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一个黑人小女孩，我爱上瑞典

liver411

茉莉

　　
我刚到瑞典时，正是北欧寒冷的冬季。作为一个在中国南方长大的人，面对茫茫无边的冰天雪地，陌生而沉默的瑞典人，以及一句也听不懂的瑞典文，我心里沮丧极了。如果不是被当局逼得无路可走，我怎么也不愿离开有那么多亲情和友情的故乡。记得当时给朋友写信时说：我不相信一个把自己的根从土里拔出来的人，会在异乡找到灵魂的真正欣悦。

　　让我开始在冰雪中感觉到心中温暖的，是一个黑人小女孩在瑞典失踪的事件。那一次我看电视，半懂不懂地听新闻报道，说是一个黑人小女孩失踪了。电视直播画面连续追踪这一事件：警方出动了多架直升飞机巡逻，好多辆警车包围了小女孩失踪的地区。除了官方的搜寻人员之外，有四百多个瑞典人义务参与寻找小女孩的工作。

　　那是一片片白雪覆盖的黑森林，瑞典搜寻人员－－－专业的和义务的，排成扇形，并列散开，每人手拿一根长棍子，在厚厚的雪地一步一步地戳着。他们担心小姑娘外出迷了路，被大雪压在地下，所以抱着“生要见人死要见尸”的决心，连续几天，一刻也不放松地顶着严寒在森林里搜寻。

　　大约是到了第四天，那个黑人小女孩的父母终于出来说话了，说他们的女儿目前平安，住在一个亲戚家中。这个消息令所有的瑞典人松了一口气。尽管人们最后知道小姑娘的失踪，是由于身为非法移民的父母的谎报，但没有人责怪那对黑人夫妻。

　　那几天瑞典人集体动员寻找小女孩的紧张场面，给我这个新移民上了有关“人道国家”的重要一课：对于瑞典人来说，生命是最珍贵的，不论什么人种、什么国籍，什么地位，只要有人陷入危险，他们－－－无论官方和民间，都必须尽全力营救。而且，他们只是出于基本的人道理念，为救人而救人，不需要任何报酬、奖赏和感谢。

　　我的思乡病从此缓解。有幸来到这样一个国家，我何必老是觉得故国骨肉亲？记得出国前看到一个报道，说武汉一个小女孩失踪，家长要求当地派出所帮助寻人，派出所说人手经费不够，要求女孩家长提供5000元的寻人经费，否则不予帮助。那个报道叫我这个独生子母亲齿寒心冷了好久。

　　前不久，成都市三岁女童李思怡被发现活活饿死在家中，因为她那染有毒瘾的母亲被公安收容强制戒毒。母亲在临走前曾下跪请求警方安排其女，但有关警务人员置之不理，导致惨案发生。

　　那一具腐烂发臭了的幼小尸体，令中国不少有良心的朋友悲愤不已，他们因此提出许多触目惊心的问题：政府救助儿童的职能缺位；警察滥用权力和不作为，以致成为凶手；国人欠缺对生命和人格的尊重；－－－。

　　国内著名作家任不寐为小思怡撰写了好几篇文章，一再呼吁人们关注李思怡惨案。他说：“我呼吁所有的母亲和父亲，为李思怡送一句话。母亲理解母亲，父亲应该理解父亲。”

　　作为一个母亲，我写下一个黑人小女孩在瑞典失踪后的故事，写下我的第二祖国－－－瑞典的人道之爱，以此表达我对病态中国的痛心和期待。在此告慰小思怡的在天之灵：这么多叔叔阿姨在为你鸣冤呼吁，但愿有一天，中国的孩子不论贫富，都受到社会的珍爱与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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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部分这种搜寻都是义工和志愿没有分毫所获的）

无痕

生命是平等的！

最无私的爱就是最伟大的爱！

matrix

曾经亲眼目睹， 在高速公路上， 一辆车失控撞到了护栏后又弹回了路中， 后面的车辆以为车子掉进了护栏外的深沟里了， 上百辆车立刻停了下来， 人们冲向深沟, 去寻找.....

那一刻, 真的很感动!

风vs云

真正做到以生命的每个个体为本，就不简单了

matrix

以下是引用wolfland在2003-8-31 11:39:00的发言：
也可以写一写法国被酷热热死的1万多人，其中绝大多数是老人。

【万维读者网】法国卫生部表示，大约有11,435人在八月上旬的法国热浪中死去。
BBC报道，八月的前两周法国热浪气温超过摄氏40度，导致以老人为主的高死亡率，停尸间和葬礼公司一时忙于应付。

上述死亡数字是政府首次公布的数字，卫生部长马太在声明中说，这是初步估计，但是出于搞清真相的缘故，因此有必要在现在公布数字。

法国主要的葬礼公司集团估计的死亡数字一直高于官方数字。

法国最大的葬礼服务公司Pompes Funebres Generales周四表示，仍然坚持其公布的死亡数字13,000人。该公司占法国葬礼服务业25%的市场。

法国政府受到医生和左翼反对党的严厉批评，说政府处理热浪危机不当。

法国卫生部长马太面对要他辞职的批评拒绝辞职，但是法国医师总长已经因此在8月15日辞职。

法国医院急救医生协会负责人说，一些地区仍然有人死于热浪造成的后果。但是他表示，法国应该从这次危机中吸取教训。

参考中央社二九日法新电：法政府公布热死11400余人


法国政府今天公布第一份官方热浪死亡人数报告，八月份前半个月期间，法国热死人数超过一万一千四百人。很多人认为，政府高层首长处理这场灾难有所不当。

一直是各界主要批评目标的法国卫生部长马特伊，发表项声明指出，自八月一日至五日，由于法国全境酷热，每日气温高达摄氏四度，甚至更高，死亡人数较一般水准多了一万一千四百三五人。

马特伊又说，「这些是初步统计数字，但由于我有义务就灾情事实提出报告，因此现在要将这些数字公布在社会大众的面前」。

法国医界早就提出警告指全国各地停尸间遗体迅速增加，但政府一开端并未予重视。直到停尸间挤满遗体、甚至不够用的情况已经明朗化，马特伊与其他相关首长才承认危机存在，并于八月四日实施了全国性灾难处理计画，但当时气温已开端下降。禁不起热浪侵袭而罹难者，大部份是老年人。

先前政府官员一直不愿意提出死亡数目字。但法国最大的殡葬业者Pompes Funebres Generales表示，据它的估计，八月前三周的死亡人数为一万零四百人，八月份整个月的死亡人数为一万三千人。

法国内政部则曾表示，该部统计的热浪死亡人数，低于一万人，但并未进一步公布确切的死亡人数。

nighthawk

谁该对三千万生命负责

今天中国内外的学者都同意，1958-1961发生的大规模饥荒是人类历史上死人最多的一个人为惨剧，不但人类历史记载的饥荒从未有如此惨烈，人类有记载的战争中的死亡人数也未超过这次大饥荒中的死亡人数，而且这是在很好年成发生的由执政者人为造成的惨剧。有学者指出，故意搞破坏都不可能造成如此悲惨的结局。中国内外的学者今天都同意，这次历时三年的大饥荒饿死至少三千万人。中国官方发表的权威的党史专著认为「1959年至1961年的非正常死亡和减少出生人口数，在四千万人左右」 (丛进：〈曲折发展的岁月〉，第二卷，p.272) ，中国学者金辉 (1993) 以国家统计局发表的数字为依据计算的结果是「仅仅中国农村的非正常死亡人数，就可能达四千零四十万」。海外学者丁抒(1996, p.7)以官方资料为基础的核算也得出至少三千五百万人饿死的结论。海外学者大多同意三年饥荒饿死人数为三千万的估计，而少生的人数大约在三千三百万 (Chang and Wen, 1998, Peng, 1987, pp.639-70, Kane, 1988)。

    三年大饥荒是人祸严重程度的一个最好案例。由於镇反，肃反，反右，反右倾运动等一系列对反对派的政治迫害运动，对反右派运动的详尽记载见丁抒 (1993) ，对反右倾运动的记载见丁抒 (1996，pp.37-86) ，对三反，五反，镇反，肃反的文献记载见Teiwes, (1962,pp85-88)。这些运动後，政府领导人听不到社会上对他们的批评声音，只听得到歌功颂德的声音，而党的领袖对下级被迫作出的浮夸和虚报，信以为真，并予以鼓励，而对批评反对意见进行迫害，最後政府得到的资讯完全失真，官员们在虚假的情报和互相欺骗中度日，因而做出极端错误的决策，酿成世界史上死人最多的大饥荒。按张欣和文贯中 (Chang and Wen, 1998) 以及丁抒的文献记载，饥荒首先由大炼钢铁始。 1958年毛泽东发动大跃进运动，在钢铁生产能力只有599万吨的条件下， 要求生产1199万吨钢。 由於钢铁厂根本不可能达到这个产量， 他开始号召全民炼钢铁， 因此在大好年成把农民壮劳力弄去做土高炉，将农民的铁炊具炼成废铁，在这个过程中大量林木被毁掉。加上毛泽东亲自制定农作方法 (农业八字宪法) ，强迫农民搞高度密植，使很多庄稼空壳，秋天颗粒无收。接著毛泽东发动人民公社运动，将农业合作社合并成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以便政府完全控制农村经济。共产党高干在他的鼓动下开始准备提前进入共产主义，在人民公社办公共食堂，吃饭不要钱，消灭家庭，实现军事化，男人女人分开集体居住，拆毁农民的房屋，以便集中居住。湖南宁乡县拆毁五分之一的民房 (丁抒，p47)。所有社员的私有财产全部充公，因而不少农民赶在公社化前杀猪，砍树。由於各级干部在毛泽东的压力下虚报浮夸产量，毛泽东以为粮食吃不完，提出增加公粮 (实物农业税) 。而实现这一目标的手段就是反右倾运动。 据邓小平1962年5月在中央工作会议报告， 反右倾运动实际上影响到一千万人，其中三百几十万是被重点批判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干部党员，还有更多被划为漏网右派，地富反坏分子 (丁抒，p.220-221) 。在这种政治压力下，各级干部强迫下级高报产量，不报不散会 (丁抒，p.222)。例如河北张北县，1958年粮食产量被近4倍地虚夸和扩大，使国家徵购任务成倍增加，而实际产量与徵购数几乎相当，所以留给农民的只有土豆(《中共党史资料》, 第99集, pp74-76)。如贵州实产70亿斤粮，省委上报的却是150亿斤，安徽凤阳县1959年粮食产量是1.54亿斤，县委宣布是4.05亿斤。广西上村县委将实际产量1.44亿斤夸大为2.57亿斤 (丁抒，p.222)　根据这些虚报的产量，毛泽东认为粮食多得吃不完，又下令减少 1959年春播面积9千万亩 (丁抒，p.222)。同时在9月上海会议，中共决定增加二百亿斤徵购 (丁抒，p.223)。由於公共食堂吃饭不要钱，全年的口粮在二三个月内吃完，加上减收，徵购增加，1959年春夏饥荒就开始蔓延开来(Chang and Wen, 1998)。　

    在饥荒已表面化的情况下，各级政府在上面的压力却认为这是阶级敌人捣乱，下面瞒产，私分，在毛泽东要求农民糠菜半年粮的指示下达後，1959年秋各省兴起反瞒产私分运动，捆打基层干部，大规模向农民搜刮粮食。甚至发生追逼粮食时用割耳朵，打死人，冻死人各种刑罚 (丁抒，p.225)，使饥荒更迅速蔓延 (丁抒，pp.223-228)。更有所谓「政法大跃进」，乱抓人捕人，把反对大跃进的人任意判刑 (丁抒，pp.145-147)。过去史家对这段历史多把毛的错误描述成好心办坏事，不了解下情。但据李银桥，权延赤执笔的《走向神坛的毛泽东》 (pp　225-257页) 记载，卢山会议结束後才一个月，各地饿死人的绝密电报已经到达中南海中共政治局常委们的办公室。安徽凤台县殷涧公社党委书记化名「石求明」给毛泽东写信说：「据我知道的三个公社四个庄子的人口死亡情况是极为惊人的，一个死亡占5%，一个11%强，一个15%，一个占20%多，有的村子几乎无人了，住在我们临潍关上，招收起来的被大人丢弃的儿童约三四百人，死了一百名左右。」 (伍仁编《共和国大事件纪实》，第9卷，pp.64-65)。刘少奇和不少领导人都知道人吃人事件，也报告了毛泽东。他拒绝认错，又发动兴修水利高潮，要求超过1958年的规模。建筑这种水利工程过程中农民完全丧失人身自由，像奴隶一样劳动，干部打死人的事件非常普遍。基层干部大量腐化也是发生在这个时期，基层干部利用无限的权力奸污妇女，欺压百姓，横行乡里，大搞特权 (丁抒， p195, p242, pp151-152)。随便打人的现象一直延续到1961年，这也与「政法大跃进」，取消律师，陪审制度有关 (丁抒，pp152-154)　这种司法制度的倒退後来被毛泽东总结为「阶级斗争一抓就灵」。而农村基层干部大跃进中犯下的罪行成为早期四清运动清理的重点。根据高华的文献记录 (2000，pp.56-62),　1959年饿死人的情况就汇报到北京，1960年3月毛泽东对缺粮问题作指示，1959年12月-1960年2月甘肃通渭，陇西，和政三县出现大量饿死人的现象，中共中央批转甘肃省委解决通渭问题的意见称，基层组织混进一批反，坏分子，干部队伍不纯，中央还通报了宁夏自治区处理中甯大量饿死人的意见，认为原因是民主革命不彻底，建党根子不正，党组织严重不纯。1959年各地饿死人的情况报到中央，导致1960年春，中央粮食部门和江苏省委分别派工作组去江苏宝应县调查，确认了缺粮引起大批人死亡的事实，1960年2月供省级领导干部参阅的情况简讯中又恢复了有关农村人口「盲目外流」「浮肿蔓延」的内部通报。根据一份党内绝密档，1960-1961安徽凤阳县33万人口饿死 6万 (近1/3)，发生 63 起有记载的人吃人事件。这一档後来由〈凤阳农村社会经济发展报告〉一文发表，由香港《开放》杂志於1994年3月号 (pp.45-51) 刊出。1960年4月後毛泽东对官方媒体的狂热宣传略有不安，6月他开始觉察到或者是真正愿意面对农村的严重问题，他的最初反应是将错误的责任推给基层干部的官僚主义，强迫命令和违法乱纪 (高华，p58)。

    1961年初毛泽东作出判断，一方面搞阶级斗争，一方面对农民作出若干让步，但死人现象继续蔓延。毛泽东支持高级干部下去调查，认为特大困难是对地富反坏右摘帽多了，土改不彻底，因此需要民主革命补课。这时周恩来也支持这一判断 (高华，p.62)。1961年危机已趋顶点，据不完全资料， 1961年6月前，福建龙岩地区病人已达13.5万，1961年4-5月偷渡到北朝鲜的中国人已达4，500人　1961年夏，山东省的聊城，德州，惠民三专区，6 月份饿死人 16700人，9 月份上升到 35600人，到10月，仅聊城一地外流讨饭人数高达 10 万， 卖儿卖女者 985 人，有夫改嫁者 869 人，个别基层组织已完全瘫痪 (高华，p.60)。

    刘少奇，周恩来等人下乡调查的结论与毛泽东不一样，他们极力主张加速调整政策。1961年5月7日毛泽东批转周恩来批评公共食堂的电话报告记录，他本人不表态，但在刘少奇强烈要求解散食堂後，毛在6－7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声称「是否参加食堂，完全由社员讨论决定」。此後食堂几乎一夜之间全部解散 (高华，p.62, 房维中, p.992)。农民自留地逐渐恢复，集市贸易也开放。很多省区农村食堂因断粮，在中央文件下达之前即自行解体，甚至自发搞起了大包乾。1961年10月贵州这个一年前大办食堂的红旗省，就有三分之二的县实行了包产到户。毛泽东最先捕捉到这股经济复苏的迹象，他又振奋起来，1961年9月，毛在庐山中央工作会议上宣布：困难已到谷底，形势一天天向上升 (高华，p.60)。

    现在已有足够证据，毛很早就对大规模饥荒饿死人，人相食的惨状完全知情，但他用抓阶级斗争，迫害、压制反对大跃进的意见，并千方百计寻找新的政治突破口，重新争得政治主动，这也是後来社教运动和文革中他与刘少奇等人发生冲突的根本原因。

    大饥荒表面化以後，各地干部禁止农民外出逃荒，用严打运动打击当时农村中普遍的偷盗庄稼以求活命的行为 (丁抒， p242)。 粮食也被集中起来优先保证城市的供应，并用恢复延安时代的等级森严的实物配给制优先保证特权阶级的需要 (房维中,p.275)。这种特供制一直维持到毛泽东去世後。
    由於中国大饥荒证明毛泽东的政策路线彻底失败，中共党内一边倒，在1962年七千人大会(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否定毛泽东的政策，毛泽东被迫作检讨 (房维中,p323)。在民主制度下，这种领导危机会由大跃进失败的主要负责人下台迅速解决。但是在领导犯了错误时，毛泽东仍然大权在握。而党的高层大部分人都在1961年下基层调查後不再支持毛的政策。 因此他就必然用他的权力来制造政治动乱，重新获得决策权和领导权威。而在1949年消灭了反对党国民党，1957年镇压了民主联盟等反对党，及1959年镇压了党内反对派後，党内认识到大跃进错误的高级干部却再没有制度机制来制衡毛泽东的权力。　

    1961-1962年在刘少奇，邓小平等开明派领导下，中国的经济政策全面恢复到大跃进前的状况。邓小平深知国内问题的严重性，他全力支持刘少奇，1961年邓批评干部们对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贯彻不力，主张退够。邓虽然表态支持毛搞阶级斗争的政治运动，同时又提出应在农闲进行。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陈云为中央政策的错误导致百姓无数牺牲而感到很深的愧疚，1962年夏刘少奇犯忤向毛进言，要求放宽政策，刘甚至对毛直言：「人相食，你我是要上史书的。」 (〈刘源，何家栋淡刘少奇与四清运动〉，《南方周末》，1995年11月20日) 。据邓力群回忆，1962年春，刘在与他淡话时也讲到「历史上饿死人的事是要写到史书上去的」，其时，刘情不自禁愤愤地说：「我当主席时，出了这种事」(邓力群，1998,pp.103,105) 。刘少奇当时还未认识到，出这种事是镇反，肃反，反右，反右倾运动，消灭所有反对派的必然结果。1959-61年的大饥荒对一些高级干部的刺激极深，「一想起来就胆战心惊，夜不能卧」，因为「灾区人民的凄惨，付出的牺牲，竟比战争年代还要多」，而他们都清楚「这完全是无谓的牺牲啊」 (高华，p64)。而这种人民连反抗的机会都没有的悲惨境况却被陈云称为「中国人民实在好，饿死人也不想起来造反」(高华，p64) 。由於高级干部与民众隔膜，陈云可能不知道社会实情，但也可能是有意隐瞒事实。
      1961年毛泽东开始确切知道自己闯了大祸，他当时没明确反对包产到户，而是等到後来才反攻倒算。他1961年不再具体过问刘少奇等人的纠偏活动，毛也是在这个时期停止吃肉，但从内心深处，毛不认为自己有何错。他当时为全党定下调子，不许乱讲，凡乱言饿死人事，一律以攻击三面红旗论处 (高华，p64)。在这种压力下，主张面对大饥荒现实的毛的秘书田家英被迫自杀。毛泽东错误地认为大跃进的失败是由於重视农业和粮食不够，提出从「以钢为纲」改为「农业为基础，以粮为纲」，又回到了中国古代失败的重农抑商之产业政策。这一决策在毛的同事主张退够，但又不能公开反对毛的政策条件下造成工业大规模收缩，很多人口被赶到农村，使城市化水平下降，甚至在国民产出连续下降三年後经济开始恢复时，工业产值还在下降。这後来成为毛泽东反攻倒算的一个理由，他称此为「工业下马风」(房维中,pp322-372) 。

    毛泽东大约於1961年开始准备反击。他1961年3月13日给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陈云，彭真写信，批评刘等对公社内部关系「至今还是不甚了了」，毛看到刘的影响力正在不断扩大，「一国二主」已成定局，於是他加紧批转各类公文，要求各省市第一书记发善心给他写信，他後来果然收到张平化等一批地方官员拍马屁，主张大抓阶级斗争的信件。毛同时关心林彪健康，扶林反刘，强调阶级斗争，但表面上又在1962年七千人大会上公开承认1959年以来犯了错误 (高华,p65) 。但马上又在当年的八届十中会会上鼓吹阶级斗争的路线，企图重掌主导权。1963年经济形势完全好转，工农业总产出开始上升後，中共中央开始发档限制，缩小和代替集市贸易，并否定1961年行之有效的包产倒户，自由市场等政策(房维中,p359)。

nighthawk

阎红彦，中共云南省委第一书记，1967年1月8日凌晨四时服安眠药自尽
陶勇，东海舰队司令员，1967年1月21日遇害身亡（55岁生日）。
吕炳安，武汉军区政治部副主任，1967年1月21日在武汉自尽
唐金龙，武汉军区副司令员，1967年1月21日在武汉自尽
杨文安，空军高炮指挥部副司令员，1967年6月中旬在北京自尽，1979年平反，追认为革命烈士。
张子珍，兰州军区政治部副主任，1967年6月19日含冤逝世，1976年4月平反昭雪。
安志敏，广州军区空军副司令员，1967年7月23日含冤逝世。
张和，总后勤部工厂管理部部长，1967年7月22日被迫害致死。
王其梅，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1967年8月15日被迫害致死，文革后平反
李呈瑞，海军航空兵政委，1967年9月22日含冤逝世。
汤平，总后勤部副部长，1968年1月28日含冤逝世，文革后期平反
袁子钦，总政治部副主任，1968年2月23日在非法关押中含冤逝世。
傅连璋，总后勤部中将军医，1968年3月29日凌晨5时左右屈死与监狱中。
刘培善，福州军区第二政治委员，1968年5月8日晚22时到23时之间，在北京某部的锅炉房中上吊自尽。
文年生，广州军区副司令员，1967年6月7日在广州因批斗引发心脏病逝世。
齐勇，南海舰队副司令员，1968年7月1日在北京含冤逝世，1979年平反。
刘善本，空军学院副教育长，1968年3月10日在刑讯逼供中被失手打死。
刘何，炮兵副司令员，1969年4月3日在北京含冤逝世，1977年平反。
雷永通，海军学院政委，1969年4月16日被迫害致死，文革后平反
许光达，装甲兵司令员，1969年6月3日晚死于关押室的马桶上。
贺龙，军委副主席，1969年6月9日含冤逝世，1974年平反。
周长庚，总后勤部政治部副主任，文革中期下放到四川射洪县农场劳动，1970年1月27日因突发心脏病，经抢救无效，在射洪县人民医院逝世。
徐海东，国防委员会委员，1970年3月25日在郑州逝世，文革后平反
张广才，武汉军区副政治委员，文革中下放到湖北恩施农场劳动，1970年4月8日在恩施不幸逝世，1978年武汉军区为张广才举行了骨灰安放仪式。
买买提依敏，新疆自治区人委会副主席，文革开始后受到错误处理，1970年5月17日含冤逝世，1986年5月平反昭雪，补开追悼会。
张学思，海军参谋长，1970年5月29日培迫害致死，文革后平反。
谭甫仁，昆明军区第一政治委员，1970年12月17日凌晨遭反革命分子枪杀（中国军事百科全书上的说法），延至中午12时逝世。
曾涤，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文革中被撤职，下放到农场劳动改造，1971年12月14日在劳改中，因突发脑血管破裂，经抢救无效逝世。
索立波，北京军区副参谋长，文革中受迫害，1972年含冤逝世，1979年北京军区为其平反昭雪。
桑颇·才旺仁增，西藏军区副司令员，文革开始后，被扣上里通外国的罪名，被撤职抄家，1973年6月在拉萨含冤逝世，1979年西藏军区会同西藏自治区政府为桑颇·才旺仁增平反昭雪，补开追悼会。
王良恩，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兼政治部主任，1973年1月26日含冤自尽，1980年平反昭雪，补开追悼会。
白天，中国社会科学院领导，文革开始后，白天被扣上叛徒、特务的罪名，1973年11月18日含冤逝世，文革后平凡昭雪。
胡秉权，军事科学院干部，1973年10月含冤逝世，文革后平反。
李震，公安部部长，1973年10月21日逝世，官方结论为畏罪自杀。
刘其人，总政治部组织部部长，副部长（受谭政冤案牵连），1974年1月16日在济南含冤逝世，文革后平反。
袁也烈，海军干部，水产部副部长，1976年8月8日含冤逝世，文革后海军党委为其平反。
肖向荣，中央军委副秘书长，1976年3月23日含冤逝世，文革后平反昭雪。
贾陶，炮兵干部，文革中被错误的开除党籍，1976年10月22日含冤逝世，1980年平凡昭雪。
徐文烈，总政治部离休干部，1971年2月18日被错误开除党籍、军籍，3月被遣送回原籍，安置在云南省宣威县板桥镇歌乐村，每月只发60元生活费，1973年4月被子女接回北京治病，1976年12月28日在北京含冤逝世，1979年3月15日中共中央撤销了当年的错误决定，恢复其党籍、军籍、名誉，4月10日在北京补开追悼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