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2003年12月5日,我在上海,正值冬天。
因为怕冷,去上海前就打听了天气。说是比重庆冷。但之前的几天,阳光灿烂,心中窃喜。透过40几楼的窗户往外看,清晰的上海城一角在阳光里,活跃着一座一座的高楼。我在想这些高楼有多少房间,装了多少人,这些人都在想些什么。
今天没有太阳,有风。晚上,上海的冬天显出了它的阴险。晚上的气温比起白天一下低了好多,风呜呜地吹,停下来纠缠包裹你片刻,又急吼吼地往前赶,让更多人领教它的厉害。
我和同事走出宾馆,让门卫帮忙招辆车。门卫说这个时间是打不到车的。我不信,决定走出去。刚走到门口就后悔了,见有两辆出租载着人往里边开。既然出来了,就执拗往前走。这一走就是一两公里,我们的目标是淮海路,顺着路走,边走边回头看有没有空车。我是不怕走路的,但因为有约,所以还是有点着急。同事已经走得冒火,说如果有空车就回宾馆,不再往前了。好歹到了淮海路,热闹的景象一层一层地显现出来。好不容易等到一辆出租,送同事上了车,我站在路口发了一会呆,居然也等到一辆。却没想搭错了搭到一辆反方向的车。我想走路或许更快,凭着手机电池耗尽前的只言片语我决定走路去。走的路上一直想寻找电话亭,未果。眼睛直溜溜地看着人拿着手机哇啦啦说话,想去借一个使使,未遂。因为心里没有明确方向,有点慌,直到看到时代广场,这个词我在电话里听到过,是目标地的标志性建筑,于是稍微踏实了些。站在时代广场的门前转了一圈。没有发现吃饭的地方,我想这么找是找不到的,冲到售楼部对一个值班的保安说我手机没电我要打个电话,说的时候很蛮横,好象手机没电是最最充足的理由而且已经搞得我冒火,让我打了,还不要我钱。这就联系上了。我站在广场中央等来接应的同志。
时代广场有个电视墙,我站在风中看着镶在这个大楼里的画面。它的周围也都是高楼。立着,高傲着,不由分说。让我想起重庆作家李钢到川西四姑娘山后,在他的“高原随想”里写到:“那里很空旷,适合摆放思想”。我就想在上海,在这个寸土寸金的地方,作家会不会因为找不到摆放思想的地方而急得哇哇大哭呢?除非你有钱,能够供养你的思想,否则在这里,思想只是一种累赘。
见到了战友,在热气腾腾的火锅旁边。在冬天,除了火锅,能让人温暖的就是话语了。所以在暖融融的火锅旁边听着七嘴八舌,也不错哦。我经常走神,是因为冬天还是因为在上海?静静的顿河里说,表面是平静的被冻住的河床,河床下面哗哗流淌着河流。一切都在相对改变。这种改变因为安静而更加可怕。时间是那条静静的顿河,我也是那条静静的顿河。
吃了饭出来到新天地,说是一个比较有代表性的地方。以前对自己说,到一个地方就要见识见识它代表性的东西,所以这次到上海我也有很多计划的,想科技馆看4D电影—太远了,没赶上;想去嘉年华,用惊险去刺激麻木的神经---据说已经没有了;去逛几个大的商场—去了一个;吃城隍庙的小吃—同事飞机晚点没去成。这个新天地倒是没在计划之列倒也有代表性的地方。里面流光溢彩,外国帅哥在台上ROCK着中国歌,很多高鼻子黄头发的人在老房子前面频频点头。路边,风中,中国人和中国人,中国人和外国人,外国人和外国人交织着。啤酒,果汁,哈根达斯。
繁华过后,我们每人领到了一个小熊。我很开心,后来小烦又给了我一个。我更开心。在回去的路上,我们坐不到车,却见先走的狐圆他们坐了一辆车停到我们面前,我那份惊喜简直让我想上去抱住他们,不是因为有车坐了,是因为觉得在冬天里收到一份细心热情的照顾。
和逗逗告别的时候,我们拥抱。我突然想哭,但是我不让自己哭出来。上海的冬天,不流泪。
这个冬天,我弄丢了很多东西。这个城市,我遇到了可亲的战友。上海的冬天,让我哭泣。
回到单位,同事摇着我的肩膀说哇啦啦,你终于回来了。我给她一个灿烂的笑。我没有跟她说我在上海的心情。只是说上海很冷,并且递给她我带的两盒宾馆的火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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