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大旗
“愤怒青年”原系战后五十至六十年代初英国一个文学流派，代表作有剧本《愤怒的回顾》、小说《往上爬》(另一译名大概叫《坡顶上的房间》)等。其实，一代青年的思想脉搏大致是同步的，如美国的《麦田守望者》(1951年)、苏联的《带星星的火车票》(60年代)，它们虽各有差异，却都对传统价值僵化和虚伪的部分表示出深深的怀疑。那时候，重门深锁的中国并无“ 愤青文化”，除非你把王蒙《组织部新来的年青人》也算上。
文革骤起，愤青应运而生，他们叫做“红卫兵”，却是奉旨造反的一群。谁能说当年的他们不是丹心一片？他们让别人流血，而后自己也流血，卒令太阳更红，红得滴出汁来。鲁迅在《我要骗人》中写道：“中国的人民，是常用自己的血，去洗权力者的手，使他又变成洁净的人物的”。末了，这茬愤青被流放到穷乡僻壤，在彼处苦涩地咀嚼着自己残破的青春.....至70 年代，神州霜凝寒野，国门锁得更紧，却出现了疾风劲草一般的愤怒青年，他们喊出的时代最强音，凝聚到北岛的一句诗里：“我--不--相--信”。有了这“不相信”的一代，才有了80年代青年对新知渴求。那是启蒙的年代，如潮涌入的新知尽管相当芜杂，且在这块贫瘠土壤里扎根未深，但关键是鲁迅所言的“瞒和骗”的把戏已经油枯灯尽，再难瞒骗下去了；何况血泪斑驳的日历才翻过去不久，惨痛记忆就是青年的导师，在那个年代，共产意识形态和集体主义受到了空前的挑战，宫廷藏经阁门前那对风化剥落的石狮子已摇摇欲坠。于是又一代愤怒青年诞生了，自80年代中期开始，民主自由的诉求星火燎原，学运此起彼伏......直至某年某夜，……狼奔豕突的金属怪兽，其实也碾碎了某些宗庙上的泥胎和神龛，虽说它香火寂寥已有些年头，这回却真成了断壁残垣了。然而，有人却从瓦砾之中翻寻出一个火盆子，用吹火筒呼哧呼哧煽旺了，再把“瞒和骗”这帖狗皮膏药烤软烤热，糊在民众溃疡的创口之上，竟立收奇效，欲消炎虽未得，镇痛倒也灵验。自不待言，这帖膏药就是“民族主义”，它的两大煽情口号一是“爱国”二是“说不”。前者诉诸大众浅层次的基本情感，后者则竖起一串假想的敌国靶标，使民众的不满和愤怒有安全的宣泄去处。在摈弃了以前的僵硬的“主义”教科书，改为粗线条的感性灌输，这种舆论导向果然一呼百诺，非但拯救权力者于危难之中，更使之重新垄断了道德合法性和话语权。坊间对“爱国”和“说不”的共鸣，根植于中华民族近代以来的文化挫折心理，和底层反智主义的义和团情结。一旦自由的诉求被妖魔化为西方帝国主义之颠覆黑手，那页猩红的日历便被撕去了。当时要求民主参政的共和精神，如今已在一片说不的狂嚣里被漂白。再次被权力者拿去洗手......而那代人的思想方舟，又被一条镀了金的铁链锚定在“闷声发大财”的码头上，物欲、拜金、唯利的“经济发展”，加上令人胆悸的精神刑具。他们由沉默而迷惘，而迷惘而沉沦。一种糜烂腐败的气息弥漫了整个90年代，光怪陆离的社会就此浮现在茫茫欲海之上，如鲁迅言：“现在的光天化日，熙来攘往，就是这黑暗的装饰，是人肉酱缸上的金盖，是鬼脸上的雪花膏。”( 鲁迅《夜颂》)十羊九牧，十官九贪、十商九奸、十仓九蛀、十物九假、十鼠同穴.....而社会摩擦碰撞出来的愤怒，却十中有九被“导向”引进了仇外民族主义的运河，它们只能在人工开掘的河床里翻腾喧哗，纵然声震十里，却无足为患。
对于身边的腐恶龌龊，眼不见为干净，一如鲁迅言：“必须敢于正视，这才可望敢想，敢说，敢作，敢当。倘使并正视而不敢，此外还能成什么气候。然而，不幸这一勇气，是我们中国人最所缺乏的。”
也难怪，在中国要敢想敢说，敢做敢当，就要付出代价，常常竟至于流血。中国人为此已经葬送了多少性命，才锻造出这怯懦孱弱的一代！
鲁迅指出：“会觉得死尸的沉重，不愿抱持的民族里，先烈的‘死’是后人的‘生’的唯一的灵药，但倘在不再觉得沉重的民族里，却不过是压得一同沦灭的东西。
中国的有志于改革的青年，是知道死尸的沉重的，所以总是‘请愿’。殊不知别有不觉得死尸沉重的人们在，而且一并屠杀了‘知道死尸沉重’的心。”(鲁迅《死地》)
于是，我们看到了新一代愤青的时代面影。他们并不都是“愤怒”的，因为90年代大众文化有一大支脉--顽主文化，它固然有着对现实政治的幻灭和轻蔑，却是典型的犬儒主义和阿Q式的精神逃遁。它对陈腐的正统意识形态之嘲讽和开剥，其实非常犀利，但除了风烛残年的前朝遗老为之蹙眉扼腕，执政的主流集团却“大撒把”了，要说他们无力兼顾，不如说他们经多年的“反***”、“清除污染”的攻防战之后，已大部弃守这块传统的思想阵地，它实在是把持不下去了。毕竟“顽主文化” 并无迫在眉睫的颠覆性，被它化崇高为腐朽的那些信条，连权力者自己也不再信奉了，让顽主们玩一玩又何妨？说来王朔是位很有天份的作家，他对当代都市语言的提炼，几乎无人能及。如“金钱不是万能的，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我是流氓我怕谁”；“只要你自己不把自己当人看，就没有人把你当人看，你就痛快了，世上没有翻不过去的坎。”都是点石成金之笔，然而，当阿Q落败时，“他擎起右手，用力的在自己脸上连打了两个嘴巴，热刺刺的有些痛；打完之后，便心平气和起来，似乎打的是自己，被打的是另一个自己，不久也就仿佛是自己打了别个一般，__虽然还有些热刺刺，__心满意足的得胜的躺下了。”(《阿Q正传》)这种自轻自贱的大众文化，原来早就根植于国人的遗传性格之中！
然而青年对社会现实的憎厌，并非光靠痞子式的黑色幽默就能排遣，青春总是有棱角的，无论服用几多凉血清热的汤药，暗疮总要生长出来；可幸有一种因势利导的大内秘制丸散，能让他们在捶胸顿足的“说不”吼叫中尽情释放自己的愤怒。90年代的另一脉大众文化，正是狂热的民族主义。要说它是“思潮”，无疑成立，但更准确地说，它是大众文化；它固然是愤怒的、喧哗的，却又是消闲的、娱乐的，它是周围种种被毒化的垃圾和废气的排放管道。想采集一个粗鄙的标本，俯拾皆是__ 某年春节联欢晚会陈佩斯、朱时茂的小品《万国运动会》(？)正是一例；如此肉麻当有趣，让人觉得迭经百年蹉跎与苦难的中国人都白活了，迄今竟一无长进。
对于嘻嘻哈哈和咬牙切齿的两股大众文化潮流，鲁迅当年也认准了穴位，对于前者，他说：“中国人的不敢正视各方面，用瞒和骗，造出奇巧的逃路来，而自以为正路。在这路上，就证明著国民性的怯弱，懒惰，而又巧滑。一天一天的满足着，即一天一天的堕落着，但却又觉得日见其光荣。”对于后者，他说：“现在，气象似乎一变，到处听不到歌吟花月的声音了，代之而起的是铁和血的赞颂。然而倘以欺瞒的心，以欺瞒的嘴，则无论说A和O，或Y和Z，一样是虚假的；只可以吓哑了先前鄙薄花月的所谓批评家的嘴，满足地以为中国就要中兴。可怜他在‘爱国’大帽子底下又闭上了眼睛__或者本来就闭着。 ”(鲁迅《论睁了眼看》)
这代愤青的燎原之怒是民粹的，反智的，是庸众群氓式的喧嚣。他们爱国成狂的入魔状态，教人讶嗟。如《中国可以说不》这部秘笈，疾呼中国的青年要准备打仗，小打不如大打，晚打不如早打。他们似乎完全不晓得，在上两代愤青“红卫兵”口中，曾迸发过一模一样的话语，而且说得是那么斩钉截铁、铿锵有力。那时是要“打”美帝苏修和一切国际反动势力，解放全人类，大有上九天揽月，下五洋捉鳖的豪迈气概。而今这辈愤青所持的是悲情苦主的报仇雪恨心态，只咬定中华民族唯一的心腹大患、“亡我之心不死”的美国霸权主义，所谓“丢掉幻想，准备打仗”，仗打不打得起来尚未可知，幻想却是丢不得的，这是最能为他们长气的“摇头丸”。
本来，喊几句“小打不如大打，晚打不如早打”，也非难以治愈的臆想症。君不见前辈愤青”红卫兵“们，疾呼之余，意犹未尽，还真越境去投奔越共和缅共，解放全人类去了。如今的愤青不外是口舌逞雄，在防盗门后面耍大刀而已，其实有点心理病症，也未到耻于示人那么严重。要比精神狂躁，能比得过红卫兵前辈？正是集体入魔之深，才能有后来集体脱魔的大彻大悟。只不过，这一辈愤青的情与欲犹在疯长，而“超龄愤青”----关于超龄愤青，参见《审视我们的时代 后鲁迅时代的中国人(之一)----则仍沉湎于“爱国气功”的调息大法之中，那是他们存活在令人憋气的酱缸里唯一的寄托和自拯。按说年轻气盛时喷发几句臆想的谵妄，并不丢人。但“超龄”之后仍珍藏着青春暗疮的疤痕，不时亮出来以示自己永葆“说不”的热血与激情，迹近滑稽，便又是在“做戏”了。如此敝“疮”自珍，亦如鲁迅言：“即使无名肿毒，倘若生在中国人身上，也便 ‘红肿之处，艳若桃花；溃烂之时，美如乳酪。’”(鲁迅《热风》随感录39)
综合种种失心疯的梦呓，标明了民族昏热症体温表上的刻度。说不愤青为何入魔至此？因为他们的心理是扭曲的，其“国家主义”的民族情结，由自恋成癖到自虐成狂，他们把自己的民族想象成一个含冤怨妇，想象成一个披散着长发吊着长舌的、被人勒死的厉鬼，终日追魂索命，清算十代以上的血仇。为了诅咒仇家，便还要为别的“难友”申冤，他们的精神盟友(或准盟友)还有卡扎菲、萨达姆、米洛舍维奇、金正日、拉登、哈马斯.......然而，把“说不”愤青的心理扭曲至此的，还要算上他们自己的政府。权力者为维护自己统治的合法性，为垄断意识形态话语权，他们一再加柴添火，让民族主义烽火台终日狼烟大举，让“说不”爱国狂们牙槽渗血、怒发冲冠，但他们只是这种把戏中的道具，因为权力者自己并无胆魄去“说不”，时不时作作态倒还可以，一到实际操作，便不离“投弃权票”、“消气外交”。于是，每逢外交摩擦，****念念有词的“说不 ”咒语，却总不见灵验。难免的，那些在拳坛香案下顶礼膜拜、忠肝义胆的爱国愤青，便益发屈辱，加倍愤怒，他们情绪的发泄，已不能依照精心构建的下水道而涓涓流淌了，911狂欢便是典型一例，群情鼎沸，咆哮万里触龙门。卒令乱了阵脚的官方也忙不迭地去“消音”，为决堤而出的排空浊浪去分洪蓄洪......精神暴民形而上的仇恨发泄，正应验了鲁迅之言：“暴君治下的臣民，大抵比暴君更暴；暴君的暴政，时常还不能餍足暴君治下的臣民的欲望。”(鲁迅《热风》随感录65)
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既然民族主义的炉膛里正大火熊熊，仅靠扬汤止沸又岂能解开爱国愤青怨恨交加的心结？于是“说不 ”怒吼的分贝仍在升高，民族受虐心态仍郁结于心。便见泼粪和泼漆的爱国义士层出不穷，由愤而粪，由愤而泼，是为必然。有此世情，遂有此世相。被阉割了“愤怒”的国民，只能去咀嚼被允许的“愤怒”。鲁迅在《杂感》中说：
“不可救药的民族中，一定有许多英雄，专向孩子瞪眼。这些孱头们！孩子在瞪眼中长大了，又向别的孩子瞪眼，并且想：他们一生都过在愤怒中。因为愤怒只是如此，所以他们要愤怒一生，__而且还要愤怒二世，三世，四世，以至末世。”
鲁迅先生一语成谶，被他“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国民至今犹然。这谶语正是说不愤青们“愤怒”的注脚。
******
版主认为占地方可以转到匿名区, 谢谢.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3-12-29 7:37:54编辑过]
| 
发表于 2003-12-29 21:3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