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制周刊特刊:法治中国30年人物 http://news.sina.com.cn/pc/2008-09-02/27/3705.html
规则高于一切-------中国的30年与我们的3年
当佘祥林回到家中,他没有因11年的莫名牢狱之灾而心怀怨恨,因为他个体的命运换来了国家死刑复核权的上收;当张先著胜诉后,他淡出媒体,隐姓埋名,快乐地成为乙肝科普宣传的志愿者,因为制度的力量正在消解掉对乙肝的歧视;孙志刚的父亲用赔偿金开了一家小酒店,这次汶川大地震,他带头捐了2000元,只为还已经远去的儿子一个朴素的心愿……
张先著:乙肝制度歧视因他止步 http://www.efaw.cn/html/fzzb/2008829/H23G22613.html
时势台历 在2003年之前,各地在招收公务员时,按公务员体检标准中无传染性的小三阳及感染乙肝病毒等情况的限制性条款进行招录。不少参加公务员考试并通过的人员,均因这一条款而难圆公务员之梦。这无疑是对乙肝病毒携带者的歧视。
人物档案
张先著 1978年6月14日出生,汉族,安徽芜湖县人。2003年6月,25岁的张先著在芜湖市人事局报名参加安徽省公务员考试,综合成绩在报考该职位的30名考生中名列第一,但因被检查出有乙肝病毒,被宣布体检不合格不被录取。2003年底,张先著愤而起诉芜湖市人事局,这就是中国“乙肝歧视第一案”。
2008年8月23日,中国互联网新闻中心。
张先著办公室的电话不断有人打进来,其中不少是乙肝患者、乙肝病毒携带者的咨询电话。每每接到这些电话,他都十分耐心、仔细地解答。张先著的工作职责之一是帮助这些因乙肝而受到心灵伤害的人,鼓励并引导他们走出人生的迷茫。
当然,张先著的工作并不局限于这些,除了每天日常的工作外,他还用“松月”这个网名,在网上帮助一些需要帮助的乙肝患者、乙肝病毒携带者,为他们提供各种免费的心理辅导。
“4年前,因为一场官司,将我与1。2亿个乙肝病毒携带者的命运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也就是那场官司,彻底改变了我的人生命运。假如我不是一名HBVer(乙肝病毒携带者——编者注),那么,我早已成为一名国家公务员;如果当初不去打那场官司,可能现在我会生活在年迈父母的身边,全家都很幸福……”电话里,张先著发出几声爽朗的笑。
名人陷入打工困境
许多人认识张先著,都是从4年前发生的中国“乙肝歧视第一案”开始。然而,就在此案进入二审时,张先著却已从公众视野中消失了。一个骤然映入人们视线的“名人”,一位曾为HBVer鼓与呼的维权斗士,究竟去了哪?他在这4年中到底经历了什么?
今年8月23日,张先著接受《法制周报》记者采访时说,2004年4月,一审胜诉后不久,他便悄悄地离开安徽,到广州找工作。“当时,想让自己过一个平常人的生活,也想证明自己有能力走向社会。”可是,张先著没有想到,他的求职之路竟会如此艰难。
起初,在一位熟人的介绍下,张先著先后到广州的几家小工厂。虽自称只有小学文化,开出的应聘条件也不高,但这些小厂还是不要他。不久,张先著来到一家电脑绣花厂应聘杂工。一位老板娘问他,一个看起来有文化的帅气小伙子,为什么想做杂工?(法制周报新闻热线:0731-4802117)张先著为能获得这份工作,便编了一个理由说,自己只有小学文化,因为女朋友在芳村,为了能够和女朋友在一起,所以来应聘。
看他这么执著,老板娘最后同意他在厂里打工,但工资不高,每月仅有几百元。
2004年5月8日,张先著正式成为电脑绣花厂的打杂工。整个电脑绣花厂有员工约20人,工作两班倒,没有双休日。
但即便在工作中不怕苦,不怕累,张先著的这份打杂活最终没能保住。一个月后,他不得不重新找工作谋生。
可能因为在电视中看到过张先著,广州一家公司的吴董事长与他联系,想请他到公司担任秘书一职。然而,当他找到这家公司时,一个被员工称之为王总经理的人说好像在哪见过他。
听到这,张先著心里一阵嘀咕:莫非她认出了自己?为不再失去这个就业机会,张先著十分机警地解释说:“我曾经在广州待过4个月,可能见过面吧。”为防人认出,张先著不敢再用真名,而改用化名张皓。
这样,在忐忑不安中,张先著渐渐适应了公司的工作节奏。
但接下来的事情还是发生了。
一天,王总经理要张先著将各种合同整理并打印出来,供参加展会时使用。在参展那天,张先著将打印并整理好的合同交给财务,由财务带给王总经理。中午时,财务回到办公室找到张先著,说他把合同全部打印错了,使王总经理在展会上无法和客户签订合同。
而据张先著事后了解,这些“打印错的合同”是公司以前使用过的老式合同,并不是这次他为王总经理打印的,这样做,是因为“王总经理已经知道了他的真实身份,想通过故意刁难的手段,把他赶出公司”。
不久,张先著便离开了这家公司。
此后,他在浙江、江苏等地求过职,向不少招聘单位发出应聘资料,但均没有任何音讯。
经受住药商的诱惑
仅仅因为自己是中国“乙肝维权第一人”,在求职过程中遭受各种猜测与误解,这让张先著一时陷入了困境。
为了远离社会的视线,不再被各种言论和不公正的对待所灼伤,张先著作出了到贵州龙里县一个小山村隐姓埋名支教的决定。
2005年8月,张先著独自一人背着行囊,毅然来到了贵州龙里县一个小山村支教。当时,张先著是有史以来第一个到这个山村支教的老师。
然而,山村的生活与张先著想象中的完全不一样,每天晚上只有他一个人留下来护校;经常半夜饿得出来找东西吃,实在不行,就在火炉上烤土豆吃……“我也曾经动摇过,可最终还是选择留了下来。”张先著说。
就在生活特别艰难时,有不少生产、经营乙肝药品的药商,通过各种渠道联系到了他。
张先著说,有两家肝病医院找到他说,只要他去他们医院上班,任何条件都可以提。当时,他们给张先著的承诺是,只要张先著愿意成为他们医院的代言人,工资等待遇由他说了算,不管要多少,他们都会答应。
还有一些乙肝药商在电话中对张先著说,希望他能帮助宣传他们研制出来的乙肝药物,所有赚的钱,双方平分。也有一些乙肝药商写信给张先著,称他们既是医生,也是商人,希望张先著能与他们合作,并服用他们的药,帮助他们进行有偿宣传。
张先著说,如果他接受那些乙肝药商们的诱惑,就等于出卖了自己的灵魂。但现实又告诉他,不少乙肝药商们在媒体上大肆做虚假宣传广告,夸大乙肝的危害性,无形中加剧了社会对乙肝的恐惧心理。
想到这,张先著一口拒绝了他们的诱惑。
也就是在这段时间,支教生活让张先著获益匪浅,回忆起这些,他说,“我独自完成了心灵的沉淀,驱除了身上的浮躁,自己抚慰深深受到伤害的心灵。还冷静地写下了30万余字的‘乙肝群体感言’,详细地剖析了因为乙肝而带来的各种社会问题……”这些为他后来宣传乙肝科普知识起了很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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