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中国的现状及精英的态度与选择/余世存 （上）

思想的境界

当前中国的现状及精英的态度与选择

余世存
中国战略与管理研究会研究员
原《战略与管理》杂志执行主编

一、对改革20年及现状的反思
二、中国精英们的态度和选择
三、从转型道路看中国的政治文化
四、问难

笔者不久前受邀赴美国访问，在丹佛大学就这一话题作了一场演讲。本文是根据这次演讲的提纲和会场交流的记录整理而成的，整理中有所补充，它只涉及到笔者思考中的若干问题和一些判断，希望能抛砖引玉，与致力于思考当前中国现状的朋友们更深入地讨论。


一、对改革20年及现状的反思

中国的转型是对改革前的社会性大幻觉的一次检验，但转型本身又产生了80年代和90年代的两个新的大幻觉；由幻觉的形成到幻觉的破灭，20年来中国的改革开放始终不脱痛苦和浮躁。

1. 改革前的幻觉及其破灭

1949年后直至改革以前，中国人的第一次大幻觉是曾经相信毛时代给出的生活意义。在那种极权主义的管制下，绝大多数人其实生活在一种自己并不觉得不自由的“好地狱”里，然而人们甚至一度真诚地以为，中国就应该“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那时，除了少数专政对象，社会个体成员之间、干群之间、工农之间确实互称“同志”，好像彼此的政治地位是平等的，民众也真的是国家的“主人翁”；但城乡之间的那种制度隔阂、干部和老百姓之间的悬殊地位差别，其实是显而易见的，不过人们对此却熟视无睹。终于，长期实行绝对平均主义的收入分配造成了普遍的绝对贫困和社会生活的单一僵化。于是，对人性和欲望的追求开始嘲弄极权帝国并要求改变。毕竟人们不愿意永远生活在贫困中，这是最基本的、不可抗拒的生命权利。正是在这种求变的压力下，极权体制开始松动，中国不得不开始了求变压力下的改革开放。但是，转型本身是对统治者的折辱，也是对被统治的民众的人性要求、生命意识和生命权利诉求的考验。从这种意义上讲，中国的转型也是颇为痛苦的。

2. 80年代对改革的幻觉

在转型开始后的80年代，社会中充满了理想主义，民众期待着自由和机会，而经历了高度极权下重重悲喜剧的统治阶层也对国家权力的性质有所反思。在改革开放的初期阶段，一切似乎都在试验、探索当中，“摸着石头过河”成了常态；由于改革前的全面僵化落后，几乎要在所有方面冲破极权体制的束缚，因此，人们的思考曾经是比较宽的，从商品经济、市场经济、农会、工会、公民社会、中产阶级到政治体制改革等都有所涉猎，而比较一致的共识就是要实现中国的现代化。直到1992年邓小平在南方讲话提到，“要快，穷了上千年了，要快干啊”，这些十分平实的话仍然能感动许多人，因为此话的基调顺应了80年代社会上形成的共识。当然，也有一部份人（如老左派）在哀叹他们失去的“好地狱”，也许还有一些理想主义者希望中国能向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回归，不过，绝大多数民众所关心的其实是现实的利益，并且对中国的转型充满了期待。

以农村联产承包制为代表的第一阶段经济改革确实给中国带来了繁荣，改革政策的效果如此明显，似乎“一改就灵、全民受益”。民众有了过好日子的盼头，政府和知识分子也认为中国进入了历史上不多见的充满希望的年代，以为这一次可能真的是“拨乱反正”、中国将会迈进真正的好社会了。于是，80年代的中国出现了第二次大幻觉。这一次除了中国人自己以为将要梦想成真外，关心中国的国际社会也多以为，中国不再是由纯共产党意识形态统治的国家，中国变成了开明的、可能向民主化转型的社会。

然而，无论是在统治集团内部、还是在民众中，对转型的目标和手段的认识其实并不一致。更大的问题还在于，决策者甚至对一些重要政策的政治社会结果也不甚了了，“不管是什么猫，能发出钱来似乎就是好猫”。发奖金使工人受益，增加财政补贴使农民受益，“富裕起来”的实用主义号召一呼百应，用直接可见的经济利益来满足民众的要求，似乎也抓住了全民的心思，好像这就是“改革”的核心所在。也许统治者们一开始并不明白，如此“转型”的本质，其实不过是用类似于经济上行贿的手段来换取统治的合法性；它可以使极权统治部份地解体，但却很难使制度重建走上轨道；其实，这种功利主义策略能否长期有效地维持运作，本身也是有疑问的。虽然全国到处都在讲“发展是硬道理”，但“走一步看一步”的借口实际上掩盖着一个事实：20多年来，中国社会究竟应该如何发展、中国制度转型的长远目的到底是什么，这始终是个当政者回避、民众糊涂的问题。

如果说，统治集团对发展和转型目标的态度是刻意模糊化，那么，他们对如何将几十年极权体制积累下来的公共财富转化成自己的资本、资产的魔术和重要性却了然于胸。早在转型初期，他们就开始利用手中的权力寻租、捞取实惠，于是，走私、批条子、官倒、办公司，很快就热火朝天起来。这就是秦晖先生所说的“大家长掌勺分大锅饭”。既然“大家长”不允许其权威和权力受到任何挑战与监督，那么，在瓜分“大锅饭”的“改革”过程中，“大家长”自然处于最有利的位置，而“以权抢钱”、把中国的公共资源“分光吃净”，也必然成为中国式“改革”的特色。

所以，如果检讨一下80年代中国转型的经验教训就会发现，尽管那时全社会曾一度充满了乐观向上的气氛，政府、知识分子和民众之间好像也能积极合作，但在拥护支持改革的背后，却明显地存在着社会性肤浅认识和浮躁情绪。例如，统治集团表现出自私和短视，政府对改革设计往往显得盲目和无所适从，知识分子对西方体制抱持着理想主义态度、对改革的前景充满了天真幻想，而刚吃了几天饱饭的民众则表现出政府的依赖和感恩、以及对改革前景的种种一相情愿。一方面，部份统治集团的精英已经开始“以权抢钱”；另一方面，绝大多数民众却依然坚定地相信，“社会主义好”、“社会主义不会饿死人”。在“改革派”知识分子中出现的占主流地位的“改革意识”也相当简单，即把极权统治下的“改革”理解成让各级政府、各社会阶层皆大欢喜的“放权”，一方面鼓吹中央政府要不断放权分权，一方面又指望着在“好政府”的引导下市场机制能自发地形成、良好的社会制度会自发地出现，这种“改革意识”完全忽视了转型时期必须约束和监督政府和官员行为这一根本问题，以为没有政府体制本身的转型也能实现正常的市场机制和良好的社会制度。

直到80年代的最后两年，人们才开始意识到，改革过程并不象是原来所想象的那种乌托邦式的喜庆；相反，在改革过程中出现了种种问题，统治集团的部份精英争抢公共资源的自私行为日益暴露。当现状与幻想的矛盾浮现到台面上后，青年学生走上街头要求惩办官倒，一些知识分子精英则提出了政治体制改革的要求。但是，知识分子却无法有效地获得工人、农民的支持。工人、农民阶层一方面享受着已有“改革”的“甜头”，同时又对知识分子呼吁的进一步改革心存疑虑，因而基本上未声援知识阶层。面对来自知识分子阶层的压力，邓小平接二连三地惩处了胡耀邦、赵紫阳等改革派领导人，向保守力量让步，最后出现了悲剧性的“八九事件”。“六四”的枪声惊破了中国知识分子对极权下“改革”的种种幻想，也打破了国际社会的一些幻想，人们意识到，中国还是一个专制国家。

3. 90年代再次出现对改革的幻觉

与开明专制分享权力的理想主义改革道路失败后，党内理想主义者、知识分子与政府和民众的蜜月期结束了，90年代的中国社会走上了更为世俗化的道路，而80年代尚潜隐不显的“以权抢钱”等“改革规则”终于公开浮出水面，制约着制度转型的方向。在小平南方讲话后掀起的经济投机高潮中，转型与改革的受益者范围明显缩小，只有政治权贵和与政治精英相勾结的经济精英才能从中获益，而工人则开始下岗，农民收入持续下降；极权下的专制开始暴露其真实面，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被导向只有利于一小部份权势集团及其附庸的方向。

但在90年代上半期，人们并未意识到这一点；相反，原始资本积累的奥秘、消费主义时代来临的神话、“下海”或开辟“第二职业”的时尚，对民众尤其是知识阶层产生了很大的诱惑。在财政、银行、外资、私营经济的支撑下，在各类资源资本化的过程里，娱乐、影视、房地产、股市、网络等领域以及少数都市里相继出现了畸形繁荣。知识阶层的多数为自己能在政治、商业精英的“以权抢钱”游戏中“分到一碗羹”而沾沾自喜。他们除了继续热衷于扮演政策咨询者的角色之外，还忙于做“儒商”、“傍大款”、担任公司顾问、充当律师，甚至学会着做出版家、主持人乃至“演讲专业户”等；而青年学生们则忙于“考级（电脑、英文、会计等技能的资格等级）”、挣钱、出国。

不少知识分子以为，这些出于逐利动机的活动会有利于市场的发展、社会空间的扩大、公民社会的形成，会在“八九悲剧”之后引导社会扎扎实实地往好的方向发展。按照这种观点，似乎只要改革的口号不变，只要经济还在发展，中国就会自然而然地不断朝着现代制度迈进；而在这一过程中，不但统治者会赢得政绩和社会支持，中国的民主也必然会来临。马克思的经济决定论曾主导过极权的中国，此时它又被中国的一些精英分子拿来为自己的浅见和私利辩护，他们力图用马克思那断言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经济决定论来证明，如今在极权下追逐金钱就会导出民主社会。这就是90年代中国出现的\\黑体{又一个大幻觉}。

其实，对工农民众来说，90年代是改革开始以来他们真正遇到挫折的时候。特别是城市居民中的普通职工，他们过去一向以为，在专制体制的等级或差序格局里，自己有一个稳定可靠的位置，会得到政府永远的关照，所以也具有相当程度的“家国一体”意识，非常认同社会主义体制的温情主义政策（如“铁饭碗”、“大锅饭”、“父职子承”、公家分配住房、公费医疗等）。然而，从90年代中期开始，股份制改造、房改政策等一系列政策开始把普通职工从社会主义体制里抛出去。成千万工人被迫下岗、失业后，他们才终于发现，在专制体制下自己其实根本就一无所有，那个曾依赖过的社会主义并不真属于他们；一旦统治精英想甩掉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的沉重包袱，工人们就只能自己来肩负生存的全部严酷和未来的不确定性。与此同时，在农村里，土地政策束缚了农民，逼农致富的折腾伤害了农民，而基层干部为了私欲而乱摊派又坑苦了农民。在上述关于中国的“繁荣与进步”的大幻觉面前，被权势集团抛弃的工农大众惊得目瞪口呆。

尽管工农大众开始从自己的角度怀疑这种幻觉，但中国社会中出现的\\黑体{第三次大幻觉}还是有很大的市场，而且在过去几年中达到了顶点。加入“幻觉制造大合唱”的不仅有长于做戏的政客，还有时刻都在进行“欢乐总动员”的所谓“大众文娱”（其基调常常与极权时代的“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就是好”之类的呼喊十分相似），以及一脸学问的知识阶层，此外还有国际社会中对“中国模式”赞不绝口的政治家、商人和经济专家。他们找出各种现象来说明中国社会似乎正不断进步：私营经济成份越来越大；这个意识形态方面仍然严密控制的国家在力保稳定的前提下正在推行积极的社会转型；社会生活从政治化转向越来越世俗的消费娱乐化，共产党也从革命党转变成为只关注权力和政府功能的执政党；中国的开放度越来越大，对国际政治经济体系的参与越来越多，标志性的事件如申奥和入世成功就像考“托福”成功一样意味着中国的国际地位获得了国际社会的承认；而“中国威胁论”在西方国家的出现好像也从反面有力地证明了这一幻觉的真实性。此外，俄罗斯及东欧国家转型中的困境也被恰到好处地用来警告中国的民众：中国老百姓的生活还算是有福的。

4. 为什么还是幻觉?

如果把改革前社会对毛时代的认同以及80年代出现的对改革的盲目期待称为幻觉，大概能为比较多的人接受；但把90年代的改革仍然视为幻觉，就可能会引起很大的争议了。这恰恰是本文要着重讨论的。

以为90年代的改革或制度转型代表着社会的进步，实际上只是一种一相情愿的幻觉。因为90年代中国的转型并未使国家和社会朝着良性发展的方向演变，也没有沿着80年代提出的理想主义式改革道路壮大社会的健康力量。相反，在整个90年代，国家和社会良性发展的可能却一直处于逐渐萎缩中，官场严重腐败，为政者只图利于执政集团而弃大多数国民之命运于不顾；社会上唯利是图之风猖獗、道德沦落、是非不明，理想幻灭、政治犬儒主义盛行；为了维持繁荣和稳定的表象，对媒体和互联网的管制越来越严，任何形式的批评都不被允许，对独立知识分子的打压达到了1979年以来最严重的程度。从这些方面看，整个国家和社会距离国际公认的现代文明越来越远，甚至可以说，起自80年代的现代文明精神在中国的普及延展已告终结。如果从推行真正的改革的意愿和能力的角度去看，不太可能再指望当局实行符合现代文明的政治改革举措，所以中国的有组织的转型大体上已经结束，以后至多只是在现行体系中做一些适应性调整而已。如果坦陈直言，许多人会承认，可以预见到的不是一个稳定、可靠而有希望的未来，而是一个充满了政治经济风险、社会不满和社会动荡的前景。

如此前景的初兆其实早已露头，只是那些把眼光局限在少数繁华都市的观察家未予注意罢了。从农村来讲，10多年来上亿的农民工在城市间流浪而找不到稳定的工作、收入和归宿，而他们在家乡的那其余5、6亿亲友则务农亏本、生活日益穷困，还指望着进城的农民工挣钱回家应付农村乡镇官员的摊派和巧取豪夺；乡土再也不是农民安逸的家园，日益凋落衰败。从城市的情形来看，内地省份多数中小城市里大部份企业早已濒临或已经破产，失业率高达30％以上，而且看不到经济复苏、就业回升的希望；国有企业的破产和事业单位的萎缩使城市居民对政府的依赖和对农民工的排斥大大增强，80、90年代对外来劳动力的开放心态已成过去，北京的“浙江村”、“河南村”、“新疆村”等在城市居民的默许下已被驱散，城市里农民工的子弟学校则遭到多方歧视。当前正热烈讨论的社会保障体系其实只考虑到城市居民的需要，即便如此其资金也无来源，现在领着或将来等着领退休金的数亿城市人口的未来生活并无着落，如此就更谈不上顾及农民和边缘弱势人群的基本生存权利了。

近年来，社会价值的逆向演变也十分明显。在80年代下半期和90年代上半期，市场经济、“下海”对人们特别是年轻人曾有相当大的吸引力，走出极权体系的阴影、做一个现代意义上的公民的理想曾经让许多人心动。但现在这种心态已经完全改变了。由于目前个人创业的空间极窄，政府只关心给官员和教授涨工资、吸引资本家入党，因此已经营造出一个常人难以规避的利益集团“磁场”。社会上的主流价值观重新向“官本位”或“精英本位”复归，人们对官位、职务、身份、地位越来越看重，也更加“自觉”地接受民众永远是“臣民”的观念。知识精英多不以真正的学术能力或学术成果示人，相反，骄人的是主任、顾问的头衔、“江湖地位”以及“上级领导的重视”，结果，伪造或剽窃他人学术成果、在学术成果评定中“互惠”、制作逢迎官场需要的文字等，就越来越“普及”了，学界伦理的败坏前所未有。随着上述价值观和政治犬儒主义的盛行，眼下的所谓“新新人类”（20岁上下）把入党当成了时尚，把“五星红旗，我为你骄傲，你的名字比我的生命更重要”一类的梦呓唱得深情无限。在这种流行价值观的背后，是一种原子式个人主义，民众只在意个人小利，不关心也不愿意介入公共事务和公共生活。

一些从经济学角度看问题的学者总是强调，中国私营经济的迅速发展会自然带来现代文明的重建。他们忽略了一个史实，在中国历朝历代的士、农、工、商的“四民社会”里，私营经济本来就是经济和社会的支柱，那时民间社会也十分繁荣活跃，但是，帝制王朝和民间社会却不断走向对立而不是政治和解与合作，社会冲突最后只是造成改朝换代和政治经济停滞。尤其需要指出的是，今天虽然中国的私营经济确实有很大发展，但它仍不脱权力经济的阴影，甚至在规模上也远没有恢复到历代王朝的水平。在一个极权国家，私营经济的扩大并不必然意味着市场机制的支配地位，也不代表着民间社会的活跃和独立。去年以来不断曝光的股市“基金黑幕”表明，在中国的市场经济中大量活动的信息是不公开的，即使公开了也未必真实，依据虚假信息去高度赞扬中国的市场经济会误导民众。

从政治角度看，正统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和极权政治正在转变为党派利益集团导向的意识形态和统治模式，国家利益、民众权利被分解转化为统治利益集团的掌中物，国有资产和公有制事实上已演化成“党产”和“党营经济”，媒体则被规定为“党的喉舌”，政府权威、“中央的声音”等等就这样与“三个代表”一类的说辞互证合法性，就像“莫非王土”等与“天子”互为因果一样。于是，上海市一方面因其新建市容而令参加APEC会议的贵宾和外国记者吃惊，另一方面又会把江泽民偶而写的一首诗谱曲演播并编入小学辅导教材，两者之“和谐”恰恰反映出中国社会在政治文化层面的实质性进步到底有多大。

一个正常的现代社会系统应由国家、民间社会、个人等多层结构支撑，但当下的中国仍是一个国家高踞其上、个人臣服卑下的传统政治结构，只是少了帝制下和毛时代的“三呼万岁”之类的程式而已，而所谓的“民间社会”则只能存在于戏子娱乐领域。在寻求统治的合法性方面提出“德治”、“三个代表”等说法，虽然比只讲经济、避谈政治的做法进了一步，但政治统治的合法性是由统治的实质而不是由说词来界定的，就象历代王朝的专制本质不会因皇帝自称是“真命天子”就有所改变一样。在政治体制方面最关键的是共产党内的组织和任命制度，这些制度不做根本改变，就只会复制出与原来的体制完全相同的体系，而且还会不断扭曲学术、大众传媒等体制，进一步强化统治集团精英的权力垄断意识。更多地参与国际事务并不必然会改变本国的政治结构和政治文化的本质。

现在看来，中国的制度转型过程从来没有长远而积极的政治目标，而只是在经济领域内按照实用主义原则单兵独进。本来，制度转型过程需要社会各阶层的合作和共识，但自私的统治阶层为了不失去垄断性地位，瓦解了社会成员的任何有组织的努力，宁可让社会陷入无组织、混乱、无法无天、毫无规则的“丛林”状态；更为可叹的是，统治集团有意识地操纵利用了各个被统治阶层的自私和短视，结果每当历史的关键时刻出现时，总是某个或某些阶层被损害或献祭牺牲，而其他阶层却袖手旁观。比如，80年代末，当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蓄积着不满时，得不到其他社会阶层的支持；而到了90年代后期，当工人农民对政府、企业主、乡村基层干部的不满日益上升时，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中也很少有人去关心下层民众的利益，他们甚至以为所谓的“原始积累”有血污肮脏是理所当然的。

小保

好文！许久没有看到这样的好文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