免疫抑制剂

手牵手

免疫系统的做派非常保守，它所追求的就是稳定压倒一切。所以在移植领域，免疫系统成了医生的眼中钉、肉中刺，成了手术需要解决的最重要的问题之一。 “除了同卵双生者之外，所有的移植都会发生排斥反应。就拿肝移植来说，排斥方式有三种，一种是刚刚把血管接通，移植来的肝脏在几分钟、一小时之内就变黑了，立刻会死掉，这是所谓的‘超级排斥反应’;还有一种最常见，叫做‘急性排斥反应’，不是说手术后立刻就会发生，可能是很长时间才发生，也可能反复发作，病人术后用于维持的药物多半都是预防治疗急性排斥;还有一种是‘慢性排斥反应’，比如两个人就是合不来，今天问题解决了，明天又有新问题，最后还是闹崩了。到目前为止，慢性排斥反应没有办法解决，移植后病人可能活不久也可能活10年、20年，最终这移植的器官还是死掉了。”冷希圣告诉本刊记者。

　　由药物开启的新时代

　　正是因为免疫系统的特殊性，再回过头来观看器官移植史时，就是一段和免疫系统相抗衡的历史。

　　“早期医生采用全身X射线照射，来防止排斥反应的发生，结果收效甚微。”唐孝达告诉本刊记者。1954年，美国医生约瑟夫·默里(Joseph Murray)为一对同卵双生兄弟进行肾移植获得成功，其后的4年内又进行了6例这样的手术。1962年，医生将硫唑嘌呤用作免疫抑制剂，肾移植患者才能够存活较长时间。从此，肾移植成为定型的外科手术，用于临床治疗慢性肾功能衰竭，使得临床肾移植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到上世纪70年代末，由于采用硫唑嘌呤和强的松的联合免疫抑制维持疗法，实体肾移植术的一年存活率达到了50%左右，默里医生也因其开创性的工作而荣获1990年诺贝尔医学和生理学奖。到目前，肾移植的成功率已经达到了90%，有一些肾移植40年的人仍然活着。

　　肾移植手术的成功铺平了其他器官移植的道路。上世纪60年代，人类成功实施了第一例肝移植、胰腺移植和心脏移植手术。1963～1967年，匹兹堡大学移植中心的托马斯·斯达泽医生大胆尝试了8例人类肝移植手术，但是由于各种原因，病人中存活最长的只有23天。那个时候，医生的白大褂常常浸满血水，斯达泽也常常被喷得满脸是血。在整个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因为存活率太低，肝移植一直处于临床研究阶段，没有成为一种临床治疗方式得到广泛应用，肝移植在人们眼里十分危险并且不可靠。

　　1979年，环孢素A的出现彻底改变了临床移植的面貌。不久人们发现，环孢素A的使用能够使肝移植的存活率从以前的30%提高到70%。70%的存活率意味着肝移植终于可以结束漫长的临床试验期，正式走进各大医院的手术室。但是，不可逆转的排斥和心血管疾病仍然存在。

　　1990年12月30日，《纽约时报》头版头条的新闻名为《匹兹堡的神奇药物》(The Drug That Works in Pittsburgh)，匹兹堡大学移植中心将新药他克莫司用于肝移植后的免疫治疗获得成功。他克莫司就是李国兴所服用的普乐可复，于1989年用于临床。“从此以后器官移植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到目前为止，较好的肝移植中心患者一年存活率已经达到90%。从肝移植开始，他克莫司逐步被应用于胰腺、肾脏、心、肺等各种实体器官的移植中，让所有种类的器官移植存活率大大提高。”冯告诉本刊记者。

　　目前，环孢素A、麦考酚酸酯、他克莫司是免疫抑制剂的三大主流品种，临床上通常采取联合用药，不断调整用量来抑制病人的免疫系统。但是，目前的药物仍然不够理想，纵使新型的免疫抑制剂还在不断出现，也没有解决慢性排斥反应问题。唐孝达举了个例子：“有一个衡量办法叫做‘半数存活期’，就是患者生存时间的1/2，也就是说到某个时候有一半的人会去世。当年环孢素的半数存活期是7～8年，他克莫司问世之后又得以延长到目前的近10年，并没有得到显著提高。”

　　如果能解决慢性排斥反应，副作用能更小一点，李国兴或许会活得久一些。“对于换脸手术而言，技术本身已经不再是个难题，存活率是个关键，我们期待更好的免疫抑制剂出现。”郭树忠告诉本刊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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