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米夫定降价工作组成立

ypm2004

拉米夫定降价工作组成立

由北京益仁平中心主办的反就业歧视法律培训班于2008年3月22日在浙江杭州举行。此次培训内容涉及《劳动合同法》、《就业促进法》知识讲座，NGO理论与实践以及乙肝携带者就业歧视维权工作经验分享。3月23日，北京益仁平中心邀请到无国界医生的胡元琼女士主讲题为"药物的可及性及知识产权保护"的报告。这次报告主要针对抗病毒药物国际专利及仿制问题展开深入探讨，与我国抗病毒药物价格问题息息相关。其中，胡元琼女士讲到的关于如何促进抗病毒药物降价的问题尤为关键。该部分引起了参会学员的高度关注，并在报告结束后自发成立了拉米夫定降价工作组，该工作组成员由乙肝社群资深"战友"组成，胡元琼女士被推举为工作组顾问。至此，拉米夫定降价工作组正式成立。



拉米夫定降价工作组秘书处
电话：0371-67956079
邮箱：[email protected]

齐欢畅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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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tyyhxq

想了解一下拉米夫定降价工作组从哪些方面着手开展工作，工作议事日程表内容是怎样的。能介绍一下吗？

刘德华2007

呼吁成功

刘德华2007

不单是拉米，还有派罗欣，等等

黑人

原帖由 ttyyhxq 于 2008-4-8 19:43 发表
想了解一下拉米夫定降价工作组从哪些方面着手开展工作，工作议事日程表内容是怎样的。能介绍一下吗？

没有糖衣的苦药──艾滋病药物价格的惊人秘密
东方虹
　　据2001年8月23日法新社的消息，中国政府开始同三家艾滋病药品生产商展开谈判，商讨降价事宜。

　　2002年2月26日在北京发行的英文《中国日报》转述北京右安医院一位大夫话说，中国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关于下调从美国和澳大利亚进口的抗艾滋病药品价格的决定
使患者每月的用药费用由以前的10,000元降到2,000-3,000元。
　　2002年4月中旬在法国出版的一期《新观察家》周刊发表一篇针对中国政府的、题为《停止大死亡》的呼吁书，再次对面临艾滋病大爆发的一个13亿人口大国敲响警
钟。呼吁书要求国际社会督促中国政府尽其权责加强预防和治疗艾滋病的措施，还要求全球各大制药公司向中国艾滋病人提供医疗服务。
目前，在中国市场上只有三家外资公司的六种艾滋病药品允许销售，它们是：
１）百时美施贵宝(Bristol-MyersSquibb)的赛瑞特(Zerit)和惠妥滋(Videx) ；
２）默沙东(Merck Sharp & Dohme (China) Ltd.) 的施多宁(Stocrin)和佳息宁 (Crixivan);
３）葛兰素史克(GlaxoSmithKline) 的双汰芝 (Combivir) 和 3TC。
　　使用的三合一“鸡尾酒”疗法费用之高是没有几个中国患者可以接受的：一个月的费用相当于一个中国农民家庭收入的30倍。医治艾滋病简直是可望而不可及。这可也
许是超过50%的药品大降价并未引起太多反响的一个原因。如果知道了药厂降价的真实动机和药品的价格构成，那么这个降价幅度可真是没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早在2001年
3月，百时美施贵宝公司就宣布了一个四点计划，包括在非洲部份地区以低于成本的价格销售艾滋病药品。该公司与其他四家制药厂在2000年就已将药价下调超过90%！而它通过世界卫生组织、世界银行、联合国儿童基金、联合国人口基金和UNAIDS等组织销售的赛瑞特和惠妥滋的每日用量价格竟低到1美元以下！该公司还声称由耶鲁大学持有的赛瑞特专利权将在南非免费使用。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得各大制药厂纷纷大幅降低药价呢？正如2001年3月12日的《纽约时报》指出，降价是因为制药公司“需要修缮他们通过艾滋病牟取暴利的形象 ”。

成本：低得难以置信

　　只要看一看有多少小型制药企业在仿制大药厂的专利药品就可以想像这些制剂的成本有多低。美国以外小型药厂的制剂主要销往像巴西、印度和阿根廷这些漠视专利权的国家，而正是专利权使得著名药厂可以依赖垄断任意定价。印度、韩国甚至中国的一些小药厂通过因特网、电话和传真联络他们药品的买主。他们要么有能力生产艾滋病药物中的活性物质，要么制造救命的成药，销售价格却是品牌药的零头。举个例子，葛兰素史克公司的双汰芝在美国一年的用药量售价为7,000美元，而该药中的活性成份在国际市场上却能以240美元的价格买到。Cipla是位于印度孟买的一家药厂，他们销售与双汰芝相同品质的通用品牌药仅为275美元。该公司还公开承诺以350美元的价格向非洲健康组织供应三合一“鸡尾酒”制剂。
百时美施贵宝公司以赛瑞特的品牌销售抗艾滋病药司他夫定(Stavudine)，在美国一年的价格为3,400美元。尽管该公司于2001年3月宣布销往非洲的赛瑞特的价格为55美元，低于成本，但这种药的活性成份却可以在国际市场上以23美元买到。Cipla可以向卫生组织以40美元的年售价提供成品司他夫定。 葛兰素史克提出愿意以美国十分之一的价格730美元向非洲提供双汰芝，并称这个价格已低于成本。但是730美元却是当时Cipla报价的三倍。

利润：高得超乎想像

　　葛兰素史克公司在中国的制药厂生产一种对抗肝炎的药物Happyliver，其售价是242元人民币。该公司一位产品经理郑威廉认为，价格高的原因在于该药的研究开发费用高达5亿美元。葛兰素史克公司称自1995年开始推出的五种治疗艾滋病药品的总研究开发费用高达4亿美元。然而，如果我们看看他们的财务报表，却会发现花在营销和广告上的钱要多得多。即便有这样的高成本和高费用，剩余的利润仍使这些大药厂名列美国营利最佳的企业行列之中。
　　葛兰素史克公司曾对投资人说，他们花费在营销和行政管理的费用占营业收入的37.2%，但其中仅有约三分之一即13.9%用在研究开发上。百时美施贵宝公司在广告、营销和行政上的费用为销售额的30.4%，仅有10.6%用于研发。除去其他费用，该公司的纯利竟达销售额的25.9%。从财务角度看，这些知名厂家将药品的高价归因于高昂的研究开发费用不能自圆其说。
　　我们并不否认在开发新药过程中需要巨大的投入。但是，这个投入究竟有多大？是否全都由制药公司负担了呢？美国礼来公司(Eli Lilly　Co.)中国分部一位公关经理张爱可（音译）说，西方药厂往往会投资10亿美元来开发一种新药。“美国药品研究和制造商”组织宣称，开发一种新药约花费5亿美元，这包括了那些失败药品的研究费用。
但是一些患者组织认为5亿美元这个数字是高估了的，尤其是抗艾滋病药物。因为许多药物的研究得益于国内外各种基金、捐款和美国联邦政府的巨额财政资助。一家位于加拿大安大略省的ACIC公司已经生产了十几年的AZT和其他艾滋病药物制剂，主要销往巴西、阿根廷、秘鲁和墨西哥。ACIC的药剂师通过研究科学文献而懂得了如何制造AZT。刚开始时，制造AZT很昂贵，但时间一久，熟能生巧，以往4公斤原料只能制造1公斤药剂，现在却能制造4公斤。这个例子使大型制药公司有关艾滋病药品的巨额开发投入的说法变得更不能令人信服。 　　

    前面我提到大型企业耗巨资用于营销、广告和行政管理，这本可以理解。但是其投入规模之大却值得怀疑。我们知道大规模的广告宣传往往用于竞争激烈的药品，或者一些治疗非重症的药品，如脱发等。艾滋病乃致命顽疾，且有效药物短缺。如果有某种药品问世，马上会被大众媒体报导，消息会在医药界和患者之中迅速流传，没有太多必要打广告。另一方面，我们也没有看到大规模的艾滋病药品广告宣传。在传媒上，满目皆是治疗过敏、咳嗽、高血压和手足癣的药品广告，你曾几次看到过艾滋病药物的广告？ 那么这些大型制药公司财务报表上的广告费用又从何而来呢？

　　再谈行政管理费用，例如高级管理人员的工资，办公室的租金，律师费和游说费等。这显然也转嫁给消费者了。在生产通用艾滋病药物的中小型公司，这些费用相对较小，容易消化。大公司的另一个说法是他们要斥巨资保证其生产条件符合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FDA）的标准。但是一些其他国家的制药企业，包括ACIC和Cipla, 也具有符合FDA标准的生产条件，因为他们生产的活性成份甚至卖给那些美国大型药厂用以制造艾滋病成药。执行FDA的标准并没有使这些外国企业的药价飞涨。
　　显然，那些财务报表的制作要求高超的技艺。大家也许知道美国安龙公司破产案背后有关财务报表的奇异故事吧。美国的会计制度可以让一些富有创意头脑的人大展手脚。知名药业企业依靠垄断，高位定价，从救人性命的药品上赚取超级利润。但是为了顾及形象，又不得不自我粉饰，在财务报表上加大营销和管理费用，寻找诸如研究开发费用等借口。如果剥去层层伪饰，其真正的利润率应远高于25%，甚至会超出我们的想像。
药方：哪付会灵验

　　中国进口艾滋病药品的价格下调并不能缓解患者多少痛苦。看似大幅的变化其实对那些药业公司来说只是九牛一毫。2000年全球艾滋病药物的销售额为38亿美元，其中90%来自美国、法国、意大利、德国和英国这五大发达国家。在发展中国家药品消耗量如此之小的当前，降价并不会给药厂带去多少影响。另外，大型药业企业的利润仅有很小一部份来源于艾滋病药品。葛兰素史克公司是最大的艾滋病药品销售企业，但其来源于艾滋病药品的利润仅为其全部营业利润的6%多一点。华尔街分析家说，艾滋病药物的降价不会对这些企业造成根本的影响。
　　我们需要回过头来看看中国HIV携带者和艾滋病患者如何面对依旧价格高昂的药品问题。有人可能会问，为什么在西方国家药品那么贵，病人也用得起呢？这主要是他们受益于发达的医疗保险制度。极端昂贵的医疗和药品费用大部份都由医疗保险支付，患者自己仅需承担一小部份。中国急需建立和完善现代医疗保险制度。公费医疗制度早就无法应付飞速上涨的医疗费用，对耗资巨大的艾滋病治疗更是无计可施。在广大的农村地区，医疗条件几十年以来改善很小，“小病躺，大病抗，重病只有等死亡”的可悲现像重新出现。在全国建立优良有效的医疗保险制度是实现普通老百姓“看得起病，吃得起药”的一条解决办法，但却不一定是最快捷的办法。即使现行的艾滋病药价再降50%，中国绝大多数患者仍然有困难接受持久的药物治疗。而指望仅有的几家国外企业再次大幅降价几乎是不可能的。
我想提一下本文开始处的《停止大死亡》呼吁书，其中要求国际组织提供援助。中国政府已经开始逐渐重视艾滋病泛滥的高度危险性。但是由于过去的遮遮掩掩，国际社会不了解艾滋病在中国传播的严重程度，许多估计的数字与官方公布的数字出入很大。这非常不利于中国获得国际社会的帮助。由联合国制定的接受低价艾滋病药物的国家名单中就没有中国。
政府的行政干预在防治艾滋病方面也可以起到一定的有利作用。就象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发文下调药价一样，国家海关是否也可以下个函，减免艾滋病进口药品的关税，国家税务总局是否也可以下文减免艾滋病药品的增值税，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是否可以制定政策鼓励外资企业将艾滋病药物的生产移到中国，这些措施都可以进一步降低药物的成本和费用。预防和治疗艾滋病并不仅仅是卫生部门一家的事情。
　　我们还应该大力支持和鼓励国内自己的企业开发和生产艾滋病药物。一家不为人所知的名叫Desano的私人企业已经申请生产两种通用艾滋病药物。国企东北制药总厂据称也向南美和印度出口药剂原料AZT多年，他们也申请制造通用成药。在注重西药的治疗的同时，我们还应该发掘祖国传统中医在攻克艾滋病顽症方面的潜力。
　　中国政府近期公布中国感染艾滋病毒的人数已达85万，比2000年增加至少40%。联合国和世界卫生组织的专家则认为感染人数已高达150万。药物治疗艾滋病目前还是最见效的方法。但目前中国没有自己开发的有效药品，而国外的产品又价格高得惊人，普通患者无力问津。对于一个面临艾滋病大流行而又无其他更好良方的社会，这真是摆在面前难以下咽的一剂苦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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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国取消抗艾滋病病毒药物专利
人民网>>科技


泰国取消抗艾滋病病毒药物专利



  2006年12月18日08:32 【字号 大 中 小】【留言】【论坛】【打印】【关闭】
  

　　本报讯 泰国政府近日宣布，将对一种关键的艾滋病抗病毒药物依非韦伦（Efavirenz―EFV）发布强制许可，以改善病人获得该药的情况。非政府国际医疗人道救援组织无国界医生欢迎这一举措，并促请泰国政府针对其他救命药物的生产发出类似许可。

　　依非韦伦是世界卫生组织推荐的艾滋病治疗关键药物之一，目前在泰国受到专利保护，这种垄断情况对该药在泰国的供应及病人的财政负担造成影响。该药的专利持有者是默沙东公司，在泰国的定价为每月1500泰铢（约332元人民币），是印度的仿制药生产商售价的两倍。而且，默沙东公司曾多次未能向泰国供应这种药品。

　　无国界医生泰国项目的韦尔森医生说：“默沙东就依非韦伦所作的供应并不可靠，并且曾经导致病人的治疗一度中断，令好几间医院只能采用不太理想的次要配方。”

　　这次的强制性许可，将适用于进口及本地生产的仿制版本。泰国现正通过国有药厂政府药业集团（GPO）发展仿制生产依非韦伦的能力，预计明年可正式在泰国投入生产。同时，强制许可将允许泰国从印度进口依非韦伦的仿制药，令该药价格减少一半，并增加采购选择的渠道，确保该药供应持续稳定。据估计，现时泰国最少有12000人需要服用依非韦伦，但由于药价高昂和供应困难，真正能够获得该药的病人数量有限。

　　仿制药的生产是泰国艾滋病治疗普及计划的里程碑。在生产仿制药之前，泰国的艾滋病治疗费用为每人每月33330泰铢以上（约7566元人民币），而且只有3000人可以获得治疗。2002年，泰国推出治疗艾滋病的三药复合制剂仿制药，治疗费用因而变为原来的1/18。全赖这一举措，现时有超过85000名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得以接受治疗。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的报告显示，泰国是唯一一个过半数需要接受艾滋病治疗的人获得医治的东南亚国家。

　　世界卫生组织和世界银行分别于2005年8月及2006年8月预计，基于病人可能出现抗药性和毒副作用而需要转服较新和较贵的药物，泰国的药价将因而暴涨。两个组织都建议，应善用《关于TRIPS协议与公共健康的多哈宣言》中保障公众健康的弹性条款。

　　韦尔森说：“泰国的做法展示了病人生命比药厂专利重要的理念，而这种政策应该扩展到其他昂贵而短缺的药物中，如抗艾滋病病毒药物洛匹那韦／利托那韦。”(易蓉蓉)

  


来源：《科学时报》 （责任编辑：徐丹）

黑人

[国家知识产权局]药物专利保护应平衡公共健康需求
药物专利保护应平衡公共健康需求 http://www.sipo.gov.cn/sipo/xwdt ... 20070117_127694.htm
  


　　2001年，世界贸易组织内发生了2起对全球几十亿人的生活产生了深远影响的历史性事件。第一件是中国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第二件是《关于TRIPS协议与公共健康的多哈宣言》（下称多哈宣言）的出台。这个宣言是所有世界贸易组织成员国的一个共同承诺，意味着TRIPS协议将“以支持世界贸易组织成员国有权保障公共健康，尤其是促进人人可获得所需药物的方式进行解释和实施。”这是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标志着世贸组织成员国达成了将健康需求放在优先位置的共同意向。



　　在多哈宣言精神的指引下，中国成为了较早对TRIPS协议的修订吸收到本国法律中的世界贸易组织成员国之一。由中国国家知识产权局颁布的《涉及公共健康问题的专利实施强制许可办法》于2006年1月1日起实行，克服了专利制度在解决公共健康问题上的法律障碍。在特定情况下，为了公共健康，可以由中国国家知识产权局按照法定程序和条件授权他人实施专利，而无需获得专利权人的许可。



TRIPS协议对公共健康问题的处理



　　TRIPS协议为世界贸易组织成员国设定了最低的知识产权保护标准。这些标准通常旨在促使发展中国家采用和发达国家，比如美国和欧洲国家相似的专利制度。在TRIPS协议以前，许多国家都将药品放在可专利客体的范围之外，其中一个原因是药品牵涉到的公共健康问题。然而，TRIPS协议要求所有发明，包括药品，都应该成为可被专利的对象。其宗旨在于促进发展中国家的药物创新。也就是说，当发展中国家实施了更严格的专利制度之后，他们就能从新药的研发中获益，并且能使患者更快地获得这些药品。



　　当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开始履行TRIPS协议规定的义务之后，在巴西、印度等发展中国家，专利制度对公共健康的影响也日益明显了。例如，专利的排他性功能使药价上升到普通民众无法负担的程度。当一些传染性疾病，例如结核病、SARS和艾滋病突然爆发或大范围蔓延时，当心脏病、糖尿病和癌症等慢性病的患者数量日益上升时，专利制度需要在保护发明人私权和满足贫穷人口对药物的需求之间实现平衡的迫切性更加突出。



　　TRIPS协议中包括一些弹性规定，以满足保护公共健康的需求。例如，它允许各国为满足公共利益的需要而“跨越”专利，并且各国有权决定哪些情形构成了公共利益。然而，由于政治压力，或者是对国际规则缺乏清晰的认识等原因，在2001年以前，几乎没有国家运用这些弹性规定。但是，在2001年的多哈宣言之后，一些国家已经开始运用这些弹性条款，来满足国民在健康方面的需求。比如，泰国政府最近授权其国家制药实体生产一种重要的艾滋病治疗药物——依非韦仑（EFV）。几年前，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政府也曾经做出过类似的决定。另外，背负着由艾滋病、结核病和疟疾所带来的沉重负担，一些非洲国家也运用这些弹性条款从其他国家（主要是印度）进口仿制药品。



　　但与此同时，在很多发展中国家生产和进口仿制药品也变得日益艰难，这直接导致了药价持续上升。例如，格列卫（Gleevec）是目前治疗一种特殊类型白血病的最有效的药物，在印度有它的仿制药，每人每年的用药费用为2400美元。印度专利局没有对格列卫授予专利，因为其没有达到印度法律规定的标准。专利申请人诺华制药公司对该决定提出了上诉，希望能够就该药获得一种排他性权利。诺华公司在印度对该药的售价是每人每年3万美元，比仿制药贵出12倍以上。



呼唤药物研发体系革新



　　在一些发展中国家，当药价继续上涨的时候，TRIPS协议提供的一些优惠条款并没能充分发挥效用。2006年4月，世界卫生组织国际专家委员会出具的一份报告对这个问题进行了论述。这份由“知识产权、创新与公共健康”委员会出具的报告表明，专利制度并没有对一些重要的健康问题研究产生足够的激励作用，尤其是对一些严重困扰贫穷人口的疾病的研究。由于缺少可行性市场激励机制，很多医药研发活动完全按照商业模式运行，对一些疾病，比如儿童艾滋病或昏睡病的研发鲜有涉猎。以结核病为例，现在医学界治疗结核病的可靠药物、诊断技术和疫苗根本不存在。原因之一是从20世纪60年代以来，治疗结核病的科研活动几乎停滞不前，没有任何新药面世。今天，越来越多饱受结核病痛煎熬的患者使用以前的药物，却没有显著疗效。每年，全球有大约50万人被诊断患上“多重耐药性结核病”。今年，又有一种更为严重的结核病在南部非洲出现，被称为“极度耐药性结核”，现有的药物几乎无法治疗这种疾病。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需要新的思路和措施，使世界上丰富的科技研发力量能为人人拥有健康的目标服务。



　　现在，正是中国知识产权制度进行改革的关键时期。中国专利法将进行第三次修改，中国的国家知识产权战略也在制定之中。由于中国在医药研究和生产方面具有巨大潜力，中国的专利制度也将有可能对其他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民众的健康问题产生重要影响。



　　本文是《知识产权与公共健康论坛》专栏的开篇。在这个系列专栏中，国际国内专家将从不同角度积极探讨知识产权与公共健康、药物和创新之间的关系等问题，与读者分享那些揭示了知识产权制度如何对公共健康产生影响的案例，并分析来自其他国家的一些创造性观点，探讨如何在保护知识产权与公共健康之间取得平衡。由于不同的国家面临着同样的问题，各国间的知识与信息共享，将有助于建立一个健康的专利体系，使其既有利于发明人，又有利于大众。（知识产权报 作者 冯提多　本文作者系无国界医生“病者有其药”项目国际总干事）



背景链接



　　无国界医生是国际人道医疗救援组织，在全球超过70个国家工作，致力为活在战乱、疫症及天灾人祸中的人士提供紧急医疗援助。1971年，无国界医生由一群法国籍的医生成立，他们相信无论任何种族、宗教、性别或政治背景，所有人皆有权利获得医疗援助。无国界医生也是首个既提供紧急医疗救援，又敢于为危难社群公开作见证的非政府组织。



　　作为一个国际组织，无国界医生在全球19个国家设有办事处，共聘请员工1．5万人。每年，约有3000名来自世界各地的志愿人员，包括医生、护士、其他医护界专业人员、工程师及行政人员等，被派往不同地方协助人道救援工作。无国界医生曾在1999年荣获诺贝尔和平奖。



　　从2003年开始，无国界医生开始与中国各地卫生部门合作，在湖北襄樊和广西南宁等地开展了艾滋病关怀与治疗项目。



　　“病者有其药”项目的发起，主要为了解决2个问题，其一是在一些发展中国家，由于药价过高，很多患者无法得到治疗；其二是近年来针对困扰贫穷人口疾病的研发活动的严重匮乏。

[ 本帖最后由 黑人 于 2008-4-8 20:21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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