狂 乱
妈妈站在玻璃门前，含着笑爸对爸说：“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我看见树枝动了。”
爸爸忙碌着：“那是刮风了。”
稍后，妈妈又站在玻璃门前，含着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我看见树叶子动了。”
爸爸说：“风大呵。”
我站在另外的屋子里，另外的玻璃窗前，看着玻璃上映出我的眉眼，清洌，忧郁。
妈妈穿着红衣服，红棉袄，红毛裤，回到床上。
床上，总是床上，她的世界渐渐缩小到只有从床到阳台那么大。有时她陷入昏迷，她不断喃喃自语，或是诉说，或是要求回答，象是孩子看见自己所害怕的黑夜来临，总是，总是那种粘腻的、晦暗的昏冥。有时她坐在床上，用纸牌算命，把纸牌一张张排列起来，三年，四年，五年，六年，那样排列起来的纸牌或许已能够到达月亮。已经没有什么要预测的了，命运已然来临。
命运已然来临，三年，五年，七年，时间如同流水一样逝去，钱财如同流水一样逝去，一粒氨基酸八块，一瓶氨基酸二十五块，一瓶白蛋白四百九十块，还有那些贪得无厌的、随意在病人账户上开药的大夫。钱财以不同寻常的速度流逝，我们已不再惊奇。开始是五千，一万，三万，八万，九万，九万五千，十万，十一万，终于有一天，它突破了我们所能想像和承受的界限。 妈妈不再是我们所熟悉的妈妈了，她变得陌生，变成另外的人，或者，只是命运威力的一个承载者，是生活中所有愤怒、积郁、嘈杂、疲倦的一个凝结体，或者，什么也不是。她不再是当年饥荒年代那个勇敢的女子，不再是和田二中的文艺骨干，也不再是策勒县革委会那个人所周知的独自抚养孩子的女干部，也不再是带着孩子出走，在夏官营那样极度偏僻的小镇努力生活的女人，生活之流在此步向停滞，生命，脆薄如纸。
生命，不过如此。 她曾经象西西弗斯那样努力过，为这种骇人的疾病。那些由她写给在报纸上登载了广告的医生的信，总是这样开了头：“某大夫您好，百忙之中......我于几年前不幸患病......”，总是这样措辞文雅得体。却又令人心酸和难堪。
还有那些气功师。她曾经动员我们全家到乡下去住两个月，那里，有个被众多信徒顶礼膜拜的自称仙人再世的男子，她这样计划着：“你，背煤油炉子，你弟弟背一袋大米，也可以借老乡家的灶做饭。”我们说不去，她哭了，她说我们不能体谅她的苦心。另一次，还是气功师，在城里开班授课，她投奔住在那附近的一个至亲，要借住在他家的空房里，深夜，她被这家的女主人连夜赶出。这些，真是令人发疯，活活发疯，除了疯掉，别无它法。那天，我终于被这些气功师、巫师、偏方折磨得发了疯，我说，他们，是骗子。她不辩解，只是慢慢萎缩，无力，我知道，她其实是明白的。 我们，爸爸，我，弟弟们，渐渐变得勇敢而绝望，我们懒散而乐观，我们象无动于衷的、懒洋洋的偶人，看似随波逐流，任凭生活摆布，但却保有着一个疯狂的核心。生活，从此只能表演，而无法介入。我们明白了永恒、轮回、无常，明白了生活只是一场终将终止的过渡，而我们将要步入的永恒，使我们有勇气漠视现在，漠视痛苦、幸福，漠视爱、温情，漠视生活的规则、人间的铁律以及人人畅想的将来，一旦明白了这些，一旦明白了生命的真相，怎样活着，都无所谓。在这种有时心醉神迷，有时目空一切，有时无所顾忌，有时率性狂欢，有时窃喜，有时不明由来地悲伤的感情面前，我赋予它一个名字：狂乱。 沉默许久后，重新开口
我的妈妈六个月前死了，她死的那一天，是她的生日。
在这之前，她已缠绵病塌八年之久，不错，整整八年，八年时间，中国人民打败了侵略者，而她被疾病打倒。
从她病倒的那一天开始，这个家里酝酿多年的冷漠、狂暴终于达到了一个高潮，尖叫，辱骂，诅咒，不绝于耳，潜藏在这个家族每个人身上的那种阴郁的暴力天性终于被激发出来，怒吼，撕打，摔门而出，逐渐成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这个家，开始象奥利佛.斯通的电影，再配上瓦格纳的音乐，就十全十美。
妈妈，不再是我们熟悉的妈妈，她处在狂怒的中心，四处追查疾病的起源，我，弟弟们，我们的同学，朋友，亲戚，都在被怀疑之列。她不断盘问我们在过去三年里的经历，我们的交往，我们的所作所为。而她，她说，绝对没有问题。
那年，我十六岁，谢天谢地，我及时地考上了一所不收学费的大学。入学仅仅两个月，我被判定为不能继续学业，不适宜集体生活，因而回到家中。那之后的事，我已不复记忆，向来是这样，对于过度痛苦的事，大脑会拒绝记忆，我只能说，那是一种比死亡还糟的，近乎幽闭的生涯。
十八岁，我被获准重返学校，我改掉名字，重填履历，和青少年时代所有的朋友断绝往来，提着一口极为沉重的箱子，迎着秋天的、又大又红的落日狂奔回学校。
而她，妈妈，无处可逃。对于别人而言，她生存的全部意义，在于她是一个妻子，母亲，而她一旦无法履行妻子和母亲的职责，就注定要被蔑视。她不是妻子，母亲，她是一个病人，她留在原地，无处可逃，人，都是一个一个的，她的痛苦，谁也无法分担。
是的，生病的人，生病的穷人，是恶魔，是垃圾，应该被杀掉，清除，焚毁，即便活着，也应该被送往与世隔绝之地。她不明智地选择了活着，选择了活在人群之中，就象是往每个人脸上吐了一口唾沫，每个人都被她侮辱了。在亲戚家，她从来不被允许坐沙发，只能坐板凳，板凳上，还要垫一层报纸，她离去时，要自己把报纸带走，并负责销毁。她四处求医问药，有一天深夜，她投奔到一个至亲家里，要求在他家的空房里借住一宿，以便第二天能够早早应诊。将近凌晨，我们的亲戚又来了，说他的妻子在家里又哭又闹，大嚎不已，他也没办法。妈妈笑了，这种笑，我们曾多次在她脸上见过，在1984年，她因触怒权贵，被列为“政治上不可靠的人”时，她这样笑了，并选择了离开，在1995年，她卷入两个经理争权的恶斗之中，被恶意欺侮时，她这样笑了。她笑了，她说：“你去告诉她，要她不要哭了，我这就走。”
她，我的妈妈，生于1946年的春天，她有一个满含喜悦的名字：“光华”。
她在一个革命家庭长大，她的父亲，叔叔们，是著名的早期地下党员。
她是66届高中毕业生，缘于她被打成叛徒的父亲，她不能被大学录取，恢复高考后，也还是不能。
她和她的父亲，她的兄弟们一样，热衷于政治，却又总是和政治保持一种理想化的、纯洁的距离，这，造就了他们的悲剧。
她在新疆长大，在新疆和我的父亲结婚。
她在秋天生下了我。
她教我背诵诗词，直到今天，我会背诵的，也还是那些诗词。
她一直亲手为我和弟弟们理发，她不许我们的头发长过一寸，直到今天，我的头发，也还是那个样子，短短的，从不会超过一寸。
她怕理发推子会冰到我们，理发前，总是在她的脸上贴一会儿，直到冰冷的推子变得温热。
她喜欢蓝色，绿色，她喜欢的零食是爆米花。
她喜欢毛泽东诗词，喜欢海子，多年以来，她一直是《当代》、《大众电影》的忠实订户。
她从不落伍，即便是ENIGMA，或是郑智化，她也能够欣赏。
她生性高贵，即便是在那些潦倒的日子里，她衣着陈旧，身背黑色人造革皮包，领着她那几个神情瑟缩的孩子拜访亲戚，出入电梯，她也总是不忘对开电梯的人说声谢谢。
她的朋友，从来都是最平凡的，身份卑微的人们，菜市场的农妇，烧锅炉的临时工，从前住在乡下时的邻居。每个收获的季节，家中总是充满了结伙来看她的农妇，她们包着围巾，脸色黑红，她们带来了土豆，南瓜，豆角，都是刚从园子里摘下。那些菜，直到第二年春天都吃不完。
她最喜欢的一件衣服，是一件白底绿花的圆领衬衣，那是她在商场看到的，她舍不得买下它，那件衣服，四十块钱。
她喜欢白色的花，因为周总理也喜欢。
在最后的两天两夜的昏迷中，她喃喃自语：“最穷的......最坏的.....最看不起的......最糟糕的......最穷的 ......。”然而，在最后，她反复说的是：“最爱的，最爱的，最爱。”
她最爱什么呢？她从没有说过。
她还没有说过这些，就死了，她死的那一天，是她的生日。
她躺在肮脏可怖透顶的太平间里，按照她家乡的风俗，身上盖着一床红得刺目的棉被，从此，我不敢看见红色的东西。
她死了，栖云路52号终于恢复了宁静，没有争吵，咒骂，没有痛苦的呻吟，也没有债主上门，连麻雀也不再啾啁。爸爸，和他的新婚妻子在隔壁看电视，由妈妈亲手缝制的床单，门帘，窗帘，都已被换掉。我回去的地方，不是我的家。
死者很快会被忘记。
我在努力忘记，忘记那些长久的悲郁，忘记那些缠绕着我的噩梦。在梦里，她不是从坟中冉冉生起，就是穿着白底绿花的棉袄在桌前埋头吃饭，并且告诉我说，我们盖在她身上的泥土太厚，以至于她用了三个月的时间才挖出一条生还之路。这些梦如此真切，使我在惊醒后怀疑她还没有死去，或者，是被我们活葬。
她有病得不到及早医治的遭遇，也应该忘记，那些，只会使人陷入狂乱，使我稍有不适就四处求医问药，终于有一天，忍无可忍的大夫开给我的，是一盒健脑丸。
但还是不行，怎么也不行。在会议记录时，在酒宴中间，在公共汽车上，在安宁区的林荫道上，甚至在看《空房禁地》这样的电影时，在一切不适合的地点，忽然就要深呼吸，蹲下，用双手掩面。
我的创造力也随她而去，一年时间，除了为书商写作的那些册子，我无法为自己写一个字。有时我试图去写她传奇而又悲惨的一生，也依旧是徒劳。我陷入再也不能写作，再也无法创造的恐慌、焦虑之中。
终于有一天，恐惧，焦虑，都随着时间化成一种凄凉的温柔，我终于又能写作，又能写她，并且使她成为我永不枯竭的话语。
而她，或许已经回到当初她奉献了青春的地方,回到新疆的青山绿野之中,并且已经回复成她少女时的模样,她放声笑着,在野花盛开的原野上漫步,轻盈地跃坐在一支又一支芦苇上。
谁有理由认为她不是这么快乐呢？
深深深呼吸
两个葬礼都持续了三天，在那三天里，我见到了我们这个家族里几乎所有的人，他们当中的很多人，我都未曾谋面，可是当他们刚走进屋子，我就知道，他们必然和我有着血缘上的联系。我们都有着一样的单眼皮，眼角微微下垂，黑而且燥烈的眼睛，一样的稍高的颧骨，黑而且硬的头发，甚至眼神，甚至语调，都总有着某种相似之处，只要是这个家族的人，就能豪不费力地辨认出这些密码，甚至多年的颠沛流离、四处奔波也未能改变这些口音中微微的绵软，眼神里的燥烈。我，这个想方设法从这个家里逃出去、想方设法和他们显得不一样的孩子，在这些地方，也还是和他们一样，永远一样。
两个葬礼，爷爷和奶奶的葬礼，只相差半个月时间，都在这个冬天，他们像两只挂在同一面墙上的钟，共振了几十年时间，一个停了，另一个也要停。他们已经不能容忍被分开。忽然之间，我觉得自己像是倒掉的大树下面的蚂蚁、野草，石头，这些微小的、没有抵抗能力的东西，毫无防备地被暴露在毒辣的阳光之下。他们只是久病的老人，要被人保护、扶持、照顾，身边时刻也不能离人，他们根本不能保护别人，但为什么我要有这样的感觉。守灵的晚上，轮换着休息的时候，躺在床上，我把手放在胸口，就觉得那里面有个已经烂掉的苹果，连接着果实和枝干的果蒂已经松懈，我只要再稍微用一点点力气，就足以把这个果子摇下来。转个身，我就觉得身体里的草在咯咯作响，有些草已经从衣服开口的地方挤出来，我想我快要疯了，崩溃了，马上就要显出一个草人的原形、散成马厩地上的一堆草了。
他们还没来得及给我讲完他们的一生。最后的一年里，爷爷已经陷入时断时续的混沌之中。我去了，别人问爷爷，这是谁，爷爷笑了，大刚啊，我当然知道，但是，他又问我，多大了，在那里上班，结婚了没有。每次都问。他在宛川河流域度过的青年时代，在榆中开办“兰州书报社”的那些时光，在五十年代怎么样被卷入他不能胜任的争斗里，又怎样在饥饿来临的时候，带着劳改犯们往新疆大迁移，还有，在于田垦荒，在那座旷野上的大屋里，怎样把我带大，这些，我都不会从他们口中听到了。而这些，是我灵魂的秘密，我找到自己的密码。
“他的灵魂已挨近了那住着众多死者的领域。他已经意识到，却没能理解他们变幻万千、若隐若现的存在。他自身正消逝着去向一个灰色的无法捉摸的世界：这坚固的世界，这些死者曾一度养育、生活的世界，它正在溶解，化为乌有。
“玻璃上传来的几声轻响吸引着他把脸转向窗户，雪又降了下来。他睡意朦胧地望着雪花，银色的，暗淡的雪花，斜斜地迎着灯光飘落。是该他动身到西方去旅行的时候了，是啊，报上说得好：整个爱尔兰全在下雪。它在阴郁的中部平原的每一片土地上落着，在光秃秃的山丘上落着，轻轻地落入艾伦沼泽，再向下，又轻轻地落在安葬着迈克尔. 富里的孤独的教堂墓地的山坡上那每一片泥土中。它纷纷扬扬，厚厚地覆盖在歪斜的十字架和墓石上，落在一扇又一扇小墓门的尖顶上，落在荒凉的荆棘丛中。他的灵魂慢慢地睡去，当他听着雪花穿越宇宙在飘扬，轻轻地，微微地，如同他们最后的结局那样，飘落在所有生者和死者身上。”
妈妈，爷爷，奶奶，他们走了，我身体里的大陆流失了。我已经死掉了一块，又一块。我还将不断地流失，直到我也成为那个正在溶解、正在化为乌有的世界的一份子。坏事都发生在冬天，冬天实在太久了，我已经忍受不了。但我抬起头，鼻腔里却好像闻到了春天的味道，一股强烈刚健的风，带着各种植物萌芽时候、开花时候的味道、河水破冻和泥土被挖掘的味道破空而来。此时此刻，我把全身打开，暂时苏醒，暂时心醉神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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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6-9-21 04:3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