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在美国住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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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是俺的前前同事兼友人的亲历，贴出来以饴读者。


[B]在美国住医院[/B]

笔名：少骅

（一）

从伊利诺大学转到密苏里大学时，我把女儿和汽车一起留在了香槟市。来密苏里大学的第一个周末就赶上一个长周末，我决定回香槟去看望在那里上大学的女儿。原计划乘“灰狗”（美国一种廉价的长途汽车，乘客多为黑人）去香槟，打电话去“灰狗”站询价，那个季节不知怎的票价快赶上飞机的票价了。我于是在学校内部的英特网上留了一言，希望哪位如果去香槟方向能捎我一程。不久就接到一位同胞的电话，自称姓杜。杜先生准备携子去芝加哥看太太，愿意把我带到布鲁明顿。布市离香槟还有一小时的路程，再由我女儿开车到布市接我回香槟。安排就绪，我就跟着杜氏父子上路了。杜先生约莫三十五、六
岁，拿了密苏里大学机械系的Ph.D.后，在某公司工作。他的儿子小扬波今年8岁，十分伶俐可爱。我们在哥仑比亚市（密苏里大学所在的城市）的一个加油站加了油，杜先生检查了车况，三个人有说有笑地驶上了高速公路。

密苏里州地处丘陵地带，是个以畜牧业为主的州。高速公路在丘陵上蜿蜒伸展，一群群的牛、马在草地上吃草，处处可见一丛丛、一片片各色鲜艳的野花，阳光洒在草地上，也洒在我们身上，我们的汽车以每小时120公里的速度飞驰……在离开哥仑比亚大约20分钟的时候，汽车突然猛烈地颠簸起来，并伴着隆隆的巨响。“车胎爆了！”杜先生说。残了一个轮子的汽车开始在公路上疯狂地扭动，它才不管什么黄线不黄线。车里的行李撞来撞去，我们死死地抓住车上可抓的东西。杜先生数次力挽狂澜，把车扳回它应在的车道，避免了与对面飞驰而来的汽车相撞。这么惊险的场面，我过去只在电影里见过。最后，汽车冲出了公路向山坡下滚去，翻了十几个跟头之后，终于停下了。汽车翻跟头是我后来听别人说的，我当时并不知道车翻了，可我又以为自己一直清醒。我记得汽车折腾了一阵停了，杜先生推开变了形的车门走了出去，与一些穿着黄色消防制服的人说话。我因没看见
小扬波，就问道：“孩子怎么样？”有人回答我：“孩子很好，放心吧。”我半坐半躺地被夹在变了形的汽车里，动弹不得，十分难受。我周围也站着一些穿黄制服的人，其中一个人用手托着我的头，我对他说让我出去，他吩咐我说千万不能动。我看见自己浑身都是血，并没觉得哪儿疼，只是觉得哪儿都动不了了，并且呼吸十分困难。后来似乎觉得人越来越多，而我自己似乎也不在汽车里面了。再后来听见直升飞机的声音，有人把我抬上了直升飞机。在直升飞机上我发现我的脖子上不知什么时候被套上了一个保护用的套子，衣服也换成了医院的袍子（我似乎记得有人用剪刀剪我的衣服），医护人员把一根管子往我的鼻子里插，非常疼，被我挡开了，于是他们就给我戴上了氧气罩，我的胳膊上已吊上了“点滴”。杜先生后来告诉我，当时的场面蔚为壮观，警车、消防车、救护车、工程车，每种车都是好几辆，聚集了一大片，最后还有直升飞机。是工程车上的人锯开了汽车，把
我抬出来的。

这一天是1998年9月4日。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3-10-3 1:42:10编辑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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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当我再次恢复知觉时，我发现自己在X光室，在一个巨型机器里，身下是坚硬的床板，浑身上下剧烈疼痛。拍完了片子，护士把我抬到一个软和的床上，我顿时觉得疼痛减轻了许多。护士们推着这张床，以及氧气罐、输液瓶，把我送到急救室。

也不知是几点种了，我和女儿约好，晚上9点钟她在布鲁明顿高速公路入口等我，如何通知女儿？我心里焦急万分，当时我唯一可求助的人只有护士了。我对身边照料我的一个护士说，请他们通知我女儿我在这儿，如果他们通知不到我女儿，恐怕就会有另一个事故发生----我女儿很漂亮。护士说一定设法通知我的女儿，让我放心，我又沉睡过去。当我再次睁开眼睛的时候，护士告诉我，他们已经和我女儿取得了联系，现在我女儿已经在开往医院的路上了，清晨5点钟
就可到医院，我放心地睡去。到了5点钟，我准时醒过来，急忙问护士我女儿到了没有，他们说还没到，也许是因为在路上休息了一会，叫我别担心。我如何能不担心？每隔10分钟就问一次护士我女儿来了没有，护士说，看来你担心你的女儿比担心你自己更甚。事后想想，如果女儿到了，自然就会在我床边，我是用不着问护士的。可我当时处于半昏迷，我能把我的头脑调整到的最清楚的状态就是问护士这句话。清晨6:30，一个护士领着我女儿走了过来，女儿叫着“妈妈”扑到我的床边。

每当我清醒过来一会儿，女儿就向我转述医生的话。她断断续续地告诉我，这个医院是美国中西部的创伤中心，医院的技术和条件都是第一流的，其他州的创伤病人也有送到这里的。医生说我非常幸运，我的第12胸椎粉碎性骨折，但脊髓一点儿也没有受伤（我恍惚记得医生用一个别针在我胳膊上、腿上和脚上扎，有时用针尖，有时用针尾，还问我感觉是尖还是钝，他们那是在检查我的神经系统，想必我回答的都正确）。我很可能需要做手术修补第12胸椎，如果做手术的话，手术后一周可以从急诊室转到普通病房，在普通病房住两周，就可转到康复中心，再过一个月，就可出院了。出院后只要我坚持锻炼，半年到8个月的时间，我就可恢复到从前的样子。女儿一再安慰我，说医生认为我可以完全康复。女儿还告诉我，除了胸椎，我还断了4根肋骨，折断的肋骨戳伤了肺，造成血气胸。左肩胛骨和左锁骨也骨折了。女儿还告诉我急诊室里其他病人的情况，有一个小伙子一头扎进了没水的游泳池，现在还在抢救，还未脱离危险。他的太太已经辍学照顾他。女儿说也想辍学在医院照顾我（每位任课老师对请假次数都有限制，超过所规定的次数就不得不把课退掉），我没有同意，我觉得还没有那个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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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我试着想动一下，发现自己除了右臂、双手和双脚的脚趾能动以外，其他任何地方都动不了。我看见我身上插满了管子，身边吊着各种瓶子：血，葡萄糖盐水，还有一种象牛奶一样的营养液，吗啡（控制开关在床边，疼痛时自己按一下开关，吗啡就从静脉血管注射进去，每小时可注射4次，4次以后，无论你如何按开关，也不再注射了），还有另外一种止疼药，也是静脉滴注，速度极慢。床边还有氧气罐给我输着氧；有一个自动测量血压、脉搏的仪器，因我双臂都扎着针，测量血压用的带子绑在腿上，每隔一定的时间，这个仪器就会自动工作，如果我的血压脉搏有问题，它就报警，医护人员就立即围过来，打针的打针，加氧的加氧；还有一个自动按摩脚部的仪器，伸出两根电缆，连着两个柔软的小垫子，绑在双脚上，感觉就象有两只柔软的热乎乎的手在不断地按摩我的双脚，很舒服。

每隔一会儿，护士们就给我翻一次身。每次翻身时有3个护士一起工作，一个负责我的头，一个管身体，一个管腿和脚，她们扯着床单慢慢地翻，如果听到我呻吟，就一起连声道歉。翻完身，用两个枕头靠在我背后，一个枕头放在我的两腿之间。还有另外一些医护人员跑来跑去地忙，一会儿是放射科的人推着硕大的仪器来给我拍片子，一会儿是化验科的人来给我抽血。不论是谁来为我做了什么，他们总是谢谢我。化验科的护士搞了半天也没有抽出血，她很不好意思，拼命道歉，搞得我也过意不去，就对她说，这不是你的问题，是我的问题，我失血过多，脱水，不好抽。换了一个护士，一针下去针管里倒是见血了，但只抽了一点儿就再也抽不出来了，又是不跌声地道歉，我只好把刚才的话又重复了一遍。最后换了一个据说是医院里技术最好的护士，终于抽够了血。

每当女儿去休息时，总有一位护士小姐守侯在我床边，尽管床的栏杆上就有叫护士的按钮。她们小心地为我洗去身上、脸上和头发上的血，每天为我刷牙、洗脸、擦澡，时时用蘸水的海绵涂抹我干裂的嘴唇（因失血过多），不厌其烦地为我换床单，清理我呕吐的浊物。我觉得一会儿热，一会儿冷，她们就一会儿给我加一层毯子，一会儿又掀去一层。有一个十分年轻漂亮的护士，每当我难受时，她就抱着我，嘴里说着：honey, honey。

由于我有血气胸，医生决定给我做胸腔穿刺，用导管将胸腔内的血水和气体导出体外。一位医生推着手术器械过来，微笑着对我说，他将为我做穿刺手术，这只是一个小手术，只需10分钟。女儿也在一边安慰我，叫我别紧张，别害怕。但当医生用一跟硬管子使劲往我的胸里插的时候，女儿闭上了眼睛。管子终于插进去了，我听见有气泡声咕噜咕噜地顺着管子出来。那医生用胶布固定了管子，安慰了我几句，并一再感谢我的合作。

那位漂亮的护士小姐对我说，医生研究了我的情况，认为我的胸椎骨折很严重，需要做手术。如果我自己同意做手术的话，就在手术单上签字。我说，我没有钱，别说是这么大的手术，就是一个小手术，我也做不起。护士小姐说，这个你尽可放心，医生决不会因为你没钱就不给你做手术，不论你有钱还是没钱，医生都会认真给你做手术的。钱的问题总会解决的，以后再说。我在手术单上签了字。

急诊室里有一位神职人员，我想他是为病人作临终祷告的，他几次走过来问我，能为我做什么，我都回答说，不用，谢谢。

三天后，我让女儿回学校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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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再一次苏醒过来，发现我的弟妹坐在我床边。弟妹在佐治亚大学读博士学位，一听到我出车祸的消息，就从亚特兰大飞了过来。在我手术前后的一周里，她一直守侯在我身边。弟妹告诉我，医院根据需要，安排Gaines医生给我做手术。Gaines是位世界级的专家，他的编制在这个医院，但他经常在世界各地巡回做手术，目前他还没回来。我在急诊室躺了5天才做手术，就是为了等这位大夫。

我记得护士们推着我的床往手术室走去，到了电梯上，我又昏迷过去，什么也不记得了。我记得我做过很恐怖的恶梦，大概是在手术室里。当我再次睁开眼睛，已经是手术后回到急诊室了。弟妹告诉我，手术十分成功，医生们预计4--8小时的手术，给我主刀的Gaines教授只用了3个小时就做完了。由于我的心脏出了点问题，在手术室里又多观察了3个小时。

Robert W. Gaines教授，国际知名专家，“不论你有钱还是没钱都会认真给你做手术”的医生中的一个，我的救命恩人。当然我的救命恩人绝不仅仅是他一个人。

我所预期的麻醉过后的剧烈疼痛并没有出现，手术后背部疼痛比手术前减轻了许多，我觉得脖子也可以略微活动一点了。当夜值班的是一位高大的男护士，他大概看我的精神好了许多，于是跟我开玩笑，告诉我我自己在半昏迷状态曾经说过的胡话，什么“一只鸟站在我的肩膀上”，还有把时间完全搞错等等。

第二天早上，医生们照例个个容光焕发、笑容满面地来到我的床前。他们告诉我，我的第12胸椎碎成许多小片，Gaines医生用生物胶把我碎骨片粘在一起，并用一个金属架子固定，把与12胸椎相连的肋骨用螺钉重新固定在胸椎上。粘合在一起的12胸椎很小，只有正常胸椎的二分之一，希望它能自己生长。一个月后再照一次X-光片，如果那一节脊椎没有生长，还得做第二次手术，从胯骨上取一块骨头移植到脊椎上。那将也是一个大手术。无论如何，他们说，我真是万分幸运，脊椎骨碎得那么厉害，脊髓竟然一点儿都没受伤，手术又是如此成功，我一定会完全康复。

密苏里大学国际学生学者办公室主任来急诊室看我了，杜先生带着小扬波也来了，还有许多认识的和不认识的朋友们。他们所有的人都说来过不止一次两次，可我一点儿也不记得。他们把一大束鲜花放在我的床头柜上，我对他们微笑了一下，所有的人脸上都绽开了笑容，尤其是杜先生，我看到他紧张的面容一下子松弛下来，这些天一定把他吓坏了。杜先生说，看到你微笑，我知道你脱离了危险。

手术后第5天，医生们又围了过来，为我拔去由刀口导出的管子（该管子用于导出胸腔内由手术带来的血水，但据护士说，基本上没有什么血水流出来），除去刀口上的纱布。纱布一揭开，医生们都发出了惊叹，刀口愈合非常好，纱布上几乎没有血，他们说应该重写历史
了。

为我做胸腔穿刺的大夫来为我除去那根导管。他撕去了胶布，我问他拔管子会不会疼，他说“最疼的部分已经过去了”，没想到撕胶布居然是最疼的部分，“还没有人因为我为他拔导管而恨我”。果然，几乎没有什么感觉，他就完成了。

输血管拔去了，注射吗啡的管子拔去了，注射牛奶般营养液的管子也拔去了，我转到了病房。病房里护士比急诊室少一些，没有人专门守在我身旁，但我只要按电钮，还是很快就会来1到2个护士。有一个中年女护士告诉我，她跟我一样，也是胸椎T-12骨折，只过了短短8个月，现在已经完全恢复，来照顾其他骨折的病人了。

医院设有专门机构，负责帮助需要经济援助的患者申请政府的医疗补贴。负责这项工作的专职人员带着申请表来到我床前，因考虑到填这张表需要非常准确，不能有误，还特别带来一个中文翻译。当时我的身体还很虚弱，一次听不了几句话，也说不了几句话。看到我累了，他就说，你先休息吧，我明天再来。我记得他们来了4、5次，才把那张表填完。尽管他们尽了力，但我的要求政府补助医疗费的申请没有获得批准。

一个月后，我转到了康复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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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康复中心的病房布置的很温馨，一点儿也不像病房。每间病房都有电视、鲜花、电话，窗帘是花布的，家具是蓝灰色的。医护人员从不穿白大褂，他们穿着色泽鲜艳明丽的衣服。这里职位最高的Karaikovic教授穿着天蓝色的西装，每天早晨带着一大帮医生护士查房，“好像一群蝴蝶飞进我的窗口”。Karaikovic医生精神抖擞，笑容满面，一声洪亮的：“Good morning!” 开始我在康复中心的每一天。那些女医生护士更是漂亮、精神、朝气勃勃、春风满面。我很快就理解了他们这样做的良苦用心。

同病房的病友Julie因车祸被截去双腿，她不停地给她所有的亲戚朋友打电话，夜以继日，嘱咐他们开车一定要小心。隔壁病房的Helen因车祸高位截瘫，她好不容易才在35岁时生了一个女儿，现在女儿刚刚1岁，她已不能亲自抚养女儿长大。她坐着轮椅，拿着女儿的照片去各病房讲述她的不幸。后来我身体恢复了一些，由我的主要的治疗师 Sharry用活动床推到健身房时才发现，这里有这么多残疾的人。每一个伤残人都由几个治疗师陪同，在健身房里为重返社会、重返生活作着坚苦卓绝的努力，他们的口号是：“No pain no gain.”（没有疼痛就没有收获）。

医护人员漂亮鲜艳的衣着，和蔼可亲的服务，的确给这里带来了阳光。这里的残疾人大部分是由于车祸致残的。这是美国这个车轮上的国家，为他们的现代化所付出的代价之一。

康复中心也有专人负责申请国家的医疗补助，他们为我申请在这里住院一个月，获得了批准。康复中心的医疗费用也是非常昂贵的，仅住院费就是一天1,000美元。政府的补助含盖了这一个月所有的费用。

我有一个医生，负责我的病情，给我开药，进行一些化验，必要时与其他科联系会诊；我还有4个治疗师，负责我的康复，Sharry是主要的，她负责给我制定每天的康复计划，目的是使我能站起来。我每天早上一醒，当天的康复时间表就送到我的手上。康复的内容包括学会洗脸、刷牙、吃饭、坐、立、行走。一个治疗师负责早上来帮助我洗脸、刷牙、换衣服、吃饭；另一个治疗师帮助我恢复左臂的功能，她带来一些简单的器械，教我做几节操；还有一个治疗师负责帮助我活动我的腿，并做些按摩，他每天下午来。Sharry跟我在一起的时间最多，她先把我安置在活动床上（尽管我只有80多斤，为了避免搞痛我，每次都是由4个人小心翼翼地把我水平地抬到活动床上），捆好，然后把活动床慢慢从水平向直立方向转动，每天增加几度。医生
规定我什么时候可以竖起多少度，什么时候可以坐多少度，治疗师都带着量具，认真核查轮椅椅背的倾斜度数。除了他们，还有很多护士，他们随叫随到，无微不至地照顾我：拿药送饭、端屎端尿，梳头洗澡，陪我聊天。到周末还有自愿来无偿服务的学生，碰巧有一位心理系的女孩子，我曾与她选过相同的课。

终于，我又站起来了！Sharry用活动床竖直地推着我经过走廊和护理工作区（护理工作区就在大厅里，医生也在这里）去健身房时，所有的医生、护士和病友热情地为我鼓掌，我看到我的医生脸上真的笑开了一朵花。

解开了把我绑在活动床上的带子，在Sharry的搀扶下，我迈出了一步，两步……，健身房中所有的病友停下他们的锻炼，热烈为我鼓掌！当我对大家由衷地说：“谢谢”时，一位护士对我说：“我也要谢谢你，你使我感到当一个护士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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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最后这一节留给我的同胞。我刚到哥伦比亚市一个星期，除了也在密苏里大学的刘凡，谁也不认识。女儿一知道我出了车祸，就通知了刘凡，刘凡通知了中国学生会负责人李先生。李先生是从国内一所名牌大学来的，他说学生会其实已经名存实亡，什么活动也组织不起来了。由于他在哥伦比亚（密苏里大学所在地）华人基督教会做同工，就通知了主内的弟兄姐妹，从此这些同胞每天来看我，他们有的来自大陆，有的来自台湾，有的来自香港，来自大陆的大都来自国内名牌大学或科研单位，都是精英，也是哥市华人教会的积极分子。记得我刚清醒的那天，他们看我精神很好，就去问医生我能不能吃东西，医生说可以，他们就回来问我想吃什么，我说想喝鱼汤，李先生当即安排两个人去钓鱼，另一人回家准备做鱼汤。外面正下着大雨，雷电交加，我忙说冷冻的鱼就行了，他们都说冷冻的鱼做鱼汤不好喝，必须用新鲜的鱼。晚上一位姓张的先生端来了香味扑鼻的乳白色的鱼汤，并用小勺一口一口地喂我喝。在以后我住院的日子里，他几乎每天都来，带来一些水果，喂我吃饭、喝水，帮我翻身。在我做完手术最初的几天，身体还很虚弱，经常昏睡不醒。在我的印象里，我觉得他们总是悄悄地来，当我睁开眼睛，总能看到一张或熟悉或陌生，但都是非常亲切的脸。他们默默地为我做些事情，又在我睡着时悄悄地走了。

我食欲很差，尤其不想吃美国饭，我的营养指数降到1点几，医生每次查房时都一再嘱咐我要多吃东西，但我当时觉得美国饭实在是难以下咽。医院偶尔也为我去外面中餐馆订饭，但他们不可能总这样做。

李先生在教会张贴了一张时间表，号召大家为我做中国饭，自己看哪天有时间就把名字填上去。这样一来，我每天都能吃到可口的中国饭。这些根本不认识我的人们每天给我精心地准备饭菜：米饭、馒头、包子、饺子、花卷、面条、稀饭、骨头汤、鱼汤、各种炒菜，一直没有重样。有一次来送饭的是一位孕妇，看样子已经怀孕7个月了，还带着个5、6岁的孩子。她带来了红烧排骨和米饭，因为她想骨折的人应该补骨头。但考虑到我可能不想吃油腻的东西，于是又蒸了馒头，炒了一盘油菜，还带来酸的、辣的各种咸菜。孩子乖乖地坐在一边看着妈妈喂我吃饭，我把饭菜和眼泪一起咽到肚子里。

这个教会的牧师姓高，来自香港，他的太太是台湾人。高师母有时给我带些饭，赶不上吃饭的时间，就来陪我说会儿话，她告诉我，就在我睡的这张病床上，一年前住过另一个中国人，也是因车祸住在这里。发生车祸时，他在密苏里大学做博士后。他伤在颈椎，第5、6节颈椎错位。他可没有我这么幸运，尽管颈椎并没有骨折，可是脊髓断了。从此后他高位截瘫，只有头能动，其他地方都不会动了。教会的弟兄姐妹们经常来看他，鼓励他，他出院后，弟兄姐妹们就去他家里看望他。现在他已经能用嘴叼着笔敲计算机键盘。我再一次庆幸自己的幸运，也对那位博士后顽强的生活精神肃然起敬。

我最担心的就是怕自己的胸椎长不好，不得不再做一次手术，教会的朋友们每次做礼拜时都集体为我祷告，求他们的神保佑我的脊椎好好生长。他们带给我看他们主日崇拜的目次表，每次都有为我祷告的内容。这些印张我一直珍藏着。后来，我的胸椎T-12长得非常好，医生说“不可能再好了”。他们的祷告是否有效我不想在这里讨论，但他们真诚的爱心对我的康复所起的作用是无可替代的。

我出院时，身体状况不允许我坐几个小时汽车去我女儿那里，必须在哥伦比亚找个地方住，台湾来的沙行建先生（毕业于密苏里大学，自己开了一个小计算机公司）和他的太太开车去医院把我接到他们家里。我妹妹从香港过来照顾我，也住在他家。我曾自问，我有没有这样的爱心，把一个素昧平生的同胞接到自己家里，哪怕他是个健康人，不需要我照顾？我的答案是，我很惭愧，我恐怕不能。

最后还应提及的是，由于杜先生买汽车保险时买了第三方责任险（这是法律规定买汽车的人必须买的险种），杜先生的汽车保险公司陪了我10万美圆，除了我付清所有的医疗、救护车、直升飞机、轮椅（一个商店提供）、保护支架（俗称铁背心，一个公司提供）等等，我还赚了3万多美圆，留给女儿作了学费。我回到香槟市之后，在香槟市的医院做了几个月物理治疗，还做了一次手术，这些费用都是我自己的汽车保险公司替我支付的。

这次车祸的的确确教会了我很多东西。我的一位美国朋友说得好：“你们中国人说crisis（危机）是dangerous opportunity（危险的机会），你们说得好。”

（全文完 ）

liver411

谢谢阅读，我想还是转载到＂文学版面＂，这里设个衔接．．．比较好．这样超出３０的人也能看．

yuer

小艾

我认为是在天堂。

unpigdual

以下是引用小艾在2003-10-3 9:58:00的发言：
我认为是在天堂。

不是天堂，呵呵。有money，在中国也可以享受到；没有的话，只能请你成为美国公民了~~~~~[em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