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别中医中药比破除迷信更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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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别中医中药比破除迷信更容易
张功耀

《医学与哲学》杂志2006年第4期公开发表了我的“告别中医中药”一文。这篇文章发表以后，马上便有人对我提出质疑：“从1879年俞樾先生发表《废医论》开始到现在，那么多著名的文豪、思想家、医生和政治家都试图废除中医，至今没有成功，你现在重新提出这个问题，能成功吗？”
其实，学者只是承担学者的学术职责。至于社会接受与否，那是社会的责任。社会的觉醒是需要一定的时间的。学者如果停留在与社会完全一致的水平上，学者的存在就没有价值了。这也是我2000年以来一直主张学者要引导社会，而不是苟同于社会的原因所在。事实上，16世纪欧洲爆发医学革命的初期，欧洲人也是不接受这场革命的。发动医学革命的瑞士医生巴拉塞尔苏士甚至被当成“全巴塞尔市人民的公敌”驱逐出了大学讲坛。几乎所有欧洲的学术刊物都拒绝发表他的论文。直到19世纪，医学革命的成果在欧洲完全站立起来以后，欧洲医学界才想起400多年前最初发动医学革命的这位英雄来。
我们不要指望不开化的族群去很快接受那些开化的、多少有些超前的科学与哲学思想。于是，我非常有信心地对提出这些质疑的朋友们说：“告别中医中药是要比破除迷信更容易做到的事情。”
我为什么这么说呢？
我们中国人有一个急于求成的毛病。如果不能速成，我们便会认为这件事做得没有意义。其实，涉及思想改造的工作是不可能一蹴而就的。欧洲改造“单一意识形态占统治地位”的思想状况，花了近600年。日本接受西方文化经历了400多年。我们这个国家，至今还没有出现任何优秀的哲学家。像11到14世纪欧洲出现的托马斯·阿奎那、罗吉尔·培根、邓斯·斯各托、奥康的威廉那样优秀的哲学家，我们至今还没有培养出来。思想改造是要靠哲学家做工作的。因此，中国的思想改造比欧洲11世纪开始的思想改造要困难得多。一个强有力的历史证据就是，我们中国人试图破除迷信，从墨子就开始了，以后又有那么多的“无神论者”（恕笔者直言，迷信问题不属于“无神论”问题，而是“无根据的信仰”问题，所以，笔者对我国用推行无神论来反对迷信表示质疑）发表了那么多的文章和著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对迷信活动进行过多次扫除，至今也没有破除迷信。这件事没有速成，不能说我国思想家自古以来反对迷信的努力就是错的。
不过，我非常有信心地认为，告别中医中药要比破除迷信容易得多。其原因就在于，迷信有单独的语境，不属于科学范畴。有人以为，可以通过普及科学知识来反对或破除迷信。这个愿望当然是好的。可惜，不容易奏效。其所以如此，是因为迷信论者的语境不能与科学的语境进行通约和交流。与迷信论者谈科学，好比对牛弹琴，不会有实际效果。医学则不同，它属于科学。凡是科学的东西，都有共同的判断标准。更何况医学与人们的健康息息相关，为了个人的健康，人们或迟或早会接受这些共同的科学标准对中医的判断。比如，现在绝大部分的年轻人，和部分老年人，对中药医生把具有确切诊断标准的高血压，模糊解释为“心气虚”，把同样具有确切诊断标准的慢性浅表性胃炎，模糊解释为“脾胃不和”，已经多有不以为然的讥讽了。尽管我国现在还有人企图证明中医属于“另类科学”，即“超科学”，但如果这个所谓的“另类科学”或“超科学”不能接受通常的科学方法的检验，则这个“超科学”或“另类科学”的包装，就会连同被它所包装内容一起遭到抛弃。
因此，笔者非常有信心地断言，我们不要等到在中国彻底破除迷信，就能看到中国人民自觉告别中医中药的那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