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补碘”需要强制推行

天堂路上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三条将“病毒性肝炎”细化为“甲型病毒性肝炎、戊型病毒性肝炎等消化道传染病”，这意味着排除了乙肝病毒携带者不得从事接触直接入口食品工作的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三条将“病毒性肝炎”细化为“甲型病毒性肝炎、戊型病毒性肝炎等消化道传染病”，这意味着排除了乙肝病毒携带者不得从事接触直接入口食品工作的规定。今年9月1日，22岁的杭州乙肝病毒携带者雷闯拿到全国第一张从事食品行业的健康证。但是像雷闯这样幸运的只是凤毛麟角，全国一亿数千万乙肝病毒携带者依旧在为维护就业、升学等方面的平等权利艰难挣扎。继河南一位乙肝病毒携带者脸贴面膜争取健康证的象征性抗议之后，深圳26岁的乙肝“大三阳”携带者黄铮，援引《食品安全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三条办健康证遭拒后，用白布将全身裹得严严实实，直挺挺地躺在罗湖区田贝一路人行道上，身旁摆一排卡片，上书“我有乙肝不是罪”。他表示这是一次反歧视乙肝的街头行为艺术表演。（9月25日 《南方都市报》）
　　歧视造成隔离。将被歧视者隔离于大多数之外，隔离于正常权利之外，隔离于尊严之外。如果联系到升学、就业等权利，它甚至伤害了受害者的发展权、生存权等最基本权利；它伤害了正义、公平、自由等普世价值，最终受伤的是整个社会。
　　其实在社会生活的不同层面，歧视者和被歧视者、加害者和受害者的身份是一个相对变量。不存在一个绝对的大多数和极少数。疾病大多数不是先天的，今天歧视乙肝病毒携带者的，明天可能因为患别的疾病被歧视，正所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但事实却并非如此，乙肝病毒携带者受歧视，艾滋病人受歧视，甚至甲型H1N1感染者还得向全社会道歉。
　　其实这种现象不仅存在于疾病中，并不固定、随时转换的身份都能带来身份歧视和身份伤害：开车的咒骂行路的，行路的抱怨开车的――虽然很多时候行路的也有车开，现在开车的也难免步行；还有更迅疾更随时随地的身份转换，却会带来道德立场的随时摇摆――比如挤公共汽车，车下的人拼命往上挤，但刚挤上车，就希望司机马上关门开车。用“自利”不足以解释这种现象。比如消费者和生产者是一个相对的概念。生产者也要消费，消费者也是某种商品或服务的提供者。但这并不妨碍很多人一面在自己的生产领域搞假冒伪劣，一面抱怨现在的商品不安全。损人利己最终是害人害己――人们缺乏这样一种基本的判断能力吗？
　　一切问题的根源，不在于立场决定价值判断，而在于根本拒绝价值判断。换句话说，不是赞成和奉行什么样的道德观，而是根本拒绝道德观，将道德拒斥于生活之外。这就很好解释，虽然人们一般认为对于某种疾病患者的歧视和道德打击，源于恐惧，但为什么我们一再宣传携带乙肝病毒，在日常生活中并不会传染，歧视却仍旧难以消除了。歧视的根源不是恐惧，而是麻木，而是冷漠。人是社会关系的产物，道德是维系这种关系的纽带和脉络，并在社会个体的互动中形成和稳定，但当每个人都以自己为中心，道德感枯萎，道德作为一种社会关系的产生机制就失效了。
　　在道德感淡薄、利害与是非两个范畴完全隔离的时候，社会道德状况再恶劣，也不能产生道德构建的自发冲动――因为自己的某种身份曾经受到歧视，会不会因自身的公平渴望，而在其他领域公平对待他人和呵护弱者呢？存疑。
　　这个时候，道德的构建只有依靠制度的推动，我们只能靠制度的强制效应来硬性打破冷漠的僵局。就像市场本身对一种生活必需品竟然缺乏需求的时候，只能强制推行，正如强制补碘一样。但目前的现实是，当制度遭遇体制，制度的推行本身也遭遇冷漠。因为制度本身的强制效应打了折扣。《食品安全法实施条例》第23条有一句话画蛇添足：“检查项目等事项应当符合所在地省、自治区、直辖市的规定”。这等于是上位法反过来主动向下位法献媚，要屈服于下位法。这一句话，让《食品安全法》对乙肝歧视的突破完全失效了。
　　要根除乙肝歧视，根本办法是消除歧视的价值判断根源。但在价值判断本身就被“歧视”的现实面前，权宜之计就是消除歧视的对象。那就是彻底从常规体检表中去除乙肝检测，让乙肝病毒携带成为当事者的隐私，让隐私权成为平等权的保护膜。在这个意义上，隐私权作为一种法律意义上的权利，虽然不能构筑隔离歧视的永久疆界，起码可以暂时划定一条保障公平的停火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