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奇平:信息空间--建立辨识21世纪财富地图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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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新的现代化过程中被钱烧糊涂了的人们，往往陷入两种思维倒错，一种是把不变的东西当作变的东西，比如，我们会把对网络这一历史大潮的估价，简单等同于登上中国首富宝座的弄潮少年呆在浪尖上的那一刻（同一些人曾用同样简单的思考方法对纳指暴跌那一刻估价网络，以为一钱不值）；一种是把变的东西当作不变的东西，比如，我们企图费尽心机为信息技术革命中的不停变化，制订长达十多年的“计划”。我认为这些均源于对信息价值表里关系的颠倒。

　　新一轮现代化运动中引领变革的力量，来自于“道”本身的变化。把握道的变化，才能找到表里变化的真正依据。不知大家是否注意：“道”变了，是因为“天”变了——信息革命改变了空间的基本含义。空间概念不同了，按新法划出的财富版图，多数人自然难以辨认。这是导致众多的“老马”不能识“途”的根本原因。

　　21世纪的财富版图正在重新划分中，国人要恢复对财富地图的认知能力，先要确立正确的信息空间概念。只有找到信息空间的感觉，才能由表及里，找到新一轮现代化中资源重组、制度重组和财富重组的确切依据。否则难免陷入新的误区。

　　
　　对财富的认知和把握，最终要归结到对时间和空间的反思

　　这一轮现代化（信息化），因为被认为“不成熟”，正面临着问题。不成熟的症结在哪里呢？比较历史，最容易得到启示。上一轮现代化（工业化）之所以显得比较成熟，一个原因，就是大家对工业化之道，认识得比较清楚了。时、空，相当于道之阴阳，把握到时空，离认识道就不远了。在凡界的诸多表象之外，人们已经认识到，从根本上说，工业化的时间和空间，不同于农业化的时间和空间。

　　举例来说，在我看来，美国今日的富强，与其说源于他们的祖先偶然找到一个富饶的新大陆，不如说是他们领先认识到了一种不同的财富时空概念。富兰克林时代已经认识到，“时间就是金钱”。（这种观念的基础，可以追溯到笛卡尔）。这不是说着玩玩的，其中含义正如1961年肯尼迪解释的那样，是指：“我们必须把时间当成工具来使用，而不是把它当成一个长沙发。”意思是，一旦时间成了人类在克服空间阻力——即缩短时间的距离，消除空间遥远性的持续努力中的基本工具，时间也就变成了金钱。西美尔认为，所谓“有价值的”（Valuable），来于“获得某些事物的迂回曲折”。如果到达最远的地方，都不会失去任何时间，按西美尔的观点看，那些地方就失去了任何价值。最典型如西方经济学对资本的理解，资本如果不是对眼前时间（消费）的牺牲，就不会具有价值。对时间的这种工具理性的理解，打破了中世纪基于自然基础的定位空间（Space Of Emplacement）概念。这是一种从宇宙观高度对财富的重新认识，开玩笑说，就相当于站在太空战高度认识国家竞争力所见。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鲍曼在《作为时间历史的现代性》中认为：“时间历史始于现代性……现代性是有历史的那段时间。”“工具理性集中于将客体更为稠密地充塞进空间中，并扩大这一在特定时间内能被填满的空间”。这就是对效率的时空解释。整个工业时代对于现代性和现代化的理解，都离不开对时间概念的这种内在认识。

　　实际上，信息革命提出了不同于富兰克林时间的财富观。后现代思想家普遍指出了这一点。

　　信息革命中总是强调速度，如果你仅理解为是指“快”，那就不对了。强调瞬时（Instantaneity）的本意，正如鲍曼所说是指：“时间再也不是‘获得某些东西的迂回曲折’，并因而不再赋予空间以任何价值。”这就是我7年前提出“直接经济”概念的本意。必须从生产方式上理解，而不是在地理学的意义上理解。

　　福柯在《不同空间的正文与上下文》中，比较了前现代、现代化与后现代中空间概念的不同：中世纪的空间是指定位空间，特点在地方化（Localization）；从伽利略以及17世纪起，空间的特点是延伸（Extension）；现时代，空间的特点是基地（Site）。“今天，基地又取代了本来替代了定位的延伸。”这里所说的基地，相当于网络中的节点。人们“生活在一组关系中，这些关系描绘了不同的基地，而它们不能彼此化约，更绝对不能相互叠合”。这种异质的空间，构成了与工业化同质空间的区别。鲍曼（轻现代性、流动的现代性）、大卫·哈维（时空压缩）和吉登斯（组织媒介）也都认为空间、时间是现代性的关键词，现代性正是时间与空间的演变。

　　我前年与托夫勒聊天的时候，他也反复向我强调，时间的价值浓度是不等的。较高的体验使单位时间的价值上升。而工业化时期的时间，是一种等长的时间。与其说是格林威治时间意义上的等长，不如说实质是价值等长，即同等时间创造同等价值。它与信息社会的时间概念格格不入，其中区别，在我看来，就完全相当于马克思所说“劳动时间”与“自由时间”两个概念的区别。信息空间意义上的时间，是历史主义的，是相对时间。

　　空间概念的区别也是同样道理。与表现为体验经济这种经验形态的时间相对性和历史主义理解类似，对空间的相对性的理解，将导致经济的文化化。这种文化化，将解决经济的个性化问题。这是作为机械论的新古典主义最不擅长的领域，而又是信息经济最大的价值增长点所在。我们最终会发现，新古典经济学信息充分假说背后，存在我们现在所没有发现的更大问题，在于使信息环境外生化，将文化理论贬低为经济解释的补充替代品。这导致忽略在市场失灵与政府介入之间，还存在第三空间，这就是识知（波兰尼概念，不是“知识”）的公共流动空间，要用不同于市场和政府的第三种组织形态——非扁平、非科层的网络治理来处理，用知识管理的方式来增进。

　　以现代性为全部基础的西方主流经济学对此束手无策。如果信息化政策建立在这种理论基础之上，将既不可靠，又不成熟。这就是中国的信息化如果失败，它的最核心理论隐患所在。日本可以用GNC战略偷袭美国，它（包括韩国）也可以用这种战略偷袭中国，西方主流对此基本无解（所以美国《外交》季刊与《时代》周刊这个月才会表现出惊恐不安）。我们与美国比较起来，在这方面更加不成熟。将来吃亏也会更大。

　　现代化竞争中最怕的，就是这种情况。别的国家在另一个时空维度中，对你发动“珍珠港偷袭”，你自己却浑然不觉。所以我呼吁在研究太空船的同时，也应研究研究太空（SPACE）的财富本质问题，以免中招。

　　
　　《信息空间》：

　　中国人不能不读的一本书

　　在所有关于信息空间的理论中，我认为写得最好的一本，是布瓦索的《信息空间》，这是中国人在新一轮现代化中拆着解着的新《天演论》。

　　我用我的语言概括一下这本书说的是什么：

　　《信息空间》认为，新古典经济学不能解释信息社会的财富问题：“因此当信息以其自己的权利变成一种形式的财富时，经济学发现自己乱了方寸，以错误的概念工具去处理信息现象。”

　　《信息空间》认为根本的问题，出在新古典经济学背后所依据的时间和空间概念，仅相当于1860年物理学的时空概念，因此严重过时。以这种时空概念，做出的经济学推论，对于信息时代来说，是不可靠的。《信息空间》按新一轮现代化要求，对时空概念进行了重新梳理，将经济学中理性人假说对确定性（负熵现象）的解释，扩展到了对不确定性（熵增现象）的解释，并由此将信息问题，移向了经济解释的中心。

　　《信息空间》把斯密在市场完全信息假说中漏算的交易费用概念，进一步还原成熵的概念，因此与信息建立了内生的关系。在作者看来，信息的作用，并不仅仅是降低交易费用，信息的生产和交换，本身也创造价值。因为经济效率问题被推广为“通过对特定活动水平所要求的物质资源如空间、时间或能源消耗的最小化而有效减少熵的产生率”。张五常与韦森在争论交易费用问题时，把这最重要的一点，全都漏算了。

　　《信息空间》通过“信息-不确定性-熵”这三位一体的概念体系，把信息流为什么能整合资金流和物质流的道理，从资源配置到制度安排，总结到了新的高度。将经济学镜头中聚焦于物、聚焦于钱，成功转向聚焦于信息。在作者看来，经济过程既不是使用价值的流转过程，也不是价值流转过程，而是信息流转过程。信息流转，要求人类系统，也就是它的文化、制度环境与之配合。信息流转的本质，是人类系统与环境系统进行对话交流中，有序程度不断发生变化的过程。

　　《信息空间》详细分析了信息生产与交换，以及围绕的制度变迁，发现了信息不同于物质、资金的特殊规律。特别是注意到隐性知识的特殊性，进而发现了文化理论对经济学的特殊意义。

　　需要越过《信息空间》进一步反思的是，当信息上升到文化的高度后，经济过程的历史性质、个人化性质、知识创新性质都将得到更加合理的解释。

　　用信息空间概念理解实际进行的国家竞争，我们就可以发现，日本、韩国近年来，出现了超过汽车工业的文化信息产业，并对美国强势出口，背后有对财富的“太空级”的更深算计，已经出现在现代化上反超美国的一线潜在可能（这也是引起《外交季刊》警觉的原因所在），如果有5000年文化底蕴的信息化中国真正醒来，理解了这种趋势，人类历史将再次被改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