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佯狂的背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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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大群疯子
　　
　　人们纷纷传说，诗人食指，那个叫做郭路生的人已经疯了。在很久以前。他住在一家精神病院里面，除了睡觉，就是沉默。再也不歌唱“相信未来”了。我的一位写小说的朋友前去探望他，试图与他沟通，发现他总是时而清醒，时而疯癫，再也不能够清晰地表达自己了。他仿佛已经对这个世界永远关上了心灵的大门，任何人都无法再叩门而入，只能站在门外听听他的动静。他开始渐渐凝固。那个曾经激动过一代人的灵魂，已经走远了，一去不返，只剩下这具沉默的躯壳。我的朋友花费了九个月的时间与他在一起，用手提式摄像机拍摄下这具躯壳，并且剪辑成一部相当具有震撼力的记录片。
　　
　　看着那个踽踽独行的背影，看着他永久凝固在那里的呆滞神情，我内心深处有种想哭的冲动。他就这样走了，没有向这个世界作任何告别。在黑暗的岁月里，他曾经那样光彩照人，他用火山迸发般的激情，温暖过我们冰冷的心。可是当我们慢慢苏醒过来之后，他自己却悄然睡去，慢慢变得冰冷。多么意味深长的交接啊，他用诗给我们讲述了远处的希望，讲述了人的体温。
　　
　　我凭吊着这具空荡荡的行尸走肉，一时间，眼前全是疯狂的挣扎，流淌的鲜血，和绝望的嘶喊，无边无际地弥漫在空气中。一大群疯狂的文人从四面八方显形出来，迭现在郭路生周围：让列车碾碎自己的海子、在幻觉中跳楼的徐迟、用利斧砍死亲人的顾城、用丝袜勒紧喉咙的三毛、大锤砸自己脑袋的徐渭、割耳朵吞吃颜料的梵高、疯癫中摔死的尼采、精神错乱下挣扎的荷尔德林、跳湖淹死的精神病人伍尔夫、向女友和自己扳动枪机的疯子克莱斯特……我反复问自己，难道文人真是一个特别容易崩溃的高危群体？
　　
　　很久以前，我就发现文人喜欢描写疯子，喜欢塑造精神错乱的艺术形象。在西方童话里，正常的成年人簇拥在裸体的皇帝周围，赞叹着皇帝那件看不见的新衣。最后，一个无知的孩子说破了皇帝没有穿衣服的事实。在东方文学里，这种事实通常不是由孩子来说破，而是由疯子来说破。这些疯子身上，往往被赋予了正常人所不具备的天光智慧。他们惊世骇俗的疯言疯语，常常让我们惊吓出一身冷汗，要重新来审视这个世界。如韩少功的《马桥词典》里面的马鸣，鲁迅《狂人日记》里的狂人。
　　
　　明代屠隆的杂剧《昙花记》里面有个故事，说唐代有个叫做木清泰的人，家世显贵，有一妻二妾，生得贤慧美丽。忽然有一天，有个疯和尚和一个痴道人来到门前拍手唱歌，击掌化缘，向他说出许多难解的偈语。原来，那个疯和尚是十八罗汉之一的宾头卢所化，痴道人则是紫阳贞人山玄卿所化。木清泰心有所悟，毅然割断尘缘，抛下了娇妻美妾，随他们二人飘然而去。后来，这两个脏兮兮的疯和尚、跛道人走进了《红楼梦》，变成了专门说破现实、点化凡人的智者。他们总是不知从何处飘然而来，满嘴疯话，留下一堆悬念，然后疯疯癫癫的身影突然消失，杳然不知所踪。这些怪诞的故事总是把疯癫错乱演绎成一道象征，一束光芒，一种远在常人之上的大觉大悟境界。
　　
　　想着写着，不觉百感交集。诗人食指也是这样的疯僧跛道吗？难道在古老的东方，说破真相和传播真理的只能是疯子？当他疯疯癫癫地出现在我们面前，向我们比划了些什么之后，注定要匆匆离去？还是当他代表着天光智慧，烛照出黑暗现实之后，注定要接受某种天罚而变成一个疯子？我不知道这是什么逻辑。
　　
　　再也不会有疯僧跛道前来敲门了。诗人啊，你还能再一次醒来吗？为了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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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狂放的人格
　　
　　诗人不可能再醒来了。而我们，将来却有可能象他一样，受到某种刺激后心智错乱，然后永远沉睡不醒。
　　
　　精神病学家总是把诱发疯狂的原因归咎于文人用脑过度，精神过分焦虑和紧张，以及长期处于情感的高度亢奋状态等等。对此，我不感兴趣。我感兴趣的是诱发文人疯狂的社会原因，以及他们自身的性格原因。我想问的是，一个疯狂的社会，是不是更容易导致各种狂放不羁的人格？这种人格上的狂傲态度，是不是更容易诱发心智上的最后崩溃？每一个疯文人的身上，是否都能找到某种致病的社会根源？
　　
　　 “被发佯狂走。莽中原，暮鸦啼彻，几枝衰柳。”满耳的升平歌舞中，一缕激越的声音裂石穿云，盖过所有的丝竹管弦，破空而来。是李叔同的悲歌，苍凉而嘶哑。记忆中的狂傲文人，一个个踏着《金缕曲》的节拍翩然而至。他们身后狼烟四起，果然，都是我们最眼熟的乱世。
　　
　　汉末狂士祢衡击鼓而来。当初，孔融把他推荐给曹操。曹操向来鄙视文人，召见时漫不经心，态度轻薄。祢衡狂劲大发，当着众臣的面笑话曹操手下没有一个可用之人。曹操很想羞辱祢衡一番。第二天大宴宾客，下令让祢衡充当击鼓手，给宾客助酒兴。祢衡身穿破旧衣服出场，击鼓为《渔阳三挝》。按大殿上的规矩，击鼓必须更换新衣服。左右上前喝叱说：“为什么不换衣服！”祢衡等的就是这句话。他面不改色，当众慢慢脱下旧破衣服，裸体而立。弄得满座的宾客掩面不敢抬头。曹操大感难堪，骂道：“庙堂之上，竟然这般无礼！”祢衡回答说：“欺君罔上才是无礼。我露出父母给我的身体，以显清白而已。”曹操一时反应慢，不该追问了一句：“你清白，那么谁污浊？”祢衡大声说：“你不识贤愚，是眼浊也；不读诗书，是口浊也；不纳忠言，是耳浊也；不通古今，是身浊也；不容诸侯，是腹浊也；常怀篡逆，是心浊也。我乃天下名士，你却把我当作击鼓吏。想成就王霸之业，能这样对待天下名士？”
　　
　　还有一个狂士刘伶。疯子刘伶，酒鬼刘伶，无赖刘伶，最里面掩藏着一个悲愤的刘伶。他酗酒无度，在家的时候，总是浑身脱得一丝不挂，疯疯癫癫地一边纵酒，一边胡言乱语，每天都醉得不省人事。妻子无可奈何，把家里所有的存酒倒进粪池，所有的酒器悉数砸毁，哭着劝说丈夫戒掉酒瘾。他就是不改，仗着酒性纵情宣泄自己的狂态。他常常出门，不是去找人喝酒，就是去旷野里发酒疯。他坐着破旧的小板车，带着酒壶边喝边闲逛，后面跟着扛锄头的仆人。出门前，他总是叮嘱仆人：“我要是喝醉死了，不必把尸体送回家去，直接埋掉就行。”黄昏的时候，人们常看见醉得一塌糊涂的刘伶，躺在车上无声无息。靠着佯狂避世，没有死在暴君的屠刀下。
　　
　　近代狂放文人最典型的代表则是太炎先生，号称“民国之祢衡”的章疯子。
　　
　　章太炎首如飞蓬，衣衫褴褛，经常穿一领脏兮兮的羊皮袄，手中摇着鹅毛扇，一幅不衫不履的狂怪相。他自称“章神经”。1906年东渡日本时，曾在留学生和同盟会的欢迎会上大发怪论，说：“大凡非常的议论，不是神经病的人断不能想，就是能想也不敢说。遇着艰难困苦的时候，不是神经病的人断不能百折不回，孤行己意。所以古来有大学问成大事业的人，必得有神经病，才能做到。为这缘故，兄弟承认自己有神经病。”他的狂傲天下闻名，连袁世凯都不敢轻易加害于他。他不怕杀头，不怕坐牢，想吼就吼，想骂就骂。袁世凯称帝，他当着众人面，指名道姓骂袁世凯是包藏祸心的“窃国大盗”，是“独夫民贼”。甚至还直接写信给袁世凯，怒斥袁世凯不仅是民国的叛逆，还是满清的罪人。
　　
　　我把这种佯狂称为攻击性的佯狂。它的基本特征是把狂放的人格加以渲染放大，来给世人看。天才与疯子之间，只有半步的距离。狂士与疯子的距离有多远呢？也许，只隔着一层纸罢。
　　
　　我觉得，祢衡、刘伶、章太炎这些狂士，是故意要把自己的狂态展示给天下人。他们不惜做个疯子来宣泄自己，讲述自己；利用这种疯癫来诅咒社会，甚至是恶心社会，向他们周围的暴政、暴君挑衅示威。我相信，正是这些丑恶的社会、丑恶的统治者激怒了文人，才使文人变得如此愤世疾俗，如此充满对抗的敌意，最终造成了这种特殊的狂放人格。
　　
　　佯狂确实也是一种病态。但是，这种病态人格却鼓励了天下文人挑战社会的勇气，鼓励了难能可贵的叛逆精神和侠客情怀。在不断膨胀的权威面前，它构成一种平衡。没有文人的狂放，我不知道今天的知识分子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可怜相，大丈夫的精神霸气会不会早就失传于天下。所以，我倾向于把这种佯狂定义为整个知识族群的醉态。在清醒的常态下不敢做的事情，仗着酒胆醉意，他们一一做到了。
　　
　　狂放是一个民族的性欲。我敢说，没有这种文人狂放，一个民族不可能有创造的激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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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装疯
　　
　　鼓声远去，骂声渐杳。悲怆的旋律出现。更多疯疯癫癫的文人向我们走来。他们步履踉跄，身影模糊，在远山的苍茫暮霭下，在依稀难辨的民族记忆里。
　　
　　很少有人注意过这些佯狂者。因为他们不是佯装性格狂放，来让世人注意自己；而是佯装精神错乱，来让世人忘记自己，忽略自己。他们因为某种缘故，不得不把自己变成一个真假难辨的病人，一个痴呆症的患者。
　　
　　专制暴政的时代，一定会逼疯成千上万的正常人。对此我毫不怀疑。魏晋时代可以作证，明朝三百年可以作证，文化大革命也可以作证。这些时代都以毁灭文化、滥杀文人而臭名昭著。这些时代本身就是疯狂的，它们以疯狂的手段逼疯过无数文人。我注意到，在这成千上万的精神错乱者中间，有两类人其实并没有真疯：一类是统治者为了加害他们而指认的精神病患者，象前苏联古拉格群岛的那些政治犯；另一类，是文人自己假装出来的精神病患者。他们也没有疯，他们只是以佯狂来躲避社会的迫害。
　　
　　朱耷是明朝末年的皇室贵胄。明末天下大乱，李自成举兵起义攻陷北京，崇祯皇帝吊死于煤山。不久清兵入关，李自成兵败，大明江山变成了满清的天下。生当国亡家破，他既无回天之力，又不肯俯首为大清顺民，内心的痛苦难以表达。那一年他十九岁，正是人生刚刚拉开帷幕的时候。他改名换姓遁迹空门，出家当了和尚。后来又还俗。过了一段时间，又跑去做了道士。
　　
　　这种来来回回折腾的选择，可以窥见他的内心多么焦虑，多么不知所措。他常以“驴”、“驴汉”、“屋驴”、“驴屋驴”为号，来隐射要踢翻清王朝。很长一段时间，他强迫自己装哑巴。他在自己的门上写一个“哑”字。遇到人从不说一句话。碰到可以交流的人，只用手势交流，或者用笔交谈，绝不开口讲话。据说他有口吃的毛病，和汉代大文人司马相如一样的毛病，所以，他常常在自己的画品题款署名之下，加上“相如吃”的草写签押，表明自己和司马相如是同一类人。
　　
　　 他还经常装疯。时而俯地呜咽，时而仰天大笑，时而踢蹬滚爬，时而号叫痛哭，时而鼓肚高歌，时而手舞足蹈。一日之内，颠态百出。他别号“八大山人”，喜欢将“八大”两个字串写在一起，看上去像“哭之”或“笑之”，以此表达他的亡国之痛。他总是穿着破烂的鞋子，裹一件长领大袍，醉醺醺地挥舞着长袖在街市游荡，故意让世人知道他是个疯子。中国历史上少了一个李煜式的多情王侯，却多了一个疯疯癫癫的天才画家。
　　
　　箕子胥余是一个更早的佯狂者。
　　
　　箕子不幸生在黑暗的殷代，更不幸的是，他还是暴君殷纣王的亲戚，身处群臣之列，整天要面对荒淫无耻。殷纣王的骄奢淫逸和残暴程度是古今中外罕见的。王子比干直言劝谏，被他残暴地剖开胸膛，挖出心脏，当着满朝文武大臣的面嘲弄比干想当圣人，他要看看圣人的心脏是不是与别人不同。纣王的庶兄微子也曾经多次劝谏他不要为所欲为，同样毫无作用，被激怒的殷纣王想用更残暴的手段杀掉自己的兄长。最后微子发觉杀身之祸已经迫在眉睫，才不得不潜出宫外，亡命天涯。
　　
　　箕子是殷王朝最贤明的臣子之一。他多次苦劝暴君都毫无结果，终于感到绝望。不同的是他内心非常矛盾，既担心自己会象比干那样惨遭杀害，又不愿意象微子那样一走了之。臣僚纷纷劝说他逃走，他忧虑地说：“作为臣子，劝谏无效而逃走，等于有意把君王的荒淫邪恶暴露给天下人。我不想这样做。”一个具备文士气质的人总是这样，既不想做冤死的忠臣，又不想做自私的逃兵。结果左右为难。最后，他选择了被发佯狂，流落市井之间给人家做奴隶。
　　
　　一个洞穿了天下将乱、国家将亡的人，一个充满了治国安邦的智慧而又得不到施展的人，一个为着王朝的腐败痛心疾首却又无可奈何的人，就这样在市井间装聋作哑地沉默着，整天用沉重不堪的苦役来消磨自己的一腔热血。他没有逃走，就在这么近的距离下，看着自己的国家在荒唐中烂掉，最后被外族吞灭。想想读者，这该是多么巨大的痛苦，多么残酷的精神折磨啊。
　　
　　箕子不仅是清醒的政治家，还是精通音乐的琴师，曾经谱过著名的《箕子操》古曲。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这个疯子在干些什么呢？我是这样猜测的：他一定默默坐在满地乱草的地窖里，彻夜不眠。他一定披散着头发，独自在那里流泪，空漠的眼睛久久望着瓮牖外的星空，心底重复着那些劝谏暴君的话语。他一定，一定在那里鼓琴悲歌，低低唱着凄凉的《箕子操》。这首古曲没有流传下来，象嵇康的《广陵散》一样。不过幸亏没有流传下来，有良知的人没有谁受得了那样凄凉哀怨的旷世绝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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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青藤道士
　　
　　箕子是最悲惨的佯狂者吗？不是，远远不是。
　　
　　佯狂文人的悲惨程度，是我们难以想象的。他们为了躲避乱世的加害，不惜把自己清醒的灵魂强行窒息在地狱中。一切理智的挣扎，一切痛苦的吼叫都被困在黑暗的地狱里面，外人察觉不到任何动静。佯狂，这无声的痛哭，怕是天地间最催人泪下的悲剧。我这样写着的时候，眼前始终有一张乱发如草的脸在晃动。这张脸上，布满了扭曲的可怕表情，惊恐，焦虑，茫然，和彻底的绝望。那是中国艺术史上最伟大的天才之一，疯颠文人徐渭。
　　
　　这个叫做徐渭的人，字文长，号青藤道士，生在十六世纪后半期的黑暗统治下，一生经历了嘉靖、隆庆、万历三朝。他有杰出的文学天赋，写过许多广为流传的戏剧剧本和诗文。他的书法和绘画象被赋予了魔法，直逼造化，达到了后代无人企及的高度。人们叹息说，他哪里是在画画写字啊，简直就是在宣纸上跳舞，在用毛笔狂放地撒墨泼云，造成一种水墨淋漓的效果。谁还能够再去谈论花鸟呢？他站在那里，成了一座无法翻越的高峰。他身后四百年，心甘情愿追随他的私淑弟子数不胜数，甚至能够做他的门下走狗也深感荣幸。郑板桥自封为“青藤门下走狗”，齐白石也写诗说，自己甘愿作九泉下的走狗，匍匐在青藤门下。可是，最伟大的天才却遭遇了中国历史上最悲惨的文人命运。他连一个苟全性命的草民都做不成。最后在不断的自残、自虐中，一点点毁掉了自己。直到今天，不管我们怎样仔细打量他的遭遇，分析他的性格，还是分辨不清他究竟象梵高那样真的出现了精神错乱，还是实在被逼得走投无路，不得不以佯狂的疯态出现在世人面前。
　　
　　谈论徐渭是痛苦的，会让我们嫌恶自己的这个丑陋的民族，怎么总是容不下天才。记得读到作家韩静霆的短文《梵高与青藤》时，内心受到的冲击真是难以言喻。那种感觉，直到今天仍然记忆犹新。韩君的文章非常精彩，可惜太短了。于是索性找出《明史》来读。我想知道那个伤害过天才的社会究竟是怎么回事，世宗、穆宗、神宗三个明朝皇帝，究竟是些什么样的昏君魔头。尤其是神宗，那个酒色财气四毒俱全的暴君，究竟恐怖黑暗到了什么程度。读着，读着，徐渭象从天而来的悲风，吹袭了我的书斋。我读到了《歇庵集》中的《徐文长传》，读到了袁宏道《袁中郎全集》里的《徐文长传》。最后，读到了徐渭本人的《徐文长文集》。
　　
　　我看到了一个浑身受伤的失败者，无声地蜷曲在十六世纪的黑暗深处。他的生身母亲是被人看不起的小妾，生下他刚满一百天，父亲便撒手人寰。到他十岁时，生身母亲被逐出徐家。他在无父无母的绝境下，只能寄居在兄嫂的屋檐下，品尝孤儿失怙的艰辛。成年之后，他用去二十年的时间参加科举考试。可这样一个绝顶聪明的文人，八次赴考，竟然八次落第，完全得不到社会的接纳和认可。他的第一个妻子在他们结婚七年后患病死去，他孤身一人凄凉地鳏居了十多年。三十九岁时第二次结婚，可是不到一年就再也无法相处下去，只好分道扬镳。第三次结婚更惨，还没有过上几年平安日子，就发现妻子张氏与野和尚通奸。他一怒之下杀死张氏，被官府当作杀人犯投进大牢，一坐又是漫长的七年。韩静霆写道：“徐青藤，这位小老婆生的孩子，父亡母走的孤儿，八次落第的潦倒文人，丧偶的鳏夫，戴绿帽子的男人，杀妻囚犯……九九八十一难，加在他一人头上。雪上加霜，霜上落雪。”再坚强的生命，如何能够承受得住这么沉重的打击呢？
　　
　　后来，他遇到了东南七省的督帅胡宗宪。这个胡宗宪是个贪婪无度的奸佞，史书上说他多权术，喜功名，还勾结严崧父子，屡次为朝臣弹劾。但他喜欢附弄风雅，对文学艺术还算有点品味。他非常赏识徐渭的才情，把徐渭招到自己的幕府下，与余寅、沈明臣三人共同执掌书记。这份知遇，让徐渭过上了一段舒心快意的美好时光。据说胡宗宪的督府警卫森严，徐渭却角巾布衣直入直出，长揖来往。遇有紧急公务，督府深更半夜敞开戟门恭候他。甚至他喝醉了酒不能履行公务，胡宗宪也不加怪罪。
　　
　　但是，他没有想到，这美好时光的代价是巨大的，会变成他徐渭后半生摆脱不了的噩梦，要一点点加以偿还。他不仅在婚姻上遇人不淑，而且在官场上也遇人不淑。胡宗宪因为私自拟旨，被御史汪汝正在查抄别的案件的时候发现，于是立即将之逮捕下狱。徐渭听说后，觉得自己与胡宗宪交往过密，早晚要祸及连坐。于是整天心惊肉跳地等待逮捕，听到一点声音，就以为是捕快上门来了。日不能安，夜不能寝，最后终于精神错乱。《明史》上说他是“惧祸发狂”，当时人袁宏道在《徐文长传》中说是“佯狂益甚”。究竟是真疯还是装疯，谁也说不清楚。他的疯癫非常吓人。据说他受幻觉的驱使，竟然用大斧头砸自己的脑壳，砸得血流满面，亲友赶来为他包扎，碎裂的头骨甚至挤压作响。可能是因为经常出现幻听，他躲在家里，手持锋利的铁锥猛捅自己的两边耳孔，捅进去一寸多深，还不停地乱戳乱搅。直到家人赶来制止，才得以不死。最惨不忍睹的一次，他竟然脱去裤子，给自己施痛彻心骨的腐刑，用大锤砸碎了自己的睾丸。
　　
　　大师，你怎么了，你究竟怎么了啊？谁，能给我们一个合理解释？
　　
　　十六世纪中国最伟大的天才，何以会疯狂到这样再三自残的地步？是面对遍地的锦衣卫特务而感到恐怖和窒息，还是被藤蔓抄式的大规模连坐吓破了胆，还是那些油烹剥皮、铁钉贯耳、土囊压身种种朝廷酷刑折磨着他的想象？如果他真象诗人食指那样是精神错乱，天才的灵魂已经走远，我要为他痛哭；如果他是为了躲避迫害而故意佯狂，那我更要为他放声一恸。为他不幸生在最残暴、最血腥、最野蛮的时代而热泪长流。如果你问我，我相信两者都有。经过此劫之后，他还清醒地活了很多年。他使我想起晋朝名士王衍，在“八王之乱”中为逃避迫害，也在家里佯狂大发，用刀斧把家里的婢女砍成重伤，躲过了司马伦的清洗。
　　
　　多么令人震惊的一幕啊，读者。把文人逼到如此绝境的社会，无论怎样文治武功、盛世太平，也无论它讲的是什么神话，我都诅咒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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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身谏
　　
　　诗人食指睡着了。那些曾经佯狂的文人都已经睡去，天地之间显得这样的寂静无声。
　　
　　我慢慢静下心来，努力忘记那些扭曲的脸，思索着这一奇特的行为方式。此时万籁俱寂，一切都睡着了，孩子、商店、城市、历史、记忆、和痛苦。这个世界象什么也不曾发生过一样。我坐在灯下。天上冷月无声，地上树影在墙，偶然的虫吟不仅没有打断寂静，反而给黑夜带来死一般的气氛。浩大无边的寂静中，我仿佛听到远处传来凄凉哀怨的悲歌，那是一首美洲黑奴的歌：“我为何哭，我的心灵已麻木。离开尘世，到彼土享自由，我听见他们低声呼唤老黑奴。”（《Old Black John》）突然就想到，我们几千年前的奴隶们，早就这样悲凉地唱过了：“硕鼠啊硕鼠，我发誓要离开你们，去寻找遥远的乐土。乐土啊乐土，那里才是我们最后的归宿。”（《诗经•硕鼠》）离开尘世，寻找乐土。一个多么古老的梦想。佯狂，不就是这种绝望的逃避么？
　　
　　圣人告诉我们：“危邦不入，乱邦不居。”意思是说，不要去那些可能瓦解崩溃的国家，也不要长久住在暴政统治、内乱不断的国家。孔子没有想到后来会出现秦始皇，把一个个邦国统一为一个单独的国家。中国人从此只能生活在这个国家里面，而没有别的选择。两千多年来，这个国家一次次崩溃，瓦解，更迭政权，一次次陷于战乱和疯狂的暴政中，我们除了忍受，又能够躲避到哪里去呢？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我们身在其中，怎么去听从圣人告戒，不入危邦，不居乱邦呢？
　　
　　但是，那些背影还是纷纷退场了。他们以另一种形式远走高飞。他们躲进深山古刹，躲到荒岛海边，逃避到遥远的穷乡僻壤和山林之中。他们把自己封闭在书斋尘埃之下，封闭在厚重的书本里面，甚至封闭在醉梦之乡，来拒绝政治的骚扰，拒绝与文明社会作任何接触。这样做代价是巨大的，他们不得不过着野蛮落后的生活，不得不被毫无文化的环境包围着，不得不在彻底的清心寡欲中了此残生。他们获得了安全和宁静，但抵达的，并不是乐土。
　　
　　这样的逃避退场，总是通过两种途径来完成：或者遁入空山去当修行的僧人道士，或者隐居林下山野去当隐士高人。面壁，诵经，枯坐，耕樵，慢慢消磨掉一生。佯狂，在我看来，提供了第三种可能。
　　
　　佯狂者选择的，其实是一次悲壮的自刎。他把灵魂从肉体上剥离出来，然后让它从这个世界上蒸发掉，只剩下一具没有灵魂的肉体尸骸。他终止了一切与人类的交往，把自己贬黜为没有思维的动物，甚至没有任何声息的植物，彻底放弃了做一个正常人的权利。象马桥的那个疯子马鸣。无论他内心深处是清醒的，还是彻底陷入了混沌，在世人面前他都不过是一个废人，一个对社会不会再产生任何影响的可以完全忽略的存在。他变成了一个飘忽不定的影子，一个供人们怜悯和叹息的话题。
　　
　　这该需要多么巨大的勇气。我无法想象。文人常常是这个世界上最勇敢的人。在危难面前，他们往往为了尊严不惜选择杀身成仁。投河、自刎、悬梁、切腹、开枪、跳楼、卧轨，什么都无所畏惧。对此，谁都能举出长长的一串名字，用不着我来胪列。我只想提及两个人，曾经面临多种死亡选择的两个文人：一个是文天祥。文天祥在被俘时曾经服毒自杀，跳河自杀，绝食自杀，都没有成功。被俘后敌酋前来诱降，他回答说：“我决不会投降，只希望得到五种结果：要么受剐，要么受斩，要么斧锯，要么被烹，要么投进洪水中淹死，任凭处置。”还有一个是老舍先生。早在抗日战争最危急的时候，他就曾经想到过三种死亡选择：或者投水，或者身谏，或者殉难，决不做亡国奴。几十年后，为了不做文革的受辱者，他果然选择了其中之一，投水自尽。
　　
　　我觉得，选择佯狂，就象选择其他各种自杀方式一样，需要无所畏惧的勇气。甚至需要更大的勇气。佯狂的人，是那些敢于下地狱的人，敢于面对一切人间羞辱的人，是那些敢于活着来见证自己死亡的勇敢者。中国人喜欢骂人神经病，以精神错乱为一种人身羞辱。我不以为这种精神错乱有什么可耻，相反，我觉得使他们疯狂的社会才特别可耻。我们常常说，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把人变成鬼的社会，把文人一个个变成疯子的社会，才是最可耻的社会。
　　
　　说到身谏，突然觉得热血沸腾：佯狂也是一种身谏吗？
　　
　　我愿意是，我也相信是。哪怕不尽是，我也要赋予它们这样的象征意味。不，不是我赋予，它们本来就具备这种象征意味。文天祥留下过这样的话：“为子死孝，为臣死忠，死又何妨。”总是一死，用这种特殊的自杀方式，来最后一次警醒天下，岂不壮哉。
　　
　　我读懂了，佯狂。他们是要用这种极端惨烈的疯狂，来告诉世人：这个朝廷疯了，这个国家疯了，这个天下疯了啊。为了社稷江山，为了天下苍生的福祉，他们用自己的生命书写了无形的谏表、露布，书写了激昂慷慨的檄文，敲响了这个社会的丧钟。他们是在作无语的控诉，无声的痛哭，不管我们能不能听见，都足以惊天地，泣鬼神。这些佯狂者，是我们民族最值得祭奠的殉道英雄啊。
　　
　　这就是佯狂，一个古老民族的羞耻。
　　
　　我伫立窗前，眺望着浅黛色的远山，深深地吁出一口气。起风了，云在飞扬。窗外又是寂寥的黄昏，暮色中，大地万物都在一边摇曳，一边向落日作最后的告别。我在等待，等待这个古老民族的道歉，等待有成千上万的声音低声祈祷：
　　
　　安息吧，天下被伤害的灵魂。

异型

一群狂人欢天喜地冲进雨地洗澡，

只有其中一人默默伫立廊中避雨，

医生们都一致诊断：他可以出院了！

其实，人家想等到水热了再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