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雷也有怒目金刚时/傅国涌

直面

1949年以后，1957以后，特别是1966年以后，无数优秀知识分子以自杀的方式结束自己的生命。仅这个题目就足以让后来的许多学者皓首穷经研究一辈子。 1966年9月2日夫妇双双选择自杀的傅雷就是其中之一。

今天的人们提起傅雷，可能会想到他翻译的《约翰·克利斯多夫》，想到他写给儿子的那些家书，想到他早年的美术评论，甚至想到他在“文化大革命”中自杀的那一幕，但很少有人会把这位温文儒雅的翻译家和下面这些怒目金刚的文字联系在一起——



“历史告诉我们：为政之道千头万绪，归纳起来只有简单的两句老话：‘顺天者昌，逆天者亡’，‘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凡不愿被时代淘汰的，只有安安分分切切实实做人民的公仆，那时，不用武力，不用权术，不用正统之类的法宝，自会‘天下定于一’，形成和平统一之局。反之，倘有什么‘亡国之臣’当日暮途穷之时，妄想牺牲民意民命作最后挣扎，或扯着人民的幌子而为一党一派一己图私利的话，其结果必不会是‘上帝祝福他’，而是‘魔鬼把他带走’。

　　“最后，历史更告诉我们：人民的权利是人民争回来的，不是特权阶级甘心情愿归还的。民主与自由，有待于我们的努力和牺牲，同时还须人人做一番洗心革面的功夫，检束自己，策励自己，训练自己；立己达人，才谈得上转变风气，澄清政治，踏上建国的大道。我们要牢记：政治的腐败，不是一个局部的病象，而是社会上每个细胞都不健全的后果。”



这段话摘自1946年1月20日傅雷在上海《文汇报》发表的《历史与现实》一文，那时他还不到不惑之年，血气方刚，而在翻译、介绍西方文化方面的建树早已蜚声于世。抗战胜利以后，愤于国民党的腐败，他曾参与“民主促进会”的筹建(不过正式成立时就退出了)。1945年冬天，他曾与朋友创办综合性的《新语》半月刊，一共办了8期。期间，他在《新语》、《民主》、《周报》、《文汇报》等报刊也发表过许多批评时政的文字。对当时上海实施违反人权的“警管区制”(警察可以随时进入住户家中)，他也曾有过尖锐的批评，他驳斥国民党上海警察当局关于“依照法律”的借口：

　　“第一，我们要回答：凡属真正的民主国家，根本没有这种访问。——除非执有搜查状或逮捕状。第二，我们的约法和刑法内，也找不到一条警察认为‘必要’时可以擅入人家的条文!”

　　他将这种让老百姓人心惶惶的“警管区制”与法国路易十五、路易十六时期的专制及纳粹德国的秘密警察、日寇控制中国沦陷区的非人道方法相比之后严正指出，这是国民党与人民为敌，是自掘坟墓。

　　面对内战一触即发的局势，1945年11月10日，傅雷写下了《国民的意志高于一切》，呼吁从根本上消弭内战：

　　“以近百年的时间，千辛万苦好容易缔造起来的中华民国。遭逢了千载一时的复兴机会，也临到了万劫不复的危机：在此生死关头，一切的党派都该服从国民的最高裁判。

　　“历史上兴亡起复的是朝代和党派，不死的是民族；而全民族的意志只有一个：不许打!”

　　可惜这样的声音太微弱了，从发出之时起就注定了被战争的喧嚣所淹没。当然，作为一个知识分子，他所耿耿于怀的莫过于言论、新闻和出版自由，他猛烈抨击国民党政府：“没有新闻自由的国家，民意决不能发挥，政治决不能上轨道。没有图书出版自由的国家，根本谈不上文化。”这是1945年12月傅雷在《废止出版检查制度》中发出的声音，他呼吁不仅要废止新闻、图书的检查，而且要废止电影、戏剧的检查。因此，他在一些抗议国民党当局侵犯言论、新闻和出版自由的呼吁书、公开信上也曾郑重地签下了自己的名字。

傅雷在1949年之前的这些作为让我想起鲁迅评论陶渊明时的一番话，大意是，整天写“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陶渊明也有写“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的时候。这个样子的傅雷，确实是如今的读者所陌生的，但在那时却是平常不过的，对他而言，这不过是尽一个知识分子的本分而已。到了欲尽本分而不得、每天战战兢兢、生怕跟不上形势之时，他只能沉默，至多也只是发表一点无伤大雅的“砌墙”、“拆墙”等意见。到了连沉默都难以保全尊严之时，除了放弃生命，这位好父亲、好丈夫、为中国文化贡献良多的知识分子已没有其他的路可走。

在面对前后两个不同政权之时，包括傅雷在内的几代知识分子到底为什么会有如此截然不同的表现？1975年10月21日，宪法学家、跟国民党去了台湾的王世杰在孤岛上曾思考过这个问题，他在这一天的日记中这样写：

“苏联反政府而拥护人道主义的作家索忍[索尔仁尼琴]及物理学家[萨哈罗夫]先后获得诺贝尔奖金，彼等于获奖后虽仍身在苏联，仍反抗政府不讳。中国政权之下竟无一人如此勇迈，一则显示中国政权较莫斯科政权为尤暴，使人不敢反抗，一则显示大陆智识阶级之志行甚弱。”

这是一个怎样的时代呵，诗人说：连狗都在规规矩矩的走夜路。随着时间的流逝，人们已经看得越来越清楚了，也因此愈加为储安平先知般的预言而痛彻肺腑。然而，即使储安平不是也无所逃于天地之间，照样活不见人、死不见尸吗？这真是中国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中前所未有的变局，那么多读书人几乎一夜之间失去了纷飞的羽毛，变得诚惶诚恐、不知所措，一切棱角都没有了，也难怪我们今天记得的傅雷总是用规规矩矩的字迹写家书的那个傅雷、译笔流畅的傅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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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ang99

“苟有新民，何患无新制度，无新政府，无新国家。” 可惜，过了100多年，依旧是披着人皮的“苟（狗）”在满街爬，不过是换了个主人。

[ 本帖最后由 liang99 于 2010-7-24 21:28 编辑 ]

深白色

唉，1949，去与留是个选择问题，
现在的我们无法揣测他们当时的心境，毕竟我们没有经历过，
留下的都是些单纯的，有热情的吧，
让我想起了胡适那个留在大陆的儿子。。。

特深沉

近代文人中，只有胡适看得通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