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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的聪明是有名的。我们的“国粹”麻将牌即是一例。
打麻将的乐趣绝非仅仅在赢钱，而在于打的时候，需要用尽各种心思骗上家盯下家，有时候要故意打好张，有时候又特意要喂一口，欲擒故纵，真真假假，羊头狗肉，声东击西，明修栈道，暗渡陈仓，上下其手，两面三刀……这哪里是打牌，完全是一种心理战。据说老外一直学不会咱们的麻将，原因就在于，人家没有我们这么多花花肠子，这一套对他们来说太复杂了。他们最典型的赌博，就是轮盘赌，全凭运气或概率，最笨的就是，拿一把左轮手枪，里面装颗子弹，大家轮流向太阳穴射击，看谁命大。最最笨的还有，就是那种决斗，两个人直接用剑残杀，或站在一定距离开外，互相瞄准射击。天底下还有这么笨的人嘛。看看我们的小小麻将，其中蕴含着多少机巧谋算，里面浓缩的可是我几千年的中华智慧啊！
中国人就是靠这种智慧才生存下来的。中华文明为什么不像别的文明消亡、断裂？就因为我们每个人都会打麻将。我已在多处谈到，中华文明是一种没有血性的文明，一种自我保存至上的文明，一种苟且偷生的文明，一种算计别人的文明，一种不断进行着“人种逆淘汰”的文明。中国的历史越久远，中华的文明越绵延，中国人的质量就越是退化，也就是越活越“滑头”的意思。
大概在几年前吧，看到一则消息，说美国在三军中展开了学习“孙子兵法”热潮。当时看到此消息后一方面深感自豪，看来老美还是得向中国人借智慧；一方面也觉得疑惑，难道像什么“借刀杀人”、“落井下石”、“偷梁换柱”、“过河拆桥”、“瞒天过海”等等计谋还需要正儿八经去学习吗？对中国人来说，这些可都是一种遇事时的自然反应而已。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知道，许多老外还是比较老实的。在中国人面前，他们的智力不够用，经常被整得鼻青脸肿，狼狈不堪。
这些年有一件事情颇让我痛心，那就是我们的现实在不断地糟踏好词，比如“小姐”，比如“同志”。还有一个被毁掉的好词是：“老实”。今天如果谁称赞另外一个人“老实”，那他肯定跟你急。因为“老实”几乎已经成为“无能”、“笨”的同义词。这怪不得哪个人，只能说现实在悄悄地调整、塑造着我们的价值观。同样，我们今天说一个人“能干”，一般指的是这个人会整关系，会玩手段，会下黑手，会搞女人，会捞大钱。我们的社会机制有利于此类人的生存和发展，而我们都很羡慕或景仰此种“能干”的人。
聪明过头就难免玩些欺骗手段。我有一回认识一个卖药的东北人，问他怎么卖的药？他的回答只有一个字：“骗！”东北人骗浙江人，浙江人骗湖南人，湖南人骗四川人，四川人骗广东人，反正是全国人民一大骗……制造商骗进货商，经销商骗各商场，各商场骗零售商，零售商骗顾客，顾客们谁也骗不了，就在自己行业骗别人……老板骗包工头，包工头骗打工仔，打工仔谁也骗不了，拿不到工钱就只能上演“跳楼秀”，以争取媒体关注，争取公众视线（这是最弱者的行为，是被迫着发出的绝望的挣扎，我无意讽刺），可是到后来连这样的“跳楼秀”都无人在意……
谁没有见过，那无处不在的假烟假酒假药假文凭假结婚证假亲戚假避孕药假老鼠药假……
我想不出对中国人而言，还有什么是不能假的。我只能说自己的想象力太有限了。
在澳洲，我们听说这么一件事。澳洲的警察是比较愿意为人民服务的，包括为中国人服务，可是后来却提到中国人就冒火，就不太愿意搭理。原来，有一些中国人在那边生活时发现，如果他装作不太懂英文，去向警察打听地方，显出茫然的样子，那警察就会开车把他送到目的地去。于是很多中国人为了省钱就这么干了。但是人家警察毕竟也不至于笨到屡屡上当还毫无知觉的地步，次数多了，也感到被当成“二百五”、“傻大头”愚弄了。从此后就不乐意为中国人服务了。
我还听一个朋友说起欧洲的事情。在欧洲的一些国家，手机是可以免费领取的。欧洲人一般是确有需要才去领，可中国人听说此事后，就一次次地领，多的领了十几个。人家虽然“笨”，但总还是有智力的吧，发现后就出台了规定，凡中国人只能领取一只手机。这还算没有斩尽杀绝，给中国人留了点颜面。
很多中国人在做这些事的时候，一个个都自以为很聪明的。他们还得意洋洋地吹嘘自己脑瓜子聪明、活络。被王彬彬称为“过于聪明的中国作家”王蒙到美国去了一趟，回来后就说美国人真笨，笨到什么程度呢？比如，你到商场买了一样东西，价8元6毛2分，于是你递过去10元6毛2分，美国人睁大了眼睛不知什么意思。中国人都知道这是为了找个2块整的。可老美不懂啦。他硬是只肯收10元，找回零钱给你。这不是算术好坏的问题，也不是有人说的算法差异，而是思维方式上的差异。正因为我们有这样的思维方式，所以非常自然地会在买了一个软件后，同时在几台电脑上使用，但老美不是这样的。我听新东方副校长、耶鲁MBA钱永强说过，美国人买软件，如果家里有两台电脑，他就花钱买两个软件，虽然没有任何人监督他这么做。就像我上文说到过的，他们尊重规则。而这么干在咱们中国人看来确实傻到家了，所以成了我们的笑柄。那位号称“跨中西文化，写宇宙文章”的林语堂，在其《吾土吾民》一书中，也豪不客气地说西方人有一种stupidity，就是愚蠢。
可是我们真的聪明吗？我们有没有计算过，为了这样的“聪明”，我们人与人之间失去了互信的基础，我们支付了多大的社会成本？澳洲警察从此不肯载中国人、欧洲电信从此限制中国人领手机，这是小事，可是一点小聪明败坏的是一个国家的声誉，祸及的是一个种族的所有人。这且不管它吧，在我们自己国内，一个缺乏“诚信”的社会至少有两大弊：一是经济无法健康运行。社会学家郑也夫先生曾在《代价论》、《信任论》两书中深入谈到过这个问题，他在另一篇介绍日本社会学家福山《信任》一书时也谈到过，在一个低信任度的国家里（中国是被福山列为其中之一的），经济增长的质量是很可疑的。就像胡润说中国人的财富品质很低一样。二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被败坏，所有人都生活在一种不安全感之中。我已经说过，“不安全感”是中国人不守规则之因，事实上，大家不守规则、互相欺骗的结果是进一步加剧了不安全感。于是进入恶性循环。
这种互欺、互不信任的最明显表现就是彼此防范，其物化形态是什么？就是城市楼房里家家户户都有的防盗门、防盗窗，就是中国遍地都是的高高的围墙。我们都把自己关在了铁“笼子”里。那些丑陋的铁栅栏、那些一重重的铁门，是一个社会人心腐烂变质的见证！每一个中国人都应该为自己如此防范他人而感到羞愧，应该为自己如此被防范而感到耻辱！
有位德国人到某高校参观，令他不解的是到处都有围墙，不但校园与外界有围墙阻隔，而且校内也有一些自成一体的墙把自己包裹起来。他好奇地问为什么？没有得到什么满意的回答，后来经过苦思冥想终于恍然大悟：“哦，我明白了，我明白了，你们中国人自古就有建Great Wall的传统！”我记不清啦，是黑格尔还是博尔赫斯还是卡夫卡说过，我们引以为自豪的长城，其实是中国人内心里巨大恐惧的象征。
新西兰的奥克兰郊区风景非常优美，那一带住着大批的中产阶级。他们住着一层（最多两层）的house，有些是木结构的，给人感觉用力一脚就能踢开。房子外面一般有一道由灌木和花草建成的篱笆，透过篱笆上的漂亮的“天堂鸟”可以看见小院子里的果树长满了金黄的胡柚，有的人家地上也落了不少。这是他们住宅的基本格局，在全澳洲，大致也是如此。没有铁门，没有高墙，没有防盗窗。在堪培拉，我们只在两个地方看到了混凝土建成的围墙，知道那是什么地方吗？一个地方是驻扎着军队的总理府，还有一个地方是：中国大使馆。
在澳洲期间，我带着一本《小说月报》，在里面读到张抗抗的一个小说《芝麻》，里面写到以骗别人出名的河南人，自己所承受着的苦果，他们彼此之间，即使是乡亲、同村人，也不得不厉行着严格的防范措施：家里有头家畜，男人不得不一夜夜搂着小畜娃睡觉，因为以前曾经大意，天天睡灶房挨着羊睡觉，可七只羊还是被人偷走了！那里“家家的牛都跟人睡，若是头母牛，男人和牛就像是夫妻差不多。”还有一个人，睡觉时把牵牛的绳系在手上，可半夜里那牛仍然被人偷走！这就是中国人与人之间的互信关系的写照。我相信张抗抗这样的作家是不会写荒诞小说的，可她叙述的故事听来却不能不给人一种荒诞感。
前面我说到过西方人比较看重Law is law，他们好像也比较把承诺当回事，所谓promise is promise。在中国，固然也有“一诺千金”的事情，但如果那样真得谢天谢地，而且如果某人坚守诺言还给陌生人多少钱，这样的事可能要上报纸新闻去了。在澳洲期间，不知何故，我已经逐渐习惯于那种信任的感觉，对于所购物由商家托运一事，没有半点怀疑，我相信他们会准时把货物寄到机场。在某个农场，我与可爱的考拉合拍了一张照片，因为是用数码相机拍的，我向他们提出能否把照片发到我信箱，他们说可以。我就留下了我的Email地址。尽管他们那儿是农场，上网可能也不太方便，但我知道他们会守住诺言，哪怕我很快就会回到遥远的中国，哪怕我这辈子大概也不会再回到布里斯班的那个农场。我回到家，打开电子信箱，看到那封邮件已经静静地等在那儿，邮件名是：koala photo，打开邮件，里面说，“相信你现在已经回到了中国，我们把照片寄给你，希望澳大利亚的旅行令您愉快，并且在这儿所经验的一切都会给你留下美好的回忆。”
那时候，面对着屏幕，我在心里说，是的，我感觉，非常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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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3-12-14 20: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