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为什么要研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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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银河  2003年11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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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有人问我：为什么要研究性？一开始我并不在意，人们问得多了，也引得我自己不得不常常自问：我究竟为什么要研究性呢？


早在美国读书时，我就读了不少这方面的书，为回国后搞研究所做的文献准备也比较偏重性社会学这一领域，从金西、马斯特斯和约翰逊，直到后来的福柯。然而，到此为止，我只回答了“是什么”，还是没有回答“为什么”。


为什么呢？


首先，是我生长的环境和社会气氛。我属于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出生、６０年代进入青春期、７０年代谈婚论嫁的一代人。在这３０年间，“性”这个东西在中国是一个怪物。在所有公开的场合，它从不在场；可是在各种隐秘的地方，它无所不在。用王小波的话来说，当时的社会有“阳”的一面，还有“阴”的一面。人们在“阳”的一面是一副面孔，在“阴”的一面是另一副面孔；在“阳”的场合说一种话，在“阴”的场合说另一种话。而“性”这个话题绝对属于“阴”的世界。


在那３０年间，由于性处于社会的“阴”面，人们的性观念被扭曲。直到现在，人身体的这部分器官还是被赋予远远不同于脑、心、手、足这些器官的意义、价值和重要性。对于与性有关的一切，要特别地加以防范，似乎它是一切罪恶的渊薮（万恶淫为首）。这种反常的现象怎能不引起我的好奇心呢？说白了我就是想搞清楚：我们中国人为什么在“性”的问题上会如此的扭曲、如此的变态、如此的压抑。


打个比方，搞性的研究有点像当年革命者搞地下工作，有一点冒险犯难的挑战感觉，有一点越轨犯规的淘气感觉，外加一点先锋前卫的叛逆感觉。


其次，性的问题与人的权利有关，因此值得研究。在性的领域，许多事与人的基本权利有关，比如人可不可以自慰？女性可不可以主动提出性要求？同性恋伴侣可不可以结婚？虐恋爱好者可不可以组织自己的俱乐部？人可不可以合法地购买和享用性的文字、图像和影视产品？人可不可以出卖自己的身体？人可不可以参与三人以上的性活动……


中国文化一向强调义务，忽视权利。人们习惯于为了尽义务而牺牲自己的权利。在我们的文化中，个人的权利常常以社会和国家的名义受到压制。弗罗姆在讲到欧洲中世纪时说：“那时，‘个人’尚未形成。”在当代中国，人们还在以社会、国家和文化的名义压抑性的表达，原因恰恰在于在我们这里“个人”尚未形成。因此，义务是好的，权利是坏的；尽义务是美德，要权利是邪恶；尽义务受褒赏，要权利遭贬抑。如果说当代中国人对于经济、政治、人身安全之类的个人权利已经有了一点要求，那么在性的领域，个人可以拥有哪些权利却完全没有概念。在伸张个人的性权利方面，人们还远远做不到理直气壮，反倒是心虚气短得很。


长期以来，中国一直处于“谈性色变”的社会氛围当中。道德保守的人一直没有放弃纯净社会道德并使之尽量趋向于禁欲主义的目标。


在中国一部分人群进入现代化的都市生活之后，个人主义渐渐得到应有的地位，也渐渐在人们的观念中与自私自利的利己主义区分开来。人们越来越多地意识到自己的权利，一些“准群体”也渐渐形成为“利益群体”（达伦多夫语），他们希望运用自己的权利，实现自己的利益，争取和保护自己作为一个人的一般权利和作为某个利益群体的成员的特殊权利。在这种斗争当中，与性有关的权利也被这些个人或群体提上了议事日程。


最后，性的问题与人的快乐有关，因此值得重视。从１８４０年以来，古老的中国积贫积弱，在许多方面都落后于西方，以一副贫困病弱、痛苦不堪的形象呈现在这个世界上。在一个温饱未得解决的贫困社会，性的要求不会提出，人们也不会注意到自己是否拥有了性的快乐。这就是改革开放前的３０年间性的问题从来没有进入过人们的视野的原因。


有一件事曾给我很大触动，引我深思。那是在改革开放之初，有一位普通的中国学者得到了一次去美国访问的机会，他的行程安排在美国东部，但是由于在来自国内的人们当中盛传，位于美国西部的赌城拉斯维加斯有最好的色情表演，他竟然在自己微薄的收入中拿出不成比例的一大笔钱，千里迢迢地跑去看了一场表演。这个事例表明，在我们的社会中性被压抑到什么样的程度，以致人们会认为做这样荒唐的事情是值得的。我痛感这些男人活得有多么可怜、多么压抑，为了满足这么一点欲望竟要到地球的另一边、付出那么大的代价来实现（幸亏他是一位访问学者，如果是干部，他还要为此付出挨批评、受处罚的代价）。


值得庆幸的是：事情正在起变化。最近２０年是中国历史上社会变革最大最快的２０年。根据一位美国学者的统计：英国几乎用尽了整个１９世纪才使其人均国民收入增长了２．５倍；在１８７０─１９３０年间，美国花去了６０年时间使其人均国民收入增长了３．５倍；日本在１９５０─１９７５年这２５年间使其人均国民收入增长了６倍；而只有中国人均国民收入的增长是最快的：从１９７９年开始的２０年间增长了７倍（见２００１年６月１日《环球时报》）。这２０年，我们的社会在从解决温饱到富裕起来的道路上迅疾地跑过了其它国家走了几百年的路。这２０年不仅是中国历史上发展最快的２０年，或许也是全人类和全世界有史以来一个大国发展变化最快的２０年。


如此之大的物质生活水平的改变，不可能不影响到人们观念的变迁。过去由于温饱和安全这些低层次的需求长期不得解决而被视为奢侈品的性需求，如今不可避免地进入了社会的视野。在马斯洛的五个需求层次上，当处于第一层次的基本生活需求和处于第二层次的安全需求基本得到满足之后，处于第三层次的爱和归属的需求、处于第四层次的被人尊重的需求以及属于最高层次的自我实现的需求也就顺理成章地提了出来。中国人在性的各个领域中的需求就是在这个大背景下被提上议事日程的。


近代以来，战乱和贫困一直是中国人的基本命运，快乐对于普通的中国人来说是一个太高的奢求。而新的历史机遇竟然已经使快乐的问题被提上了日程，快乐对于普通的中国人将不再仅仅是一个奢侈品，而是一个可望又可及的目标。福柯曾经认为，政权的更迭不一定是革命，而普通国民卡路里摄入量的提高倒有可能算是真正的革命性变革。套用他的思想，我们可不可以认为：普通中国人生活快乐程度的提高与许多所谓“大事件”相比，要更加重要、更富于革命性？


中国人一向笃信：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解决了饮食问题又满足了性的欲求的中国人将是快乐的人，将享有快乐的高质量的生活。中国人将摒弃百余年来那一副病弱痛苦的形象，以健康而快乐的形象呈现在世人面前。在中国做性研究的实践意义正在于此──使每一个中国人在摆脱贫弱和痛苦之后，享受到快乐的人生。


我的《性文化研究报告》就是要考察最近２０年间中国性文化的变迁：哪些行为规范改变了，出现了哪些新的现象、新的问题；人们的性观念有了哪些改变，还有哪些陈规陋习在压抑着我们，或者概括地说，快乐离我们的生活究竟还有多远？


（此文为《性文化研究报告》自序，标题为编者代拟，江苏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３年８月，定价２０元）


（原载湖南《湘声报》2003年11月13日） （《世纪周刊》第130期）（来源：凤凰网 更新日期：2003年11月24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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