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法理学、法律哲学的角度论证常路案必败的原因

Interferon

美国理论法学家博登海默在《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一书中指出法律并非正义和公正的代名词，法律维护秩序的价值要远高于维护正义的价值，也就是说法律首要的价值目标是维护现存秩序，在大多数情况下，为了维护秩序，就要以牺牲实体正义价值为前提。私产入宪、新的物权法草案都体现了现有的社会制度对现存秩序的维护，为了维护现存秩序，你的财产是合法收入还是非法所得，哪怕是那些贪官污吏剥削人民的血汗钱，法律也在所不问（没有证据的情况下），一视同仁的加以保护。因为只有维护了现有的秩序和制度，社会发展才有了依托。我们乙肝病毒感染者和HIV感染者、残疾人、大龄人、女性都分别是就业市场的一个个弱势群体，现有的制度不能赋予这些人同所谓的“正常人”相同的国民待遇，否则就会侵犯绝大多数人的利益，破坏正常的生产和生活秩序，更严重的就是会引起社会恐慌。首先，因为现今的社会国民素质非常低下，而且人们普遍没有信仰、缺乏同情心，对于大部分人来说，身边有一个所谓的“乙肝病人”，就会打破这个集体的正常工作和生活秩序。就比如你身边有一个非典患者，你会安心工作吗？其次，乙肝体检业也是一个大蛋糕，如果都知道正常生活是不会传染乙肝的，那也没有哪家单位会强制要求录用员工时检查“二对半”，那这些医疗行业哪会有利可图。试想强制婚检为什么那么难以取消，为什么取消了又重新恢复强制实施？无非是一些利益集团假借“不婚检就会导致生育质量下降”等等借口，不能让到嘴的肥肉丢掉。试想假设法官支持了原告的要求，那就是宣告了乙肝患者可以同正常人一样平等工作，那么强制检查“二对半”还有什么必要呢？再次，从我国的司法制度来说，中国是典型的司法剧场化的国家，法官都是一出戏剧里的角色而已，法官不是生活在真空当中的，法官当真要判行政机关败诉，那是需要很大勇气的。从1990年10月1日《行政诉讼法》开始实施以来，我国共受理“民告官”案91.3万件,平均每年6.8万件,胜诉率为仅为31.28%。对于中国的普通老百姓来说，“冤死不告官”的观念根深蒂固，不是实在忍无可忍，不告官就没法生存的的情况下，相信一般人都不会愿意把政府机关告上法庭。即便是这样，可以说敢于告发“官府”老百姓理由充足的不得了，相信法官也不会轻易支持他们的观点，因为法官也是人，法官的人事权掌握在政法委那，财政权掌握在财政局那里，这年头不可造次啊。总之，如果常路案真的胜诉了的话，就会对各阶层的不同领域的利益集团造成现实的潜在的冲击，是不利于维护秩序的，所以对于十几亿人口的大国来说，牺牲小小的一个常路的利益，无足轻重。

作乐寻欢

有点道理！

ninglion

楼主提到了中国法律取决于利益博弈的现状，谈及了立法腐败。这说明中国大多数知识分子已经成为各种利益集团的代言人，丧失了应尽的社会责任，是披着羊披的狼，是杀人不见血的屠夫。
如果法律不保护基本人权，没有人文关怀，那就是“恶法”。恶法就是非法。也不知道这恶法什么时候，才能清除掉。

ruozhe

法律保护不了穷人

gogoyu123456

看了以后，我好失望，我们的出路在哪里呀，社会太不公平了

榴莲哥

当权利在利益面前对立的时候，无论是什么角色和出发点，总能找到自己要的支持依据，法就是在这些情况下出来的一种规则，统治阶级意志是怎么样的，就怎么样决定了一种意识，赋予对应的社会公德和给予的公权利。

理论上权利是意志自由或个人意志支配的范围，但自由的权利自始没有，也不会有，如果用利益博弈来概论体制与游戏规则，则相对来说是比较幼稚的。

如果说常路案件是利益权利的博弈，就公权利来说，过高了hbv的影响力，至于胜败，应该主要取决与私权利的因素了，而这些权利背后的较量，决定了输赢。

比如：为了个人官位面子形象国税要求胜诉，为了政绩交代政府要求律法的“公正”国税败诉

，现实中看佘详林杀妻案，初始利益方（彼前任当局）为求破案刑讯判死，利益方赢；后佘无辜时现当局为求消除公众影响，利益方要求佘平反，初始利益方输，现双利益方均赢（包括佘与现当局）。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5-11-9 13:47:20编辑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