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抢猖獗 广州人有路不敢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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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 李气虹(广州特派员)
广州市检察院的数据显示，在去年全市1万117件街头犯罪中，“两抢（抢劫、抢夺）一盗（窃）”就占了65%；其中外地人犯罪呈上升之势，高达87%。
中国公安部没有公布可比较大陆各城市“两抢”案件的数据，但从媒体的大量报道看来，在沿海经济发展较快的城市中，人们似乎觉得“广州、深圳的两抢案比上海、杭州等地多”。
广州公安部门宣称，社会治安没有“特别恶化”，每月发案量都差不多；如果公众有治安恶化的感觉，也许与媒体大规模报道有关。
市委：
广州治安总体良好
中共广州市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张桂芳就认为，广州去年立案的刑事案件比前年同一时期下降3.8%，“两抢”案件更同比下降5.4%，所以去年的治安形势“总体良好”。
广州“比较乱”，是因为广东媒体较为开放，并且因为香港就在毗邻，港报“炒作”比较多而给人的印象吗？
经营服装批发生意的广州市民李春林，每天需要大清早去开档。他身上常常带着大数额的货款，但居住的地方治安不算太好、常发生抢劫，因此他绝少用手提包或者背包，而是选用紧紧别在腰间的小包，觉得比较不容易被抢。
他甚至想买一把受管制的刀具来防身。“我也知道这样违犯规定，但眼下的治安实在令人焦虑，不防不行。”
一名警官指出，珠江三角洲地区存在大量的劳动密集型企业，吸引了大批文化素质不高的外地人前来求职，一些找不到工作的人就聚集在“城中村”里，成为社会不稳定因素。
“城中村”是指在中国大城市里已被开发的城区中间，还留下未被开发的平房居民区，因其居住环境差，而被称为“城市中的农村”。广州的城中村数量比上海、北京多，加上至今仍未全面禁止摩托车在市区行驶，被认为是“两抢”得不到控制的关键。
有广州市政协委员就表示：“现在出门两个大问题：堵车，有路难走；双抢，有路不敢走”，“我们要建设和谐社会，但治安不好就非常不和谐”。
“抢劫”和“抢夺”虽是一字之差，惩罚标准却大不同。按之前司法部门的实际判法，飞车抢夺数额不超过人民币500元（100新元），被害人没受伤，嫌疑人被抓获后大多拘留15天；即使抢夺罪成立，最高也不过处以3年以下徒刑。有人认为，如此“宽容”的惩罚措施，一定程度上纵容了劫匪。
为了提高“两抢”的“犯罪成本”，中国最高人民法院修改了对抢夺行为的认定及惩罚措施，将三种抢夺行为视为抢劫罪，同时将抢劫罪的最高刑罚提高到死刑，颇有“乱世用重典”的味道。
去年被抢的何爱华的丈夫方正（化名）赞成对恶性抢劫犯处以死刑。“医生告诉我，歹徒第一刀距离我太太的肺部动脉血管只有0.5毫米，如果被砍中就没救了。以前的匪徒谋财害命，主要是为了求财；现在的犯罪性质变了，一上来什么都不说，就刀刀致命，根本就是先害命、再谋财！”
广州公安部门宣称去年的“两抢”破案率有所提升，但媒体怀疑有许多受害者没报案，而且警察通常不是在现场抓获犯罪，许多嫌犯都因罪证不足而被释放，出来后又再作案。
警力不足
广州和深圳警力人数分别为2万5000人和1万6000人，比起香港警察的3万多人显得单薄；加上派出所基层警员还承担户籍登记的行政工作，工作压力大，士气不高，间接助长“两抢”犯罪猖獗。
受到现实条件的制约，各地公安机关只有在每年春节、劳动节、国庆日，或例如全国人大、政协等重大政治会议召开之前，才动员全市警力对地方治安进行“大扫除”式的重点打击，然后向新闻界提供一连串数据作为宣传“战果”之用。
平心而论，单凭警力不足以改善治安环境。即便司法界从严对“两抢”定罪，如果检察机关不增加人手，也无法提升案件审讯的效率；监狱不扩建收容空间，终将人满为患。
《南方都市报》有一篇评论，探究了广州人对城市治安的“心理底线”，呼吁社会大众共同参与制止犯罪。文章指出，当这条心理底线一再下滑，一次次突破了道德底线，导致“抢劫成本”越来越低，越来越多的人就会不计后果，铤而走险。
案例一：刀砍背抢包
去年10月20日晚上，酒店服务员何爱华下班途经广州天河区棠下达善大街，遭遇3名歹徒抢包。凶狠的歹徒一上前就朝她背部先砍一刀，另一人去抢她的手提袋。何爱华还来不及松手，左手就被歹徒的第二刀砍落在地……
案例二：一刀刺瞎左眼
今年6月28日晚上10时，打工妹郭衍芬在天河区棠下荷光路好友家楼下遭遇抢劫，反抗中被劫匪连捅三刀，其中一刀刺瞎其左眼……
案例三：手动脉被砍断
7月25日早晨7时，一名欧姓女子骑脚踏车经过起义路的广州市公安局门口时，遭两名电单车骑士飞车抢走挎包，左手腕动脉和肌腱还被砍断。她说：“以前觉得这段路应该很安全，想不到会在公安局门前被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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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5-8-28 01: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