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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充国为人沉勇有大略，少年时仰慕将帅而学兵法，以“良家子”身份参军当骑兵，后因善于骑射调入羽林军中。
前99年五月，汉军北讨匈奴。赵充国效命贰师将军李广利麾下。李广利出师酒泉，兵锋直指匈奴右贤王，两军交锋百余合，万马驰骋，矢石遮天蔽日，汉军不敌被围。汉军乏食，士卒多有伤亡。赵充国在这种情况下首次展现他杰出的战场判断能力：他推想匈奴的策略是围而不攻，通过饥荒而非流血逼使汉军投降；因此汉军的面前只有两条道路可选：要么拼死突围死里求生，要么缴械投降。李广利采纳了他的意见，并任命充国选拔壮士组织突围。充国披挂完毕，手提环手刀飞身上马，带领百余精锐如离弦之箭奋勇杀出，李广利率领大军掩杀在后。匈奴见汉军突围甚急，立即上马堵截。充国领兵冲杀在前，好生骁勇，所到之处，莫不披靡，两军酣战良久，汉军血战突围，充国虽勇，然匈奴甚众，身亦负伤二十余处。武帝闻之，当即特别召见，让他脱下衣服察看他的伤口，予以赞扬，官拜中郎，后升为车骑将军长史。赵充国在以后的数次军事生涯中又屡立大功，皇帝对他很是器重。
前63年，羌人叛乱，先零羌联合本族各部落，强渡湟水，占据了汉朝边郡地区。为了抵御汉人的进攻，羌族二百多位部落酋长会盟消除冤仇，交换人质，订立攻守同盟条约。
宣帝听到这一消息后，便召见赵充国。赵充国分析了羌族的情况，以及与匈奴的关系，指出一旦他们“解仇交质”，并与匈奴勾结在一起“到秋马肥，变必起矣”，因此建议立即让边防部队作好战备工作，同时派人去离间羌族各部落。宣帝采纳了赵充国的建议，于是选派骑都尉义渠安国出使羌族。不幸的是，义渠安国并不按照赵充国的建议行事，反而激发了羌人与汉人的矛盾，自己也被打得大败而归。
前61年春，宣帝任命已七十三岁的赵充国为统帅出征陇西。宣帝问他：“羌人目前的势力究竟有多大?要带多少兵去?”赵充国说：“百闻不如一见，军事上的事难以遥测，我愿先到金城去，察看情况后才能提出作战方略。羌族虽说是人数较少的民族，但它背叛朝廷，是叛逆行为，注定会失败的，请陛下相信我能担当此任，陛下就不必担忧了。”
赵充国率领一万多骑兵先杀到了金城，准备渡过黄河向北进军，为了防备羌兵在汉军渡河时突然出击，他先派出三个分队趁夜偷渡过河，在对岸建立滩头阵地，以掩护全军过河。第二天全军过河后立即构筑营垒严阵以待，不久，便有一百多个羌族骑兵到汉营附近来寻衅挑战。赵众将领建议出阵迎战，充国传令：“我军远道而来，人马疲惫，敌骑都是轻装精兵，也可能是专门来引诱我们的小股前锋，我们既然大军出征，应以全歼敌军为目的，而不要贪图局部的小胜利。”羌兵见汉军不动，只好扬尘而去。赵充国派人到咽喉要道四望峡侦察，发现那里没有敌人，便领兵连夜穿过四望峡，直插西部都尉府。充国大喜，笑着说：“以此看来羌人不足为虑，如果在四望峡设下数千骑兵，我军岂能到达此地！”
赵充国进驻西部都尉府后，并未立即出战，而是每天设宴摆酒犒劳将士。无论羌兵怎样挑战，汉军都不理睬。先零谋反之初，罕、开部首领靡当儿曾派其弟雕库来见西部都尉，陈述其本不愿反的立场，但恰遇部分罕、开部落的人参与了反叛，西部都尉便将雕库扣留。赵充国到来之后，下令释放雕库，并当面抚慰说：“你本无罪，我放你回去，望你转告各部，速与叛乱者断绝关系，以免自取灭亡。现在天子有诏，对于参与反叛而能投案自首的人，或者协助官军逮捕斩杀叛匪的人，都一律免罪，凡能捕杀一个有罪的大贵族赏钱四十万，中等豪绅十五万，小富豪二万，壮年男子三千。”
这个时候，皇帝调集了各地军队大约6万人，酒泉太守辛武贤向宣帝提议说：“如今边防部队都集中在南边，北边空虚，而且塞外地区苦寒，内地人马很不适应，不如先发制人，在七月上旬出兵，各带一个月的粮草，从张掖、酒泉分路出发，征讨鲜水一带的罕、秆羌人，虽不能消灭羌兵，也能掠夺大量牲畜，俘虏他们的妻儿，然后退兵，伺机出击。这样一来，必能震慑羌虏。”宣帝对辛武贤的意见表示赞同。一面调兵遣将，一面把辛武贤的意见转交赵充国。赵充国提出了反对意见：“辛武贤想轻率地带领一万人马，绕道千里去攻击罕、开是不实际的。如果一匹马驮上三十天的粮食，再加上武器服装，就很难快速前进了。况且，即使汉军辛辛苦苦地赶去了，飘忽不定的羌兵或者逃匿，或者据险扼守，截断汉军的粮道，汉军必然师劳力竭，白白耗费人力、财力。（游牧民族依靠广大的地域所形成的机动优势，尽情展现）而且张掖、酒泉防御匈奴的边防要地，如果一旦匈奴趁虚而入，后果将十分严重。”赵充国从实际情况出发，坚持采取刚柔相济的策略，争取罕、开，孤立先零。
然而皇帝和大臣们并不这么认为，他们认为赵充国现在率领万余骑兵部队在外作战，对于国家的后勤是个沉重的负担，赵充国不趁现在能获取水草之时进攻对方，等到冬天苦寒之时，羌人以牛羊为食，藏在险要的山中，而我方一者不能就地解决一些粮草问题，二者冬天苦寒，士兵不能适应，势必不利。宣帝于是下诏书谴责了赵充国，并任命将领率兵征讨罕、开羌人，而且要求速战速决。
赵充国认为，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力劝宣帝收回成命。他指出：“现在羌人时时准备攻打敦煌和酒泉，我惟恐担心两地的兵力不足以抵挡他们的进攻，现在却要派遣两地的军队去进攻他们，羌人现在兵强马壮，粮草充足，发兵进攻他们不仅会因为实力的差距而战事不利，还会让他们的结盟更为稳固。先零羌起兵为叛是有罪的，罕、开羌并未入侵边境，现在放开有罪的一方，而去讨伐无辜的一方，势必增加一个仇敌。如果先打罕、开，先零必然发兵援助，这样就会坚其约，合其党。他们再迫胁诸小种，附着者稍众，莫须之属不轻得离也。如是，虏兵寝多，诛之用力数倍，臣恐国家忧累繇十年数，不二三岁而已。”这样才勉强说服了皇帝。（兵法上说：兵贵速，不贵久，但是如果只从表面上理解，那么其结果将是，皇帝表面上是追求了速度了，可是实际上却拖延了战争；而赵充国表面上是使战争持续的时间角长，而实际上是却是速战）。
不久，赵充国进兵先零羌占据的地区，先零猝不及防，望风而逃，丢下了所有的辎重物资，争先抢渡湟水。有的将领认为这正是聚歼敌人的大好时机，赵充国回答说：“此穷寇不可迫也，缓之则走不顾，急之则还致死”下令全军不得擅自追击。结果，先零羌淹死数百人、被杀和投降汉军有五百人，尽管主力都安全地渡过了湟水。但是却留下了大量辎重，牛羊十万余头，车四千余辆。随后赵充国又进军到了罕、开地区，严令士兵不准侵扰，部落首领靡当儿到汉军营地说：“汉兵果然笃守信义，不打击我们。”一再表示愿听约束，仍回故地。
赵充国虽然打败了先零羌，但是并没有彻底征服。这时赵充国染病在身，需要休养，由于赵充国正确的战略，羌人投降的人数达到了万人以上，赵充国判断羌人必定会被击败，为了确保边防的安全，他打算实行“屯田之策”，即撤退骑兵，留一万步兵屯田守边。
但是，这一正确的建议又遭到多数朝臣的反对。宣帝派来破羌将军辛武贤，命令他俩合兵一处进攻先零。赵充国再次向皇帝详细阐述了国家、军队和边防的关系。他指出：“就后勤补给而论，现在我的军队，每月需要大量粮草，全靠内地转运，战事一天不解决，劳役就停止不了；就边防而言，目前的紧张局势不仅仅是羌族问题，羌族问题如不从根本上解决，四邻小国还会一个影响一个地发生变乱。而且羌人强悍，不容易在军事上击败，如果采取主动出击的策略，将要调动大量军队，必定会造成其他防线的空虚以及后勤补给的加重，这于整个国家的边防是不利的。他谈到：‘蛮夷习俗虽殊于礼义之国，然其欲避害就利，爱亲戚，畏死亡，一也。今虏亡其美地荐草，愁子寄托远遁，骨肉心离，人有畔志，而明主般师罢兵，万人留田，顺天时，因地利，以待可胜之虏，虽未即伏辜，兵决可期月而望。羌虏瓦解，前后降者万七百余人，及受言去者凡七十辈，此坐支解羌虏之具也。’”与此同时，他提出“班师罢兵，万人留田”的建议，并具体陈述了屯田的十二条好处。
赵充国为坚持屯田之策，秉笔直书，极言利弊，三次上书皇帝。最后汉宣帝终于批准了他的屯田之策。这时，许延寿和辛武贤仍然主张进击羌人，宣帝也予以批准，两策并用，命许、辛和中郎将赵印会师进剿。结果，许延寿收降羌人四千多名，辛武贤斩杀二千，赵印斩杀，收降二千多人，唯有赵充国兵不出营而收降五千多人。于是赵充国又上奏章说：“羌人约有五万军兵，已经斩首七千六百级，投降三万一千二百人，淹于湟水和饥饿而死的也有五六千人，现在逃跑的四千兵马，况且罕羌首领表示，要杀死先零羌的首领杨玉，于是请求回军。当年秋天，先零羌首领杨玉果然被部下杀死，其部属四千多人全部归降汉军。
孙子兵法说：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这是孙子认为的用兵的最高境界，不仅他本人没有实现过，纵观世界军事史，也只有本文的主人公近似的达到这种境界，本人现以探讨和批判的态度来分析这个观点，有不妥之处，还望大虾指点。
首先我们来看赵充国是如何达到其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战略目的的。
第一个条件，是由汉朝与羌人的国力差距，早在赵充国前往平羌之前，他就说：然羌戎小夷，逆天背畔，灭亡不久，愿陛下以属老臣，勿以为忧。在战略的高度，赵充国就认为汉朝是必然会取得胜利的，采用何种军事策略不同的只在于军事力量使用多少的代价。(最重要的客观条件）
第二点，是羌人在军事上的种种失策，如赵充国在通过四望狭后感叹道：“吾知羌虏不能为兵矣。使虏发数千人守杜四望狭中，兵岂得入哉！”需要说明的是，这一点不是赵充国击败羌人本所拥有的客观条件，而是羌人“主动”制造的“势”。
第三点，是羌人内部本身就存在矛盾，不是一个统一的整体，这是羌人的致命伤，在前去平羌前，赵充国就分析道：羌人所以易制者，以其种自有豪，数相攻击，势不一也。这种内部不统一的条件使赵充国后来的分化瓦解策略成为可能。这是重要客观条件之一。
第四点，是赵充国所率领的军队有足够的威慑力量以致能在某种条件下仅仅通过军事机动就能迫使敌人放弃自己的目的。在先零的军事势力受到不小的削弱后，在赵充国率领军队进攻他们的地区时， 他们猝不及防，望风而逃，丢下了大量辎重，从而失去大量的生活必需品，为后来的降伏羌人作了充分的准备。赵充国的万人留田的策略能够起作用也是因为“从今尽三月，虏马赢瘦，必不敢捐其妻子于他种中，远涉河山而来为寇。又见屯田之士精兵万人，终不敢复将其累重还归故地”，赵充国能推测出羌人在整个冬天的力量将持续削弱，已无力反攻，在利弊权衡中，将更倾向投降。
在赵充国整个平羌过程中，实际上的战斗几乎没有，仅在进军先零的营地时出现过“先零羌淹死数百人、被杀和投降汉军有五百人”的极小规模的战斗，后来许延寿和辛武贤以及赵印的战斗并非出自赵充国的本意，而且从整个战果来看，羌人投降的比例高达（31000+4000）/500000=70%，非战斗减员达6000/500000=12%，如果不是许延寿和辛武贤等人力求进攻，赵充国实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可能性是非常之高的。
在克劳塞维茨的经典著作《战争论》中，他提到：有些仁慈的人可能很容易认为,一定会有一种巧妙的方法,不必造成太大的伤亡就能解除敌人的武装或者打垮敌人,并且认为这是军事艺术发展的真正方向。这种看法不管多么美妙,却是一种必须消除的错误思想,因为在象战争这样危险的事情中,从仁慈产生的这种错误思想正是最为有害的。关于这个观点，他的理由是不顾一切、不惜流血地使用暴力的一方,在对方不同样做的时候,就必然会取得优势。这个观点是不是针对孙子的，我一直比较怀疑，如果说克劳塞维茨这个观点是专门针对孙子的全胜思想的，那么首先孙子提出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思想并非仁慈的想法，而是出于消灭敌人，保存自己。战争的残酷与暴力性《孙子兵法》中多处有描叙，我将他列举在全文之后。而且克劳塞维茨认为这种做法不成立的条件是：不顾一切、不惜流血地使用暴力的一方,在对方不同样做的时候,就必然会取得优势。然而这种条件并不是到处都成立的，他显然是高估了敌人的抵抗意志。在平羌中，赵充国就谈到：蛮夷习俗虽殊于礼义之国，然其欲避害就利，爱亲戚，畏死亡，一也。
不仅如此，在《战争论》作者也多少流露出一些不战的思想：
在第一篇第二章：战争中的目的和手段：
但在力量悬殊的情况下，只要估计-下就能衡量出力量的强弱。这时战斗也就不会发生了，力量较弱的一方会立即让步。
既然战斗的目的并不始终都是消灭参加战斗的军队，既然不必经过实际的战斗，只要部署了战斗并通过，由此形成的态势，就往往可以达到战斗的目的，那么这就可以说明，为什么在整个战争中活动很频繁，而实际的战斗却没有起显著的作用。
战史中有数以百计的战例可以证明这一点。至于说在这些战例中有多少是采用这种不流血的方法而作对了，也就是说并不自相矛盾，以及因此而赢得的声誉有哪些是经得起批判的，我们在这里暂且不谈，因为我们只想指出这样的战争过程是可能存在的。
在第二篇第一章军事艺术的区分：
既然行军是战略用来部署战斗(战略的有效要素)的手段，既然在战略上只考虑战斗的结果而不考虑战斗的实际过程，那么，人们在研究中经常见到有人用行军这个手段来替换战斗这个有效要素的情况也就不奇怪了。例如，人们常说决定性的巧妙的行军，指的却是行军所导致的战斗。这种概念的替换是很自然的，表述的简化也是可取的，因此不必加以反对，但这终究只是概念的替换，我们必须记住它原来的意思，否则就会产生错误。
认为战略行动可以不取决于战术结果，就是这样的错误。有人进行了行军和机动，不经战斗就达到了自己的目的，于是得出结论说，有一种不必通过战斗也能战胜敌人的手段。这种错误的全部严重后果，我们在以后才能指出。
第三篇战略概论第一章战略:
如果派遣一支部队去截断逃跑的敌人的退路，而敌人没有战斗就投降了，那么正是我们派去的这支部队准备进行战斗，才使敌人作出了这个决定。
如果我军某部占领了敌人一个没有设防的地区，从而剥夺了敌人作为补充用的大批力量，那么，我军所以能够占有这个地区，只是因为我们派去的部队已经使敌人看到:如果他要夺回这个地区，我军就要同他进行战斗。
在上述两种场合，战斗只是有发生的可能，就已经产生了效果，因而这种可能性就成为实际的东西。假定在这两种场合敌人以优势兵力抗击我军，迫使我军不经过战斗就放弃自己的目的，那么，纵然我们没有达到目的，但我们原定在这里进行的战斗，仍然不是没有效果的，因为它把敌人的兵力吸引来了。即使整个行动是失利的，我们也不能说这个部署，这个可能发生的战斗是没有效果的，只是它的效果同一次失利的战斗的效果相似而已。
由此可见，消灭敌人军队和打垮敌人，只有通过战斗的效果才能实现，不管战斗已实际进行，或者仅仅是作了部署而敌人并未应战。
《孙子兵法》中描写战争的残酷与暴力性的言辞：
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
夫钝兵挫锐，屈力殚货，则诸侯乘其弊而起，虽有智者不能善其后矣。
贫于师者远输，远输则百姓贫；近师者贵卖，贵卖则百姓财竭，财竭则急于丘役。
故知兵之将，民之司命。国家安危之主也。
将不胜其忿而蚁附之，杀士卒三分之一，而城不拔者，此攻之灾也。
无粮食则亡，无委积则亡。故不知诸侯之谋者，不能豫交
吾士无余财，非恶货也；无余命，非恶寿也。令发之日，士卒坐者涕沾襟，偃卧者涕交颐，投之无所往，诸、刿之勇也。
故曰：明主虑之，良将警之，非利不动，非得不用，非危不战。主不可以怒而兴师，将不可以愠而攻战。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上。怒可以复喜，愠可以复说，亡国不可以复存，死者不可以复生。故明主慎之，良将警之。此安国全军之道也。
凡兴师十万，出征千里，百姓之费，公家之奉，日费千金，内外骚动，怠于道路，不得操事者，七十万家。相守数年，以争一日之胜 | 
发表于 2005-11-18 20: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