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周刊：为乙肝患者的生存境遇呐喊
http://news.sina.com.cn/c/2005-02-16/15455849603.shtml
艺术家上场，社会学家表态，拥有1.2亿乙肝疾患人口的中国，与乙肝有关的事件还远远不会结束，但向好的方向发展已是不争的事实。
文/胡赳赳
《我没有太多的东西要说》，这尊雕像孤零零地摆在北京798艺术新区最东南端的仓库里。雕像上的这个人戴着脚铐、右手攥着一张撕碎的纸，由于艺术家有意识地将人体比例缩小一倍，使雕像看起来是个有亲和力的“小”人物。此外，艺术家还故意将其面部处理得模糊，雕像仿佛正在睁开蒙昧之眼。最令人称奇的是，艺术家大胆地将雕像的腰部缩掉了两个骨节，使其看起来充满来自文明之外的力量。
“他叫周一超。”2005年1月26日，创作者吴晓军指着雕塑说，“我要把这个作品送给他的母亲。”
寻找“周妈妈”
周一超是个刺客。两年前的今天，大学生周一超报考了公务员，他考过了但未接到录用通知，经询问被告知体检不合格：结果显示“小三阳”。
在刺客文化中，刺客和被刺者都已经符号化了，无论是蓄谋良久还是意气用事，都各自能够代表着两个利益集团——个体变成了利益集团的刀锋和盾牌。在所有人都愿意与“乙人”(乙肝病毒携带者、乙肝患者群体采取的统称)划清界限时，周一超用一把小小的水果刀刺向了在他看来代表着“不公”的经办人，造成一死一伤，舆论一时哗然。
一年后，周一超因故意杀人罪被执行死刑。很快，有人以《纪念死难者周一超》为题发表文章，将他的死视为“遇难”，将他受到的不公正对待视作是1.2亿“乙人”都会遭遇到的“歧视”苦恼，将他的刺杀行为视作反歧视的总爆发。
1.2亿！乙肝疾患将中国人分成两大阵营：一般人和乙人，比例是9：1。“乙人”，这称呼虽然是乙肝疾患者的自嘲，但也能体味出“低人一等”的滋味来。“幽暗国度”——伟大的作品最后都会变成绝对意象，在人们的脑海里浮现并被反复引用。
马丁·路德说：“我有一个梦想，消灭世界所有的不公正，……让所有的人都拥有工作和劳动的权力。”吴晓军在创作札记中写道：“这是多么伟大的梦想，多么善良的谎言！它欺骗了上帝，却感动了世界。公平、公正，这对流言就像许诺周一超的两股赌注，一注丢掉了性命，另一注似乎逮住了尊严？”
激发吴晓军产生强烈的创作欲望是，他在一本新闻杂志上看到了周一超在法庭里接受最后审判的图片，他撕碎了审判书，“我没有太多的东西要说。”这是周一超面对法庭的最后陈述。
这张侧面拍摄的新闻图片后来成为吴晓军创作的唯一参考模本，这给他带来了不小的难度，更大的困难是，跟他一起制作的工人提醒他说，“这尊雕像要摆在哪里呢？”
吴晓军困惑了，雕像制成后他搁在工作室里一进门的地方，午后的阳光经常会穿过窗子投影在雕像上，半年来虽然伴随着吴晓军的进进出出，却跟他的思索一样停摆在那里。
直到看到新近《公务员录用体检通用标准(试行)》的出台，吴晓军兴奋地打来电话说：“周一超的死终于有价值了。”社会学家毛寿龙向本刊表示：“社会的进步加快不应以牺牲个人为基础。”但艺术家显然考虑的角度不一样，吴晓军终于想好了，这个作品应该送给周一超的母亲，为此他拒绝了有博物馆要收藏的邀请，他甚至想好了怎么样安慰“周妈妈”。
但周妈妈在哪里呢？周一超在少年时父亲便去世了，入狱后又央求母亲变卖唯一的房产以补偿自己的“罪过”。周妈妈也许正过着平静而不愿被打扰的生活，“我想通过媒体的力量找到周妈妈。”吴晓军说，“希望看到这个作品时她能感到欣慰。”
制度性伤害及弥补
社会学家能包治百病吗？艺术家关怀了又如何？
在一个健全的社会里，规则是“预警制”而不是“追罚制”。尽管社会学家忠告社会进步不能以牺牲个人为基础，但对于充满制度性缺憾的现状来说，常常是以牺牲个体为基础的——通过牺牲个体而引起社会的大讨论，从而促进相关部门的警醒，进行制度建设和改善，这是“追罚制”的体现之一。
周一超、孙志刚及民工跳楼事件等等都是如此，这便引申出了一个问题：你不知道下一个受伤的人是谁，在哪里？但这个人肯定存在。尚未发生的事情既是个偶然事件也是个必然事件。
著名社会学家陆学艺向本刊表示，要建立一个和谐社会，就必须平衡阶层和阶层之间的利益关系，而歧视乙肝疾患者则是对“1/10的国民不公”。他将议论生发到正在发生的铁路春运涨价上：“提价是没有道理的，春运期间服务质量下降了还提价，这简直是敲竹杠。”
制度与观念在互相交锋，当不合理的制度被提出时，它必须面对观念的质疑，曾经有地方政策规定女性报考公务员的体检标准必须是“乳房对称”，很快便在一片“声讨”中悄无声息；而最近北京的两会期间，有政协委员提出北京人口控制对外地人实行“准入制”，也激起了大众的反对。在不好的制度诞生之前或未造成恶劣影响之前进行反击，便成为避免制度性伤害的权宜之计。
不合理的制度成本往往是最低的，“见效”却是最快的，它用“一刀切”的方式而能很快分类实施，而不用考虑到个体生命的感受和生存质量。
弥补不合理制度所造成的伤害却往往要付出惨痛的代价，它甚至是社会体系变得脆弱的根源。
“公务员体检新标准的颁布，说政府要求社会不歧视乙肝病原携带者，从集体意义上来讲，为社会作出了示范效应，这也是对公民权利的基本保障。”社会学家毛寿龙认为制度的合理性演变需要一个过程：“革命年代时需要拼命才能完成执政事业，为了宏观发展，需要‘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从牺牲个体到以人为本，是制度伤害向制度弥补的转变，不能再强调为公共财产牺牲个人生命了，同样不能为了整个社会的进程加快而以牺牲个人为基础。”
乙肝歧视的新变种
令中国人民大学一位研究生倍感欣慰的是，他在去年报考研究生时，体检结果显示肝功能指标为阳性，导师却为他争取了一次复检机会，说，只要不处在传染期，不影响你自己的学习和他人的生活，就可以考虑录取你。经复查之后，他终于被录取了。
像他这样幸运的毕竟是少数。大多数乙肝疾患者在升学、就业、人际交往上，面临着不小的压力。仔细回想一下，你身边肯定碰到过这样的人，他可能是你的朋友、亲人和同学。
“我不想再抽朋友的血了。”一位化名“阿满”的大学毕业生说，他应聘了一家大型公司。很快，笔试、面试都顺利通过，只等体检了。阿满手里拿着公司开出的体检介绍信，感觉沉甸甸的。他犹豫了很久，最终找了个朋友替他去体检。阿满说，看到朋友为他抽了那么多血，心里很过意不去，实在是无奈之下的选择。同时，阿满还参加了公务员考试，在所报考职位中他的笔试成绩第一，被通知进入面试，但他很担心体检的时候会被发现，而他“不想再抽朋友的血了”。
庞大的“乙人”群体因为“同病相怜”而形成了天然的盟友，他们在网上成立的最著名的网上社区叫“肝胆相照”，在审判周一超案时，就有“肝胆相照”的网友到场旁听，他们告诉到场的媒体：许多像周一超一样的人面对着不平等的待遇，其中一些人差点就走上周一超的道路！该网站将代表中国1.2亿“乙人”向全国人大常委会及全国人大法工委提交了建议书，要求对公务员招考中的限制规定进行违宪审查。此次公务员新体检标准的出台他们功不可没。
除此之外，肝胆相照社区及网友编写了两本书《战胜乙肝》和《乙肝日记》，为“乙人”的生存境遇鼓与呼。
这正是“乙肝歧视”所造成的新变种：因为不能分解融入到社会团体中去，他们不得不退守到网络一角，抱成一团。他们狂呼：“体检对我们来说不是福利，而是剥夺我们工作的工具。”他们将媒体有关歧视乙肝的报道详细归档、分类，粘贴在网上，这些本应该给大众学习的资料，变成了乙人互相慰藉的“手帕”。
歧视案例部分(入学受歧视、就业受歧视、婚恋歧视、家人歧视、医护人员歧视)、医疗及经济损失部分、专家论述部分……这些归类的资料看起来就是无言的“控诉”。
“在大环境改善之前，我们每个个人都要注意保护好自己。对于世界，个人微不足道，对于个人， 我们是自己父母、爱人、亲友的中心。”一位网友感慨地说道。
即便是登陆网站交流时，他们也有着登陆成人网站一样的担心，有网友提醒说：“为了您个人的工作顺利, 生活安全，心情愉快，请您务必在网络上保护好您的个人隐私。在单位尽量不要上网，尽量清除好浏览记录，在论坛上尽量不要留下您的个人资料。”
“乙人”群体的出现，使个体的生理病上升到集体的社会病，无怪乎有学者呼吁，要尽快出台一部《乙肝疾患者权益保障法》。
2005年1月19日，中华医学会首次发布了中国乙肝患者生存和治疗现状调查报告。 调查发现，约有60%的患者在得知自己患病后，原先的生活习惯彻底改变了。
其中，分别有59%和61%的患者认为乙肝对自己与子女的关系、自己与伴侣的关系产生了严重影响，使其不能正常承担家庭中的角色。同时，由于担心自己会发展成肝癌，很多患者的心理状况受到严重影响。40%的患者感受到周围人们对其态度变得冷淡，48%的患者在被诊断为乙肝后经常缺勤，52%的乙肝患者因为乙肝丢掉了理想的工作和学习机会。
我国约有1.2亿人携带乙肝病毒，其中慢性乙肝患者约3000万例，实际上他们大多是社会的中坚力量，肩负着重大的社会责任和家庭责任，但他们的工作和生活却正在转入“隐性”和“地下”，谁也不知道还会有多少乙肝事件发生。 | 
楼主: 人权至上
发表于 2006-2-27 08:3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