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帝政时代,得君之道,是大臣行走仕途务必精通的一门高深的学问,关系到进取和自保。康有为的“得君”之道有四:一是连篇累牍地向皇帝上书,自光绪二十年至二十四年共上书七次;二是不厌其烦地游说、结交权臣,即使遭受冷眼轻慢也毫不在乎;三是结社起会,策动政治风波,如组织京、沪两地“强学会”,搞“公车上书”;四是令弟子充分利用报纸,写文章,造舆论,影响民众观听。这第四招尤其厉害,利用报刊宣传造势,有为深谙其术。清末四川总督刘秉章之子刘体仁分析康、梁的崛起之术时说:“有为虽为新党魁首,而文笔繁冗,实不足以动人,而己未能信也。当时情热能令观听一倾者,厥惟《时务报》,自新会梁启超《变法通议》刊载报首,描写老大帝国致败之由,恰如人心之所欲道,益以同党宣传之力,遂能风行一时,京城内外,几于家有其书,人人争誉其美,遂入其彀中,隐为所动而不知觉。不出半年间,康梁之赫赫声名渐如爝火矣。”
康、梁得宠,使善于揣摩君心的朝臣们大为心动。康、梁的“得君之道”在官场上引发了强烈的示范效应,京城和外省的官员、士子纷纷效仿,向皇帝上书和吁请“变法”成为一种时尚。当“变法”成了朝臣进身的惟一政治资本,成了邀宠的秘诀,它对京城衙门里坐久了冷板凳的低级部曹产生了巨大的诱惑力。王照是个聪明人,有能力,肯钻研,在点翰林之后的四年时间里,兢兢业业地做事,他和徐世昌一起办过“八旗奉直第一号小学堂”,当时办学依例须向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立案,他在呈文中写道:“名为第一号,以后尽力推广二号三号以至十百千号”。他对汉字注音很感兴趣,一直在研究可以拼写汉字的“官话合声字母”,取得了重大成就。如果他心性沉静,随缘安分,能够不为纷乱的时局所动的话,依他的才学,本可以成为一个贤臣、一个教育家、一个语言学家。但他正值盛年,恃才待举,适逢光绪帝变法心切,求贤若渴,眼看一批年轻新锐脱颖而出,他在礼部衙门里愈发坐不住,脑袋持续升温,对升迁的渴望和对“变法”的投入使他难以冷静下来判断政治形势,沉默了两个月之后,再也耐不住寂寞,纵身投入了本已白热化了的帝、后两党明争暗斗的激流中,旋即没顶。 慈禧一方面支持新政,一方面通过人事安排,未雨绸缪,稳定政局,然而在康有为等人影响下,光绪帝开始有意减少与太后在一起的时间,对慈禧太后不再事事请训,刚愎自用的举措越来越多 光绪帝亲政十年,内政外交,一无建树。甲午战败,马关签约,割地赔款,几近亡国。慈禧太后还政之后,碍于祖宗家法,她并不愿过多插手政事,只在暗中调控,时而放权,时而揽权,给了光绪帝足够大的权力空间。如果光绪帝的政绩再好一些,驾驭朝臣的手段再圆熟一些,控制政局的能力再高超一些,依太后的岁数,她不会再走上前台。慈禧太后对于“变法”的态度,时人普遍认为:“推之太后之心,未必不愿皇上能励精图治也,未必不愿天下财富民强也,至法当变不当变,未必有成见在胸也。”(苏继祖:《清廷戊戌朝变记》)此论不失厚道。恭亲王在世时,声威昭著,他在调和两宫、平衡君臣矛盾方面发挥了很大的作用,鼎力支撑着将倾的大厦。在光绪帝诏定国是的前十三天,四月初十,恭亲王病逝,清廷失去一位老成谋国的重臣。“王明于政治,大臣多从夙望,群小不得妄进,德宗亦有所惮,王在,莫敢为戊戌政变之事。”(魏元旷:《魏氏全书·光宣佥载》)恭亲王一去,两宫之间、朝臣之间失去了一位德高望重的调和者,政局急剧动荡,终致失控。 经过十年惨淡经营,光绪帝受尽了失败的屈辱。他心里憋着一股怨气,发奋重整乾坤,强国富民。当他从奏摺、报刊、朝臣那里知道了康、梁的“变法”之道,犹如一个濒死的病人,突遇神医,立刻被康有为开出的拯救大清的灵丹妙药所迷惑,一股脑尽数吞下,立盼起死回生。一八九八年四月二十三日,光绪帝“诏定国是”。四月二十六日,光绪帝第一次(百日维新期间)赴颐和园诣慈禧太后,请安驻跸,在园中住了两天。帝、后这次见面,决定了几件对今后政局的发展至关重要的人事安排: 一、协办大学士户部尚书翁同龢开缺回籍; 二、调离直隶总督王文韶,以荣禄暂署直隶总督; 三、谕“嗣后在廷臣工如蒙赏加品级及被授文武一品暨满汉侍郎,均须具摺诣太后前谢恩,各省将军、都统、督抚、提督等官亦同”; 四、刑部尚书崇礼署步军统领(同日,光绪帝召见康有为,即命康有为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上行走,并许其专摺奏事)。 仅隔五天,五月初四,光绪帝二赴颐和园诣慈禧太后,这次他在园中住了五天,又作了四项重要的人事安排: 一、授荣禄为文渊阁大学士、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 二、授吏部尚书孙家鼐为协办大学士; 三、以王文韶为户部尚书在军机大臣上行走,并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 四、派怀塔布(礼部尚书)管理圆明园八旗官兵、包衣在旗官兵并鸟枪营事务;刚毅管理健锐营事务、补授那彦图为阅兵大臣。 以后每隔几日,光绪帝就去一次颐和园,少则住两三天,多则住五六天,从“诏定国是”至八月初六太后再次“训政”的一百零三天里,光绪帝一共去了十二次颐和园,在园中住了四十四天,其间许多重大人事任免的“上谕”和召见大臣,都是光绪帝在颐和园里作出的,也可以说是与慈禧太后事先商定的。慈禧太后并未干涉光绪帝实施新政,她只是对光绪帝做事急进浮躁不放心,担心他用人不当,激化朝臣之间的矛盾,导致政局失控,因此,她一方面谨慎地支持新政,一方面通过人事安排,未雨绸缪,稳定政局。她执政多年,有着敏锐的政治嗅觉,颐和园中发出的每条上谕她肯定都要过目,朝野发生的大小事件也都有人向她报告,风吹草动,事无巨细,都会引起她的反应。 进入七月以后,在康有为等激进人物的影响下,光绪帝开始有意减少与太后在一起的时间,增加在宫中独立处理朝政的时间,他对慈禧太后不再事事请训,刚愎自用的举措愈来愈多,尤其是在受到他人挑唆的时候,会在感情冲动下作出轻率的决定。从上谕发布的时间上可以看出,这些决定,是在宫里仓促作出的,事先未与慈禧太后商议。七月初八、七月十二日第八、第九次诣太后,都是头一天去颐和园,第二天还宫。七月初十,光绪帝严旨切责两江总督刘坤一、两广总督谭钟麟因循玩懈,不肯力行新法;十一日,谕各督抚凡交查各件,皆须迅速具奏,不得延玩;谕告诸臣除去蒙蔽锢习,不得无故请假,议奏事件不许延搁;七月十四日,诏裁詹事府、通政司、光禄寺、鸿胪寺、太仆寺、大理寺等衙门,外省裁撤湖北、广东、云南三省巡抚及东河总督、粮道、盐道等职,其余京外应裁文武各缺及归并事宜,命大学士、六部及各省将军督抚分别详议,切实办理;七月十九日,礼部尚书怀塔布、许应马癸等六人,以阻格主事王照条陈事务罪革职;七月二十日,赏谭嗣同、杨锐、刘光第、林旭四人四品卿衔,在军机章京上行走,参与新政事宜。在这十天时间里,光绪帝发布的一连串上谕,全是针对“后党”,而且动作太大,激起了强烈反弹,一时壁垒分明,朝臣决裂,再难转圜。其中,王照参倒礼部六堂官一事成了“变法”失败的导火线。 脑袋持续升温的王照纵身投入了帝后两党的明争暗斗,他先是攻击后党,竟一举参倒了礼部六堂官,在有清一代的官场上实属罕见 王照的奏摺写于六月下旬。按清代官制,六品官没有直接上书的资格,须由尚书“代递”。王照这道摺子有三部分内容。开头畅谈国势之危和士大夫的短见,以论证变法的紧迫性,当时上书变法者多有此论,虽属老生常谈,但也有独到见识之处,如“甲午以前,我国之力已不足立于群雄之间,所以暂容作大者,赖群雄适互嫉耳。自俄路东指,英人束手,日人乃急发难,我国既受大挫,而大臣不悟,反欲倚俄,益致列国生心。自去冬以来,环迭进攫,未尝歇手。夫西人虽在攻战之际,亦盘敦从容,况对于我国,已无须攻战,而诸大臣则以为目无烽燧,耳无鼓鼙,前此小有损失事已过矣,乐得貌为镇定,谓改旧章为伤元气,谓倡新政为启乱萌,以空谈正学术为纯臣,以大言轻外敌为良将,狂瞽之论,不知纪极。今到处乱民滋事,无不托言杀鬼子者,士大夫反称之为义民……”王照在“义和团”爆发两年前就预感到灾难临头,的确有先见之明。第二部分谈教育,提议设“教部”以释众疑,“以西人敬教之法,遵我孔子之教,以西人劝学之法,兴我中国之学”,达到“道可卫而学可兴”的目的,用现在的眼光来看,甚是迂腐。如果王照的奏摺只有这两部分内容,礼部堂官不会将其“搁置月余”,这道摺子被搁置是因为第三部分内容———“请皇上奉皇太后圣驾巡幸中外”。 请皇上、皇太后出访外国,不但有背大清祖制,无例可循,在礼仪、交通、保卫等技术上也无从操作,尤其是在刚发生过李鸿章出使日本遇刺之后,难保皇上、太后出访的绝对安全,在这种情势下,作为礼部堂官,仅凭脑子发热就递上这道奏摺,或者引起帝、后不快,或者引起帝、后分歧,即便同时能被帝、后采纳,“巡幸中外”时安全上若出了问题,礼部尚书是要掉脑袋的,谁敢担此风险?权衡再三,他们压下了王照的奏摺。王照生性倔强,是个做事认真的人,但也是个缺少政治经验的书生,他看不出奏摺被搁置本身就说明上司对他不满,也是怕他惹麻烦,反告上司“因循玩懈”,对皇上要求督抚京官“凡交查各件,皆须迅速具奏,不得延玩”的旨意阳奉阴违。王照不顾官场礼仪,面诘礼部尚书许应马癸阻挠新政,许应马癸恼羞成怒,亦具摺劾奏王照。无奈许应马癸的运气太坏,就在两个月前,御史宋伯鲁、杨深秀以“守旧迂谬,阻挠新政”已经参过他一本,这一回,光绪帝新账旧账一起算,七月十六日谕旨对其严辞切责:“朝廷广开言路,本期明目达聪,迩言必察,前经降旨,部院司员,有条陈事件者,由各堂官代奏,毋得拘牵忌讳,稍有阻格,诚以是非得失,朕心自有权衡,无烦该堂官鳃鳃过虑也。若如该尚书等所奏,辄以语多偏激,抑不上闻,即系狃于积习,臻成壅蔽之一端,岂于前奉谕旨,毫无体会耶?怀塔布等,均著交部议处,此后各衙门司员等,条陈事件,呈请堂官代递,即由各该堂官,原封呈进,毋庸拆看,王照原呈,著留览。”七月十九日,又下了一道朱谕:“吏部奏,遵议礼部尚书怀塔布等处分一摺,朕近来屡次降旨,戒谕群臣,令其破除积习,共矢公忠,并以部院司员及士民,有上书言事者,均不得稍有阻格,原期明目达聪,不妨刍荛兼采,并藉此可觇中国人之才识。各部院大臣,均宜共体朕心,遵照办理,乃不料礼部尚书怀塔布等,竟敢首先抗违,藉口于献可替否,将该部主事王照条陈,一再驳斥,经该主事面斥其显违谕旨,始不得已勉强代奏,似此故为抑格,岂以朕之谕旨为不足遵耶?若不予以严惩,无以儆戒将来。”将礼部尚书怀塔布、许应马癸及左右侍郎六人即行革职。“至该主事王照,不畏强御,勇猛可嘉,著赏给三品顶戴,以四品京堂候补,用昭激劝,特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