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弱者的武器：抚摸与尖叫（偏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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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志翔
　　
　　女性以她们压抑已久的嘶哑之音，呼喊与细语出她们生命最本质的忿懑与渴望……
　　
　　——徐坤《因为沉默太久》
　　
　　要考察文学中女性的命运，自然无法回避女性作家们的自我认识和创作实践。身为女人，她们的理解也许会比男性更少一些隔膜吧。处于强势地位的人，往往很难真正理解弱者的内心感受，强者总以为弱者在夸大其辞，胡搅蛮缠，无理取闹，对其显得尖厉的辞锋和反抗姿态大皱眉头。比如，很多男人对很多女人就是如此看待。有谁能理解一个十几年操持家务、逐渐变得越来越缺乏吸引力、而男人却又去寻找新欢对她几乎视而不见、使她沦为一个最可悲的“等待者”和“被遗弃者”的女人的心理吗？在这方面，女性作家天生具有优势。她们对于自己的疼痛、无助无疑有着更为刻骨的理解。大体而言，女性作家写作中的“自我表达”意味更重，这也是其性别赋予的一种规定性，即使是大作家也很难挣脱。这并非不可理解，身为一个作家，总是更愿意写体会最深、感受最多的主题。她们或以一种“抚摸”的温和方式来书写痛感，呈示不公；或以一种“尖叫”的激烈手段来渲泻内心积郁的情绪，寻找出路。
　　“毫无选择的，我是个女人。生下来便不是白纸，纸上浮印着千年刻就的男权价值体系。……社会，不管东方或西方，对女性的有形和无形的压抑带给我最切身的感受。”这是台湾著名女作家龙应台在一本随笔自选集“序言”中的话。如前文引述布尔迪厄所说，性是一种历史创造。波伏娃也坚定地宣称：“女人并不是生就的，而宁可说是逐渐形成的。”不仅对于女性整体如此,就个体的成长而言也有一个“成为女性”的过程。社会心理学早已指出，在很多情况下，女性的自我认识过程（也是“社会化”过程之重要一维）常常是一个接受“男性比女性优越”观念的过程，所以女性在性别意识最初觉醒之际大多体验过一种因为自视“第二性”而生“自卑”、“失落”、“自我不满”的痛苦和迷乱。女作家对此感触更为深刻。对男人来说，这个的世界的秩序是非常好理解的，“就是这样的”，对于自己的性别角色也总是满意和骄傲的；而女人总是执着地问：“这个社会为什么是这样的？”“为什么我是一个女人？”这绝非说明女人们对“世界”、“社会”的兴趣要浓于男性，而是因为在女性眼里，世界是倾斜的、失衡的，社会秩序是不合理并且充满偏见的，对女性的生存和发展构成强大的压迫力，身受其压力就会不断地发问，这就是陈染说“女作家可以在男人性别停止之处开始思索”的意思。就像一个被抛弃者总要苦问“为什么”，而抛弃者却根本不屑于回答；就像一个等待者总要生出闷气，而被等待者却认为其性格异样。事实上，女人们关注世界就是关注自我。男人总倾向于认为现实的秩序包括性别之间的不平等都是自然的，而女性则视之为社会和历史的产物。布尔迪厄说：“男性中心观念被当成中性的东西接受下来，无需诉诸话语就使自己合法化。社会秩序像一架巨大的象征机器一样运转着，它有认可男性统治的趋向，因为它就是建立在男性统治的基础上。”因为如此，女性作家们在面对性别构成这个现实时会体验到一种尖锐的内心痛苦。她们知道，现实生活中无处不在的男性中心观念，早就已经泛化开来，渗透于世界，却又已经凝聚起来，沉淀于心灵，成为支配行动的内在逻辑，成为类似于遗传基因一般自然、先验、不可更改、代代相传的精神密码，它们蛰伏、根植于几乎每个人的心理结构之中，构成一个巨大的傲慢与偏见之“场”，化为一种任何个体根本无力抗衡、如雾弥漫的集体无意识。
　　聪明的女人容易成为女作家，她们比较能洞透现实中的困境，但往往被视为女人中的“异类”。英国女作家伍尔夫曾经设想过在古代一个女人拥有萨士比亚的天才，结果会是怎样？她的结论是，如果她拥有特殊的天才，“一定会发狂，自杀，或是终其生于村落外一所寂寞的小草屋里，半像女巫，半像妖魔，被人怕，被人笑。”一个人意识到外部加诸于身的强大而不可抗的局限，就会经历内心的挣扎和苦难，当她想要表达，试图突破性别的大限，就必然表现为一种不合乎既有男性规范、秩序的声音形态，而在男性逻各斯的眼里，这样的声音被认为是癫狂的、非理性的，发出这种声音的女人也是乖张、尖刻、不可爱的。所以吴尔夫说，女人写作“冒着被视为怪物的险”。
　　在当代中国，女作家们为了规避可能的责难也尽可能小心翼翼，比如，像陈染等一些女作家不约而同地把别人称她们为“女权主义者”改为“女性主义者”，以弱化“权”这个概念所附着的硬度，不使自己从另一意义上成为男性的附庸。而像崔卫平这样的女学者则更是怀着一种“女权（性）主义恐惧症”，她写过一篇《我是女性，没有主义》，生怕自己的女性自我因为“主义”而异化。王安忆尽管写过很多可以作为女性主义文本的小说，但她对“女权意识”、“女性主义”等字眼不感兴趣，说一谈到女性问题，头就乱了。女作家张抗抗是个理性意识较为发达的人，也较早地意识到女性问题，可是她却一直怀疑女性立场，作品中也较少表现女性意识，说：“女性在生活中受到男性压迫而产生的那种明确的性别反抗意识，我一直是很淡的。”她还认为，女性意识是她本能认可的的东西，但不是她写作中需要表现的，“我早已经不需要去追求‘平等’了，我关心和渴望的是‘自由’。”她还对所谓的女作家非得用自觉的女性意识去写作这一观念极为反感，并且较多地站在“理解男性”的角度要女性正视自己的弱点。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形呢？难道她们没有意识到李小江所说的“这个‘半边天’其实从来少见天日，总是在男性文化和男性权势的阴霾下过日子”的状况吗？张抗抗自己给出的理由是：一，人是母项，女人是子项；二，首先是一个作家，然后才是一个女作家。可是这样的理由却有些牵强。一个男人可以毫无障碍地把自己看作“母项”的人，而一个女人却做不到；一个男人可以“无需诉诸话语”就成为一个“作家”，但一个女人却做不到。这才是充满偏见的现实，面对此，女作家不应该自甘“子项”、“第二位”（男作家从来没有想过自己是“子项”，而是当然的“母项”），而是必须凸显“女性”身份，顽强地把“性别的平等性”楔入淤积深厚的集体无意识河床。
　　女作家戴锦华、徐坤等有着难得的女性主义自觉。1996年初，徐坤在回应男人批评戴锦华在一次演讲中称许林白小说《一个人的战争》时，认为她们女性意识过重、反抗态度过激是“因为沉默太久”的缘故，她写道：“当整个历史和现实都已都变成了男性巨大的（实际上非常孱弱）菲勒斯的自由穿行场，未来的云层和地面上竞相布满了男性空洞的阉割焦虑的时候，女性以她们压抑已久的嘶哑之音，呼喊与细语出她们生命最本质的忿闷与渴望，她们不惜以自恋自虐甚至自戕自焚式的举动来争得一份属于她们自己的话语权利，表明她们心底的不甘和颠覆的绝决，这不啻于是楔入男性里比多浮躁中的一剂镇静败火的清凉。女性因为沉默得太久，缄口的时间竟然可以以百年千年为单位来计算，所以，若不在沉默中爆发，便是在沉默中灭亡。一旦铁树开花，哑巴说话，会招致一些惊异或怪异的目光，就显得十分正常了。”当时仍健在的作家王小波也站出来为戴锦华等人说话，但他在《我是哪一种女权主义》一文中却说，男人与女人都应该有“一点平常心”，这就落入强者语言的套路了，因为处于弱者地位的人不可能有“平常心”。所以，我怀疑一些有着“女性（权）主义恐惧症”的女作家，潜意识里认为表现“女性主义”会损害思想的质地，降低创作的层次，削弱文学的价值。如果真是这样，那未免太过可悲，说明她们的自我意识已渐趋于泯灭，在男权笼罩之下毫无自信，并且开始懂得谄媚男性，她们笔下的女性只不过是写给男人看的（如周作人引约翰弥勒所言：“古今女子所写关于女子的书都是谄媚男子而作，没有把真的女子写了出来”），也就是说，她们与许多当代妇女一样，自觉接受了男权的驯化。她们也成为男权社会的牺牲品。因此，我倒是更愿意把那些女作家主观上有意规避女性意识的言论看作是一种生存策略，即避免被视为性格乖张、尖利的“怪物”的危险。毕竟，偏见无处不在，误会总是太多。
　　确实，写作对于女人来说是一个危险的游戏。由于一直生活在“男权的阴霾下”而非性别本身的自然原因，女性在写作中很容易丧失自我平衡感。问题在于，女性不能去逃离或者说无法逃离这种失衡感，因为她们要逃离的是强大的男性樊篱，那种现成、稳定的规范，那种已经内化为内心秩序的价值谱系。失衡感因这样的逃离而产生并如影相随。这样的失衡感恰恰是女性写作中最必须、最具张力、最具批判性、最有价值和魅力的元素。因此，女性写作就命定要承受痛苦，包括心智倾覆的历险。有时候，她们要付出比男性作家更为深刻的孤独和无助，她们甚至走向精神变异，如自闭、个性错乱、疯狂，以至于自杀。也就是说，女性作家的写作有一种残酷性，她们以自己身心的常态（平衡和谐）为代价，才能实现最有价值的自我表达，就像陈染说的那样：“这些苍白冷漠的纸张像吸血鬼一样榨取我的生命，纸页上一日一日盈满起来，写字人却是一日一日苍白下去。”看看她发表出来的一些日记，不免深怀忧虑，因为那种精神失衡的生活在无情地蚕食着她的常规理性，有一天她居然在日记里认真写下“关于死亡的构想”，里面涉及方式、地点、时间、遗言、遗产……她也自问：“这是不是一种异化，一种自戕……这是不是一种歧途悖路？！”而令我不可理解的是，如许纪霖这样的思想史研究者居然会在报章上赞美这样的生活，说“寂寞令她如此美丽”！这又是那种李渔式男性眼光里的女性之美，在根本旨趣上与欣赏“扬州瘦马”并无区别，殊不知这样的“寂寞”这样的“美丽”背后有着怎样啼血的疼痛。写作的女性是不幸的，但所幸的是她们顽强地传达出了自己的声音质感和意义形态，她们在倾覆的威胁之下找到了言说的方式。戴锦华在评价陈染时如是说：“如果说，新时期，中国女性再次面临着继续花木兰——化妆为男人而追求平等，与要求‘做女人’而臣服于传统的性别秩序的二难处境；那么陈染的作品序列及‘陈染式写作’标志着诸多第三种选择中的一种。固执并认可自己的性别身份，力不胜任但顽强地撑起自己——女人的天空；逃离男性话语无所不在的网罗，逃离、反思男性文化内在化的阴影，努力地书写或曰记录自己的一份真实，一己体验，一段困窘、纷繁的心路；做女人，同时通过对女性体验的书写，质疑性别秩序、性别规范与道德原则。”从这个意义上说，女性独力擎天式的写作有着永远无法被取代的价值。女性作家总是通过写作把作为创作主体的真实自我“置入作品”，使自己成为作品本身的一大主角，作家与文本中的人物（如陈染与《私人生活》中的倪拗拗）互为阐释，“你在桥上看风景，我站在桥上看你。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你装饰了别人的梦。”故从她们的写作中我们可以解读她们关于自身命运的体会，追索她们寻找自我历程。我们必须以一种充满善意的眼光去看待她们以及她们笔下的女性，理解她们的疼痛与抚摸，谛听她们的悲鸣与尖叫。
　　 “抚摸”是所谓的“七十年代美女作家”群崛起前女性作家写作的基本姿势，也是其文本意旨的大致面目。她们更擅长体贴入微地描绘女性的感性生活和心理线索，写出她们在世界面前的应对策略，写出她们有意无意的自我怜惜，她们的世俗本能、浪漫冲动、诗情梦想以及种种必然遭遇的局限性。对此我不想展开具体的文本分析，而更愿意就她们在写作这个“危险的游戏”中表现出的几种总体趋向进行论述。
　　其一是自我的执着。前文已提到，女性更关注自我，并不完全出于女性自然生理属性，值得重视的是男性秩序对她们生态构成的挤压，周作人曾谈到：“女子因为过去的种种束缚，以致养成一种缺陷，不为他人所理解，也不大能理解他人。”失衡的生存景像使她们把逗留于自我内心世界当成了一种常态，也就是说，外界时时在提醒她们是“女人”，并且令她们不停地追问、内省“为什么是女人”、“女人为什么”这样的问题。就像陈染说的“女人在男人性别停止处开始思索”。屡屡被照亮的自我性别意识只能成为弱势一方的精神主体，于是退居于自我的孤独一隅仿佛就变成女人的情感定势和天生本能了。陈染是自我执着最明显的一位作家。在我看来，陈染的写作始终没有走出青春期的那种自省格局。“陈染的作品序列从一开始，便呈现出了某得直视自我，背对历史、社会、人群的姿态。或许正是由于这种极度的自我关注与写作行为的个人化，陈染的写作在其起始处便具有一种极为明确的性别意识。”几乎她的所有重要作品，都有第一人称的女性叙述人。她与其文本的女性主角具有同构性，都沉溺于“私人生活”，她们的一大渴望就是拥有“一间自己的屋子”，把自己身体活动的小小边界视为抵制虚无、逃离疼痛的天然屏障，这道躲避的屏障同样也成了理解的障碍。她们与外界不能建立良性的沟通关系，对外在于自己的东西充满敌意。这样，固守自我的女作家与女主人公都难免在极度孤独中陷于自恋，泛起太多的自悯自怜，还冒着精神错乱、分裂的危险。但如前文所述，这种对世界的逃离、这种内心的“失衡”为女性写作赋予了批判的力量。
　　其二是情性的沉迷。如果说陈染这样的作家执着于内省“女人心事”的话，另有一些女作家更习惯描述“女人情事”。但她们笔下的“情事”早已远离了十九世纪小说中那种经典的爱恋模式。只有像张欣这样的女作家还在《谁可相倚》这样的小说中，以一种最传统的方式不断地陈述着对男人的失望。但男人是不会介意女人的失望的，何况更多的女人早就已经不单方面地抱住“爱”的期望不放。几乎无一例外的，她们都突出了女性作为“欲望主体”的身份，比如说，她们写热爱书写女性身体的焦虑和欣喜，从女性的角度出发铺陈那些以前男作家们热衷的性爱。与男作家的区别只在于，男性喜欢写性动作，而她们更爱写性心理。写了《一个人的战争》的林白以及另一些女作家都说过“写作犹如做爱，双方水乳交融，使生命获得快感”这样的话，可以理解，她们就是要让享受性爱（写作）成为女人的一项权力，而不独是男人的特权。此类文本俯拾即是，这里就不做引述了。
　　必须承认，从理论上来说，突出女性“欲望主体”身份对于抗争男性霸权有着重大意义。毕飞宇笔下的玉米、玉秀、筱燕秋等人事实上连“欲望主体”的地位都没有争取到，只是男人的“欲望客体”而已。“欲望主体”地位的确立显然有助于丰富、建构、完善女性的真实自我。但女性如何表现自己是“欲望主体”呢？我们注意到，她们写性竟然也经常是从男性的目光出发的。且看这样的段落：“……水虹眼里满含火一样的情欲，倒在他怀里。双颊绯红，浑身绵软……她很熟练地抚摩着周由，然后像一条光滑柔软的白蟒，紧紧地缠住周由的全身……富于弹性的乳房在周由的身体下跳跃着，她的情欲之火很快把周由撩拨起来……水虹快乐地呻吟着，修长而秀美的胴体在他身下扭曲旋转、尽情地舞蹈。”这些来自张抗抗小说《情爱画廊》中的文字确实写出了女人的“欲望”，女人的“主动性”，但它们与众多男性作家的性描写在视角上有什么区别吗？只不过是对贾平凹、潘军等人的角度、趣味的模仿、跟进罢了。我们分明看到一个在男人眼里风情无限而且令人销魂的女人，她充分发挥性爱上的“主动性”的结果，只不过是更能撩拨男人，更能唤起男性的快感而已。她与因为笨拙羞涩“不敢动，随他弄”以及因为恐惧而在男人身下“疯狂地颠簸”的玉米身体的惟一区别，就在于水虹更完满、更彻底地实现了男人眼里的“欲望客体”之功能。从中我们可以见出，在女性问题认识上的精神深度方面，她与写出了《玉米》的毕飞宇之间存在着巨大差距。“乳房跳跃”、“快乐呻吟”之类的图像或声音是男人所需要而非女性自身感兴趣的，张抗抗如此“撩拨”只能是出于迎合男性、取悦男性的考虑。“尤物”似的水虹知道男人需要什么，聪明的张抗抗也知道。我不认为作为欲望主体的女人自身会非常关注“乳房跳跃”这样的问题，就像我不相信女人感觉中的性爱兴奋点复制自男人一样。所以，在水虹做爱的过程中，仿佛另有一双男人的眼睛从她的体内伸出来，来观察这一个场景。在张抗抗描写这过程中，也有一双男人的眼睛通过她来品味这一个场景。我们不妨把这称为“复眼现象”。此种状况，与前文所述的贾平凹笔下人物在性爱过程中，探出一双充满男性骄傲的“身体学”和“文化学”意义上的眼睛注视自身性爱活动并体验男性占有、控制、调动、给予的强大感、成就感毫无二致。我们也说过，在这个意义上，张抗抗所写的已经不复是“女性欲望”，而成为一种“男性色情”了。女作家在书写“女性情事”时的“复眼现象”反而是加剧了女性被玩物化、“尤物化”的病症，也加重了自身的弱势，我对此深感遗憾，并明白了为什么张抗抗会那么拒斥一种独立的女性意识。《情爱画廊》可以说是张抗抗的一部劣作。但值得称道的是，张抗抗在近年完成的一部并非写“女人情事”的《作女》含有浓烈的女性意识，虽然对于那些女性的普遍境遇缺乏同情，但女性中的异类“作女”们的作派却是对于男性霸权还以颜色的表现。她们任情任性，我行我素，说看曙光就看曙光，说辞职就辞职，要骂对于女性不公的社会舆论毫不留情，要砸歧视女性的广告牌绝不手软，很像一群“野蛮女友”。我们还会发现，即便是从书写“情事”出发自觉进行对男权的强力批判，如被称为“最直接插入女性意识深处”的林白的写作，也往往呈现出一股难以自圆其说的执拗劲，她写作的目的也悲剧性地被理解成“以一种精神自慰的方式实现自救”，而她的作品不过是一堆“自慰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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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三是日常的深陷。女人关注自我、关注情感，更关注日常。不可否认，写作中的日常生活是有价值的，从俗世洪流中、从细枝末节中也会散发出审美的芬芳魅力。但过度陷入其中，日常又会成为吞噬审美精神和性别批判的陷阱。如张爱玲式烦琐的细节铺陈，枝枝蔓蔓，情节绵延，趣味点染，美其名是“叙事从容”，其实此种平行于生活情态的写作缺乏价值张力，乏善可陈。可是许多当代女作家不自觉地被这样的写作所吸引，心甘情愿志得意满地走向“小资写作”与“市民化写作”。比如王安忆。她的《长恨歌》里，王琦瑶的“长恨”就是从“衣服”开始。女人天生与合乎市民情怀和小资趣味的日常比较亲近，无节制地书写（或沉浸于）此等日常必然会钝化感应女性痛苦的神经，淹没性别带给她们的种种无奈、悲哀，以及因此而发出的呻吟和呼号。不独王安忆，像皮皮、池莉等作家也拥有那种本该在男人中间倡导的“平常心”，而心安理得地把倾斜失衡的性别秩序当作一个正当的现实接受下来，编织几个“婚外恋”之类的故事，似乎一切本该如此，似乎女人实质上已经获得与男人同等的地位，一样可以担当与男人势均力敌、旗鼓相当的主角，共同演绎日常生活中的悲喜剧。女性写作深陷于日常表明了她们的妥协性。现实被无条件接受，价值张力丧失，性别问题被悄悄遮蔽，女性自我被偷偷置换，写作的主旨也被不适当地泛化了，其实已从女性对男权的抗争这一层面进入游移的情感与固定的婚姻孰轻孰重、泛滥的物欲与稀有的精神如何冲突、强大的现实与脆弱的浪漫如何统一等问题的圈套。王安忆承认：“我确实很少单单从女性角度去考虑东西，好像并不是想在里面解决一个女性的问题。”她还说：“我喜欢写女性，她有审美的东西，男性也写，但写得很少，而且不如女性，我觉得女性更像一种动物。”她对女性的主体性和整体命运保持着漠然，这也是过于注重描绘日常生活情景的女作家们的总体态度。
　　所以，“抚摸”仍然是一种弱者的姿态，它的三种趋势都不能有效消解女人的生存之痛。女性写作固执于自我，窄化、弱化了女人作为社会角色存在的问题。在充满自恋自闭意味的话语中，女人主动让渡了在男性世界中争取一席之地的权利，甘愿沉默地蛰伏于命运的角隅自生自灭。女性写作突出性爱，美化、遮蔽了女性只是男人欲望对象的问题。文学书写中女人的性爱表现，大多从男人需要出发，至少是暗合了男人心目中的性感理想。即使在写作中坚持女性的独立性，女人们主动追求的性快感往往更强地转化为男人的快感，她们表现出的征服欲也呈现出被征服的状态。与张抗抗的《情爱画廊》一样，铁凝的《大浴女》中，那个对男人构成致命诱惑的女主角虽然令几个男人倾倒，但她的性爱表现同样是迎合、满足了男性的目光和心理。“……他就在她的嚎叫声中霸道而勇猛地闯入了她。他使她心花怒放，她没想到这一切会是这么和谐这么好。她高兴他的深入，他对她的打击，他对她的折磨，他对她的摧垮。……他伸手撩开她脸上的乱发闷声闷气地叨叨着我的小心肝我的小心尖尖儿我的小亲X我要操烂你操死你！”，可以这么说，欲望化的女人增强了自身的性感和男人的快感。女性写作停留于日常，泛化、置换了女人面临的无所不在的性别障碍问题。在这样的写作中，经常表达男性主导的“现实原则”对于女性性别意愿的控制，更容易把性别问题置换成女性自身的规定性问题（如目光短浅、德性匮乏、智力平庸等等），女性角色们总是充满了软弱、妥协性和自怨自艾。她们不是反抗现实，而是甘愿被所谓“现实”（其实就是男性世界）奴化，只不过这种奴化不是通过“性感”一途，而是借助于“生活”名义下的金钱需要实现的。如张欣的小说中，有的女人见到一大包钱时“脸红、心跳、额角冒汗，莫名其妙地紧张”（《爱又如何》），有的女人只是因为享受了一晚总统套房，就提出“我做三奶四奶都行”（《浮世绘》），有的女人在男人的感情早已变质且实际了已被抛弃后，仍然自愿充当姘妇，并以从中获得一点经济上的支持而满足（《爱又如何》）。这样的写作只是把女性作为有缺陷的主角加以严格地审视，而绝少从女性出发对畸异的性别秩序和蛮横的现实逻辑进行批判，不妨说，它们没有提供任何的“批判的武器”，反而热衷于“武器的批判”。
　　背对人群的自我封闭和享受孤独、强调女人的性爱快感和“主动”意味、性别焦虑的日常遮蔽和市民化、小资式消解转移，对于男性话语几乎没有带来任何有实质意义的冲击和改观，男性世界的秩序依然显得和谐完美，男性心理的优势依然稳如磐石，也正因为此，男性世界对于这样的写作保持了高度的宽容甚至赞赏，这些作品（“自我执着”倾向的小说世俗影响力略小）也在男权主流话语的鼓励下被出版、改编、播出，通过电视等大众传媒的扩张力和影响力，日益演化为阐释现实合理性的通俗文本。从某种意义上说，一些女作家的作品已经根本不具有针对男权的挑战性、批判性和反抗性，而是与之形成了一种暧昧的“合谋”关系。直到一些所谓七十年代“美女作家”的出现，情形才有所改变，原本严整的男权世界至此才感受到一种异质的侵入，和谐被打破，自我优越感被动摇，男性世界受到了强刺激，他们从中解读出令自己深感窘迫的内容，他们发现自己成为被阐释、被选择、被审视、被轻视、被抛弃的人，并且他们一直良好的建立在“性能”之上的男性自尊也经受了毁灭性打击。他们听到了来自更年轻更富独立性的女人的尖叫。这种极具穿透力的尖叫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令男人感到惶惑不安。
　　历史上女性凡有越轨者必受男人大骂，所谓“越轨”其实就是突破男性的性别秩序观念和心理习惯。女人被骂说明其话语、其行为对男性认同的价值具有颠覆性、反抗性，说明男人感觉自己受到了威胁。在男性统治的世界里，女人被赞赏反而容易沦于可悲的境地。所以，完全可以理解的情形是，当卫慧、棉棉、九丹等一批七十年代“美女作家”发出尖利的叫声时，许多男人产生了强烈的反感，或鄙夷，或冷嘲，或热讽，批评之声铺天盖地。这样的女作家以及她们作品中的人物是不符合男人审美传统的。批评“越轨的女人”或“放纵的女人”已经成为一个时代的本能，也是男人的性别本能。甚至连许知远这样的“自由主义”小兄弟都说起了风凉话：“这是一群叫嚣遗忘历史的女人，她们所全部依靠的不过是几次短暂的情感经历，几十次可能刻骨铭心的性爱体验，或许还有一点点毒品的味道。”值得深思的是，多少男人在展示各种无聊的“情感经历”和露骨的“性爱体验”，可是未见得会受到严厉的指责，为什么女人一旦这么写就仿佛触犯了天条呢？
　　我不认为卫慧等人的小说有多大的艺术价值，并且很难容忍其中流露出的装饰感极强的“小资趣味”，尽管我不愿意如葛红兵那样把这种“小资趣味”与“跨国资本”联系起来，而只想把它看成是出自女性作者的自我粉饰本能。我知道这些七十年代女作家们身上具有的致命缺陷，比如她们献媚于男性市场的策略（“宝贝”名字、“美女”照片、“身体”写作）夯实了男性主导价值的基座；她们的趣味透出小资身份的自恋和装扮，中产阶层的傲慢与偏见，完全无视中国的真实境况，缺乏最基本的悲悯情怀，除了标榜趣味等级化以外，她们还助长了性爱资本化和身体表演化的倾向。但无论如何，我承认此类写作已经衍生出了巨大的超越文本的意义，即她们通过写作冲破了“贞节”、“纯洁”等概念加在女性身上的束缚，解除了那些缠绕着女人身体的阴魂不散的男性话语符咒。如前所述，伍尔夫认为“贞洁”这种观念给女人带来了痛苦，但贞洁之于女人极其重要，“把它拿到光天化日之下就需要绝大、难得的勇气。”无论如何，卫慧等女作家是有勇气的人。她们以毁灭男人所需要、所认可、所赞美、视之为最珍贵的“宝贝”——贞操、纯情，而实现对男性话语的一次反动。你们不是认为纯情最可爱吗？那我们就把纯情毁掉；你们不是为处女的娇羞而发狂吗？那我们就表现得比男人还放纵；你们不是总觉得自己性能强大吗？那我们就以身体的背叛告诉你们，你们其实非常草包……她们的一大任务就是解构那个男性塑造、皴染的“女性身体”，这个身体为了男性存在，依附于男性存在，而非自在自为，因此也是不自由的。为了实现身体的自由，她们必须表达自我对身体的支配意志，也就是她们有权以自己而非男人喜欢的方式使用身体，并借助于此恢复对身体的主权。什么是自己的方式？那就是游戏的方式。比如与不同的男人做爱，对男人不抱有痴情和期待，当厌倦的时候选择主动离开（这也是一种抛弃），等等。从某种意义上说，她们使一直处于幽暗背景里的女性的身体得到浮现，并且过滤掉了男权传统加诸其上的各种异化元素，剥离了为迎合男性目光和欲望而被培育起来的性感，身体变得更为纯粹，更加接近其原初目的。随自己的意愿把男人珍视的“宝贝”不当回事，这无疑是一种反叛的姿态，对男权尊严产生了强烈的冲击力。因此批评家王干把卫慧等人的写作看作是对男权的反抗，并且将她们命名为“突围者”。可这是一种以身体本身为武器的突围，短兵相接，迹近肉搏，呼喊尖叫，血泪点点，在游戏的外壳内是那“沉重的肉身”。身体成为她们最后的、惟一的武器。身体是她们攻击的矛，也是她们防御的盾。确实，她们的身体充满矛盾，就像一个巨大的生存之悖论。
　　何以见得？作为“弱者的武器”之一种，她们那种身体参与的狂欢游戏确实打击了传统的男性“身体观”（但如前所述，针对的不是所谓的“反身体”）和性爱婚恋观，也打击了自以为是俨然不可侵犯的男权尊严。用评论家张柠在《七十年代作家女扮男装》一文里的话说，她们一改传统女性那种沉重的风格，在小说中“女扮男装”，试图像男人一样潇洒地游戏，要借助于游戏消解加在其头上的魔咒。但她们的努力只能是青春期短暂呈现的反叛姿态，只能是一部分自我意识逃离那种无边无际深厚幽暗的集体无意识的作派，只能是一种带有强烈表演性的象征策略，实际上对于男权仍然没有根本性地撼动。而且，正如许多论者指出的那样，她们的反抗不可避免地托庇于男权话语或采取男权的形式。比如，她们必须呈上玉照以使自己具有“可看性”，成为被关注被观赏的对象，她们必须用“宝贝”（“上海宝贝”、安妮宝贝、足球宝贝等等）和“美女”之名把身体的性感自动纳入男性评品系统。再比如，她们身体的独立性表现为男人对她们的“依赖”，她们身体的自由则体现为她们对男人的“抛弃”，于是，她们用女性的身体承载着男性的话语，她们身体的独立自主性立足植根于男权逻辑的深层结构，她们的身体游戏从另一个向度参与了男人的肉体狂欢，她们通过自我放纵实现的“解构”恰恰强化了女性身体的消费性，从而“建构”了女人作为男性欲望对象的新框架。这也就是韩少功所谓的“旧道德的解除只是令女人更加色欲化、玩物化”，男权世界也许会鼓励并且欣喜于女性们这样的身体放纵。于是，对女人来说，“镜子和镑秤取代了祭坛和跪凳”。这就是女性身体本质属性规定的一大悖谬情境。
　　她们更深刻的矛盾还存在于，肉体的自由（对于在男性价值体系中至为重要的“贞洁”“纯情”、“处女膜”等观念的弃置和剥离）固然给男权世界带来冲击，对男性价值体系产生了一定程度的“釜底抽薪”之效，但身体的滥用必将使她们付出沉重的心理代价，为她们的性别焦虑造成“火上浇油”之势。她们永远无法在放纵自己身体的游戏中高唱凯歌。她们所谓的自由和解放是另一种形式的自渎、自残甚至自焚。她们永远无法在放纵自己身体的游戏中高唱凯歌。她们所谓的自由和解放是深度的自恋以及各种形式的自渎、自残甚至疯狂、自焚。波伏娃认为，身为女性她们从小就缺乏“第二自我”（这种自我在男孩身上就是他的阴茎），她们更无法像男性一样通过指向外部的活动获得自己的“现实性”，从自己的现实创造活动和创造物中获得确认自我的成就感，她们只能从人身的内在性去寻找现实性的自我，获得一种满足。因为女性觉得自己是一个客体，于是产生把自己奉献给她的欲望，“女人在单独得到的快感中，可以把自己分成男性主体和女性客体，所以她要爱她自己。”女性作家们以一种公然的姿态自恋，沉迷于镜子并从爱自己的行为中得到极大的满足，这是无可指责的。女人的自恋从来就不是她们的道德缺陷，而是性别赋予她们的本质确认局限。可是写作的女人因为更经常、更深度地面对“镜中的自我”，几乎无一例外变得过度自恋，这种自恋就难免呈现出病态。福柯在《疯癫与文明》中谈到这个问题时认为，自恋会造成疯狂。“正是人在对自身的依恋中，通过自己的错觉而造成疯癫。自恋是愚蠢在其舞蹈中的第一个舞伴。”“自恋是疯癫的第一个症状。”这也是为什么像在卫慧、棉棉、九丹等人（也包括更早一些的陈染）的写作中总裸露出一种尖利的神经质的原因。至于带有自渎性质的放纵同样是一把双刃剑：弄脏自己虽然令观赏者再也产生不了愉悦之情，但弄脏的毕竟是自己，而且再也无法复原回归。她们就像那蛰人的小蜜蜂，带给被攻击者的只是些微的疼痛，自己付出的却是生命的代价。她们自由放纵的形态不是飞翔，而是挣扎，挣扎，挣扎。她们说：“我们所能依靠的只是疯狂与放纵”。是的，她们无可挽回、无一例外地走向疯狂。她们说着“堕落”、“腐烂”、“疼痛”、FUCK等语词，她们寻觅着狂野酒巴的噪音、午夜街头的孤独、性爱游戏的迷乱，她们经历着醉酒、吸毒、颓废、滥交、情殇、自虐、疯狂、自杀等种种境遇。她们身体的快乐就是她们心智的痛苦。她们肉体的解放就是她们精神的磨难。她们体验快感的嘶喊就是她们濒临绝望的尖叫。她们从男权的丛林中突围，却在深夜的暗影里迷失。她们举起利矛，却更深地刺向自己。她们举起坚盾，却为自己增绑了负荷。面对她们处境的这个巨大悖论，我们只能怀着深深的同情，给予默默的致意：“拿什么来拯救你，我的爱人？”
　　这就是弱者的武器，一种无往不在枷锁之中的挣扎。
　　
　　
　　结语
　　
　　只要历史仍在延续，关于女性命运的解读就不会终结，并且轻易不可能获得答案。文化书写中的女性问题，绝非仅仅囿于两性社会学的领地，因“她”而展开的必将是一个存在论的话语空间。我承认，这一番粗疏的巡礼并不能真正为女性寻找到自救的武器，而只是试图揭示出她们所面临的困境的深刻性。我们发现，在今天这么一个个人感性得到空前解放和张扬的时代，在男性话语仍然强大的情势下，女性身体越来越呈现出性别的消费性以迎合男性主顾，实现了从被囚于“伦理暴力”到受制于“美学暴力”、从充当“道德奴隶”到升格为“感官玩物”的转变历程；我们批判，一些男性作家沿袭着中国几千年来最为糟糕的狎玩传统，借助于文化的“复眼”不断营建权力的坚固工事，他们有的以“美”的名义参与了奴化女性的运动，把男性的快感建立在女性的痛苦之上，对于这个时代极其恶劣的性别价值观的合法化，他们难辞其咎；我们赞许，深具悲悯情怀的毕飞宇把对女性宿命的理解推进到无人企及的深湛程度，锻造了表达女性命运悖谬处境的话语方式，并且尝试着寻找女性自救抗争的有效武器，尽管所有的武器仍然都不过是弱者的武器；我们同情，女性作家们在男权价值体系的笼罩下顽强地进行着“寻找自我”的努力，她们只能抱着必然衍生的各种偏执之念孤身前行，但她们毕竟打破了沉默的坚冰，进入众声喧哗的状态，而更年轻的女性作家则发出了听起来略显夸张的尖叫，肆意释放她们身体深处那种绝望的快感，以此挑战男性主流话语的尊严，然而她们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却并不能保证自己从铺天罩地的性别共识和无边无际的男权樊篱中成功突围。但我仍然希望，优秀的文化书写能为女性摆脱沉重宿命提供重要的参照座标，希望女性的头顶也有清明的天空，女性的眼前也有遥遥的星光。应该向着那星光前进，应该接近它清冷微弱的光明，即使经常会发生怀疑，即使所进行的是一场多么悲怆而无望的努力。
　　(《弱者的武器——解读当代文化语境中的女性命运（四）》）
　　
　　2003年8月完稿于杭州
　　

我找到了

木子美，应该是楼上作者的最终所爱，所崇......^^

享受孤独1

呼！ 真的很长啊  顶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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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抬杠的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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