是八一建军节，那我们就从“大国崛起”这个词说起吧。我倒是很愿意看到中国的崛起，可是我希望它是以文明的力量来崛起的。

如何衡量文明？我愿意跟大家分享我自己衡量文明的一把尺。它不太难。看一个城市的文明的程度，就看这个城市怎样对待它的精神病人，它对于残障者的服务做到什么地步，它对鳏寡孤独的照顾到什么程度，我看这个城市怎样对待所谓的盲流民工，对我而言，这是非常具体的文明的尺度。

一个国家文明到哪里，我看这个国家怎么对待外来移民，怎么对待它的少数族群。我观察这个国家的多数如何对待它的少数。

谁在乎“大国崛起”？至少我不在乎。我在乎的是刚才我所说的文明刻度——你这大国怎么对待你的弱势与少数，你怎么包容不同意见，这，才是我在乎的。

我的父亲15岁那年，用一根扁担、两个竹篓走到湖南衡山的火车站前买蔬菜，准备挑回山上。刚巧国民党在招宪兵学生队，这个少年当下就做了决定：他放下扁担就跟着军队走了。我的父亲是1919年出生，2004年，我捧着父亲的骨灰回到了湖南衡山龙家院的山沟沟，乡亲点起一路的鞭炮迎接这个离家七十年、颠沛流离一生的游子回家，在家祭时,　我听到一个长辈用最古老的楚国乡音唱出凄切的挽歌。一直忍着眼泪的我，那时再也忍不住了。楚国乡音使我更深刻地认识到父亲一辈子是怎么被迫脱离了他自己的文化，过着不由自主的放逐的一生。一直到捧着他的骨灰回到那片土地，我才深切地感觉到这个七十年之后以骨灰回来的少年经历了怎样的中国的现代史。而我在浙江新安江畔长大的母亲，是如何地一生怀念那条清澈见鱼的江水。

所以，请相信我对中国的希望是真诚的。我深深盼望见到的，是一个用文明尺度来检验自己的中国，这样的中国，因为自信，所以开阔；因为开阔，所以包容；因为包容，所以它的力量更柔韧、更长远。当它文明的力量柔韧长远的时候，它对整个人类的和平都会有关键的贡献。

（2010年8月1日于北京大学百年纪念讲堂演讲录，大标题有改动，内文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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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应台，女性、妻子、母亲、女儿，但首先，她将自己任命为燃起一把火的热情社会参与者。她曾经在旅居欧洲之后，回到台湾，不满社会现状，而发出“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的质疑，也曾经顶着大肚子为一篇文章游走在异国；她以生动的小故事讲述世界政治变幻，也以关注小人物的命运来阐述一段历史。她被誉为偏激的女斗士，也被誉为情感泛滥的文学家，但实际上，无论是这些名词，还是“记者，作家，政治家”……都无法以一概全，因为她就是龙应台。


声名初起

龙应台，她生于内战后撤至台湾的国民党军人家庭，父亲姓龙，母亲姓应，且出生于台湾，故得名龙应台。

1974年，龙应台毕业于成功大学外文系后，赴美深造英美文学。博士毕业后两年回台，从事大学的教研工作。

1984年，龙应台出版第一本属于自己的书，名为《龙应台评小说》。该书上市不久即售罄，并多次再版，被同行称为“龙卷风”。1985年开始，龙开始创作她最为人所知的批评文学。龙在《中国时报》等报刊中针砭时弊，并以其犀利文风著称，成为全台湾瞩目的专栏作家。正是在那个台湾草木皆兵，多少党外知识分子身陷囹圄的时代，龙仍本着“一介不取是基本操行，诚实是第一原则”的标准，从岛内的威权统治、官商勾结到司法黑幕、言论镇压都逐一结构批判。在戒严时期的台湾，一本《野火集》收集龙的专栏作品，印行100版，销售20万册，风靡全台湾，并一版再版，在大陆的知识分子中口口相传--这，也许是龙应台第一次被大陆所知，也第一次以一种特别的姿态展示在台湾海峡的另一端。

为家庭旅居欧洲

在台湾文坛人气急升的的龙却选择了家庭，她嫁给了一位德国外交官并生下儿子。然后，1986年，全家移居欧洲。此后，龙除了继续她在文学领域上的写作和研究工作外，也逐渐发展出看似与批判处于另一极端的温柔委婉的文风。

九十年代中期，《孩子你慢慢来》《亲爱的安德烈》和《目送》等一系列亲情和家庭生活主题的文集，则尽显了龙在批判文学以外，充满温情的母亲形象，让众人知道--原来龙也可以不谈政治，能谈散步、牵手、晚餐、拍照这些承载着情感的生活片段，记录着孩子反叛的青春期和父母亲生老病死这类每个人都必须经历的事。

然而，龙对其家庭生活的描写中，却只字不提她的德国外交官前夫--她两个儿子的父亲，只在2003年的新书《银色仙人掌》中透露自己已经离婚。读者大概只能从字里行间窥视龙婚姻生活的不愉快，她后来写道，爱情发展下去，到了婚姻以后，就只有变成亲情才能维持下去了。

在文化局长任上“立功”

政府高官的身份使龙应台的经历更富传奇色彩。1999年，当时的台北市长马英九亲自前往德国法兰克福，邀请龙应台出任台北市的文化局局长。龙被说服了，离开两个儿子，只身回到台北从事政府的文化工作。

在感叹“立功比立言难”之余，她也大力推崇她在旅欧期间对文化政策的理解。在龙旅居多年的瑞士，就有德语、法语、意大利语和罗曼什语四种官方语言，瑞士路上的指示牌甚至商标，都必须印上这四种语言，以示对四个人群平等的尊重。龙身为台湾的“外省人”，在任职期间却大力推行保护和普及本土文化运动。

在马英九的建立台北国际文化大都市的目标下，她出台的措施却处处围绕着草根市民。带着“把文化从边缘带到核心”的理念，龙在台北开放了二十个包括市长官邸的政府机构，供市民入内参与诗歌朗诵会等文化活动。龙认为，交响乐、五重奏未必就是所谓精致或高尚艺术，地方戏曲未必是低俗的艺术，作为文化官，她必须尽力把所有纳税人的文化权都照顾上。


挑战学生的教师

以批判文字起家，即使在课堂上，龙都会对学生发出挑战的提问。譬如——

“多数人的意愿就足以决定所有吗？”在香港大学的一节文化研究课上，龙应台双手插袋，用略带欧陆口音的英语问道。教室内的学生，或来自内地、香港，或丹麦、法国，无不锁着眉头盯着来回踱步的她，琢磨着一句让她觉得棘手的回答。

龙与大家争辩的问题是：旅德的穆斯林父亲们，为了维护家族名誉而谋杀失节的女儿，这一行为对还是错。学生们刚抛出的论点是，德国法律是德国人民的多数意愿所向，符合民主精神，因而可以凌驾于德国穆斯林群体的文化观念上。但明显，即便看完了德国哲学巨擘哈贝马斯关于多元价值观和普世价值观的讨论，学生们面对一个似乎三岁小孩都能明辨的问题，仍然处于下风。

当然，龙并非在尝试说服大家，去为宗教自由而触犯法律。她只在挑战着学生每个用以分辨对错的标准，每个理所当然的标准。她认为，这是在座的每个学生在写作讨论一个问题时，起码的思维准备。

全球华人的龙应台

龙应台自2004年开始在香港大学新闻与传媒研究中心担任访问教授，期间也在这个聚居着全球华人的国际都市里，活跃于年度书展、新书发布会、名人讲座系列等文化活动中。而追随这股“龙卷风”的，除了香港本地读者或学生外，也不乏两岸四地的媒体工作者和文化界名人。

此外，龙也积极参与到关于香港公众议题的辩论中。在政制改革、文化保育和国际交流等话题上，都不乏龙的声音，其专门讨论香港问题的《龙应台的香港笔记》，在香港与新加坡的畅销榜上停留长达半年。

现时，龙的名声已响遍两岸四地甚至全球华人圈中。

龙的文章，在台湾、内地、香港、新加坡和吉隆坡各大报章均有发表。而在内地，读者对龙的认识过程与在台湾不全一致。老一点的从《野火集》熟悉她，也有些读者最初通过龙温情作品《亲爱的安德烈》等而熟悉她，然后才感受到她煽情泼辣的文风。

2009年，她推出了号称用了十年酝酿、一年闭关、走遍三大洋五大洲才写成的那本有关两岸60年离乱史的书。该书记录了自从1949年国民党内战溃败撤退后，发生在随国民党撤退的中国人的故事，是一本关于国共内战带来的生离死别和颠沛流离历史的书。她表示希望用这个方式，去记录一段她父母曾经历过的、但却因为各种原因可能会被永远遗忘的历史。

很显然，龙应台并非一个普遍意义上的女子，她对整个社会的关注以及她因为关注小人物命运而被誉为填补了中国史记空白的这本书，无疑使她的社会学者、记者、政治家四重身份上，更增添了复杂的情感与文学的影子。

传统的台湾女子？

在其作品中，龙应台就曾谈到台湾传统教育对女子温文尔雅的要求，对此表示质疑甚至不屑。作为一个以批判文学起家，也曾在政府身居要职的女知识分子，龙在公众场合的言论和举止，也难免会带点女强人的味道。

但在私底下，龙应台真的是另外一个人。

在香港大学任课期间，课间休息不时会变成龙的小型读者见面会。对这时捧上她的书要求签名的学生，龙从不会拒绝。每次签名完毕，龙都会把书双手奉还，点头屈膝并轻声致谢。不时把头发往耳后一捋，面露一丝羞涩的笑，就像她所形容的传统台湾女子的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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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梦”和北大的演讲让龙应台这位台湾女作家再次走入我们的视线，有人知道她，因为她本身就是公共知识分子，她的作品曾反响巨大；也有人不知道她，因为近些年来她已经很少在大陆的媒体上出现，只有她的部分书籍还能买到。

在大陆，很多人知道龙应台都是从那本20多年前的《野火集》开始的。她的作品针砭时弊，文风犀利、鞭辟入里，豆瓣网的文学爱好者曹飞跃说：“地域性并不是一个真正的阻隔……龙应台的理念在内地影响了很多人。”她很多关于政治、社会议题以及自由和权利这种政治书上理念的解释，让很多人意识到这些理念和价值是永恒的。

龙应台以有情的眼光观察社会，她的《野火集》、《百年思索》、《面对大海的时候》讨论的均是台湾面对国际面对世界时人民应有的自我反省与探讨，她举出无数台湾社会现象来作为讨论，并以中国人文化的心理角度深入解释台湾政府的作为和人民的表现，其中辛辣讽刺的文笔虽遭人反对、谩骂、或密投书至政府单位，但她仍秉著客观批判的精神，持续不断写出她的观察。

《看天下》杂志编委彭远文就说，他从2000年前后开始看龙应台的作品，而目前他自己的写作风格受龙应台影响就很大，因为比起关注体制来，龙应台更关注小人物命运的特征，他现在关注人本身也多于大国家或者大社会。但他也说，其实在大陆真正受龙应台影响的人并不是太多，龙应台的影响主要还是在台湾。

资深媒体人士师鲁客说龙应台还是起到了启蒙的作用。“她用小故事向大家讲述外面的世界，说白了就是让你看看外面的世界什么样，一些普世的东西什么样。”

而听了龙应台在北大的演讲后，北大学生橙子说：“她给我们展现的是一种我们不熟悉的语境，作为一个在大陆成长起来的人，感觉冲击力还是蛮大的。”

时下在大陆，关于公共知识分子的讨论似乎也成了一种时尚，于是韩寒撰文针砭时弊、推崇常识之时，就有人把他和当年的龙应台联系了起来。媒体人师鲁客认为，在大陆韩寒和龙应台有点像，“他们起的都是启蒙的作用，开启民智……但龙应台普及的更多，不仅仅是从一个公民本身，她会从各个方面，包括你的政治权利，也包括你的伦理观念。”

当年在台湾，龙应台的一把“野火”烧出了“龙应台现象”，如今在大陆，很多人也受其影响，“龙卷风”的力量有多大，还是要拭目以待。

老胶东

首先声明我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