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家能为国家做什么 祖国大陆有盲人，台湾有盲人，美国也有盲人。杨福梅为什么独独选择在大陆做慈善事业？要知道台湾是杨福梅长大的地方，而美国雕刻着杨福梅的人生中更重的痕迹：她在那里发展自己的事业，度过了人生中最长的时光，并且，她的国籍在美国。 “香港政府一个月给盲人3200多元钱，台湾一个月给2800元，美国是政府一直照顾盲人，可是我们国家呢？有特殊情况的才给几百块钱，几百块可以吃什么？”大陆的盲人更需要帮助，这就是答案。 此外，杨福梅从来都记得自己是一个中国人，并“为此而自豪”。她最崇拜的人是诸葛亮，诸葛亮不仅聪明，“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和杨福梅也很像。 事实上，杨福梅的生命和大陆本无太多交集。 1949年，杨福梅一家离开大陆，那时她才9岁，对于自己在上海的家，杨福梅惟一的印象是“长长的楼梯，总是要爬上爬下”，现在那处房产还在，住着17户人家。 再次回来，已是33载以后。但是1982年的那次回国之旅让杨福梅备感不快：酒店只有建国饭店可以住，但是房间要100美金一晚；物资匮乏，市场上能买到的东西很少；最让她难以接受的是，去吃饭时作为外宾她只能在二楼“外宾席 ”就餐，她的舅舅不能一同上二楼，而杨福梅也不能下楼用餐…… “条条框框可多了，”杨福梅笑着说，“那时候我发誓以后再也不回大陆了。” 但杨福梅终究回来了，1990年前后，她又回过一次大陆，1995年，她被朗讯公司派遣到中国大陆，一呆十年。正是在这十年间，杨福梅看到祖国不断变化。 “中国的确改变了”，杨福梅感慨地回忆，“变得我想要叶落归根，把美国的那个根都拔掉。” 对于中国现在的发展速度，杨福梅认为是可以接受的，“但是中国这个速度，对于穷人是太快了。” 很多人说杨福梅这是在瞎操心，“做了政府应该做的事情”。 杨福梅对此的回应是：“但是这个政府已经很累了，就像爸爸妈妈背的包袱很重了，做孩子的就应该说，‘爸爸，这个包包我来背。’被不被理解，都无所谓了。肯尼迪说过的，‘不要问国家能为你做什么，要问你可以为国家做什么。’” 最近杨福梅总是在香港和内地之间飞来飞去，因为9月22日“香港回归十周年之夜·光明天使慈善晚宴”就要举行，而她现在要操心的事情一大堆：邀请函怎么编写、募捐会上如果有人刷信用卡应该怎么处理……这样的小事，都是她亲自一件一件解决。此外，杨福梅还要考虑盲人学校以后的服装怎么设计，颜色是白色好还是蓝色好…… 这么大的工作量对于一个病人来说太大了，并且她还要应付国内一些中国特色的“规矩”。但是杨福梅从不抱怨。 “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就不会累，而不喜欢的事情，做一两分钟就受不了。我跟大家谈盲人的时候，会觉得很温馨— —啊！又会有好多朋友来了解盲人了……你要做是因为你对你自己的要求比别人高一点，那么什么事情都要自己负责。” 我不会让盲人签道德协议 现在杨福梅是光明天使基金的负责人，但也是个光杆司令——除去光明天使基金100多名义工，她是基金的惟一专职人员，拉赞助、筹办慈善义演、筹划盲人学校……事情不分巨细，通通需要她来过问操心，好在她有40多年的经营管理经验，事情再多也能长袖善舞。 但是杨福梅丝毫不觉孤单，她有6个很好的伙伴，他们都是非常成功的企业家，这支理事队伍对于基金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并且光明天使基金还有100多个义工，基金运行到现在，还没有支出过工资。 对于光明天使基金，杨福梅已经有了长达5年的规划。 “明年，光明天使基金要建立第一所盲人学校，而5年以后则要在中国建立两三个这样的学校。建这个学校要有一块地，哪个地方愿意算我地皮便宜点我就建在哪里，反正盲人是住校的。” 除了专门做培训以外，杨福梅还要在学校旁边建一个养老院。“盲人老了真的没人照顾，衣服裤子那个臭啊……都没有人去接近他们。” “我们要做的工作就是：第一，要一个个地来帮助这些盲人；第二，呼吁政府拿出照顾盲人的优惠政策；第三，我要把很多盲人祖传的学问和技艺传出来，我知道好几个盲人有祖传的秘方，像治疗不孕症、胃溃疡和高血压，我要让他们教其他盲人，让他们能够站起来。我愿意给一笔钱，并给他们养老。——不然，他们都以为没有人重视他们，以为这些本事都要带到棺材里面去了。” 学校当然是免费的，每个月只收150元伙食费，毕业以后盲人能够拿到中专文凭，还能考取相关的职业技能技术。杨福梅还打算在盲人毕业以后帮他们开按摩学校。 “我们要把学校办得像麦当劳一样，开到全国各地去！”杨福梅遥望远景时说。 而另一个问题随之而来，由于学校的免费性质，分校越多运营的包袱也越重，而杨福梅希望学员毕业之后回馈学校，这等于将学校可持续发展的希望寄托在学员的道德水平上。 “您会不会和学员们签一个道德协议？”记者问杨福梅。 杨福梅不这么想。 “你见过父母培养孩子，要孩子签一个回报协议的么？”杨福梅反问记者，“还是建立在自愿的基础上比较好，有些学员毕业以后或许还会有自身的一些困难，如果他有能力不能感恩，那我们作为培养他三年的学校，需要反省自己的教育方式。如果学员普遍不回报，那我们就争取多募款喽。” 现在，已经有一个为奥运会做设计的设计师朋友愿意为这个学校做免费的设计。杨福梅介绍，这个中心不单单接受中国的盲人，还要接受全世界的盲人来这里培训。 “我们已经筹集了14%到15%的(建第一所学校所需的)资金，我希望有爱心的人都可以来参与这个工作。如果你有什么条件，比如今天你捐300万，你要这所学校建在浙江，要学校的冠名权，都可以，这无所谓，归根结底是为了帮助盲人。” “我相信，施比受更为有福。” 我无所畏惧 记者问她，做这个事情，最担心害怕的是什么。 “我一点都不担心，我也没有害怕。我余生只有一个目标，就是把这件事情做好。我做到哪里算到哪里，我尽了力就觉得问心无愧。如果这学校建起来，我走了，我会很开心，如果没有建起来，我会叫人想办法——目前最大的困难是筹款，我可以把我美国的钱再投进来嘛，三四百万，我可以拿出来的。” “我没有要炫耀什么，我只是要大家一起来，帮盲人一把，要盲人也知道，还有人在关怀他们。我在做一个抛砖引玉的工作，我要启发很多人的良知，我要启发很多人慈善的心。” 得过癌症的人，身体里就像装了一个定时炸弹。鉴于这种况，杨福梅现在已经开始寻找接班人。“接班人很难，第一要有爱心，第二要有资金基础，第三要能够和人沟通，第四要有这个气魄，不为钱不为利，只是为了帮助盲人。” 最后聊及自己的身体，杨福梅表现得很乐观： “我这人个性很开心哦，要吃什么就去吃，吃完要上洗手间那就去洗手间吧，Itdoesn’tmatter!对我来说，活一天就是赚一天。我一直不觉得死要怎么样的悲哀,但是呢，只要活着，就一定要快乐。我常常讲，世界少我一个不少，多我一个不多；中国少我一个不少，多我一个也不多，最多我家里少我一个人会有影响，也许我的朋友也会说，‘还没好好和她相处。’有什么大不了的，Itdoesn’tmatter！” | 
发表于 2007-9-19 13: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