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对病毒的阶段性胜利

小小刘

中科院武汉病毒所副研究员王林定、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性病艾滋病预防控制中心首席专家邵一鸣解读2008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获奖项目：人类对病毒的阶段性胜利。

   2008 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被三位病毒学家分享。其中德国科学家哈拉尔德·楚尔·豪森发现了人乳头状瘤病毒（HPV）；法国科学家弗朗索瓦丝·巴尔－西诺西和吕克·蒙塔尼发现了人类免疫缺陷病毒（HIV）。这两种病毒分别导致了人类的两种严重疾病——宫颈癌和艾滋病。 接受《科学时报》采访的几位专家一致认为，这两项工作得奖只是迟早的事，因为他们不仅有理论上的重大发现，更带来了实际应用中的革命性突破。

发现HPV：杜绝宫颈癌不再是梦

   宫颈癌是仅次于乳腺癌的第二大女性癌症杀手，全世界每年有50万名女性被确诊患有宫颈癌，其中超过一半死亡。HPV是一种常见的病毒，至少一半性活跃的成年人被HPV感染过。如今，人们知道，除了宫颈癌，HPV还能导致其他生殖器癌症，全世界超过5％的癌症病例由它导致。

但在楚尔·豪森之前，人们并不知道HPV和癌症之间存在关联。

通常，癌症仅跟遗传和环境因子有关，而不会发生传染。正如诺贝尔奖评审委员会对他的评价，楚尔·豪森打破传统教条，首次把HPV和宫颈癌关联了起来。 1974年，豪森在美国举行的一个学术会议上，首次提出宫颈癌可能是由生殖器多瘤病毒引起，但未能得到大多数与会者的认可。随后的10年中，他坚持研究宫颈癌与HPV的关系，并在1983和1984年相继在宫颈癌组织中发现了HPV16和HPV18，从而确定了宫颈癌与HPV感染的关系。后来人们发现，几乎所有的宫颈癌都是由HPV引起。

中科院武汉病毒所副研究员王林定对《科学时报》记者表示，该发现证实了病毒感染可以导致癌症，改变了医生和科学家对疾病原因的传统思维方式。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性病艾滋病预防控制中心首席专家邵一鸣在接受《科学时报》采访时分析，楚尔·豪森所做的工作在理论上有两大贡献：证明癌症可以由传染性因子（病毒）引起，因此也可以进行生物预防，向人们传递了一个全新的概念——有些癌症既可以传染也能够用疫苗来预防。

以前，宫颈癌只能通过诊断早期发现、及时治疗进行二级预防，但并不能防止癌症发生；而楚尔·豪森的发现使宫颈癌可以进行一级预防——通过疫苗从根本上预防癌症的发生。这是最早证明癌症由病毒引起的发现之一，更是用疫苗来预防癌症最先成功的实践。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研究所肿瘤流行病学研究室主任乔友林认为，发现HPV的重要意义就在于使宫颈癌的检测、治疗和预防成为可能。

宫颈癌疫苗是人类开发出的第一种癌症疫苗。宫颈癌疫苗的发明人之一，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免疫和代谢研究所伊恩·弗雷泽教授2007年在接受《科学时报》记者采访时曾表示，正是楚尔·豪森教授的工作使其产生了研制宫颈癌疫苗的想法。

2006 年，默克制药公司和葛兰素史克制药公司生产的两种宫颈癌疫苗面世，一年之内，包括美国、英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等在内的80个国家先后批准了这种疫苗的使用。但疫苗价格较贵，注射一次需几百美元。楚尔·豪森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希望中国和印度等国家能够自己生产疫苗，以便在不久的将来，世界上所有适龄人群都可以接种疫苗。

虽然已经过去了20多年，宫颈癌疫苗也已面世，但是，仍有许多在人群中普遍存在、对人体造成一定伤害的各型别HPV的致病机制还不清楚。据王林定介绍，目前科学家仍在研究HPV致癌的分子机制，同时治疗性疫苗和嵌合蛋白疫苗也仍在研制当中。

发现HIV：艾滋病成为一种慢性病

同宫颈癌相比，艾滋病显得更为可怕，它的传播速度惊人，致死率极高，一度被称为“超级癌症”，在世界很多国家都排在青壮年死因的前三位。根据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今年8月发布的报告，全球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现有3320万人。

专家指出，HIV的发现有划时代意义，因为它给艾滋病防治提供了可能。

在发现HIV之前，艾滋病已经在美国逐渐蔓延开来。但由于不知道该病的病因是什么，当时肝炎病毒、白血病病毒、EB等很多肿瘤病毒被认为是引起艾滋病的病原，因此无法进行诊断、预防、治疗。

1983 年，巴尔－西诺西与蒙塔尼首先分离出了HIV。之后，科学家得以进行诊断试剂和抗病毒药的研制。目前，已经发现了30种左右抗艾滋病病毒药物，联合使用可以控制病情，使艾滋病从一种致死性疾病变成就像糖尿病一样的慢性疾病，虽然很难治愈，但病人也可以过正常的生活。从2005年开始，艾滋病致死人数呈连年下降趋势。由于越来越多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获得药物治疗，目前世界艾滋病病毒感染率已经下降了10％。

1983年之后，法国与美国陷入了多年的谁是艾滋病病毒发现者的争论，甚至一度引起两国的外交纠纷。此次诺贝尔奖最终仅授予了两位法国科学家。在被问及对此的看法时，邵一鸣说：“尽管科学竞争很激烈，只有第一，没有第二，但是科学评价应该更全面和更公正。”

邵一鸣认为，科学之树上容易摘到的果实早已摘完，科学发现越来越像一个过程，而不是灵机一动。新的重大成就多需团队才能完成。他认为更理想的获奖者应该包括三方面的科学家，一是1981年能从5例同性恋肺炎病人这一蜘丝马迹中追出一个震惊世界的新疾病——艾滋病的美国疾病控制预防中心的流行病学家，二是发现 HIV的法国科学家，三是很快解读了HIV全基因组遗传密码并研制出诊断试剂，保证了血液安全的美国NIH分子生物学家罗伯特·盖洛。

另外，同法国科学家争夺HIV发明权的罗伯特·盖洛还首先发现了白细胞介素2，一种白细胞的生长因子，使分离包括HIV在内的寄生于白细胞中的病毒成为可能。之后，他还发现了能抑制HIV并延缓艾滋病发病的趋化因子，直接导致HIV第二受体的发现并围绕着趋化因子发展了许多治疗艾滋病的药物以及疫苗。
   
邵一鸣指出，法国在发现HIV的竞争中占先也是有其原因的。虽然技术能力、高技术手段和科研团队总体力量都不如美国，但法国巴斯德研究所承续了一项优良传统：实验室研究和流行病现场的研究紧密结合。该所在世界各地都建有网络实验室，有很多各地疾病资源的积累。

法国另外一个独到之处在于在传统病毒学方面的功底比较强，人才队伍全面。邵一鸣指出，发现新病原主要靠传统的病毒分离、培养等技术，而这些传统技术在那些科学发展更快的地方往往不再受重视，时髦的是分子生物学的高技术。

“我国也存在这个问题。”邵一鸣说，“SARS流行时我们没能最先找到病原也不是没有原因的，至少有两点经验教训值得重视。一是不重视传统病毒学，一窝蜂去搞所谓的高技术。二是学科和研究队伍布局不全面，热门的很拥挤，冷门的没人做，如缺乏研究冠状病毒的科研人员。”

中国是新发传染病的资源大国。然而我国的研究队伍却很不全面，一些所谓的热门领域重复投入较多，学科建设前瞻性不够，发病率低的学科人才和技术储备不足。邵一鸣指出，传染病暴发此消彼长，今天严重的不见得一直严重，今天发病率低的也不见得不会升高，学科建设必须全面，保证应有的技术储备。

包括邵一鸣在内，《科学时报》联系采访的几位专家恰巧都在南非参加世界艾滋病疫苗大会。艾滋病疫苗是艾滋病防治的最高追求，曾一度离我们很近，但一代、二代疫苗已经证明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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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一鸣的团队也正在努力攻克艾滋病疫苗这块高地。他表示，艾滋病疫苗的研制是所有疫苗研制中最难的，最大的难点在于人的免疫系统在进化上比HIV弱，这就是为什么在自然感染时绝大部分人不能产生有效的保护免疫力，清除病毒和阻断发病。而肝炎病毒、麻疹病毒等正好与此相反，疫苗也都研制成功了。研制这种比人类进化强的病毒的疫苗很难。

不过，过去的失败也为新的尝试铺平了道路。邵一鸣表示，过去的技术路线有很大的局限性，失败的经验能够帮助科研人员加速新的尝试。

   从1981年第一次描述艾滋病到1983年发现HIV，科学家仅用了两年的时间，巴尔-西诺西一度认为，HIV疫苗很快就能面世。可直到今天，25年过去了，她仍在研究HIV的各种变体。

上世纪中期，抗生素和病毒疫苗的普遍使用使许多感染性疾病的治疗变为可能，甚至杜绝了天花等疾病，人们一度认为可以宣布对感染性疾病的全面胜利。然而事实证明并非如此，根据世界卫生组织2005年公布的数字，传染性疾病依然是第二大致死病因，在所有因疾病导致人类死亡的事例中占1/4。北京大学生命科学院研究员魏文胜表示，一方面，一些当初几乎灭绝的疾病如肺结核、疟疾等又以新的抗药性变体卷土重来；另一方面，新型感染性疾病如SARS、禽流感、丙型肝炎等又不断出现。病原微生物高度突变的特性导致新的抗药菌株或病毒的不断出现，对人类提出严峻的挑战。在发展传统治疗方法的同时，现在急需人们调整思维，找出新的对策来预防及治疗感染性疾病。

邵一鸣告诉记者，我国卫生部与世界卫生组织明年初将在北京举办亚太艾滋病疫苗大会，巴尔-西诺西将在会上作发现HIV  25年的主旨发言。（转自科学时报）

这些科学家都是笨蛋，不如刘太医聪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