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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的诊断的基础是根据“有诸内必形诸外”的哲学思想来推断人体内部的病理
变化,即所谓的黑箱思维方法。这种思维方法存在着严重的缺陷。首先,有诸内
并不一定就形诸外,有诸内不形诸外,有诸内渐形诸外,有诸内假象于外的情况
也是完全可能出现的。因此,通过望闻问切得到的这些资料只是表面现象,只能
反映人体的局部、表面、不稳定的联系,而不能反映人体内部变化的本质联系,
不能反映疾病作用于人体中发生的有规律的病理过程。单根据症状、体征、病史
无法判断人体功能处于何种状态。而且这种症状群的整理归纳也是依据脏象、经
络等建立在阴阳五行基础上的中医理论,是一种机械化,程式化的症状群。用这
种症状群来进行诊断和治疗会引起下列问题:一是各种本质不同的病都可以引起
某种证。例如:脾虚证可由胃溃疡、胃癌、消化道出血、胃肠功能紊乱造成。各
有本质不同,怎能一概而论。二是证不能概括本质相同的一种病的所有症状。三
是某种证的各种症状之间不一定有必然的联系。四是某些隐匿性疾病无证可辨。
五是某些病不表现它的全部症状。一些著名中医师也认识到这种辨证论治的缺陷。
王琦提出:“辨证论治不是普遍法则。(16)”姜春华提出“辨证与辨病相结合,
辨证论治与专方专药相结合。(17)”但无论中医的辨病还是辨证,都只能反映
人体外部的表面的联系。即使引入微观辨证的概念,也无法克服其固有缺点。但
是也应该指出某些症状确实是有规律地同时出现的,概括这样的症状群的证,是
有一定的诊断价值的。因为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机体的内部联系。
在辨证完成以后,采取某种治疗措施(包括中药、方剂、针灸、推拿等),来消除
这种证,就是论治的过程。首先来谈中药的应用。“中药材中,植物性占大多数,
古称‘本草学’由于中药的应用是以中医学理论为基础的,有着独特的理论体系
和应用形式反映了我国自然资源以及历史文化等方面的若干特点,所以人们把它
称为‘中药’。”(18)中药的应用是建立在实践经验的基础上的,即通过人们
服用发现其有改善某种症状的作用,人们把这种作用记录下来,加以概括,即称
为功效。例如:麻黄功效发汗、平喘、利水。若某种中药能够改变某种可以被概
括为证的症候群,则功效也就被概括为改变某种证。例如:巴戟天:补肾助阳,
祛风出湿。套上了中医理论的笼头。这种对中药作用的概括只能是对中药作用于
人体后引起的表面现象的,片面的,甚至是歪曲的概括,而不能深入分析药理作
用研究其化学结构,揭示其本质的作用原理。例如:麻黄,西医药理学研究从中
提出有效成分——盐酸麻黄碱,并知道它是通过受体起作用,揭示了麻黄所引起
的现象之间的本质联系。中药理论不能有效地指导中药使用,反而限制了它的发
展。例如:苦参。中医理论只是指出它能清热燥湿、祛风杀虫等一定的抗感染作
用,而现代医学理论的研究还揭示出它有抗心律失常的作用,扩大了应用范围。
中药金银花有清热解毒功效,用于疮、疖、痈等感染。但中医理论并不能指出它
对哪种菌引起的感染最有效,对哪种菌或感染微效或无效,忽视了矛盾的特殊性。
中药的应用总是停留在经验层次,这些经验需要现代医学理论发掘,整理,加以
提高。而且这种开发,属于植物化学和药理学的研究范畴,与青霉素的发现与研
究没有本质区别,和中医理论没有必然联系。由于天然药物的作用必然受到其化
学结构的限制,必然有许多植物药不能满足人类的需要甚至对人体有害。人类必
须人工合成新的化学结构以满足人类对药物的需要,借口中药无副作用而贬低西
药是毫无道理的。人工合成的药物固然有副作用,但天然药物的副作用也不比人
工合成的少。在古代就有“神农尝百草,一日而遇七十毒”的传说。在近代,黄
萍等人收集了1950-1993年公开发表在123种医学期刊上有关中药不良反应的报道
780篇,计3009例,而这些仅是中药不良反应中很少的一部分。在国外,此类事
件亦屡有报道。比利时应用中药减肥,在减肥的人群中出现了肾功能衰竭病例,
有48例程度严重,需做血液透析,其中18例甚至做了肾移植手术。该国研究结果
是,肾功能衰竭的发生与中药防己、厚朴有关。新加坡应用中药黄连后,发现此
药能引起新生儿溶血症,后经临床及药理毒理专家评议及国家药物专家委员会认
定,由国家颁发禁用黄连的法令,且含小必(音)碱的黄柏、黄芩也在被禁之列。
(19)这些情况在中医理论的指导下是难以发现与解决的。
方剂学的理论也未能脱离脏腑学说、气血津液学说等中医理论的束缚,也是建立
在阴阳五行学说基础之上的。方剂只是对某个症状群即某个证来组方的,这也是
一种盲目的实践,因为他针对的这个证,并不是针对疾病引起的本质变化,而只
是针对疾病引起的表面现象。最典型的一个例子是疝气的治疗:中医称为狐疝,
西医称为是小肠疝。中医治疝气的方子有葫芦巴丸、天台乌药散等数十个,但无
一奏效,非需手术治疗不可。疝气时好时坏,古人无现代医学知识,不知道疝气
成因,便以为是方剂奏了效。只有证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机体的内部联系时,方
剂才有效。
针灸,推拿这些物理疗法,其理论指导经络理论也是建立在一种假想的联系之上
的。它能否取得疗效依赖于经络理论指导下的实践在多大程度上不自觉地与人体
在某些病理状态下的实际需要相符合.虽然有无循经感传现象在争论中,但是现在
没有一项研究表明针灸推拿的疗效不是通过神经体液调节,而是通过经络起的作
用.这种直接物理刺激所引起的神经体液调节作用是极其有限的,因此通过这种
作用治疗的疾病种类也很有限。其不可用其它手段替代的作用就更少。
辨证论治在整体上是失败的,无数事实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即使著名中医谢海洲在
荷兰神州医庐应诊时,其有效率也只有百分之十几,只治好了几个感冒之类的小病
(自愈性很强,作者注(20)).现今的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现代医学在祖国人民的
医疗保健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消灭了天花(尽管中国人发明了种痘术),控制了各
种烈性传染病,地方病,不仅治愈了许多常见病,多发病,而且还在不断攻克疑难杂
症,每一个进步的脚印都是实实在在的.即使治不好的病,也绝大多数能阐释其原
因或指出其研究方向.而中医早已退缩于一隅且靠政策吃饭了,即使在中医院里也
是大多数病人靠西医治疗,这难道不是众目睽睽的事实吗?
从上面的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医的价值不在于它的整体观,辨证论治,而在于
其中的某些经验.这主要包括一些专病专法的经验和一些确能反映机体内部联系
的证.挖掘这些经验,才是中医研究和中西医结合研究的任务.
在证的研究方面:上海医科大学对肾阳虚的研究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他们发现肾
阳虚者尿中17羟皮质醇低下,又进一步发现肾阳虚者不同于阿狄森氏病的低下反
应而是延迟反应最终揭示了肾阳虚患者和老年人内环境反馈调节的缺失,并以补
肾药以药验证获得了满意的结果.最终指出肾阳虚证的本质主要是下丘脑功能失
调.(21)必须指出这种证的研究只有在认识到尚未被现代医学理论所认识的联系
以及尚未有更好的治疗方法时才有意义.这种证可由不同原因引起,在不同的条件
下存在,补肾方药只是对一定条件下的肾阳虚证起作用,而对另一些条件下引起的
则未必有效.如:补肾方药可用于生理性衰老引起的下丘脑功能失调,而其它原因
引起时,则未必有效.
尚天裕在对骨折的治疗中,借鉴了中医的经验,提出了以内因为主导的“动静结
合”“筋骨并重”“内外兼治”“医患结合”等新的治疗原则,运用小夹板疗法
提高了骨折的疗效。但是,这和中医理论并没有必然的联系。尚天裕指出“中医
的小夹板疗法实际上就是器械外固定。”(22)可见在这里也只是中医的经验在
起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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