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普通中国人的家族史（1850～2004年）--长篇转贴

阿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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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普通中国人的家族史（1850～200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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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雅科夫·伊万诺维奇·布尔什维科夫

　　　　　　　　　　　　　　　　　　前叙·一

　　周末去看望病中的父亲。在与癌症进行了长达三年多的斗争、经历了将近二十次化疗的痛苦后，父亲已经变得异常衰老与孱弱了。看到这位躺在床上的疲惫地向我微笑着的，面色苍白而憔悴的老人，我突然感到一种异常的心痛——我实在难以接受、难以相信、难以面对为我从小遮风挡雨、让我体会到威严、慈爱与力量的父亲竟然已经如此苍老。尽管浑身病痛，父亲仍然坚持着跟儿子谈了三个多小时，回顾着他走过的这一辈子。末了，父亲向儿子轻轻地感叹道：“我多么希望，能够有人把我这一生都写下来呀。”

　　做父亲的并不知道，他的儿子，我，早在三年以前就着手写我的父亲——这个普通中国人的一生了。这三年以来，我点点滴滴地向我的父亲母亲询问着他们这一代人的亲身经历的风风雨雨、他们的切身感触和所见所闻，想把我们这个普通中国家庭的历史整理下来，献给读者。也许，我的看问题的角度未必站得很高，目光也未必远大，但我可以保证一点：那就是我的体会是真实的。

　　我清楚地知道，父亲的生命之火已如风中之烛。总有一天，无论我们做出何种努力，都不会挽留住父亲离去的脚步。我真愿意用自己的十年生命为父亲再换取十年的生命。但是，这不可能做到。我唯一所能够为父亲做的，就是忍住我悲伤的泪水，完成父亲的夙愿，把父亲这一生，把我们这个普通中国家庭经历的一切，原原本本地写出来呈现给世人。

　　　　　　　　　　　　　　　　　　前叙·二

　　二○○○年，我根据父亲和母亲在闲谈中的回忆，写下了一篇大约四万多字的《一个普通中国人的家族史（1850-2000）》在网络上发表，当时引起了一些小小的轰动。后来的几年里，我在他们不断的回忆中增加着内容，修改着谬误。当时我初涉网络创作，一些观点未免有不成熟之处；而一些事实由于年代久远，父母的叙述也有一些不准确的地方。因此，本着对事实负责的精神，同时也为更清晰地反映我本人思想现状，我对该文进行了不少修改：改掉一些记叙不准确的之处，增添一些新回忆起的史实，修改一些现在我认为过时或偏激的结论。

　　这是一部以白描的手法反映一个普通的中国工人家庭的遭遇、命运的文章。文中所叙述的事件，都是我的父母、我本人在生活中遇到和听到的；间或穿插一些我本人对一些事件的看法和评论。对于这些看法和评论，我并不强求读者和我的意见一致，我只希望读者能够以平静的心态来看待我们这个普通家庭在150年里所走过道路，进而从我们这个国家和民族多灾多难历史中，得到一些启发，以建设性的心态看待我们的国家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无论如何，我们今天的宽容和建设，将会给我们的子孙带来福祉；而我们今天的狭隘和破坏，将会给明天带来灾祸。我衷心希望我国人民的命运能够在我们这一代被扭转——成为一个宽容、法治、民主、自由、公正、文明和彼此友爱的正常国家的公民，而不再在那充斥着彼此仇恨、奴役、狭隘、愚昧和暴戾的铁屋中苟且偷生。

　　这一切取决于我们这一代人的努力。


　　　　　　　　　　　　　　　　　　　自 序

　　一九七二年的五月九日子夜，在中国北方一家铁路工人医院破旧的产房中，一个男婴的嗷嗷啼哭打破了深夜的宁静。对于这个男婴的降生，他的父亲可以说是喜忧交加：喜的是，自己在接近不惑之年终于有了自己的第一个儿子；忧的是，今后家里又添了一张吃“高价粮”的嘴。因为，男婴的母亲是农村户口，按照当时的规矩，她生下的子女都应当是农村户口，因此就没有口粮供应，得不到那张令六亿农民所羡慕得“红本本”。按照这个规矩，她本人、她的女儿，还有这个刚刚生下的儿子，都将不得不吃比供应价格高几倍的“议价粮”。虽然当时一斤“议价粮”只售二毛九分钱，但对于这个只有一个人有工作、每月收入只有几十块钱的铁路工人家庭来说，三张嘴怎么养活不啻是个通天的问题。

　　而这个男婴的母亲却没有想到这些发愁的事情，她只为儿子的出生感到高兴。尽管食不果腹，但她坚信儿子的降生会给这个贫穷的家庭带来好运气，她的心中充满希望。是啊，人活着，只要充满希望，生活就会有意义。

　　这个男婴就是我。我的幼年时代，中国正处在那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后期，由于当时年纪太小，记事不多，那场全民族的浩劫在政治上给我留下的记忆就只有毛泽东的逝世和粉碎“四人帮”。

　　从记事开始，我所领略到的就只有饥饿与贫穷。后来，伴随着改革开放，我们家和千千万万普通中国人的家庭一样渐渐地富裕起来，能吃饱了，能穿暖了，住上了属于自己的房子，接受了高等教育。可以说，我的家庭是改革开放的受益者之一。我的家庭凭着诚实劳动，从贫穷走向富裕，从愚昧走向聪明，在为自己增加财富的同时，也在建设我们的国家、我们的生活。我所要讲述的故事，是我们这个典型而普通中国家族的故事。我们这个家族的历史，也是100多年来中国风云激荡、变化无常的近现代史的一个组成部分。

　　　　　　　　　　　　　　　　　　　第一章 严 冬

　　　　　　　　　　　　　　　　　　　一、家庭的由来

　　我拥有一个非常奇怪、非常少见的姓氏——中国的“国”。从小到大，总有不少少见多怪的人向我发出这种疑问——“姓国？还有这个姓？少数民族吧？”偶尔，还有一些自作聪明的热心人在抄写我的姓名时帮我改正成姓“周”、“匡”。记得中考时，就有人把我弄成了姓“周”的，害得我解释了好半天才进得考场。

　　根据老一辈人的回忆，我们家的祖籍是山东省兖州一带，大约于十九世纪下半叶迁到河南。有据可考的祖先是我的高祖父。我的高祖父本是一个读书人，因为不满于满清的腐败统治，和他的族兄国保善、国乃功一起于清咸丰年间参加了捻军起义，转战于山东、河南、陕西等省。据1960年出版的《确山县志·咸丰、同治年间乡团死亡姓名》一节中的记载：“严明选，59岁……于同治元年闰八月二十三日，在驻马店与捻军国保善部作战，被杀……张义和，47岁……咸丰十年五月二十日，在大石桥与捻军国乃功部作战，被杀……史占魁，32岁……同治元年正月十六日，在吴寨河与捻军国保善作战，被杀。”——这就是我的祖先们在历史上留下的淡淡痕迹。相同的痕迹也许在他们所转战过的许多地方中还有，可惜我无法一一考证了。

　　捻军的起义具有很强的流寇性质，几十万人马在山东、河南、河北等省的平原上奔驰，没有建立稳定的根据地。同时，这种旧式的农民起义没有一个吸引人的纲领，也难以长期得到人民的支持的。因此，在清政府的绞杀下，捻军起义最终归于失败。同治四年（1865年），高祖父和他的族兄国保善一同兵败被俘，随即被清政府处以凌迟大刑，同时全家上百口人被株连处死。唯一漏网的，是尚在襁褓中的我的曾祖父。当清军去抄家时，家里的一对仆人夫妇谎称这是他们的孩子，于是曾祖父的性命得以保全。

　　为了防止以后有人告密危及曾祖父的性命，那一对忠义的仆人夫妻，用扁担挑着尚在襁褓中的曾祖父，步行百里，一路上千辛万苦、风餐露宿从老家亡命到了河南省确山县。到了确山后不久，他们用逃命时随身所带的我们家的细软，在当地购置了几亩薄田，惨淡经营并悉心照料我的曾祖父直至他长大成人。后来，那位仆人被我的曾祖拜为“义父”，进了族谱，被当作祖先一样供后人祭拜。

　　我的曾祖父一生平平度过，并没有做出什么大业绩来。年轻时，靠着家里的几亩地务农。但他却有着异常的求知欲，非常刻苦地读书但又不去考取功名，后来在村子里做了一名私塾先生。这样，这个家庭又成为封建社会的“模范家庭”——耕读之家。

　　　　　　　　　　　　　　　　　　　二、废除科举

　　我的祖父名国仲颖，字异公，约出生于十九世纪八十年代。曾祖父对祖父要求异常严格——作为私塾先生，假如别的学生功课不好，曾祖父就会用抓起他的手，用铁戒尺打上几下；假如是祖父功课不好，则将祖父的手按在桌子上，狠狠地打。就这样，祖父在曾祖父的严厉管教下自幼寒窗苦读，学得满腹经纶，又写得一手好字，二十岁时就中了拔贡。然而，正当他踌躇满志、准备金榜题名之时，1905年，清庭发布上谕：“从丙年（1906）起，所有宫试、乡试、会试一律停止”，史称“光绪废科举”。

　　“光绪废科举”宣告了延续一千多年的中国科举制度寿终正寝。从富国强兵、改变教育落后的角度出发，废除科举无疑是具有极大进步意义的。然而，对于那些自幼熟读《四书》、《五经》的旧式读书人来说，考取功名是自己的唯一出路，废除了科举就是断了他们的前途。噩耗传来，天下读书人莫不如晴天霹雳、捶胸顿足。因此当时读书人投河、上吊的事情很多。我的祖父当时也异常苦闷，几次企图自杀，但幸好都被家人及时救起。

　　经过一段时间的闭门思考和别人的劝导，祖父也逐渐想开了。后来他到河南南阳府谋了一个差事，大约是八品左右的小吏，还有官服和顶戴花翎。满清灭亡后他仍然保留着这身穿戴，后来被老家的亲戚们一直保存着，每当逢年过节扭秧歌时候就借出来穿穿。到“文化大革命”初期，作为“四旧”给烧掉了。

阿爽

三、革命与混乱

　　1911年10月10日，武昌革命党人发动了起义，随即全国发生革命，各省宣告脱离清政府统治独立，腐败无能、千疮百孔的满清贵族统治随即土崩瓦解。1912年元旦，清帝退位。在经历了上层精英和知识分子们短暂的对“共和”的喜悦之后，接踵而来的就是被鲁迅先生形容为“城头变换大王旗”的袁世凯窃国、张勋复辟和军阀混战时代。辛亥革命的失败如同满清政府的灭亡一样不可避免，因为在那个时代，来自于西方的“共和”与“民主”观念并没有根植于普通中国民众的头脑中。无论几个留过洋的爱国者们如何满腔热血，在两千年亚细亚专制主义文化积淀影响下的亿万民众根本还不了解“共和”为何物的时候，“共和与宪政”必然难以获得普通民众的认可和支持。而掌握着实权、“咸与维新”的原清政府官僚袁世凯，更是成天梦想着做皇帝。

　　时局的混乱，加上曾祖父染病去世，使得祖父回家闲赋、务农了几年，一是为了守孝，二是开始重新思考个人的出路。三年服丧期满以后，祖父开始感觉到自己以前学的旧式知识已经不能再为己所用了，索性弃文投军，考上了北京的高等警察专科学堂。

　　　　　　　　　　　　　　　　　　　四、冯玉祥麾下

　　在祖父毕业前后，恰逢一九二二年直奉战争以后，冯玉祥出任河南督军。冯在河南时颁布了《治豫大纲》，实行了一些进步措施，如：惩办贪官，提倡节俭，改良社会风尚，禁绝封建陋习，兴办学校等等。这些措施为河南百姓所称道，也吸引了祖父的注意。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祖父认为冯玉祥是一个可以救民于水火的革命军人，对冯产生了敬仰之心，于是从学校一毕业就投奔到冯玉祥的麾下。

　　祖父在政治上还是有些抱负的，加上他文笔很好，字也漂亮，于是很得冯玉祥的赏识。在与冯玉祥深谈了一个晚上之后祖父便被委以重任，并且很快就跃升为冯玉祥的幕僚之一。1926年9月16日，冯玉祥在五原誓师加入国民军，被推举为国民联军总司令。几经征讨，于1927年6月与武汉国民政府北伐军会师于郑州。郑州会师之后冯玉祥掌握了豫、陕、甘三省党、政、军大权，并成立了以冯玉祥为主席的开封政治分会，祖父也随之迈入国民政府。其间伴随着冯玉祥的几次上台与下野，几经仕宦沉浮，曾任开封市警备司令、河南省民政厅长、河南省视察委员会主任等职务。

　　大约在此前后，祖父离婚又娶了。祖父的原配夫人姓袁，在生育了两个女孩之后就不再生育了。按照当时人们的观点，“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因此没有儿子对于旧时代的人们来说是一件非常对不起祖宗的事情。但是，祖父也受到“一夫一妻”的新观念影响，也不想像当时达官贵人那样讨几房姨太太。因此，尽管与原配夫人感情不错，但祖父在矛盾的煎熬中只好选择了离婚。通过媒人介绍，他娶了一名来自豫东的贫苦农民家的女儿，也就是我的祖母。人长得也不怎么漂亮，但小祖父二十多岁。祖母过门才一年，就生下了大伯——已过不惑之年的祖父如获至宝，加上又大祖母二十多岁，从此非常宠着祖母，使她养成了非常骄横跋扈的性格。祖父和原配离婚后，仍然养活着她们母女三口，后来祖父去世后，在祖母的阻挠下，她们和我们家庭失去了联系。

　　中华民国时代各个省的民政厅与当代的民政厅的概念有很大不同：它囊括人事、民政、监察、治安大权，相当于现在四、五个厅。当时一个河南省政府下只有四厅一部：建设厅、民政厅、教育厅、财政厅，以及一个警备司令部。省政府机关也没有如今这么庞大，一个大院就把省政府几乎所有的部门都装下了。当时的国民政府官员，也没有什么“级别”可言，官员在任上，马上就有俸禄；一旦免职，马上就停发薪水；不象今天的官员，明明什么都不管，还要享受个什么待遇。至于冯玉祥本人，我的父亲当时还小，因而不记得长相；我的大伯倒是记得，因为每个周末到省政府机关澡堂洗澡时候，经常能碰到冯，因为大伯小时长得虎头虎脑的，冯还很喜欢逗他玩。

　　不过，冯玉祥作为一介武夫，尽管有爱国之心，但执政措施却有不少不妥之处。三十年代初期，蒋介石提倡“新生活运动”，冯玉祥在河南大力推广时渐渐变了味道，例如：下命令禁止过春节，只能过元旦。可是老百姓过了几千年的春节却不是一纸文件所能禁止的，因此大家都偷着过。于是乎，冯玉祥派出大兵到处站岗监视，看到谁家贴对子就撕、看到谁家包饺子就踹，弄得鸡犬不宁。可是小孩子不管这些，总是在没大兵的地方偷偷放炮。鞭炮一响，冯玉祥的大兵就端着枪急急忙忙地追过去，等一到地方，人早就没影了。每当过年，开封城里的鞭炮声就此起彼伏，满街跑的都是大兵。

　　虽然祖父官位颇高，但他对人还算平和，特别是对老百姓倒是没有一点架子。曾经有一次，祖父带着随从从一家门口走过，恰好那家主妇出来泼洗菜水，人在门里，脏水恰好泼了祖父一身。那妇女吓坏了，祖父的随从也立即掏出家伙，却被祖父按下了。祖父自己掸了掸身上的菜叶子，一边嘟囔了一句：“也不看看……”

　　祖父在省政府任职以后，当时月俸就300大洋，三个月以后升为350大洋。由于薪水较高，很快就在开封城内买了一处四合院；随着职务的升迁，又在省政府对门购置了一处比较大的院落。这个院落有前后有两个四合院，正房是老式的楼房。同时，用积攒来的俸禄陆陆续续在确山老家购置了不少田地，总计大约有600多亩。作为主管全省官吏任免、政绩考核、监察的官员，祖父自然有不少门生。其实不少人都是跑官、要官来的，到家里来的时候都自称“学生”，称呼祖父为“老师”，家中总是门庭若市。既是跑官要官，那就免不了送礼收礼，父亲记忆中祖父有一件全部用狐狸腋下毛皮拼成的裘皮大衣（成语“集腋成裘”就是这个意思），还有高达二、三尺的珊瑚。很显然，这些东西都是搜刮来的民脂民膏，作为后来人的我没有必要隐瞒这些，尽管他是我的祖父。但是另一方面，祖父一生为人还算比较正直，做过一些好事，为此当地民众还曾经赠送他一把“万民伞”；受冯玉祥影响，祖父比较亲近进步人士，即使冯玉祥下野以后也是如此。因此祖父身上没有血债，解放后也没有被清算。

　　　　　　　　　　　　　　　　　　　五、杨靖宇和徐子荣

　　著名抗日将领杨靖宇将军原名马尚德，是和祖父故乡不远的确山县李湾村人。马尚德与祖父有亲戚关系，二人以叔侄相称。马尚德生得浓眉大眼，人品非常正直，祖父也很喜欢他。民国十六年（1927年），马尚德领导了著名的豫南农民暴动，一度攻占了确山县城。在暴动被镇压下去之后，马尚德化名张冠一，躲到了河南信阳地区。在信阳待了一段时间以后觉得不安全，于是北上到了开封，住进了我的祖父家里。由于祖父是国民政府官员，因此住在那里是比较安全的。当时，马尚德和他的战友徐子荣（解放后任公安部副部长，1968年因被迫害被逼自杀）以河南大学学生身份为掩护，以祖父家为据点，继续从事革命活动。当然，祖父一开始并不知道这一点。

　　后来，马尚德和徐子荣可能是接到了上级指示，准备转移。临别那天，马尚德想跟祖父告别，凑巧那天省政府有什么重要的事情，祖父迟迟没有回来。马尚德等了很久，始终不见祖父回来，于是对祖母说：“表婶，俺表叔看来一时回不来了，可我还得走，有件事想您帮忙办一下，能不能借我一些钱？”祖母二话没说就按要求把钱给了马尚德。临走，马尚德跟祖母说：“表婶，我给表叔留了一张条子在烛台下，回来交给他。”之后，他和徐子荣的身影就消失在夜幕中。

　　晚上祖父很晚才回来，祖母将马尚德辞行的事情跟祖父讲了一遍。祖父看了条子后一言不发就把条子烧毁了。吃饭时，不识字的祖母问祖父：“马尚德的条子上写了啥？”祖父让佣人出去后，说了一句：“马尚德这孩子，参加了共产党……”

　　“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这一次别离成了生离死别。1940年2月，杨靖宇将军血洒白山黑水，在黑龙江朦江县牺牲，时年仅35岁。由于音信不通，虽然大家都知道有个大名鼎鼎的抗日英雄杨靖宇，但谁也没想到他就是马尚德。马尚德还有一个弟弟叫马令德，大约在土改前后去世，办丧事的时候我的父亲还回去了的。

　　谈到杨靖宇的家庭出身，现在多数材料都泛泛说他“出身于贫苦农民家庭”，这是不准确的。马尚德家庭是个有着几十亩地的小地主，他的儿子马从云在土改初期也被划做“地主分子”。幸运的是，随后不久确认了杨靖宇就是马尚德，因此其地主出身也就没人提起了。文革期间，我的父亲曾经看过一本描写杨靖宇的连环画，里面说：杨靖宇出身贫农，小时侯他父亲为了少交租子让他给地主老财送点心，小杨靖宇心想：凭什么给地主老财送？于是他把点心分给了村子里的贫苦孩子。当时父亲就明白，写这本连环画的人要么完全不了解杨靖宇，要么就是蓄意胡说八道。

　　开封解放后，曾和杨靖宇一同住在祖父家的徐子荣曾经又回来找我们家，但当时祖父已经去世，祖母带着几个孩子躲避战祸回到了确山老家，因此他没有找到。等从确山老家回去时，邻居告诉祖母：一个八路军的大官骑着马、带着几个警卫员来找过你们。祖母想了想，没想起是谁来，因为毕竟隔了二十多年没通音讯，那时杨靖宇和徐子荣他们还都是小伙子。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为徐子荣平反时，才得知当年正是他。后来，重新召开杨靖宇将军追悼会，由于祖父已经过世，祖母就作为杨靖宇亲属之一参加。祖母告诉我说，由于经过防腐处理，追悼会时杨靖宇将军的头颅尚保存完好，面目栩栩如生。

　　　　　　　　　　　　　　　　　　　六、捕杀韩复渠

　　实际上，1927～1936年的这十年是我国历史上，特别是中华民国历史上发展比较稳定的十年，国民党称这十年为“黄金的十年”。是不是“黄金”姑且不论，但当时中国确实出现了比较好的势头，表现在：北伐战争推翻了北洋军阀政府的统治，中原大战结束和东北易帜实现了中国形式上的统一，而且在中央政府不断“削藩”的政策下，统一日益巩固；在西方大萧条的情况下经济仍然取得了很大发展，工、农业产值均在1936年达到最高峰；钱塘江大桥等一批重点建设项目相继竣工；随着新生活运动的开展，渐渐地革除了一些封建陋习，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人们的精神面貌，等等。

　　然而，这一切被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战争打断了。1937年芦沟桥事变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装备低劣、指挥不力的国民政府军队在日寇的进攻下节节败退。1937年底，冯玉祥旧部、山东省政府主席韩复渠为了保存实力，竟然拒绝执行军事命令，在日寇进攻下不战而退，把山东拱手让给了日本人，从而使具有战略意义的中原腹地完全暴露于日寇炮口下，也使河南境内的几十万国民政府军队陷入被日寇合围的困境。

　　蒋介石对韩复渠的表现本来就甚为震怒，此时，又得到军统两个足以置韩于死地的消息，一是说韩与日寇秘密谈判，企图“独立”，出任汉奸政权主席；二是韩与另一军阀（名字父亲回忆不起来了，我推测当是石友三）密谋，打算拥兵反蒋。于是，蒋决心解决韩复渠的“汉奸”问题。1938年初，蒋介石抵达开封，在河南省政府内召开军事会议，会前做了精密布置，诱捕了韩复渠，不久又将其拉到郑州碧沙岗处决。祖父与韩复渠虽同属冯玉祥旧部，但对韩这种只顾保存实力、不顾民族大义的做法也深为非常不齿。

　　不过，捕杀韩复渠的打算也不是祖父这一级的官员事先所能知晓的。据祖母回忆，那阵子祖父经常彻夜不归，逮捕韩复渠当晚，祖父回到家来小声对祖母说：“韩复渠被老蒋抓起来啦，看样子要被毙掉……”在捕杀韩复渠的过程中，时任开封警备司令的祖父自然也深深卷入了整个事件的谋划与准备工作。他的任务主要是：第一，负责蒋的安全，当时时局混乱，当地保不准有日本特务，万一出了差错，那就脑袋不保；第二，配合蒋介石的卫队解决韩复渠的私人精锐卫队——手枪旅。当时韩复渠手枪旅是一支训练有素、工夫不凡的队伍，韩来开封开会时，带了整整两个车厢的手枪旅队伍。但火车一进开封车站，就有军官上车来宣布，各将领的卫队一律留驻城外。韩没有料到他与日本人秘密勾结的消息已被蒋获悉，于是疏忽了，单独进城，自投罗网。韩一走不久，群龙无首的手枪旅就被缴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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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花园口决堤

　　山东陷落后，开封已不保，河南省政府随即西迁，在郑州小驻后又迁往南阳。在此前后，国民政府在徐州一带与日本军队进行了一次会战，虽然取得了台儿庄大捷，但整体来说，国民政府军队处于来自江苏、山东两个方向的日军南北夹击的不利局面。国民政府军队与日军激战数月，早已筋疲力尽，只有放弃徐州，退回到豫东、皖北休整。特别是1938年5月，日军一部从黄河北岸偷渡黄河成功，之后沿陇海铁路迅速西进，于6月初攻陷开封，接着跟踪西进，抵达距离郑州不足百里的地方。郑州是陇海、平汉铁路的交汇处，北扼黄河天险，郑州一失，不但阻断各个战区间的铁路交通，而且将会导致西安、武汉无险可守的严重局面。而此时在河南境内的国民党主力部队多为徐州战场撤下的疲兵，尚未得到休整，已无力再战。为了阻止日军侵犯中原，国民政府在郑州花园口决开黄河大堤。

　　单从军事层面来讲，决开黄河大堤是具有很大作用的：首先，它形成了新的黄河河道，形成了新的天险，从而阻止了日军的西进，使得中原地区又多守了6年而没有沦陷，保证了大后方的安全；第二，使得日寇迟迟不能打通“大陆交通线”，迟滞了日军军事调动和战略物资运输；第三，以水代兵，直接消灭了日军精锐部队万余。然而，从政治角度出发，当时战局混乱，国民政府为了取得“洪水滔天”的奇效，对老百姓严格封锁消息。等到洪水来临，百姓躲之不及，造成了89万人死亡的惨祸，这无疑是抗战史上非常沉痛的一笔。

　　然而，我并不同意以往我国解放后一些历史书所言决开花园口大堤是“蒋介石为了逃命”、“丧心病狂”等提法。因为，人们选择的时候并不总是能够在“好”与“坏”之间选择，而是往往在“坏”与“更坏”之间选择。是中原沦陷、既而导致整个大后方沦陷、中国被亡国，还是炸开花园口保住中原两个糟糕的选择之间，只有“两害取其轻”。其时，中原附近的国民政府军队均已无力再战，其他战场上的国民政府军队驰援已力不能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还不足以抵抗整个日寇的进攻。因此，在这种局面下，“以水代兵”是唯一现实的选择。至于说蒋介石“逃命”，则更是站不住脚的，不用炸花园口，蒋介石什么时候都可以“逃命”，大不了在英美成立个流亡政府。如果说花园口决堤这个责任要由谁来负，那就应该由发动侵华战争的日本侵略者来负，没有他们的野兽般的侵略战争，什么都不会发生。

　　　　　　　　　　　　　　　　　　　八、中原大饥荒

　　我的父亲出生于1935年，抗战初期时尚不记事。父亲记得的第一件大事，就是1942～1943年的中原大饥荒。1942年，处于抗日前线的河南在不断遭到战祸的同时，还遭到一场巨大的自然灾害。先是几个月滴雨未下，再就是漫天的蝗虫。那时蝗虫非常之多，落在树上把树枝都压弯了，等蝗虫飞走，树叶被蚕食殆尽，光秃秃的如同死树。旱灾和蝗虫使得河南中部、南部一带赤地千里，大部分庄稼绝收。根据后来的资料，大约有300万人被饿死，占当时河南人口的十分之一。当时街上饿殍遍地，到处是乞讨、抢食之人，均为父亲亲眼所见。

　　饥荒往往是人为造成的。当时，河南驻扎的是国民政府军汤恩伯部，党务、政务、军务、民生大权均集于汤恩伯之手，河南省政府有名无实。汤恩伯这个人，原本也算抗日名将，无奈他刚愎自用、贪婪冷酷。中原大饥荒时适逢汤部大事扩军，靠抓丁拉夫、吸收土匪、地主武装、杂牌部队、反正伪军等扩充势力，一度发展至四个集团军、三十万官兵，基本上靠河南一省的残山剩水支持。然而，汤部这个“胖子”却是虚胖，部队素质良莠不齐。特别是杂牌部队和反正伪军，原本就擅长扰民，此时更打起“中央军”的大旗，抗日不力、搜刮有方。汤恩伯为了维持军饷，在大灾之年仍不顾百姓死活，大事征收所谓的“汤粮”，弄得百姓流离失所、人尽相食。当时有民谣一则：“河南四荒，水旱蝗汤”，其中的“汤”就是指汤恩伯。所以1944年日军发动豫湘桂战役时，汤部兵败如山倒，老百姓甚至有不少人甘当汉奸、为日本鬼子引路的，足见老百姓对“遭殃军”的极端痛恨。此后国民党政权在解放战争中被人民解放军摧枯拉朽般消灭，正是应了“失民心者失天下”这句古训。

　　此外，1942年河南灾情虽重，但排除战乱原因，假如当时国民政府高效廉洁、努力赈灾，那么饿死的人肯定会少掉很多。然而，虽然河南省政府多次向重庆方面汇报灾情，但上面无论如何就是不信。因为当时上上下下的吏治都非常腐败，下面的官僚经常慌报灾情骗取赈灾款项和物资中饱私囊。慌报得多了，上面也就把灾情汇报当成“狼来了”，不予理睬。直到1943年河南饥荒的惨像被媒体披露后，救灾的物资、款项才陆续抵达。在此之前，军饷、捐税都没有任何减免。

　　其实，不仅仅是河南一地，就连陕西不少地区也遭到类似灾害。即便是共产党控制的陕北，也有不少居民饿死，但当地的情况远较河南为轻。

　　　　　　　　　　　　　　　　　　　九、颠沛流离

　　1944年，在南洋已处于困境的日军为了便于向南洋运送战略物资，在豫湘桂战场发动了“大陆交通线”战役。是役国民政府军惨败，大好河山被日军蹂躏，创下了在反法西斯同盟节节胜利之时丧师失地、一溃千里的奇迹。本来，抗战开始后，随着开封的沦陷，全家人从开封撤到郑州（当时旧称郑县），又从郑州撤到确山老家，接着又转到漯河。当时河南省政府、战区司令部先设在洛阳，洛阳沦陷后迁往洛阳南边的鲁山县，鲁山城小，放不下如此多的人。因此，省政府官员的不少家眷都住在漯河。鲁山沦陷后，省政府又迁往南阳。

　　日军临近之时，祖父派出一队警察来护送家眷撤退。当时漯河城里一片混乱，老百姓争相出逃，连载人载物的车子都找不来。正在大家看着堆在地上的行李、细软发愁时，恰好有两个推着独轮车的农夫走到队伍边上。负责护送的警长一看，立马把二人抓来，指着问道：“这些货，拉到南阳去，每人给十块大洋！干不干？”二人一听，高兴得不得了，于是一行人就上路了。

　　刚一出城，日本鬼子的飞机就来了。百十号人的队伍，在旷野里目标显得很大。鬼子的飞机都是双翅膀的老式飞机，其中有几架飞得特别低，连机翼上的膏药旗都看得非常清楚。一行人慌忙四散卧倒，两个推独轮车的农夫也撒把子就跑。边上的人还喊：“别把车把对着天上，看着像高射炮！”不过，鬼子的飞机在头顶盘旋了几圈后没有投弹，转身向漯河方向飞去，随后，就见到几颗炸弹投下，漯河城里几处冒起了滚滚浓烟。我家的一位远房亲戚当时没有撤走，事后他说，为躲避日机轰炸，当时他躲到一条壕沟里，随着一声巨响，一条血淋淋的女人大腿炸飞到他的面前，长筒袜里还塞着钱，把他吓得魂飞魄散。后来轰炸结束之后，他用长筒袜中的钱为那女人买了口棺材，把那条大腿埋葬了。

　　撤退的队伍继续前行到一个小集镇时天黑了下来，大家决定住一宿再走。正在吃饭时，饭馆的几个伙计议论着日本人的事情，被随着队伍一同撤离的一位姓方的太太听到了。这位方太太是那种脑满肠肥的人，个子很矮，一脸横肉。方太太一听到伙计们提“日本人”，就吓得六神无主，高声吆喝起来：“坏了！日本人就要来了！”等大家闹明白原委，一个伙计小声说：“哼，就是日本人真的来了，她这号人也不会有事。”结果，逗得全桌人哈哈大笑。

　　在途中，年幼的父亲和那两个车夫混熟了。两个农民既淳朴、又风趣，总是喜欢逗父亲玩。又走了几天，来到了一个叫李家寨的地方。这是个比较大的庄园，旁边紧邻一条宽阔的河，外面还有城墙，家里还有武装。李家寨的寨主是祖父在警察学校的同学，此时已经得到了消息，早早迎候在寨门外，一行人都很高兴。在李家寨休息了一晚以后，第二天清早渡河。但是当时河里的船都被军队搜走了，还好找到两条渔民放鱼鹰用的划子，一趟载两三个人渡过了河。渡过河就算安全了，很快到了南阳。此时两个车夫领了钱要回家，祖父一高兴，加了一倍钱让他们走了。二人千恩万谢，高高兴兴地去了。父亲看他们要走，哭得很厉害不让他们走，两人又哄了他半天，说等不打仗了就可以去找他们，但从此以后再也没见过面。

　　祖父在抗战期间大概是负责情报方面的工作，因此经常需要化装穿越敌占区。根据当时祖父的保镖后来讲述，最危险一次是在从日据的某县城搜集情报出来的时候，险些被抓。当时二人装扮成客商模样，祖父手持一根中间掏空的竹拐杖，里面装的是文件，保镖伪装成他的随从。二人顺利地通过了城门口日军关卡，正走到几十丈开外伪军关卡时，一辆马车从身后突然驶出。那马大概受惊了，速度极快。祖父一惊，手中的拐杖落在地上，马车的铁轮压过，拐杖从中间轧劈了，露出了里面文件的纸头。保镖见状，立刻用手紧紧攥住露出纸头的部分。幸亏当时伪军和日军只注意了受惊的马，没注意拿拐杖的人，因此二人得以侥幸逃脱。

　　不过，1944年的日本鬼子已经不象1937年南京大屠杀时那么凶残、那么趾高气扬了。据没有撤退的亲戚们讲，占领漯河当天夜里，日军进城，竟然露宿在大街上，颇有点像八路军的作风。向人问路、找房子借宿也都是点头哈腰，显得很有礼貌。还有一些鬼子士兵，竟然帮老百姓挑水、打扫院子。其实这并不是什么恭良谦让，而是日本鬼子可能是察觉到自己已经到了强弩之末，害怕日后清算的原因。不过，和害民扰民的汤恩伯部比较起来，日军的作风简直强到天上去了，也难怪会有那么多河南人跟鬼子合作。

　　　　　　　　　　　　　　　　　　　十、和平昙花一现

　　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在举国欢腾之中，我们全家也随即迁回了开封，回到了原先的院子。回家后发现家中的原本宽大的房子都被日本鬼子改造成了和室，到处是小拉门、踏踏米、小格子窗户，很像老鼠洞。向邻居一打听才知道，这个院子被日本三井洋行用作了办事处兼招待所。那些滞留下来的、平日里趾高气扬的日本侨民，斯时个个惶惶不可终日，见了中国人就低三下四地鞠躬鞠躬再鞠躬。

　　当时日寇正在受降交枪。1945年夏末的一天傍晚，开封城外开来一小队日军降卒，由于天晚了就在城外瓜田中露宿。早晨起来时，忘记叫醒一个熟睡中的士兵就开拔走了。这士兵掉了队，直到被发现他的中国人用石头砸醒。士兵睁眼一看，发现四周已围满了愤怒的中国居民，他立刻扔掉了手中的枪，跪在地上磕头求饶，哭喊着。但围观者没有一个人听得懂他喊什么，也没有怜悯和饶恕他，而是继续用石块砸他，那士兵转眼间浑身是血，仍然磕头不止，直至被砸昏。这时，有一个人搬了块大石猛的砸在他头上，结束了他的生命。年幼的父亲听说这件事赶紧跑去看时，那士兵已经死了。那士兵很年轻，身材矮小瘦弱，浑身上下的衣服、鞋子都被剥光，赤条条地躺在那里。据围观的人讲他至死没有开一枪，一直在磕头、哭喊。

　　此外，当时还发生了一件事。一列满载撤退日侨的闷罐列车在行驶时，因为铁轨被中国人扒掉而颠覆了。当活着的日侨浑身是血地从车厢里钻出来时，守侯多时的中国居民一涌而上抢劫财物，不分男女老幼都用石头或者棍棒砸死，现场脑浆四溢、哀号连连，真是惨不忍睹。

　　对于这两件事情，在我记忆中父亲向我讲过多次，每一次他的表情都很沉重，我的心情也很沉痛。但是转念一想，这也许就叫报应——谁邀请这些鬼子士兵、侨民来中国的？是他们自己来的。日本帝国主义自甲午战争战争以来，每次侵华都最积极，对同文同种的中国居民烧杀奸淫，掠夺了无数财富。特别是抗日战争期间，中国军民死伤3500万人，无数城市和村庄化为废墟！杀人者，必为人所杀！这两个悲剧性事件的始作俑者不正是侵略成性、血债累累的日本帝国主义吗？

　　不过，抗日战争胜利的最初一年，却是中国人民真正开心的一年。随着战争胜利、中国地位的提高和租界的相继收回，人们对建设新生活充满了希望。那一段时间在开封城内，无论贫富，人人脸上喜气洋洋；每个店铺旁边都备有免费的茶水，供行人解渴。当年离开开封的人们回来后，只要见到认识的人，哪怕仅仅有一面之交，就热情洋溢，互问寒暖。1946年春节，开封城内鞭炮齐鸣，家家户户门前都悬挂着自己动手扎的灯笼，还进行比赛，优胜的人都觉得自己很有面子。而一些读书人，则在自己灯笼上写上自己设计的灯谜供人猜。如果有人猜中，猜谜者便扣开主家的大门，宾主双方落座后很谦虚地对主人说：“贵家的灯谜，我想试一试，猜不中别见笑啊！”如猜谜人说对谜底，主人就立刻献上酒菜，二人从此便引为知己。总之一句话，普天同庆，其乐融融。

　　此时父亲上到了小学三年级，当时班上有穷有富，年龄差别也很大，从十多岁到十八九的人都有。开封城内自古居住着一部分犹太人，为了避免迫害而自称“回民”，当时父亲班上就有一个叫“黄凤花”的犹太姑娘，大约十五、六岁，棕色头发，黄眼珠，人高马大，总喜欢欺负小男孩。改革开放后，有不少开封犹太人回到了以色列，但是其中也有不少又回来了，因为无论从语言、习惯、心理和文化上，已经跟以色列人太不一样了。

　　抗战结束后的国民小学里，所有学生都必须参加童子军。所谓童子军，跟今天的少先队有些类似。不过，童子军的军服倒需要购买，家里有钱的就买；买不起的就自己家用土布缝制，再到染坊染成童子军服颜色。染成的衣服无论怎么下工夫，也跟发的衣服有色差。当时有些老师也挺可恶，在学生列队时总是喊：“正规军站到前面，杂牌队站到后面！”每当此时，那些穿着“杂牌队”衣服的穷人家的孩子，特别是女孩子就总是低着头，非常尴尬。不过，父亲天生同情弱者，总是自己也站到“杂牌队”里去，老师也无可奈何。

　　当时，美国救济总署给了中国不少援助，特别是对学生。父亲上小学时，学生们几乎每半个月都能领到美国救济总署发来的食品：大筒的奶粉、巧克力、罐头等等，此外还有衣物，人人有份，质量非常好。这些食品对于很多穷人家的孩子的成长是很有益处的。解放后一些人出于政治目的，要么对这一段历史闭口不谈，要么非要给美国的慈善援助戴上一顶“侵略”帽子，这实在是不公正的。

阿爽

十一、祖父病逝

　　我的祖父在年轻时感染了肺结核病，当时只知是“肺病”、“痨病”，当时也没有什么有效的治疗方法。随着年龄的增大和抗战时期的颠簸，他的肺病越来越严重了，经常咯血。到了1946年，祖父的病情愈发沉重，基本上在家休养。此时的他，已难以再掌管民政的职责了，于是给他安排了一个“视察委员会主任”的职务。其实他也没下去视察过什么，只是下边的人拿来文件，他卧在床上圈阅。

　　当时给祖父治病的主要有开封同济医院的院长，大概是姓柳；还有一个是留用的日本医生。这二位医生经常来家治疗，医术也算高明，但对于当时的绝症肺结核还是束手无策。1947年初祖父去世后，柳院长还不知情，办丧事那天还拎着个医药箱来了，一进门看到灵棚，一句话没说就转身走了。当时大人们都忙着张罗丧事，谁也没注意到他，父亲看见了。后来祖父丧事办完后，柳院长和他的夫人还一起登门来慰问，顺便提了提结清医疗费的事情。

　　祖父的丧事办得算是很隆重的。灵堂就设在家中，省府要员来吊唁的络绎不绝，还请了不少出家人来超度。其实咱们中国人的宗教信仰是杂的，来超度的出家人既有和尚，也有道士。家里的亲戚也来了不少，还有许多平时不怎么认识的人也来凑热闹，边假装哭边偷东西。丧事办完之后家中少了不少小玩意，包括父亲小时最爱玩的德国造的望远镜，甚至还有一缸金鱼。

　　可是人死如灯灭，那些阿谀奉承之徒也在瞬间树倒猢狲散，渐渐地门前冷落了。当然，也有一些祖父栽培过的、有些良心的人偶尔过来看看。当时的国民政府是没有“抚恤金”这一概念的，人死了就死了，就再跟政府没什么关系了。于是习惯于奢华生活的祖母就开始卖家产度日，由于她不懂得经营，被人连蒙带坑，再加上战乱，家道迅速败落了。

　　　　　　　　　　　　　　　　　　　十一、内战爆发

　　1946年下半年国共内战爆发，国民党军占着美式装备和美国的支持一开始占了上风。谈起国共内战爆发的责任，我认为以往的历史书把责任完全推到国民党方面的描述不够客观。其实，国共双方均无和平诚意，都在扩充实力、抢占地盘，从抗战结束到1946年内战爆发，双方因抢地盘发生的冲突延绵不绝。因此，把引起内战的责任完全推到失败的一方是不公正的。

　　然而实话实说，国民党的部队秉承了军阀作风，实在太黑暗、太腐败了。当时，国民政府实行的是义务兵制，征兵对象主要是农民。农民一般不愿意当炮灰，国民党也不做什么宣传鼓动、思想政治工作，只好采取“抓阄”方式决定谁家的儿子去当兵。穷人儿子一抽上，立刻就用麻绳套着，生拉硬拽地拖走。万一有钱人家儿子抽中了，则可以通过行贿让穷人家孩子顶替。此外，有些地方干脆连这个程序都省掉了，直接抓人当兵。有很多外出赶集、甚至在地里干活的农民，碰上抓壮丁的，连给家人报信的机会都没有。解放后我父亲参军，所在的师政治部主任就是这么一个例子：红军长征时期，他在湖北老河口当脚夫，碰上国民党抓壮丁，当了兵。后来他所在部队调到川西草地附近跟红军打仗，部队被打散。红军优待俘虏，愿意回家的回家，愿意留下的留下。他看这荒无人烟的地方一个人走也活不了，干脆参加了红军，最后成长为解放军高级干部。他算运气好的，过个十几年还能回家，运气不好的就死在外面了，也没人通知家里人一声。

　　此外，国民党军队里的官吏有很多贪污军饷，“吃空额”。所谓吃空额，就是假造花名册领空饷中饱私囊，有饷无兵。到了上级来抽查时，就临时找街上的地痞流氓假充士兵，每个人记住自己的名字，上级点名时答一声“有”就行了。还有狗急跳墙的，干脆自己人策反自己人。我父亲在1948年就亲眼在开封火车站看见这种情况。当时父亲正在火车站内玩耍，从别处驶来一列装满士兵的火车停在月台上。此时，一个国民党军官跑到车厢前策反，离父亲大概只有二三米远的距离，因此说话听得清清楚楚，大意是我的部队待遇好，你们来我们这里好了。正在说时，军列上的随行军官下来了，二话不说，拔出手枪就照那家伙头上打了一枪托，把他打倒在地，连帽子也掉了。那人捡起帽子，拔腿就跑。

　　国民党普通士兵的命运是很悲惨的，他们大多是穷苦人出身，抓到军队里不但受军痞的奴役和欺侮，而且往往吃不饱，饥寒交迫。其实每人都有军饷军粮军装，但多被长官贪污掉了。国民党的军官也很坏，动不动就体罚士兵，在开封大街上，父亲也多次亲眼看见士兵被打得哭爹喊娘。试问，如此的黑暗与压迫，军队怎么可能会有战斗力呢？

　　共产党的部队如何好，解放后宣传得不少了。但实际上，内战时共产党也迫切需要兵员，农民也不是个个愿意去的。父亲在部队时一个四七年冬天参军的老兵就曾向父亲说起自己参军的经历：干部们把青壮年农民集中到一间屋子里，让大家坐在炕上进行参军鼓动，把火炕烧得特热。也有愿意去的，但人数不多；多数人不言语，于是就继续鼓动。炕越来越热，烧得人实在坐不住了，想挪挪屁股，一挪，干部立即说：“好，好，×××愿意去！”马上连拉带拽到前台来，戴上大红花，就算光荣参军了。不过，共产党讲政策，对于只有一个儿子的家庭一般不动员参军；到了部队以后官兵平等，讲阶级友爱，更不存在克扣士兵的现象，也就留住了士兵。而那些原来在国民党中服役，后来被共产党俘虏参加解放军的“解放战士”，对比双方军队天壤之别，就变得更加勇敢。

　　　　　　　　　　　　　　　　　　　十二、第一次开封战役

　　1948年，随着战局日下，开封城岌岌可危。国民党决心死守，于是把开封城变成一座要塞。先是把城外的民房一把火烧掉，形成一片开阔地；然后在城外构筑半永久性工事。国民党在城外做碉堡时，为了防止士兵临阵逃跑，就采取了一种缺德的办法：先挖个一米深左右的圆坑，把食物、水连同士兵一同放入坑内，再用吊车把事先做好的钢筋水泥壳扣在上面。碉堡没有门可出入，每个碉堡里面只放一把铁锹，当兵的要想出来，就得挖地洞。国民党荒唐地认为：采取这样的措施就可以防止士兵逃跑，促使士兵拼命。实际上，这种措施一点效力都没有：当兵的想保命，自然就一枪不放，直等解放军冲过去以后当俘虏。

　　祖父病逝以后，家里原本想把灵柩带回确山老家安葬。但时局混乱，道路不通，于是暂放在城外一座寺庙中。国民党烧城外民房时，寺庙也未能幸免，于是祖父的尸骨在战火中化为灰烬，战事结束后才得以收回。

　　临近灭亡，国民党更加疯狂地镇压异己。一天早晨，父亲在警备司令部对面的一个小店里买酱油，恰好遇到一个国民党士官出来买烟，那士官双眼通红，一看就是很长时间没休息好。这时小店老板和他开玩笑：“蔡班长，昨晚上又到哪里赌钱去了，怎么眼圈熬得通红啊？”蔡班长连忙辩解道：“哪里的事！”看看左右只有父亲一个小孩子，于是压低声音对掌柜的说道：“最近一个月天天夜里活埋学生，昨夜忙了大半夜，好几十个哪！有些女学生可真漂亮啊！可惜，可惜！”他也感叹道。

　　转眼到了六月份。一天早晨父亲上学，一出门发现街上空荡荡的无一人，继续走了很久才碰到一个同学，二人继续前行。走到一个十字路口，碰到一个值勤的宪兵，宪兵看见他们就大喊：“回家去！回家去！别上学了，要打仗了！”小孩子不懂事，一听可以不上学了，高高兴兴地回家去了。回到家里一会儿，就听到远处传来隆隆炮声，慢慢地越来越近，声音越来越响。过了一两天，炮声渐渐停息，城外方向枪声大作，又过了一两天，枪声由远到近——共产党进城了！

　　共产党的部队此时不知是由于战术原因，还是为了减少城内居民的伤亡，不再用重炮轰击了，而改用迫击炮。迫击炮的声音能分辨得出来：嗖——嗖嗖——轰！在激战中，我们家左右邻居、店铺全被炮弹击中倒塌，惟独我家的楼房基本完好无损，只是楼外的木楼梯被弹片炸塌了。邻居没了房子，天黑时纷纷跑到我家来请求留宿，祖母一看，忙说：“都啥时候了，还请不请的，快进来吧！”于是大家一拥而入，好在家里房子挺多，又有地板，二十多号人就睡在地板上。在战乱时候，人多了能够壮胆。

　　第二天枪声越来越逼近我家所在的省政府大街，不时有子弹在院内飞过。父亲有一件美国救济总署发的棉布衬衣晾在院子里，此时中弹起火了。那件衬衣是方格子的，布料非常厚实。接着，院门被人推开，一个解放军的女卫生员手里拿着一块馒头，边啃边进屋问祖母：“大娘，有没有水喝啊？”祖母一看，连忙倒了碗开水给她喝，看着她干啃馒头，祖母从家里拿出了点咸菜给她，可她无论如何都不要。咕咚咕咚把水喝完，就急匆匆跑出去了。

　　当时我们家正住在省政府大院斜对门。此前，省政府大院早已被国民党变成了防御工事。街这边已经是解放军占领了，那边省政府大院内国民党士兵还在坚守，双方隔街互射。突然，家里人听到一声很大的响动，像是什么东西从高处坠落的声音。大家趴到门洞一看，是一个解放军战士从省政府楼上摔了下来，身旁还放着一把铁锹，声音估计是那把铁锹发出来的。刚才进屋讨水的女卫生员正在为他包扎。正在这时，又一个端枪的解放军战士推门而入，看到门洞里站的人，对祖母说道：“大娘，别站这里，门洞很危险！”说完跑进了后院。大家急忙又退回屋内。

　　当时开封上空还有飞机飞过。后来才知道，那是蒋介石亲临开封上空督战。

　　第二天全城大部分地区枪炮声渐渐沉寂下来，惟独龙亭方向还有战斗，也持续了没有多久。战事结束后，在家里的厕所里发现了一套崭新的国民党校官呢子军服，大概是哪个军官平时舍不得穿，原本打算打起仗来穿上这身新衣服“不成功便成仁”的，后来改了主意逃命去了吧。当时的国民党河南省主席刘茂恩先是脸涂鲜血装死，然后混在出逃的人流中逃出了开封。

　　开封地质比较特殊，打井时有的井是苦水，有的井是甜水。苦水井是不能吃的，只能用来洗衣服。因此，当时开封城内所有的水井都有一个蓝底白字的牌子，上面写着“苦水井”或者“甜水井”。平时家里吃水都靠人送，打了几天仗没人送水了，家里的甜水也吃完了。开封战役时大伯不在家里，父亲是唯一的男子，因此枪声一停父亲就出门挑水，路上看到一个国民党伤兵在地上爬行，这时两个解放军战士恰好从他面前经过，国民党伤兵停了下来，以乞求的眼神向他们仰望着。其中一个解放军战士拉了拉另一个战士，两人绕开伤兵走了。第二天早晨父亲又看到那个伤兵，趴在一汪积水边，已经死了。

　　当时进攻开封的是解放军华东野战军的陈士榘部，当时装备很差，甚至还没有统一的军服：有穿八路军军装的、有穿便衣戴军帽的、有上身军装下身便衣的，武器也很破旧，可是精神饱满、和蔼可亲。

　　善于运动战的解放军进入开封只停留了大概四、五天时间，然后就在一个夜里悄悄撤走了。那天早晨起来，街上一个解放军都没有，只留下满街标语口号。解放军撤走的第三天下午，国民党邱清泉的机械化步兵回来了。那天天气很怪，一面是乌云翻滚，另一边却是烈日当头。一开始，国民党军远远地打了几炮，然后就不打了。当时父亲跑到城门口看热闹，远远地望着排成纵队的坦克，“突突”轰鸣着，冒着烟；坦克后面是汽车，汽车后面还有戴钢盔的士兵。在乌云与烈日的衬托下，这支黑压压、又闪闪发亮的部队显得很不可一世。接着，国民党的报纸和电台就开始吹牛，到处宣称《庆祝开封大捷——国军胜利收复汴梁》、《国军荣克开封城》。其实，国民党部队“荣克”开封时连一个解放军的影子也没见到。

　　国民党进城后学校又开课了。父亲上学的必经之路上有个炸击毁的国民党碉堡，坍塌下来的水泥块埋住了一具国民党士兵尸体的上半身，只剩两条腿露在外面。由于当时天气还有些热，尸体在阳光的暴晒下很快肿胀起来并且散发出一种甜丝丝的、令人作呕的臭气。父亲和他的同学们从那里经过时，为了躲避那种臭味，总是在很远的地方就深吸一口气，再憋着气跑过那一段路。有几次不走运：风向正好顺着他们跑的方向，等他们以为跑过了那个区域而深呼吸时，立刻闻到了那股令人翻肠倒肚的可怕气味。

　　父亲的同学在战役中也有损失，班上有两姊妹被打死了。那两姊妹长得很漂亮，时年一个十五岁，一个十三岁。

特深沉

我最喜欢的就是这种。
开21世纪现实主义文学先河！

我自己也倾向于写这样的东西。我的人生百味也是这样的思路。普通人 的历史。
在网络时代，大家都应该写这样的东西。

特深沉

这样的东西单独一个，没有什么的。但如果有很多人写，连缀成册，就不得了。
在网络时代，会有更多的人，写下新时期的《史记》。
我们自己写自己的历史，就更不得了。不得了。

阿爽

以下是引用特深沉在2004-7-16 21:22:28的发言：
这样的东西单独一个，没有什么的。但如果有很多人写，连缀成册，就不得了。
在网络时代，会有更多的人，写下新时期的《史记》。
我们自己写自己的历史，就更不得了。不得了。

我的这个朋友写了四代人
从19世纪写到21世纪
全篇很长，现在贴出来的差不多是15分之一

全书已在出版中，作为献给作者父亲的纪念品
作者的父亲已于不久前去世于癌症（可能是肝癌，今天脑子不太够用）

全书配有大量珍贵的个人照片



我的另一个计划是：
约集若干伙伴，去自己所在城市的医院就医，然后用记实的方法，记录自己在医院的遭遇
在这方面，我的观点是：不要简单地说医生坏，也不要简单地说病人素质低，更不要笼统地说制度不合理

医生，患者，商人，制度，法律，政府
这个链条中有很多微妙的、不为人知的、冰山以下的东西存在。


我的另一个计划是：用手中的笔记本电脑、数码相机、DV去记录，不加任何个人感性色彩地记录我们的现实--我们希望中国社会能持续、稳定地走下去，但我们也希望中国社会能够记得他在发展的道路上曾经有过什么样的现实。


两个计划都有些不自量力，权且就当个“计划”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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