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的宽容观[转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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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刘越

加拿大杰斯帕国家公园里有一座山以伊笛丝*卡薇尔的名字命名，以纪念这个在1915年10月12日因救助受伤的英法士兵而被德军行刑队枪毙的比利时护士。她的墓碑上刻着她临终前祈祷时说的一句话：我知道光是爱国还不够，我一定不能对任何人有敌意和怨恨。

这个叫做伊笛丝*卡薇尔的女人当年如果是中共地下党员，凭她临死前说的这句话，就可以在文革中给她扣上个“是非不分”的“反革命”大帽子，凭红卫兵们对阶级敌人和帝国主义的“无比愤怒”，还可以对她开棺鞭尸、以平民愤。即使饶幸躲过文革劫难，她的灵魂也会被那些在911无辜亡灵前笑得四脚朝天的中国人的丑恶表演所气死。但伊笛丝*卡薇尔是西方人，不仅西方人眼中最美丽的山以拥有她的名字为荣，她在英国国立肖像画廊前的那座雕像仍溢留着几代人崇敬的目光——这种敬偎的光芒至今还在她身上不停闪耀。不论在中国正在有多少擅长幸灾乐祸、满腔仇恨的人哇哇落地。

伊笛丝*卡薇尔只是个普通女人，就象今天那些挡在逃离疫区的官员身前抗击萨斯病毒的中国护士一样。然而伊笛丝?卡薇尔同时又是一个非同寻常的女人，盖因她的行为和思想之高尚，遍寻千年中国的大英雄、大思想家、文学家及其才高九斗、形形色色的知识分子竟然无人能企及其半点皮毛。在她眼里，那些断头台前将死还怒火攻心、振臂高呼打倒消灭一切某某的中国式的英雄人物简直是无可救药，因为如果这些人不死，其他人就死定了。爱国诗人屈原不顾其他“亡国奴”还活着而自顾跳河自尽，把身上的责任朝河里推得一干二净，看起来倒象个白痴；同是女人的花木兰明知老公死于战乱，却要披挂上身，惟恐不乱上加乱，形同屠夫。那个被现代高度文明的全中国人顶礼莫拜的、临死“我也一个都不饶恕”的大文豪无疑是块冥顽不化的大毒石……但伊笛丝*卡薇尔显然不这么认为，宰杀她的人尚且无怨恨所累，那些临死不亡杀人的英雄、那些个国难当头跳河自尽的中国男人、捡老公尸身边上的长矛奋勇杀人的中国女人自然不值博她一笑。至于鲁迅，我认为即使他活到现在也不敢提伊笛丝*卡薇尔这个女人的名字，因为这会使他变得不值一钱。

讫今为止，中国社会的文明程度被中国人公认是历史上最高的，事实上的确如此。这个国家里每个人都说白话、口齿伶俐，敢对地球上的江山动手动脚、指指点点，十万个为什么早就背熟了十一万个。不仅屁股一冒烟就可以爬得比眼镜蛇快，谁的猪头上挂的铜钱多还可以比鸟飞得快。这些头上有油、脸上有粉的现代中国人住在比二千年前的原始森林还要繁茂的、有电梯空调的高楼大厦里，与那些蓬头垢面、靠赤脚上山打猎为生的老祖先相比他们简直来自另外一个高度文明的星球，只有当你不时在大街上发现一个人大拇指往一只鼻孔用力一顶、气运丹田，旁若无人地把一种从呼吸道里排泄出来的浅黄色的东西击打在垃圾工刚打扫过的地面时，你才恍然大悟：对，就是这帮人。无疑，这些富丽堂皇的物质文明绝非自封自闭的泛泛之辈所能创造，而是西方人乞求他们捅破护城墙的结果。但令炎黄二帝丢脸的是，中华两千多岁，真正称得上是旷世思想家的只有孔老二一个，他的徒子徒孙全部淹没在千年屠戮或功利战场上，留下这群不知天高地厚的龟孙子在享受着西方文明的残羹剩饭、过着得过舍过的日子。期间不时兴起民族间的阶级屠杀。

当伊笛丝*卡薇尔这个近一个世纪前的西方普通女人早已实践了中国伟大思想家“已所不欲，勿施于人”的不朽诲训时，一个世纪后的中国这群无德无能之辈还在为“克已”在前还是“复礼”在后而争论不休，几十年来为此商榷得头破血流，以为自己在进行一项伟大发现，孰不知孔夫子的真传弟子早已跑到了西方，并将“克己复礼”的真谛精妙地解答在自己的墓碑上。一个是“我知道光是爱国还不够”的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自由西方女人，一群是满腹经论、自诩为学者、视“忠君”为爱国的御用中国人。前者早已将“克己复礼”当作生活的一部分，后者还在为此绞尽脑汁地胡说八道。由此可见，中国人的脸象现代人，脑子里的还是春秋战国时期的东西——没有进化。在血缘关系上，孔老二是现代中国人的先生，在思想意识上，现代中国人是孔夫子的爹妈，他们在生下孔丘后已于公元前551年患老年痴呆至今。

我的脑海里常常浮现出这样一副景像：天国的上帝以及苏格拉底、亚里士多德等西方历史上最伟大的思想家们围坐在地球前，观望着每一秒钟（天国时间）都在发生喜人变化的西方世界，为他们的子孙后人所创造的辉煌业绩赞叹不已。而坐在他们面前的是面如土色的中国先哲孔夫子和无地自容的炎黄二帝。的确，作为中国人的精神鼻祖，面对相互打杀了两千多年、集历史上的**、奴才、残暴、麻木、奸诈、狭隘、自满、自封自闭、自私、腐败于一身的败家子孙实在没有什么可炫耀的，他们不仅败走了先祖们留下的大片土地，还败光了中国千年遗留下来道德规范，以至于当他们为异族人的死亡幸灾乐祸的时候，一种令人恶心的自豪感油然而生。他们对本族同胞的屠杀，手段之残忍、数量之庞大远在外族入侵者之上，却把所有导致他们贫穷落后的罪过都算在了别人头上。当西方人已经从“平民政治”的茅屋步入“程序民主”的厅堂、当他们把统治平民的“法制”变成了监督统治者行为的“法治”时，中国的龟孙子们正在“三反五反”，然后继续在“法制”的屎坑里漫游；当美国革命和法国大革命已经过去了数百年，当西方政治家们为取信于民而不得不莅临街头声嘶力竭的时候，中国人正在驾驭着倒行逆施的战车从“五四”站疯狂倒退到专制的闹市里，一路上辗死了无以计数的示威人群，而搭乘在这辆“大跃进”战车上的数千万人早已被活活困死或饿死。面对这些靠“等级制度”维持生计、靠舔食“四大发明”的祖宗遗产维持尊严的徒子徒孙，中国的先哲们欲哭无泪，而上帝早已替他们哭肿了眼睛。

买卖人格的儒家文化

中国的“仁义”道德，秉承的是中国文化中独特的自上而下的因果造句，或称之为“等级造句”。如“爱党爱国”而不可颠倒“是非”，站位时须“全党”在前而“全军全国人民”在后即同此意。因此对“克己复礼”的正确解释，应该是先“克己”而后“复礼”，无“克己”则无“复礼”可言。同理，即先“仁”而后“义”，“仁”是因，“义”是果，有仁才有义，无仁则无义，你不仁我不义就是这个意思。孔夫子极端矛盾的思想在“仁义”二字中表露无遗。首先，孔夫子提倡的“仁”是其“性本善”的主体思维捣鼓的结果，人性既然“本善”，就有其仁爱的一面，统治者是人，当然也就具备仁爱的基因，所以孔老二倡导统治者应以仁治国。这并没有错，错就错在他同时又把人看成是畜生，即谁给我食物我就跟谁的屁股后瞎嚷嚷。用在“仁义”学说上，就叫做谁把仁爱给了我，我就还以忠义给他。故而在孔丘的潜意识中，“义”并不在“人性善”的范畴。“仁”是人，“义”是狗，“仁义”实则是人狗合一，或称人狗学说。老二本人对农民的蔑视心理恐怕不能说是无缘无故。中国人八股所说“士为知己者死”（不分青红罩白），白话说“我犯什么贱要帮他”都是仁义或人狗学说的裸影，与老二他自己叫嚷的只有“克己”才能“复礼”的“克己复礼”背道而施。中国人如果象西方人一样善于综合各种思想来创造出自己的思维方式，早已将孟子的“性本恶”论和孔夫子的“仁义”论巧妙地结合在一起，称之为“假仁假义”论，即你假“仁”来宽待我，我假“义”来恭敬你，则“仁义”学说才可显得天衣无缝。可悲的是，中国人历来以善自居，同时把无偿帮助和宽容别人视为犯贱。你如果问一个中国人：“你恨你的杀父仇人的孩子吗？”这个中国人一定回答说：“冤有头债有主”。可如果你告诉他那个人的孩子昨天给车撞死了或被人强奸了的话，他一定骂声活该，或滚在地上笑得死去活来。美国911悲剧笑翻了大批中国人，这是美国政府对中国人“恶劣的人权纪录”不仁的结果。

中国人的奴性绵延数千年而不衰，至今仍硬如地壳、冥顽不化，“仁义”学说可以说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统治者若要找个奴才，只需拿仁过去，当奴才也很简单，只须喊声“拿仁过来”就行了。不知不觉间“仁”在中国人的眼里普遍被看成了是一种利益或一种商品：你不是想要“义”这种好东西吗，那就拿那种叫做“仁”的钱来买吧。

为什么同为远古而几乎又是同年代的中西方人对人性有如此巨大的歧见？当希腊城邦的哲学家们在为治国安邦发表高论、为如何防范人性之恶争得面红耳赫的时候，中国春秋战国时期的思想家们的“百家争鸣”同时也在如火如荼地进行。但东西方的思想家们争论的焦点完全相反，西方人为防范统治者权力的滥用而争论，中国人则为如何巩固统治者的淫威绞尽脑汁；西方人得出了“民主论”，中国人得出了“恩赐论”。两千年后的今天，西方“统治者”为得到民众的支持而向民众感恩戴德、不惜屈膝下跪，中国民众则为得到统治者的恩赐而泪如雨下、高呼万岁。后仰二千年，再登高望普天之下，中国学人芸芸众生中多如狗毛，却无一人对这一历史怪相得出半点正解，以“你不仁”为由而相互丑化攻击对方的功夫却已到了欺师灭祖的境界。在现代人构成的世界里，已经找不到比中国文人更丑陋的群体了。

愈生愈贱的糊涂“贵贱”

《说文》中有“贱，买少也”一说，有言：“籴甚贵,伤民,甚贱伤农。”《汉书?食货志》。可见“贵贱”一词原意指商品价格，所谓“贱敛贵出”、“贱酬”、“贱发”、“贱贸”、“贱售”等均指商务行为。中国人何时将“人品”与“肉品”相提并论已难从考证，但中国有大批的贱相、贱皮子或贱女、贱丈夫之人从事贱事、贱伎、贱工、贱业、贱奴等贱类职业；行为举止贱鄙、贱流、贱咧咧的人破口大骂他人或民族贱材、贱才、贱种、贱婢、贱族的人为数不少已经是不争的事实。如果中国人只借商品中的“贵贱”来形容某种人性价值也就罢了，偏偏又有贱役、贱荆、贱造、贱降一说，把自己和自己的生辰八字、生日及老婆与“贱”类挂勾，骂人还不算，还贱到了不承认自己是人的地步。这恐怕与中国人大多贱日穷见、劳碌一生而往往不得好死有关。现代中国人学乖得又过了头，自己不想当贱人也就算了，却喜欢把别人往“贱”里掐，只忘了自己原先贱骨头的身份。也难怪，一个生活在“朕能生君，能杀君，能贵君，能贱君，能富君，能贫君”（《后汉书》）的世界里，除了挖空心思去“贱”一下别人外，还能有什么自尊可言！明知君贵金玉而贱五谷却仍要以马屁“君贵五谷而贱金玉”拍之之中国人虽贵为贱人贱己中脱胎换骨一类，偏偏又鼠光在前头，以为“君”前给加个“明”字就当真成了“明君”，就能改变君者以权钱为食的虎性。并不曾想到中国二千年来的所有“明君”无不因吃饱了暂时睡着而得名，此老虎一旦醒来后食人的本性又会一表无遗，中国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后的“明君”尚且如此，何况古代！当年晁错人兽不分、自作多情地把掌拍到老虎屁股上，结果一番“与狼共舞”之后成了刀下鬼，古代知识分子晁错因此而成了现代知识分子的反面教员，热爱自由的精英们再也无人去干那些吃力不讨好的事，逢人提及则竖眉瞪眼：“妈的X，我犯哪们子的贱！”而那些不慎已经犯了贱的人也不再重蹈晁先生的覆辙，只要饿不死就宁可埋头作贱自己。当今中国左派文人与右派及自由知识分子的区别根本就不是什么民主与非民主，而是一个情愿犯贱，一个不愿犯贱。或一个贱，一个自称不贱。

要从英文中找到与中文意义上的“贵贱”一词很困难，比较接近的如gentle and simple。但象a simple style of architecture 这样的用法与中文“贱”义似乎没有任何关系，还有as simple as a child 这样可爱的语句，而象a simple citizen 又怎么会贱呢？可见中国文字本身就有着说一不二、万变难离其中的功效，故要打杀一个人，不在于此人犯了什么法，而在于如何为此人定性，一旦此性定了下来，就知其犯了何种“法”了。所谓“欲加之罪何患无名”就是中国人为中国人自己的文化所定的性，即：打杀成性。杀人先定性，定了性就可以大开杀戒，二千年来哪天不是这样！今天最不具暴力能力的文化人，在“宽容”的问题上也得相互打杀一番，直到把对方搞臭，否则无法确立自己的宽容观。亦即吾党人“高风亮节”的由来。

当年曾国藩的“湘勇”与太平军交战连败于岳阳、靖港等地，一气之下寻死，幸好未遂，而后却因督战有功被朝廷加封为“一等毅勇侯”，后才有了杀害数十官民以慰洋人的劣史。作为近现代中国文人的“佼佼者”，曾太傅有《曾文正公全集》满分试题一份，上有名言一句，曰：“世事让三分，天空地阔；心田培一点，子种孙收。”浑身灌满“理学”经的曾学人现实中尚且难免也要露出忠君残忍那套嘴脸，得西方“宽容”真传的现代中国文人象疯狗一样咬人不止，实在是情有可原。清学者朱严溪先生于《忍字嘉言录》中言之凿凿、善比佛经，哪位有心者去查一查他的家底，若朱先生的为人处世并非书中所言，中国人千年来瞒天过海沽名钩誉的小把戏快玩完矣。

(注: 文中有与CND大虾同名同姓者请勿对号入座)

我Hbver我存在

你毒！PFPF。
挺好。
有点象佛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