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闳：革命中的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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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革命中的医生
张闳


我在这里要讲的是两个外国医生的故事。——是白求恩大夫和柯棣华大夫吗？——不不！是另外两个：一个是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另一个是昆德拉的托马斯医生。

爱好文学中国知识分子对这两个人都很熟悉。他们可不是那些只会给人瞧瞧病的、一般的大夫，而是两个有特别身份和经历的大夫，是两次特殊的社会革命中的医生。他们都是动荡岁月的劫后余生者。一个是布尔什维克的红色革命风暴的幸存者，一个是苏联军队动用坦克镇压“布拉格之春”之后的幸存者。从他们身上，我们可以看到在经历了社会巨大的政治变动之后的俄国和捷克的知识分子的精神状况。正因为如此，“文革后”和“’89后”的中国知识分子很自然地会对他们产生一种精神上的亲缘性。他们被中国当代知识分子想象为自己的精神上的模特儿，两种不同类型的模特儿。中国的知识分子喜欢谈论日瓦戈或托马斯，因为谈论他们就像是在谈论自己。

医学与革命

从文学史上看，日瓦戈和托马斯的形象原型来自狄更斯的小说《双城记》中的曼内特医生。《双城记》讲述的是法国大革命时期的故事，曼内特医生是这场伟大的革命的旁观者和见证人。正如法国大革命是革命的母本一样，曼内特医生则是革命时期的知识分子的母本。

由于医学与革命之间的错综复杂的联系，选择一位医生作为社会革命的见证人，可谓是恰如其分。首先，近代西方医学科学集中体现了近代欧洲文化的本质属性：科学与人文的二重性，客观性与人本主义的二重性。由于欧洲近代知识文化的人本主义特性，对于自然的认识与对于人自身的认识是一致的。医学这门关于人体自身的科学从本质上来看，属于自然科学，但它同时又带有明显的人文属性。通过“人”这一特殊物质机构，人的社会与自然具有了某种同构性。社会被看作是与人的自然属性同构的有机体。关于社会的知识与关于自然的知识在人的问题上统一起来了。因此，可以说医生是典型的欧洲知识分子，是欧洲近代人文主义精神的集中体现者。另一方面，革命与医疗之间存在着某种相关性。如果说西方近代以来的社会革命是西方文化自身的发展逻辑的必然结果的话，那么，现代医学也必然地在一定程度上包含了这一逻辑。从根本上言之，革命与医疗都是一种变革，而且，革命和医疗都对人（肉体的和灵魂的）予以特别的关注。革命治疗人群社会；医学治疗单个身体。一次彻底的革命往往既关涉肉体，又触及灵魂。革命正是要对人从肉体到灵魂进行某种彻底的（有时也会是不怎么彻底的）变革。革命也像医疗一样，它的“手术刀”所要剔除的是社会肌体中的“病菌”和“毒瘤”。人体的病痛达到某种程度的时候，医生便不得不施以金石，而社会状况的恶化，则迫使革命家谋求变革，对旧制度施以“铁与火”改造。革命和医学需要的都不只是善良的意愿，而是有效的手段。为了“拯救”，任何手段都是允许的。从形式上看，外科手术所显示出来的残酷性，几乎与杀戮相差无几。它的血腥往往令外行人胆战心惊。西方“医学之父”希波克拉底有箴言云：“药石不能治之者，以铁治之；铁不能治之者，以火治之。”这同样也可以看作是关于社会变革的箴言。革命总是意味着“革除和新生”。一次糟糕的革命就像是一次失败的外科手术，革命者成了死神扫荡生命的帮手；而好的革命则像是成功的手术，将给患病的社会带来新生。

正因为如此，医生很容易将对人体的治疗事业转而针对社会。最极端的例子是马拉。他以外科医生一般的手段来改革社会。而在人们的言论（特别是文学化的言论）中，经常会出现关于医疗与革命的互喻。比如，中国人所熟悉的文豪鲁迅，其身份就很容易引发人们关于社会疗救与医疗活动之间的联想。众所周知，鲁迅在其青年时代接受过严格的现代西方医学教育，同时也深受西方社会学思想的影响。鲁迅在解释其“弃医从文”这一行动的时候，有过一个著名的比喻，就充分阐述了其社会改造与肉体改造之间的相关性的思想。他的这一比喻，对后世的中国知识分子有着巨大的影响。在大革命时期，社会发生了彻头彻尾的结构变革。革命的圣手使肉体的医生相形见绌，如果他依然坚持自己的知识分子立场的话，那他往往就只能沦落为社会的外科手术的旁观者。而且，当旁观者的前提还必须是他自己的性命尚未被革命的手术刀所割除。

由此看来，上述这两部反映社会大变革时代的小说——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和米兰·昆德拉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都不约而同地选择医生来做主人公，显然是再合适不过的了。我们可以通过这些医生的眼睛，看到革命时期的社会状况。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出革命中的知识分子的历史命运。

瓦雷金诺的“哈姆雷特”

从小说艺术方面看，《日瓦戈医生》并无特别值得一提之处。它在叙事上无非是沿袭了一个滥俗的故事结构：一女三男的情爱纠葛。当然，这一乱世之恋非一般恋情所能比拟，否则，我们大可以去读琼瑶的小说。仅就情爱纠葛的复杂性而言，琼瑶的作品决不在帕斯捷尔纳克之下。但《日瓦戈医生》使中国知识分子着迷的显然不是（也不应该是）这些。知识分子更感兴趣的是那些与他们自己相关的东西。

小说中的三个男人分别属于三种不同类型的知识分子：灰色知识分子——小资产阶级、医生日瓦戈；红色知识分子——无产阶级、革命者安季波夫；白色知识分子——资产阶级、律师科马罗夫斯基。这正是本世纪初俄罗斯社会的知识分子的基本构成。他们是这三类知识分子的典型。女主人公拉莉莎·安季波娃（拉拉）在小说中则可以看作是俄罗斯母亲形象的象征。她集女人不同的社会角色于一身——同时是情人、妻子（及母亲）和性对象（性诱惑或性施暴）。三个不同身份的男性围绕着拉拉周旋、争斗，既象征着女性的三种不同的命运，也象征着俄罗斯民族三种不同的命运。要知道，帕斯捷尔纳克是一位伟大的象征主义诗人，对于他来说，使用这些象征手法就像医生使用手术刀一样的得心应手，一样的自然而然。

作为一部文学作品，《日瓦戈医生》其实更像是一首诗，它最明显的诗学特征就是其抒情性。革命因为其所包含的激情的因素，最容易成为诗人抒情的对象，它为诗人准备了最好的抒情舞台。20世纪初的许多俄国抒情诗人（如马雅柯夫斯基、勃洛克、叶赛宁等）都热切地倾向于革命。但帕斯捷尔纳克只是一个革命的旁观者，与他的日瓦戈医生一样。主人公日瓦戈医生是俄国大革命的目击者。他是典型的20世纪初的俄国自由知识分子，19世纪欧洲人文主义精神传统的忠实继承者。

在三个男性形象中，安季波夫和科马罗夫斯基分别依附于不同的政治势力，而且是相互对抗的两种政治势力。日瓦戈则代表了所谓“自由知识分子”的立场，一种超越党派政治的独立的立场。这也是俄国自由知识分子对民族国家命运的“第三种道路”的幻想。几乎在任何一次社会政治变革中，自由知识分子都会表现出这种看上去似乎最为公正的立场。但革命并不是竞技或游戏——一位中国的革命家说得好，“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所以，它需要的不是“公正”，不是Fair play，而是成功，是胜利。知识分子的“公正”在革命中不仅是多余的，而且常常被革命中的政治家认为是碍手碍脚的。因此，自由知识分子的在任何政治革命中的结局也总是一样：他们被左右两方面的政治势力所抛弃。在激烈的政治角逐中，被敌对的政治力量各方所抛弃，是一件危险的事情。所谓“逍遥派”并不像一般所认为的那样逍遥自在。正如鲁迅所说的那样，“不革命的或当作革命的而被杀于反革命的，或当作反革命的而被杀于革命的，或并不当作什么而被杀于革命的或反革命的。”

这样，逃亡便成了革命中的自由知识分子的唯一安全的选择。在残酷的政治斗争中，似乎只有逃离政治风暴的中心地带，自由知识分子才能进行属于他们自己的精神性的活动。这一形象被革命文豪高尔基描述为暴风雨来临之前的“海鸭”，只能躲在礁石缝隙里胆怯地哀鸣不已。“海鸭”日瓦戈离开了革命暴风雨的中心莫斯科，来到了瓦雷金诺。在这个偏远的乡间，他为自己找到了一块避风的“礁石”。瓦雷金诺是日瓦戈的故乡，他童年生活过的地方。那里可以唤起他美好而又遥远的回忆。安宁的环境还可以使他耽于冥想。回忆和冥想是知识分子的基本生存方式。瓦雷金诺有着古老俄罗斯的生存环境的残余：残存的村社制度、东正教气氛和田园风光。这正是俄罗斯古典知识分子社会理想和精神的“乌托邦”，是他们最后的存在之家园。在那里，他不仅远离了现实政治生活，甚至远离了现代文化以及相关的科学——医学事业。他与他的情人（拉拉）一起，在那里过着一种远离尘嚣的田园牧歌式的生活。

瓦雷金诺为日瓦戈（古典的自由知识分子）提供了一个再合适不过的生存场所。在那里，日瓦戈不仅可以像哲学家那样耽于冥想，他还可以抒情，像个诗人。他干脆就是一个诗人。小说的第十七章就是一组抒情诗，题为“尤里·日瓦戈的诗作”。其第一首就叫做《哈姆雷特》。

人声已然沉寂。我踏上舞台。
我倚靠在门框上，
细听那往事的余音，
揣度今后的半世的命运。

夜色有着千只眼的望远镜，
一齐对准了我。
天上的父啊，如果可以，
请免去我的这杯苦酒吧！

我珍视你坚定的意愿，
甘愿担当这一角色。
但现在上演的是另一出戏，
求你豁免我这一回。

然而戏的场次已安排停当，
最后的结局也早已注定。
孤独的我渐渐陷于假想的恩怨里，
人的一生实在是不易。

莎士比亚笔下的丹麦王子哈姆雷特在面临着家族和王国的崩溃的时候，陷于对生存的意义、价值及其可能性的沉思和追问。“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个问题。”这是一个关于生存的可能性选择在逻辑上的二难处境。它在某种程度上是古典时代的生存哲学的逻辑起点和终极目标。这是一个重大的哲学难题，一个关于生存之可能性的逻辑悖论。但在现实中，它却很可能不成为一个问题，至少并不总是哈姆雷特所面临的那样的逻辑问题。

在帕斯捷尔纳克的命运之舞台上，上演的是“另一出戏”，帕斯捷尔纳克塑造了他自己的“哈姆雷特”。而这个瓦雷金诺的“哈姆雷特”也陷于同样的精神困境，同样也是在他的国家和他个人生活面临危机的时候。但是，在日瓦戈现实生存中，所面临的只有一种生存状况——死亡。此外并无别的选择的可能性。他的全部生活始终被死亡的阴霾所笼罩。在小说中，日瓦戈医生周围的人——他的亲人、他的朋友、他的敌人都接二连三地死去，最后是他自己。这个以拯救生命为职业的“天使”，在此时却频频与死神照面。他谁也拯救不了。小说特意安排了一个“以葬礼始，以葬礼终”的结构。两头由死神把守，人在中间活动。这个封闭的文本结构象征着死亡的空间。“死亡”是日瓦戈医生（也是帕斯捷尔纳克本人）基本的现实生存经验，这种封闭式的结构则是他所理解的历史和现实的基本框架。

《日瓦戈医生》是一出有着史诗风格的悲剧。对于一位古典知识分子来说，他们似乎只有在一种史诗的格局中，才能理解自己，理解个人的命运。个人的命运必须纳入历史理性主义的框架中才能被理解。“这是一个颠倒混乱的时代，唉，倒霉的我却要负起重整乾坤的责任！”倒霉的日瓦戈也一样。这就是古典人文知识分子的命运。

日瓦戈医生身上始终闪烁着欧洲古典知识分子的人格光芒。他可以说是俄罗斯最后的古典知识分子。日瓦戈医生的命运，标志着古典知识分子社会理想和文化理想的彻底破灭，也标志着欧洲近代以来的古典人文主义精神的全面破产。日瓦戈之死，成为俄罗斯文化中的古典人文主义传统消亡的象征。

19世纪的俄罗斯文化，特别是俄罗斯文学是20世纪中国几代知识分子和作家的梦想和神话。他们常常是借用俄国人的长满大胡子的头颅来思考自己的问题，来理解自己的命运，理解自己的民族的历史和文化。现代中国知识分子总像是俄国知识分子（赫尔岑、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别林斯基，等等）的模仿者，而且常常是拙劣的模仿者。而在20世纪80年代，经历了“文革”的中国知识分子又找到了适合于这个时代的“精神认同”的对象，那就是日瓦戈医生。对“文革后”的中国知识分子而言，日瓦戈医生显然是一个有着无可比拟的精神魔力的人物，几乎像一个神话中的角色。一时间，模拟日瓦戈的精神状态成了新的时髦。

布拉格的“奥德赛”

《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中的托马斯医生是另一类型的知识分子。他是一个典型的生活在社会主义国家的现代知识分子。在他的身上有着这种国家的知识分子所特有的矛盾性格。知识分子传统与现实生存经验构成了他的性格中的矛盾的两方面，这二者之间的冲突在他的内心世界展开。这就是托马斯身上的典型的二重人格。昆德拉的另一部小说《为了告别的聚会》中的斯托雷克医生与托马斯有某种程度上的亲缘关系。从作品中的人物的性别关系上看，《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与《日瓦戈医生》正相反：它是一个男人在多个女人之间周旋的故事。当托马斯的祖国正被另一个更为强大的民族所征服的时候，这个布拉格的“唐·璜”则在布拉格街头征服女人，不同类型的女人——古典的（如特丽萨），或现代的（如萨宾娜）。

然而，命运却把托马斯抛掷于荒诞的现实生活之中，使他成了一次重大的政治事件的目击者。“老大哥”的坦克隆隆驶过，“布拉格之春”落花流水。坦克履带碾过布拉格街头，也碾碎了捷克人民（也许首先是知识分子）对自由的梦想。但由于种种阴差阳错，托马斯被牵连到政治事件中，也就是被卷入“伟大的历史”之中。他完全是被动的，对他个人的命运而言，这是一次倒霉的遭遇，一次意外事故。

托马斯所面临的生存问题也与日瓦戈的有所不同。对于托马斯来说，“生或者死”的可能性并不成为问题。在一个成熟的极权主义社会里，活下去与否所依靠的并非逻辑上的可能性，而是全凭运气。如果运气好一些的话，寿终正寝也不是没有可能的，这一点与急风骤雨的大革命时期不同。一旦有幸活着，接下来的问题则是生存的意义和价值问题，也就是昆德拉所谓的关于生存的“轻”与“重”的问题。

托马斯并未像日瓦戈那样远离风暴的中心，去寻找理性主义的终极真理。他就生活在20世纪60年代的布拉格，生活在一个理性主义的光芒照耀不到的黑暗王国。这是他必须承担的命运。没有任何外在的力量能够拯救他。他的祖国的命运也一样。这命运是荒诞的，但却是极权国家的人民所无可避免的。托马斯留在了布拉格，但这并不意味着托马斯是一个勇敢的政治斗士。托马斯不是勇士，他不是为了战斗而留下来的（事实表明，日后托马斯一得到机会，也还是逃离了布拉格，去了乡间以了此残生。），这也许会令那些有烈士情结的人大失所望。托马斯不想成为烈士，只想太太平平地作自己的医生，只想维护自己工作的权利。这是不是有些平庸？平庸的生活当然也是人的生活，这并没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没有人有任何权力要求所有人都成为烈士。然而，问题在于托马斯的这个平庸的愿望都无法得以实现。在极权主义的国家里，政治无孔不入，几乎渗透到国民日常生活的每一个角落，甚至连日常饮食也不放过（“吃吃喝喝决不是小事”）。因此，国家的政治命运是每一个人的性命攸关的问题，它有时就是人们的日常生活。当然，它也很不幸地成为了托马斯这个政治上的糊涂虫的日常生活之一部分。为此，他被剥夺了工作的权利。这个正被武器所疗治的世界，宣告那些依靠药物的医生将从此歇业。托马斯只能靠打零工度日。他变成了布拉格街头的流浪汉，一个漫无目的的“奥德赛”，也就是一个“盲流”。在一个充满了正人君子的国家里，“盲流”就是罪恶（正如俄国诗人布罗茨基的“寄生虫”罪名一样）。这才是现实生活的严酷性所在。

昆德拉只不过是借了托马斯之眼来观察这个特定时期的布拉格。曾经有过一个无与伦比的大甲虫趴在窗口观察过它。托马斯与这只虫豸一样，也是一位了不起的观察家。他们有着共同的家乡。日瓦戈不观察。瓦雷金诺确实也没有什么值得可观察的，除了古老的风景。日瓦戈沉思。沉思使日瓦戈转向自己的内心，转向对人的命运的悲剧性的理解，进而转向悲剧英雄内心的道德净化和升华。因此，沉思者往往有着更为迷人的外表。而托马斯的世界更适宜于观察。他将目光投向更为宽阔的外部世界，他的内心向这个世界敞开。

日瓦戈透过霜花迷蒙的破玻璃窗所看到的是瓦雷金诺白雪皑皑的冬夜，他与情人拉拉暂时远离了时代的喧嚣，此刻，他们的小世界显得格外的宁静、温馨，充满了诗意。那么，托马斯从布拉格看到了什么？——他看到的与那个著名的昆虫同乡所看到的一样——外面是一个无可收拾的破碎的河山，一个荒诞的世界。荒诞，这是托马斯的国度里的特殊的现实生存经验，一种“卡夫卡式”的生存经验。平淡无奇的日常生活，于突然间露出狰狞恐怖的面目。雅那切克同自己的女友开了一个玩笑，这个玩笑葬送了他的前程——他成了政治犯而遭逮捕，被审判（昆德拉：《玩笑》）。这看上去就像是命运之神的一个魔术。

因此，昆德拉笔下的故事常常就是一连串的错误，这就导致了昆德拉小说的喜剧性（而不是悲剧性）风格。生活中充满了误会或玩笑，即使是貌似严肃的政治事件，实质上不过是一个玩笑，一个无聊的、当然同时也是残酷的玩笑，是一出由戴着滑稽面具的死神主演的荒诞剧。

荒诞确实不是沉思的对象，也不是抒情的对象。荒诞总是逃逸于情理之外，或者藏匿于光怪陆离的表象之下。它要求一双特别的眼睛，要求注视和凝望。所以，他想得很少，却看得很多。昆德拉在谈到小说的艺术的时候，重新清理了被遗忘的塞万提斯的遗产和与此相关的卡夫卡的遗产。他写道：“卡夫卡没有作预言。他只是看到了（存在）‘那后边’的什么。他不知道他的视觉也是一种预见。……一个诗人倘若不是服务于一个有待发现的真理（让人眼花缭乱的），而是另外别的，他就是一个假诗人。”（昆德拉：《小说的艺术》）

知识分子总是愿意相信人类历史会始终放射着理性的光辉，他们总希望现实的荒诞和残酷只不过是伟大的历史进程中的一次意外事故，一次短暂的挫折。然而，现实生存本身的荒诞性打破了这一美丽的梦幻。托马斯眼中的世界已经彻底崩溃了，乾坤破碎，理性荡然无存，历史的机车正以越来越快的速度驶向邪恶的深渊。在布尔加科夫那里，甚至只有撒旦才能“拯救”这个世界。（《大师与玛格丽特》）

古典人文主义的理性更像是一场梦幻。只有拨开历史理性主义的迷雾，才能看到生存中的这种难以忍受的荒诞性。托马斯看到了这一点。他并不打算重整河山，也不打算以自己的血肉为破碎的天空涂上绚烂的（悲剧性的）色彩，更不打算披上英雄主义的甲胄，来抵御虚无对心灵的袭击。他只是一个旁观者，一个正在崩溃的世界的见证人。穿过布拉格五光十色的假面具，洞察命运的荒诞面目。从这一角度看，或许可以说他就是一个荒诞的勇士。

2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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