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交者: 寒胭 2004年5月05日
上海人是很有些让人讨厌的自负的。自负得最让人愤慨的地方其实倒不是外地人骂他的时候他一定要跟人对骂，而是被骂的时候他只当是没这回事。譬如王朔写了一个电视剧拿到全国去播映，里面派定一个卑琐小人叫“沪生”。我母亲一集一集地追着看，该流眼泪的时候就流眼泪，对这个名字没有半点疑义。有个把上海作家对此敏感一些，发过一点牢骚，但无非也就是自嘲一下罢了，并没有人一定也要写一个恶人叫他“京生”来报复。当然也可能京生们都干民运去了，只晓得数钞票的沪生们哪里配写他们呢？
上海人虽然自负得厉害，但是见过世面的上海人实在并不多。这个事情其实是不能全怪他们的。你倒是替那些人想想看，49年以后，93年以前，除了夜幕底垂时分可以在外滩见识到挤成一排、抱着自己认得的那一个旁若无人地啃来吻去的恋人墙，哪里还有别的世面可以让他们见的？
然而上海人是很以为自己见过点世面的，所以他们不但对外地人是一律地看不惯，就连上海人自己，也是要在彼此的籍贯之间分出高下来。不信，十年前你去上海的随便哪只上只角跟你周围的同学邻居承认你是江北籍的试试看，马上就有你颜色好看。
我的邻居里有个小伙子叫毛弟，当年为了逃避插队落户宁可去菜场卖肉。毛弟生的清秀白净，眉眼间有着跟肖邦一式一样的敏感和忧伤。会拉小提琴的手举刀砍肉，每一刀落下的时候都砍得菜场姑娘们的心伤痕累累。面对一众的追求者，毛弟姆妈倒是很开明的，儿子愿意和谁来往，她半点不加干涉，就只提一个要求，“江北人侬千万勿要跟我弄转来。下趟跟侬寻相骂，伊来了门口头一横，全弄堂格人都来看闹猛，格个辰光就勿是侬一家头格事体，而是阿拉一家门格事体了。”
毛弟把菜场姑娘们的籍贯拿出来一查，剔除了江北籍的也就所乘无几了。小伙子很孝顺，自然不会落入任何江北籍姑娘的情网。毛弟姆妈虽只是个家庭妇女，但在毛弟父亲的公司被迫公私合营之前却很是个社交场上兜得转的人物。她讲话虽然轻声细语，里面句句却都是有道理的。
我从小就在弄堂里听说了江北人赫赫的名声，但是除了在剃头店里被他们剪过头发之外，并没有别的机会结识江北人，所以想见识一下他们“门口头一横”的武功，倒也并不容易。
第一次走进江北人的集居地，是幼儿园里的忆苦思甜。我们一群小朋友带了面包和苹果，怀着春游一般兴奋的心情，搭了很长时间的公共汽车到一个叫“番瓜弄”的地方看江北人以前住过的“滚地笼”。番瓜弄里有一大片新造的火柴盒一般的工房。是政府从毛弟父亲这样的资本家那里夺过了被搜刮的钱财以后，为了改善穷苦的江北人的居住条件而建的。那些水泥火柴盒在孩子们眼里其实还是蛮气派的，至少我们住着的街区里少见这样新鲜的水泥。第一排的工房前面留着几个怪东西，烂泥地上铺了草席，上面用竹篾子搭了一个半圆的拱顶，前后用草帘子遮起来，这就是名气很响的“滚地笼”了。从前的江北人逃荒来上海，就在那种地方住下了。老师指着新工房和“滚地笼”，让我们清清楚楚地看见了新旧社会对江北人来讲的确是两重天的。
那一次忆苦思甜，我还是没有见到“门口头一横”的江北人，然而那是不必太过惋惜的事情。因为在新社会里，资本家留下的钱很快就被人弄光了，连住进新工房的江北人一起帮忙创造的财富也不知所终。上海这个城市终于无可奈何地败落下去，市政府再也拿不出钱来造更多的火柴盒给江北人。於是从“滚地笼”里面钻出来的江北人，就只好离开他们集中居住的“江北窟”，被房管所塞到全上海所有还能住人的地方去住了。
我们家的弄堂并没有什么出奇的地方，不过是四栋连在一起的三层楼房而已。听长辈们说，这一条弄堂是从前的永安公司造的。永安公司虽然是广东人开的，他们造的房子却仿了西洋的风格，因而配了一个洋气的名字叫作“马克斯公寓”。那个名字不声不响地隐藏在层层叠叠的梧桐树叶的后面，带给了每一个回家的人无言却是温馨的问侯。弄堂口老旧的铁门，总是黑沉沉地掩着，一闪身进了门的当儿，就觉得马路上的喧嚣都被挡在了门外，耳根子立刻清静了。
在我们这边的三层楼房对面，原先是造了一排车库的。不过那年头，连家里的电话线都统统被拔掉，墙角的壁炉也被铲得一干二净，就更别提私家车了，那是近于天方夜谭的事情。於是那些车库便长年累月地闲置着，房管所把它们当做仓库，偶而在那里堆放铁锹、扫帚等一干杂物。
某一日，房管所忽然派来了一票人。他们麻利地给车库安了窗，装了门，又在弄堂的空地上另搭了一个小房子，里面装了马桶安了煤气，接着再从弄堂口挖了一条沟把各种管道一路引到小房子里面来。等到一切完工的时候，那条沟虽然用水泥填平了，却还是在弄堂里当膛留下了一道歪歪扭扭的疤痕。待大家再打量这条弄堂时，都无可奈何地意识到马克斯公寓从前曾有过的那种温馨和谐的风格已经不复存在了。在家家户户疑问的眼神里，房管所的人临走时就扔下一句话，说是“江北窟”里的工人阶级要搬进来住了。
“门口头一横”的江北人到底要来与我们为邻了，想起传说中他们的彪悍作为，那些天大家都在忐忑不安中等待他们的来临。
弄堂口黑沉沉的铁门终于被推开，一个老男人吃力地踩了一辆黄鱼车进来。车上放满了长条的凳子，各式的木板，几个包裹，还坐着他的女人，怀里小心地护着锅碗瓢盆。黄鱼车顺着那条才刚干透的水泥疤痕踩进弄堂，停在了汽车间前面。
老男人从车上利落地跳下来，倒是一个高个子的男人。脚上穿了一双松紧黑布鞋，腿上一条黑布裤子，裤脚用绳子扎紧了，裤腰也是用布条子一缠，裤裆一直开到膝盖那里，身上敞开一件黑布褂子。一定是骑车出了汗，老男人一把扯下布褂子，随手搭在车上，露出一身曾经结实过的黄肉。那溜溜地垂下去的两肩、驼的背、还有那颗光秃秃的脑袋，一齐冒着亮晶晶的汗珠子。
这一身打扮，看得人还以为是“白毛女”里的杨白劳从银幕上直接走到我们弄堂里面来了。男人转过身，看见了他的脸，他长着细长的眼睛，完全不是想象中那种蛮横的样子，不难看的，只是看上去太过愁苦了。
他的女人也从车上爬下来，却是奇矮的一个老女人。灰白的头发短短地剪成女学生的样子，身上无论穿什么衣服都不能让人有印象，下面趴开站着的是一双罗圈腿，脚上是一双女学生式样的黑布鞋。女人也转身帮着丈夫一起搬家什，露出一张极丑的脸，左边的眼睛还动不动要眨一下，眨动的幅度很大，连嘴角也要跟着掀上去。可是老女人虽丑，却是丑得一脸的温和。当她停下手来，弯着一双罗圈腿，挺着肚子站在那里看着她的丈夫收拾东西的时候，她其实很象一个小女孩，有着几近天真的表情。
这一对江北夫妇就这样在汽车间里住下了，他们善良的长相让弄堂里的人全都放下了心。大家都没有觉得政府把空关着的汽车间让给他们住不应该，他们还住在比“滚地笼”好不到哪里去的棚户里，他们是孤老、没有孩子照顾，他们在旧社会里吃了很多的苦，而那时剥削他们的说不定就是我们弄堂里的某个人。虽然那条水泥疤痕是马克斯公寓里一个无法弥补的遗憾，但是能让劳动人民过上幸福的生活不是在那个时代里理所当然的事情吗？
我们一弄堂的小资本家，小业主，小知识分子，似乎发自内心地接纳了这一对从赤贫的农民出身的工人阶级。无论是当面还是背后，大家都很尊敬地称我们弄堂里的第一个工人阶级为老吴伯伯，并且一来就推举他做了居委会的小组长，把原先那个会抽烟的、有点阿飞样子的苏州老太婆给替换下来了。我们把弄堂里重要的公物，譬如弄堂口铁门的钥匙，水井的钥匙，大扫除的扫帚，铜的摇铃，全都很放心地交给新来的老吴伯伯收着。连每个星期弄堂里给家庭妇女和退休人士举办的政治学习，也一并交给了不识字的老吴伯伯来主持。
老吴伯伯虽然一脸的愁苦，贫穷和老来无子的哀痛仿佛就写在他的眉眼之间，可是他真是一个负责任的人。自从他来了以后，每天晚上十点钟，他就会摇着铜铃在弄堂里走一圈，边走边唱，“天暗啦，各家记得锁门哪！”每个星期六的下午，他又会摇着铜铃把各家的小孩子轰出来大扫除，“大扫除啦，小把戏出来大扫除啦！”大扫除是我童年里最快乐的游戏。老吴伯伯总是打开了水井的盖子，大一点的孩子分一只铅桶去吊井水冲洗弄堂，小一点的孩子分一把长条扫帚去扫弄堂。夏天的时候就每天都会开水井，太阳下山后我们就用井水洒了一弄堂去暑气，然后各家再吊一桶井水来冰西瓜。
马克斯公寓里各家老死不相往来的习惯，因着老吴伯伯的到来而改变，然而从前清幽的弄堂生活，也随之一并消失了。
在老吴伯伯退休之前，大约是做惯早班的工人。早起的习惯，到了我们这里来以后依旧不改。每天早上天还没亮，他们就起床了。汽车间实在太小，夫妻俩就自然而然地把日常生活过到弄堂里来了。他们搬出吃饭的小桌子，在彼此的喊话里吃完早餐。接着打开半导体，听完了早新闻再听天气预报，声音大到住在三楼的人也会被从酣睡里吵醒。然后他们搬出四方桌，摆上四把破椅子，叫了隔壁弄堂的搭子一起来玩牌。吃过午餐，老吴伯伯即搬出他的竹躺椅，夏天的时候放在阴凉的过街楼，光着膀子歪在那里打瞌睡；冬天的时候就找一个有阳光的地方，眯上眼睛暖洋洋地孵太阳。午睡过后再来几圈牌，差不多就是上班上学的人回家的时候了。我很怕他们在弄堂里活动的当儿回家，因为老吴的老婆总是要张大着嘴，左眼一眨一眨地盯着人看，一直从弄堂口看到我走进家门。如果不巧带了一个男朋友回家，她就会放下手里的活计，一路跟着人走回家，觉得意尤未尽的时候干脆就走上我们的台阶，在窗户外面踮起脚尖露出个脑袋不停地往里打量。她是完全没有恶意的，只是被看的人实在觉得难受，待开了门出去要光火，却只见她弯着一双罗圈腿在你面前天真地傻笑，被看的人也只好摇摇头叹口气拉倒。等到夜幕降临，老吴伯伯会把电视机搬到弄堂里来，这是一天里最后一幕的好戏登场。他们喜欢热闹，爱看戏。若是看京戏，那么我们整条弄堂就跟着一起锣鼓喧天；若是看沪剧，那么我们也不得不跟了悲苦的剧情一起哀叹生活里不够钱买柴米油盐。
老吴伯伯虽然把我们的弄堂几乎住成了一个“江北窟”，可是若是逢到落雨的时节他们不能出来，大家心里倒又惦记说“哎哟，几天勿见老吴伯伯了，闷了朗朝北格汽车间里难过死了呀。”他们的好，我们都是知道的。他们把整条弄堂当成了自家的客厅和卧室来住，从此常来光顾我们弄堂的贼骨头倒也绝迹了。从前门口晒条床单，一不看紧就会被人偷掉。老吴伯伯来了以后，我们就不必麻烦派出所来破案了。我们虽然不欢迎老吴老婆在家门口探头探脑地打量我们的私人生活，可是落雨的时候她推门进来提醒我们该收衣裳了，这还是让人喜欢的。
水井边上的那一面墙，是一片高高的黑色的竹篱笆。我们小的时候常常蹲在竹篱笆边上挖泥地里的蚯蚓玩。大孩子们把蚯蚓一切两段，说是这样就一条变两条了。这蠕动的东西总是看得我毛骨耸然，可是还是忍不住要看。这使得我常常想，是不是我们生来就能在残忍里体验到快感。
老吴伯伯搬来以后，慢慢就在竹篱笆那里种了许多花草。他到底是农民出身，种东西是专业水平。不象我父亲，如果种的是花，长得一定是草；如果种的是草，一定从开始的一大盆最后长成一个癞痢头。我父亲不大会侍候花草，所以就只好花更多的精力去讲究花盆。而老吴伯伯即使种根葱，也比旁人的更绿更粗些，他当然就有资格不在乎花盆的式样。竹篱笆边上的那一点点泥不够用了以后，他就从外面捡回来许多砖，青的、红的、半块的、缺了一个角的，五颜六色、粗粗糙糙地砌了一个花坛。又从哪里捡来许多锈了、漏了的破脸盆，缺了上半截的痰盂，在竹篱笆那里排了一溜种花也种菜。
竹篱笆那里一坛子的花草，给我们的弄堂带来了难得的绿意。我放了学，常常要到那里转一转。老吴老婆就会指著那些花花草草告诉我，“姑娘啊，这块是辣椒，这块是番茄，腊块是茉莉花。”五谷不认的我看了觉得很稀奇。可惜我得了父亲的遗传，没有果实的时候，光看到那些叶子，我还是不认得它们。
过了许多年，这一个小小的花坛，竟被老吴伯伯种得生机盎然了。有一年的春天，竹篱笆那里忽然之间开出了满满一墙的蔷薇花来。从前的上海，是一个了无色彩的灰色的城市。难得的一点点鲜艳自然的颜色，是要等到秋天里中山公园办菊展了，和大家一起挤在人山人海里的时候奋力地伸出一个头，才能看得到的。而眼下，就在自己的家门口，突然间就绽放了这样一大片绚丽的生命，我的心里喜欢得也开出花来。
那些天放学回家，我总是要径自走到竹篱笆那里去看花。和煦的春风吹过的时候，那满墙粉色的花一朵一朵地摇曳起来，我的年轻的心，也跟著一起飞扬。语文课里学过的许多关于花的赞美词，在那一个春天里，总算是在眼前鲜活起来。有鲜花的春天，到底是与别的春天不一样了。
然而蔷薇的花期实在是太短了。不出半个月，竹篱笆那里的蔷薇便一朵一朵地日益萎顿下去，终于全部凋零了。那一日，放学以后我在那一墙零落的蔷薇前久久地发呆。正是容易伤春爱上层楼的年龄，我想著要不要学学林妹妹也来个弄一个花冢，犹豫间，忽听得有人说话，“姑娘啊，我看你在这块站了很长时间了，你是在背书啊？”几时老吴老婆站到我的身后，探出头来问。她只有到我的肩膀那么矮了，而他们刚搬来时，我才长到她的肩膀那么高。“勿是格，勿是格，”我很不好意思起来，“就是蔷薇花介快就谢掉了，实在是可惜。”“没的关系，姑娘，明年春天花
还会开！”
只是来年的春天我已经住校了，再过了几个春天我开始对见不到世面的上海不耐烦了。我不耐烦永远灰色的天空，不耐烦挤死人的公共汽车，不耐烦随地吐痰的人，不耐烦老鼠和蟑螂成群的老洋房，不耐烦弄堂里那条永不消失的水泥疤痕，不耐烦京剧、沪剧，我连对中文都不太耐烦了。竹篱笆那里的蔷薇还会不会开已经与我不相干，我等得不耐烦了，我要走了，要走了。
我走了，去了一个繁花盛开的地方。真的花开在我上学的路上，假的花开在我的办公室里。“人家的日子过得就是高级呀！”我一边感叹，一边从盛开的花丛中走过去。在精心修剪的花坛里，在式样精致的花盆里，繁花兀自开放。可是为什么，却再也没有一朵能象老吴伯伯种在竹篱笆那里的蔷薇花那样，让我的心也随之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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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4-5-12 14:2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