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只被老外牢记，被国人遗忘的清华“海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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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七月份，美国“国家地理杂志”（NATIONAL GEOGRAPHIC MAGAZINE）发表了一篇题为“中国古代的新故事”（THE NEW STORY OF CHINA’S ANCIENT PAST）的文章。介绍了一位清华大学的老校友，一只“老海龟”，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创始人，李济博士。

李济是谁? 看来我只能用现代世界名人，李济的高足张光直一九八零年的话作为开场白了：“他是一位集众家之长于一身的考古学家的楷模。。。我发现李济是一位最难使之满意的老师。。。”“他的每一个学术论断都是建立在许多坚实可靠的事实之上的。”“。。。迄今为止，在中国考古学这块广袤的土地上，在达到最高学术典范这一点上，还没有一个人能超越它。随着他的过世，一个巨人消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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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有九头鸟，下有湖北佬。是褒是贬？楚国，为中华民族孕育了多少文武人才。她不但是屈原的故乡，更是共产党将军的摇篮（这一点现在不懂历史的人都知道）。

一八九六年六月二日，李济，字济之，生于湖北钟祥县。一九零七年随父到北京读书。先是进了五城中学（北师大附中的前身），然后十四岁那年，用他自己的话说“清华学堂初开办的时候，在北京招生一百二十人，投考的有一千多。他也跑了去糊糊涂涂的应了一下考，不知道怎么回事，那监考的人也把他糊糊涂涂的取了。”：-）

八年的清华留美预备学校后，一九一八年李济官费留学美国。留学期间，李济攻读了心理学，社会学和人类学。一九二三年，李济以一篇题为“中国民族的形成”的论文获得哈佛大学博士学位。回国，时年二十七岁。一只“海龟”就这样“爬”上岸了。那个时代的“海龟”同现在的好像不太一样。从当时及以后徐志摩（与李同年，同船赴美；同室，同校一年）和李济的多封书信中可以看出：他们相信“新文化，科学救国，振兴民族”。

李济回国后，受天津南开大学之聘担任人类学和社会学教授。一九二三年，李济纠正了中国地质学前辈丁文江的人体测量上的错误，两人结成好友。同年，在丁的赞助下，“海龟”在河南新郑作了第一次试探性小考古，写了一篇简短的英文报告“新郑的骨”，迈出了从人类学向考古学转变的第一步。一九二四年，李济又在“丁大哥”的支持下，同美国史密森研究院下属的佛利尔艺术馆签署了学术交流合约：分享考古成果，古物归中国。此举开创了“既维护主权，又公平合作”利用外资搞科研的先河，解决了后来的“殷墟第二，三次发掘”的资金问题。

在“鲁迅全集”中曾看到几行字，是关於一九二四年西北大学和陕西教育厅联合筹办的“暑期学校”。被邀请讲学的北京，天津，南京，和广州的学者，本人只模糊记得有北师大的王桐龄（讲‘中国文化之发源地’），南开的李济（讲‘社会学及人类学概要’），东南的陈钟凡（讲‘中国文字演进之顺序’）和北大的周树人（讲‘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当然还有许多。。同行，通宿，同游，同讲学，从此开始了李济与鲁迅两人之间的友谊。鲁迅戏称李济“元首”（猿首者，猴头也，李济属猴）。李济则回骂先生为“哈德门”（概鲁迅爱抽哈德门香烟之故）。李济一生只收过三件生日礼物。其中一件就是鲁迅送给他的瓷雕的猴头。

一九二五年，李济又在他“丁大哥”的纵恿下，毅然放弃南开文科主任的头衔，回到清华母校任教，加入了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诸先生的行列。李济在清华研究院担任的课程先后有普通人类学，人体测量学，古器物学，考古学等；他还主持了一个考古学室并兼任历史系教授。可惜他重点指导的研究生只有一个，就是后来著名的考古学家吴金鼎（吴是中国黑陶文化和南诏文化的发现者）。

一九二六年秋，一支由两名年轻科学家组成的小型田野考古队前往陕西省南部夏县的西阴村灰土岭。他们工作了两个月，采集了七十六箱出土物，回到清华国学研究院。他们完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由中国人自己主持进行的，用近代考古学方法（‘三点记载法’和‘层叠法’）所作的遗址发掘。他俩就是考古学家李济和地质学家袁复礼。他们写下了中国现代考古史的第一页。李济也正式从人类学转到了考古学，从而奠定了他在中国考古学中的地位。

李济的考古成果为历史学家们带来了吵架的素材，将中国的丝织业的起源推至商代。梁启超对此非常高兴，特地写信给在哈佛念考古的儿子，梁思永。叫他回来同李济一道为祖国的历史找出可靠的证据。后来毕业归国后梁思永和李济密切合作长达二十年之久。

一九二八年南京成立中央研究院，蔡元培为院长。在丁文江，杨杏佛，李四光的推荐下，李济离开清华加入了由傅斯年领导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新成立的史语所分别延聘陈寅恪为历史组主任，赵元任为语言组主任，李济为考古组主任。清华国学研究院在一九二九年正式结束。随兼任过多种不同职务，直至一九七九年去世，李济五十一年的工作没有离开过这个考古组。他把一生都献给了中国的考古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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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了前一阵网上有一篇“盘古王表读”的文章，我相信这代表了很多传统文人的心理。李济对只重古文推理轻视考古证据的作法持批评的态度。文字的研究和民族的骄傲是一回事；科学和证据又是另一回事。作为一个受过现代高等教育的科学家，李济在“中国古器物学的新基础”一文中写道：“科学的田野考古工作。。。决不是一种业余的工作，可以由玩票式的方法所能办到的。”他认为，错误的观察或不精心的记录一旦深入报告，“严重的后果就是谬种流传，无形中构成这学业前进的一大障碍”。李济一生的绝大部分时间和精力，都献给了建立科学的中国考古学。为了科学的标准，他得罪过很多人，甚至一些名人。有人认为他过于刻板执拗，不够随和，但中国的考古学要感激他的严谨作风。

中研院史语所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大约在一九二八年左右，参加过处理“孙殿英盗掘清陵”的善后工作的学术前辈徐森玉向李济讲述他抚摸乾隆头骨时的感受时说，乾隆的一口牙还保存得相当好。李济好奇地问：“乾隆还剩多少只牙？”“四十只，一只没少”。李济脱口而出：“不可能吧！”老先生误会了，一再声明绝对不会错，他亲自数过。老专家既然如此认真，一般人就算了，但李济却耐心地向他解释说：“世界上的人，包括过去的化石人，现在的野蛮人在内，没有一个人会有四十枚牙的。”李济又很仔细地告诉他，不需要争辩，因为灵长目各科属的动物的牙数，已是一件科学事实。正常人的牙，自有生人以来，没有超过三十二枚的。。。等等。最后，老先生很不好意思。

董作宾是一位天分极高，自学成材的近代甲骨学大师，人称“甲骨四堂”之一（观堂王国维，雪堂罗振玉，彦堂董作宾，鼎堂郭沫若四位甲骨金石学名家）。一九二八年十月十三日，董作宾带领中央研究院的安阳殷墟发掘团，开始了安阳试掘。由于缺乏科学考古的知识，将一些珍贵的商代人头骨及陶片扔回坑里重新埋了起来。十一月李济主掌考古组，十二月一日立即奔赴开封会晤董作宾，得知这些失误，马上停止试掘并和董一起制定了第二次正式发掘计划。次年三月李济开始领导了第二次发掘。从此以后，李济就担任了安阳历次发掘的主要负责人。董作宾并没有因为李指正了此次失误而有任何不快。两人建立了深厚的友谊。这只“海龟”能有丁文江，董作宾这样的兄长，真是他的福气。现在的“海龟”怕要被整死了吧？：-）（也许“小鞋”已穿坏好几双了）

曾听张光直讲过几件事，其中之一大意是：当年傅斯年在物色考古组主任和安阳殷墟发掘主持者时，最后的两个候选人是年仅三十二岁的李济和著名金石学家马衡。当时四十八岁的马衡是北大国学门考古学研究室主任和故宫博物院副院长，是中国传统金石学的尖子。在这两个人中，蔡元培院长最后选定了治学严谨，代表现代科学考古的李济；李济的学生夏鼐一九七九年谈蔡老的这个决定时写道，“后来证明这个选择是明智的”，因为后来李济把殷墟发掘领导到了一个新方向，把中国的考古学带到了一个新的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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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李济一生，一九二八年至一九三七年，领导史语所对安阳殷墟的十五次田野发掘，其中包括一九三零年城子崖的（吴金鼎）“龙山文化”的发现及一九三一年安阳后冈的“仰韶，龙山与殷商三文化层的先后次序”的发现；一九四九年至一九七九年，对殷墟发掘资料的全面系统研究和出版，可以说是他对祖国的第一大的贡献。这些把中国的可考历史推前了几百以至上千年，确立了殷商文明居于东亚有文字历史之首的地位，为中国的古代史向前延伸奠定了科学的基础。戰勝利後，他以專家身份赴日各地調查及接收戰時被日本軍方及各方掠奪去的中國文物，並且獲得了重要成績

“九一八”，日本吞并东三省，北京故宫的国宝运往南京。一九三七年“八一三”， 日本正式侵华，一部分古物国宝在南京“坚壁清野”，一部分由李济等人押运转移到云南再到四川，抗战胜利再回到南京起出国宝，并以顾问身份前往日本，索回日本侵华期间掠去的中国文物。在保护古物国宝途中，李济失去了两个女儿。李济与这批国宝有着很深的感情。

内战再次开始，国民党无能力再次“坚壁清野”，与其暴露在冷炮的轰击下，运走大概是最佳选择了。

一九三七年至一九四八年，无论是抗战还是内战，李济保护古物国宝功不可没。 是他对祖国的第二大贡献。

有人认为，一，国民党将国宝运往台湾是政治原因。二，李济此举帮了“台独”。
评价一个人的功过，不能脱离当时的历史条件。无论是一九四九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南京古城未遭炮击；还是现在的“台独”运动，都是国，共两党在一九四八年所未料到的，更何况“文人”李济呢？

李济对祖国的第三大贡献，是对中国考古人才的培养。早期的人类学家陶云逵，考古学家吴金鼎；后来的李景聃，石璋如，尹达，胡候宣，高去寻，尹焕章，祁延霈，赵青芳等人；及一九四九年创办台湾大学考古人类学系后，造就的优秀门生总在几十名之数。其中有海峡两岸的学部委员，中研院院士和国际名人，他们都为中国的考古界做出了巨大贡献。在去世前不久，他对老友费慰梅（费正清夫人）欣慰地说：“我一生中有两个最得意的学生，夏鼐和张光直。”

一九七九年，李济去世了。留给他的祖国第四大贡献：一个真正的学者的高尚人格。李济身为中央研究院院士，英国皇家人类学会名誉会员，中国考古学宗师（李敖称其为迷人的，最后一个重量级学阀），终其一生，未曾收藏过一件古董。一生买书读书，遗下两万两千本书，却无一珍本善本。他热爱中国，多次推辞了国外的职位诱惑。他始终一贯地维护中国对自己古物的主权。为了祖国，他一生廉洁，努力奉献，像蚕一样，吃进的是桑叶，吐出的是蚕丝，丝尽身亡。

这样一位科学家，一位爱国者，一位改写中国历史的人，他的祖国给了他什麽呢？遗忘，遗忘，再遗忘。平心而论，泱泱十二亿大国，所有有文化的人中，包括搞考古的专业人员，知道李济何许人者真是少之又少。为什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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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多年前的一天晚上，我收到一个电话，让我为台湾大学雕一个李济铜像。因为家庭关系，我知道一些李济，但要为一个从未见过的人塑像，难度是很大的。不像油画，有一张照片就行了。为了加深了解李济其人，除了凑集大量照片，还利用特有的某种关系，走访了有关人士。我先后去了台湾大学考古人类学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中国人民大学，哈佛大学。接触了李济之子李光谟，李济的学生张光直，赵元任之女赵如兰，前中央图书馆馆长蒋复璁（徐志摩的表弟），台大教授宋文薰。。。这里有一个极有意思的小插曲：二十多年前，一首齐豫（齐秦的姐姐）的歌在大陆流行，我是唱着“橄榄树”移民美国的。没想到几年后我竟在台北齐豫家暂时落脚。齐是李济的“徒孙”（台大考古系毕业），届时正在东南亚登台。笔者年纪轻轻居然见了这许多名人和名人之后，除了家庭关系，不可谓不是托了李老先生的福。同时我也揭开了李济“被除名”前因后果。

最近新泽西即将召开“一代诗魂徐志摩研讨会”，方知竟有着许多徐家亲友在我居住的周围。现在我就引用徐志摩一九二八年给李济的一封信中的一句话：“刚毅木讷，强力努行，凡学者所需之品德，兄皆有之。”一语道破天机。这就是李济悲剧的原因。至清至察，刚正不阿的学者李济是他自己不能青史留名的制造者。

原因之一，“刚毅木讷，强力努行”不识时务，逆潮流而动。

一九四九年以前，中国共产党曾两次派人说服李济。第一次是由周恩来的秘书，李家的世交出面，劝李济同情革命，支持左派。李济回答，我是一个搞学问的人，不想卷入你们政客之间的恩恩怨怨，予以推辞。第二次是由他一个地下党学生出面，劝他不要将殷墟及故宫的古物运往台湾。李济坚决地回答说，这是我的职责。我不能眼看祖宗留下的国宝毁于战火。如果我能保全这批文物而不去做，是为不忠不孝。不算很久以前，我见了这位老先生（大概已经过世了），他回顾起文化大革命的情景，感慨地说：“没想到，阴差阳错，李老师是做对了。”但他却不知道他的李老师为了所谓职责，差点命丧海底。蒋复璁告诉我，一九四八年，由于徐森玉学术老前辈决定参加革命，运送故宫博物院国宝及殷墟古物的两份重担就落在了李济一个人的肩上。连年内战使得海船缺乏保养，老蒋派来的登陆艇更是锈迹斑斑。好容易一千多箱文物装上船，又传来“几天前，在海峡，海浪打沉一条船”的消息。许多老友让他别跟船走。李济回答：物在人在，免得子孙唾骂千年。从南京到基隆。文物安全抵达，老先生也差点瘫倒，其精神压力可想而知。

大概湖北佬的脑袋都缺根筋，或者楚国人的遗传基因有问题。人家屈原宁折不弯最多投江自杀，每年给后人一次就业机会---划划船，扔扔粽子；你李济不想背叛旧政权，不但将“人民的大救星”误认为专毁国宝的“匪徒”，还冒着生命危险将考古文物文献全都运走。弄得留下的弟子们没饭吃。谁会高兴？因此从一九四九年起便成为大陆考古界的第一号敌人。

捎带一提，许多人对李济将国宝运往台湾不理解。其实细想一下，第一，忠于正统，是中国人的缺点，也是中国人的美德。李济不问政治，硬让他相信和效忠新政权，似乎与他“刚毅木讷，强力努行”的性格不符。第二，如果你是一九四八年的李济，请问在全中国炮火连天的解放战争中，除了台湾以外，哪里对国宝最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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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之二，与郭沫若之间的往事。

李济和郭沫若都是中国考古界的名人。两人第一次摩擦是在一九二九年底。李济在殷墟发现了著名的“大龟四版”，龟版上刻满了殷商时代的贞卜文字。郭沫若流亡日本，正编写他的“卜辞通纂”一书，得知消息，立即去信史语所，恳求一观全份拓片，以为参考。李济经傅斯年和董作宾同意，同情郭的处境，以最快速度将全份拓片寄去，并特意说明此是尚未发表的，谨慎处之。郭沫若受到后立即私自将拓片编入他的“卜辞通纂”，并在以复印后才告之史语所，（虽在其序文中大拍李济，董作宾及“殷墟发掘”的马屁）。李济等对此感到颇为尴尬。考虑到他是在研究学问，刚直的李济没有对郭进行法律起诉。但在非正式的场合曾告诉郭，他这样做是不对的。

一九四八年中央研究院选举第一批院士，这是当时科学文化界的最高荣誉。人文组二十八名院士，考古界占了四名。顺序是李济，董作宾，梁思永，郭沫若。李一直认为，郭是一个多学科才华横溢的才子，在考古学上的学识造诣也是很高的。虽不似前三位从事过田野发掘工作，但考古院士应有其一席位子。李济是郭沫若的推荐，力争人之一。

文人相轻，且自古学人对功名看得极重。郭对排名在李济等人之后，还是被人争取来的非常不满意。再加上李济拒不接受“党”的指示，使新中国考古陷入一片空白。郭沫若掌管新中国考古界的第一天起，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李济的名字从中国考古史上彻底抹掉。

抗日战争期间，李济早年在南开教书时的老同事范文澜在陕北及河北主持编写“中国通史简编”。其中好几个版的教材中，都提到李济及安阳多次发掘的巨大成绩。四九年以后变成了一句话，“解放前也有人做过一些发掘”。

一九四六年郭沫若去南京参加旧政协筹备会，回来写了“南京印象”一书，用了整整一节的篇幅谈李济和李济的高尚人品。他写道，他发现李济接待他时穿着一件已经退色的破旧汗衫，使他非常感动：“不知怎的，我就好像遇见了亲人一样。我接触了我们中国的光荣一面。”这些话在解放后编“郭沫若全集”时统统删去了。五十年代初，郭沫若又专门写了一篇名为“蜥蜴的残梦”对李济的“旧中国考古发掘”进行了猛烈的攻击。
一九三三年李济同鲁迅，杨杏佛合影的照片（见前面）解放后在鲁迅博物馆展出。相片上只有鲁迅和杨杏佛，李济被裁掉，直到八十年代末在一位老学者的抗议下，北京鲁博才将照片恢复原状。在没有PhotoShop的年代里，也真难为他们了。

四九年以后，中国的考古学仍然采用李济的教科书，仍学习和研究李济的最新著作。不同的是他们把李济的名字改成了“中国科学院编”。这就是为什麽新中国培养的考古学人士，学李济的方法，走李济的路线，却不知李济为谁。

把自己捧上近代考古第一人，将一个改写中国历史的巨人踢出历史，显然郭沫若做得是相当的成功，充分显示了他的又一才华。文化革命开始后，郭沫若在人大常委会上作了关于他过去写过的“几百万字。。。的东西都应该烧掉”的“深刻”检查。李济看了这条消息，摇摇头叹道：“一代才子，可惜一生没有骨头。”看到了？李老先生到这时还顽固不化。这能怨我们郭才子心狠手辣吗？

俱往矣，浪淘尽，千古风流。

当我给李济塑像时，心情不能平静。雕人像难，给中国人雕像更难，如罗丹雕巴尔扎克那样的创作空间是根本不可能的。要想刻画出这一代学阀的气质，谈何容易。李济面部由瘦到胖，又由胖到瘦，为他雕像基本上是无中生有，还要通过亲朋好友检视，最后我特意给他穿中装，以显示其内心的民族感。我深深地知道：只靠一座雕像是不能表现李老先生的品格和我心中的敬意。我应该写一些东西，把我所知道的内部真相告诉世人，让历史还给李老先生他应得的地位。可能吗？我不知道。我只是在尽力。有一点可以值得欣慰的是，国际学术界永远忘不了他 --- 世界上，谁想研究中国古代，可能不知道董作宾，可能不知道梁思永，可能不知道郭沫若，但他一定知道李济博士（Dr. Chi Lee 或汉语拼音Dr. Li Ji）。

写这一类文章难在不能发挥，每件事要有事实为依据。笔者对此文负责。Email: [email protected]

注：铜像现在台湾大学。听说湖北钟祥县（李的老家）有意思要一个同样的李济像。笔者雕此像未收报酬，未署名，能为这样一位民族英雄雕像是我的荣幸。如有机会见到此像请勿深究。网民都是蒙面人。

又注：笔者不属于任何政治或民间团体，很早就加入了美国籍遂能行走海峡两岸，对郭沫若并无成见，一直认为郭对中华民族是功大于过，极为佩服他的才华。家里又曾同郭，李两家有过一些关系。凭良心讲，郭对李济的“除名”是不公平的，太过分了。大概这就是所谓“各为其主”吧?
（完）

风中的石头

这才没过多久呢

该名垂青史的，最终还是会

至于郭，名声现在已经不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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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中国真正的知识分子
令人肃然起敬
不知这样的知识分子中国可有否

深白色

本世纪二﹑三十年代,
一个令中国知识份子兴奋,辉煌的年代.
"俱往矣，浪淘尽，千古风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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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不是现在名声不佳，他生前名声就不太好。只不过人家一般不说而已，鲁迅就曾说过他流氓加才子。
在正直的知识分子眼里，他一直是文人无行的活标本

希望之星

历史有很多偶然的因素。有时候历史也会开玩笑。历史是没有一个绝对公正的原则引导的，误差永远存在。

抗乙先锋

有些人你想忘记但由于受身处在这个国度的影响却不可能忘记。比如挂在XX门上的那个人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