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乡》 离开家乡近三十年,七十年代的故乡,模样还依稀在目;“乱石铺大街,天明拾草柴。海风吹陋巷,玉笛绕青槐”。是福建沿海一带乡村很真实的写照;不仅天蒙蒙亮要拣草柴,还拾牛粪,稀松潮湿的牛粪也是宝,兜扫回去晒干做烧柴用。苍翠冒油的针眼松散着香气,牛最爱吃,金龟子们快乐地飞舞,常常把我们的情绪带到蓝天上,随着白云漫步。我们背着竹扒,收拣松子,下河捉泥鳅和白条鱼,喂鸭子;祖母开心地在旁边瞧着她的宝贝鸭子吞得两眼翻白;祖母是续的,祖父原来是“国军”,逃了三次兵役,每次都挣两块大洋;四九年一枪没放,在水口投了诚。脾气大,我的亲祖母被她气跑了,另嫁去了闽北的一个小镇,我的父亲一次部队野营拉练的时候,刚巧住她家,两母子相认哭得抽噎。
家乡是干打垒的两层小楼,厨房、天井、客厅和二楼卧室,瓦顶上开个天窗,夏夜从楼梯到瓦顶,海风阵阵,蓝空皓月,一览无遗;前面是个小池塘,几树疏柳,一汪绿波,蛙鼓虫鸣,声音震耳,萤火漫妙,催人遐思;穹宇浩大,列星垂象,聆听滚滚海涛,暑俗二气,一扫无余,想来在世快四十年了,故乡的那种童趣和天籁似乎再也寻找不回来了。
祖父是做小生意的,油炸海蛎饼子,他非常疼我;经常加工特制的饼子:大个的新鲜海蛎,瘦肉丝,紫菜,花生;浆发得极好,一油炸喷香冒油;那个时代能有如许美食真是一种福气。我还偷偷用书包掖了大米去换我们家乡的特产――光饼;刚出炉的香甜脆嫩,和好同学分享;用掰开的光饼夹猪油渣、海蛎饼、花生吃,也是一绝。
我们家乡家家都藏有棺材,漆得油光甄亮,乡人视为室宝;文革时候,民兵抄家,不允许做生意,祖父灵机一动,把几桶猪油藏在棺材里;政策一松,照做不误。每天凌晨我睡眼惺松在风箱声中醒来,祖母拉风箱,祖父用大锅调浆,热气腾腾。日子在风箱节奏中走过,养家糊口,倒也悠哉乐哉。
祖父胆子很大,脾气也臭,乡人惧怕;孩子一不听话,母亲哄说:别哭,细仔来了啊。孩子立马不敢哭闹。大概祖父在家中排行最末,所以称细仔吧。我们数十家共用一个大水井,深十余米,岁月中砌石已经乌黑滑溜,一般是半年淘一次井;无人敢下,都是祖父赤脚光膀,分腿跨步在乡人惊异的呼喊声中数分钟就下到井底,将放养的鳗鱼捞回来我们加餐。
故乡的变化日新月异,现在除了老街的大体布局还未完全改变,基本脱胎换骨了,一色的高楼,我们家乡楼层不能盖得太高,一般不超过八层;海风太大。但是每层大概都有四米左右。主要的经济来源是劳务输出和工程承包。旧日的同学们大多去了海外,日本居多。一天睡四小时,其余时间学日语和打工,白米饭蘸盐巴;苦则苦矣,五年过来,背个整百万回来,日子就有了根基。一般先买地皮盖高楼,然后娶妻生子。日本是个高度发达文明的国度,他们去了大部分不愿意回国,就算回来了还想办法再去。街面上的楼房往往数十年只住着一两个老人,空空荡荡,占地为尊,重男轻女,典型的中国农民情结。
八十年代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栏目曾两次光临我们的小镇,其一是乡干部倒卖土地,一亩万余元从农民手里购得,转手几十万一亩卖给华侨使用。奇怪的是卖买双方皆大欢喜。干部们个个赚得流油。其二是镇政府建得比省政府还气派,游泳池、足球和高尔伏球场一应俱全。象个顶级俱乐部。央视曝光后到现在还是风景依旧。上月刚去的沿海一个度假村路过那里,对面有几块地皮,钢筋草绳一牵,大约四十平米的地标价人民币135万。让人匪夷所思。
我们的小屋现在也成了一座漂亮的四层楼房。门前的池塘已经填埋;站在楼顶,能依稀听到远隔的海声,都市的气息愈发浓厚;处处是开发区和别墅区。车水马龙,人声鼎沸而且夜夜笙歌。外来资金的大量涌入,土地却永远无法自行扩大;寸土寸金,也是情有可原。
现在每次回到家乡,总在惊喜之余有种莫名其妙的伤感和惭愧;故乡飞速发展和进步,赖于家乡人民的努力、勤劳与智慧;自己将届不惑,却毫无建树,祖父母已经过了,入土为安;人生的悲欢离合,岁月的无情流逝,只能虔诚地在祖坟前燃一柱香,让不安的心绪随风而去,为家乡和亲人们祈祷和祝福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