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革的日子里：“帮文风”给我带血的记忆 z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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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大革命”对全国各项工作以及党风、社会风气、人际关系等等造成极其严重的破坏，其中对文风的破坏也是至深且巨的。我个人是搞报纸编辑工作的，对此感触极深。“文革”已时过二三十年，有时候还能感到它的影响。当时一伙文痞肆意鼓噪，最高领导姑息纵容，遂致祸害全国达10年之久。

　　抗日战争中期，共产党在延安和敌后根据地整顿“三风”，包括整顿文风即反对“党
八股”。“党八股”作为主观主义、宗派主义的表现形式，曾经对我国革命事业造成严重危害。毛泽东1942年做《反对党八股》报告时，“三风”虽然已经只是“从防空洞里跑出来的”“逆风”，在全党已不占统治地位，毛泽东还是条分缕析，号召全党“加以揭穿，把它打倒”，可见这个问题的重要。“文化大革命”情况不同，以林彪、江青为首的两伙人炮制的“帮文风”，从上而下吹向全国，作为推行“文化大革命”的一种武器、一根棍子，可恶又可怖。新闻界首当其冲，既受害又害人。

　　“帮文风”实质是“假大空”，它最终必现原形，从这个意义说，迷惑作用有限。但在一定时间内很能骗人，特别在它取得合法地位的时候。始作俑者“林副统帅”，先意承旨，无耻迎合，推出“最高最活”的马列主义、当代马列主义的“顶峰”、“几百年出一个”等极端谀语，欺骗了不少好心人，击倒了一些反对者。

　　“文革”开始，林彪作为“接班人”，1966年8月18日在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群众大会上讲话，树立了一个恶劣文风的“样板”。讲话只有1000多字，“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创举”、“伟大胜利”、“最伟大”、“最强大”、“最锐利”等等词语占了很大篇幅，目的是造成一种印象：他们一伙最精通毛泽东思想，最忠于毛泽东革命路线，最热爱毛主席，因此独享毛泽东思想的解释权。他们的文章、讲话一时成为人们思考问题、写作文章的范本，谁不按照这一套办法做，就要“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

　　江青一伙炮制、推行“帮文风”比林彪一伙时间更长、范围更广。他们利用抓到的“笔杆子”，在各个领域，首先在意识形态领域为所欲为。1971年“九·一三”林彪叛逃以前，他们同林彪一伙搭帮干；“九·一三”以后，他们一伙继续干，先后达10年之久。江青利用她在不正常情况下取得的合法地位(政治局委员、中央文革小组第一副组长)以及她的特殊身份，干一般人干不了、不敢干的坏事，控制许多文化、传播机关，从上而下推行“帮文风”，在全国范围内和一定程度上形成“文风一律”。“文革”后期，毛泽东大概也感到文风太不像话，曾经想在一定程度上加以扭转，但大权在握、羽毛已丰的江青反革命集团，敢于阳奉阴违，拒不执行，他也就只好听之任之了。

　　许多貌似颂扬实为出丑的报导都是假托宣传毛泽东的名义发表的。被江青一伙控制的《人民日报》头版登过一条大字标题的通栏新闻：

　　引题是：全国人民的最大幸福全世界人民的最大幸福

　　正题是：我们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毛主席身体非常非常健康精神非常非常充沛

　　副题是：国庆前夕广大军民无比幸福地欢庆这个喜上加喜的特大喜讯

　　标题来自报导，在当时的气氛下，编者可做的事情已经不多，回旋余地极小极小。

　　这则新闻刊出后，我同谭立有过一次在当时说来不能见人的议论。谭比我大两岁，“文革”前是《人民日报》机关党委书记，他也是个老报人，我两人1939年都在太行抗日根据地工作。谭作风严谨，不苟言笑，这时也以“走资派”身份在报社劳动量最大的搬运组劳动。这天没有卷筒纸可运，工人同志休息，我两人在院子里清理垃圾。他看看没有旁人，突然说：“你看咱们国家还有希望吗？”我打哈哈说：“道路曲折，前途光明。”他说：“就你我两个人，不打太极拳。你看看昨天的新闻，怎么就没有人说话呢？”我说：“该说话的不说，众干部、小百姓不敢说。你说谁说？”他说：“新闻是上面看过的，报社不敢动，标题可是编辑做的！”当时还能工作的一版编辑同我共事多年，我都熟悉，我确信他们不欣赏这样的标题，不愿做这样的标题。我比较留意中国报纸，在抗战前的报纸，即使政治上反动的，也未见过搞这样的新闻标题。“文革”中欣赏、策划这种新闻和标题的人当然是借毛泽东之名以自重，但我确信他们不懂得什么叫作“逆反心理”。事实证明，厌恶这类新闻和标题的人不是少数，稍有文化常识的人都会认为这是文化的耻辱。

　　谭立半开玩笑说：“你如果主持编辑工作怎么办？”我说：“这就得感谢‘文化大革命’了。我不是正扫院子吗？”

　　文痞姚文元“文革”开始当陈伯达的副手，以“四人帮”大将身份控制《人民日报》，同时派了一个代理人到报社坐阵；陈伯达的工作组中又有几个办报的人，把《人民日报》控制得死死的。“文革”期间有个说法：“小报抄大报，大报抄‘梁效’。”大报主要指《人民日报》。“梁效”是江青反革命集团在两所大学豢养的写作班子，专门按照江青一伙的意旨炮制“帮文风”范文，交《人民日报》和其他报纸登载。“梁效”是“两校”的谐音。其实不只“小报抄大报”，大报也抄《人民日报》这个带头的大报，这大概是我们国家在“文革”这个特定历史时期的特有现象。当时每到夜间，许多报纸的夜班编辑纷纷给《人民日报》总编室打电话，询问翌日报纸主要版面的安排和主要标题的制作，叫作“对版面”，以便减少不应有的麻烦。当时禁忌太多。有一次，《人民日报》一版登了毛泽东的大幅照片，二版有条新闻报道我国一些城市群众示威游行，标题有反对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字样。有人故意把报纸摊开，对着阳光察看，二版的“反动派”三字正好和一版的毛泽东头像重叠，为此牵强附会酿成一大“事故”。上边反复追查是否坏人制造反革命事件，把二版标题上的“反动派”三字正重叠在一版的毛泽东头像上。所幸这种“警惕性”违反读报常识，报纸版面的安排者又身份过硬，此事才不了了之。90年代的新闻工作者可能认为这是海外奇谈。在那动辄得咎的时代，事情涉及伟大领袖，确实出现过许多令人啼笑皆非的“现行反革命”案件。

　　当时新闻工作难做，也可以说又很好做。“文革”快结束时，“四人帮”在报社的代理人可能认为我李某终日逍遥，过于惬意，就给我派了点事：在记者部的编辑组当编辑。一个很长时间，定调子的评论、文章都出自“两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一刊《红旗》杂志)”。三家准备文章又有分工，政治评论多数出于“两报”，理论文章多数来自“一刊”。“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新闻、文章一度满天飞，我有幸目睹这类作品的炮制过程。一个编辑奉命生产一篇批邓文章，他准备几页稿纸，摊开一本《红旗》杂志，在略述某某单位认真学习“最高指示”、狠批邓小平情况之后，进入正题：“经过学习、批判，他们认识到”，以下照抄《红旗》一段文章；“他们进一步认识到”，又抄一段文章；“他们还认识到”，再抄一段文章作为结束。我可真服了。我绝对没有想到“四人帮”的“帮文风”会堕落到这种地步。后人如果研究“帮文风”，千万不要忘记这份忠实纪录。

　　报纸难编，还只是想坚持优良传统的报人的苦恼；文章难写，影响面就大多了。当时存在一个坏文风竞赛的形势。《人民日报》登过山西省造反派为成立造反总指挥部给毛泽东的致敬电，开头是“最最最最敬爱的领袖毛主席”，四个“最”字出手不凡。文中说，总指挥部得以成立，“是您对我们最大的关怀、最大的鼓舞、最大的支持、最大的鞭策”，“我们纵然高呼一千遍一万遍‘毛主席万岁’，也呼不尽我们对您无限热爱的心情；我们纵然高唱一千遍一万遍《东方红》，也唱不完跟您闹革命的决心”。通篇文字除了重复这类千篇一律人人厌恶的词句外，称得起实质内容的，就是把前中共省委臭骂一通。

　　我曾在太行根据地(包括山西省东南部地区)工作，山西省文化、新闻界老战友相当多。我同三位好友谈过这篇妙文，他们也记得清楚。当时“帮文风”泛滥全国，互争雄长，由于没有真理，只能虚词吓人。这几位老战友说，他们这些“当权派”都被批斗，造反派把被监督工作的10多个“笔杆子”集中起来，由革命小将带领，好吃好喝，日夜苦斗，炮制这类表态性重头文章。这类文章已经出现很多，想后来居上实属不易。此文开头连用四个“最”字，听说就推敲很久。《人民日报》登了这篇妙文，那个造反总指挥部就认为得到了毛主席的承认，马上广发喜报，击鼓游行。人的精神状态如此，我看算是到头了。

　　“文革”期间，偌大北京城报纸、刊物没有剩下几家。少数能够出版的都塞满大批判文章，但是难以看到作者的名字。过去写文章的，多数被打倒了，少数搁笔了。新涌现的或被监督工作的人写了批判文章，都署“××大批判组”或“梁效”(两校)、“江天”等化名，时间长了，从文章的调子、架式、口气，也能判断是哪里炮制的。新闻记者也不署名，而署本报社、台记者。据说这种做法有利于淡化记者的“成名成家”思想，有利于记者思想革命化。我看真正有利的是可以消除一些记者怕出丑的顾虑。看看《毛主席语录在全世界广泛传播》这篇新闻的开头：“‘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当世界人民昂首阔步进入毛泽东思想为伟大旗帜的崭新的历史时代的时候，在震撼世界的中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伟大胜利的凯歌声中，在亚洲、非洲、拉丁美洲民族解放运动汹涌澎湃、滚滚向前的时候，中国出版的红宝书《毛主席语录》外文版在全世界广泛传播……”我不相信哪位作者愿意在这种新闻中署上自己的名字。

　　这股风来势所以猛，盘旋时间所以长，主要由于从上而下的官方提倡。林彪、江青两伙人违反党心、民心，干见不得人的勾当，只能摆出一副忠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架式，借以吓人。林彪公然说，写文章“主要是引证毛主席的话，主席的话一句顶一万句，要多收集多引用”。他以接班人身份在中共九大做政治报告，引各种语录80多处，其中少数引自马克思、列宁的著作和中共中央在“文革”初期发布的文件，多数引自毛泽东的文章和讲话，特别是准备和发动“文革”的见解和言论。“语录”都排黑体字，以便引起人们的注意。上行下效，成为文风。1970年我在《人民日报》干校“学习”，看到一篇社论引用毛泽东语录达全文三分之一，黑鸦鸦一大片。我犯了职业病，脱口而出：“这样的文章，以前没有见过。”同室一位同志看看没有第三个人，像是自言自语：“所以需要进行再教育。”这当然是一种宝贵的提醒。可爱的同志！

　　毛泽东是注意看报的。“文革”以前，他曾严肃批评一些“不读书、不看报”的领导人。他似乎并不完全欣赏这种“帮文风”。1968年8月，他对当时的报纸工作有个批示：“不应当关门办报，应当面向群众。又要有大方向，又要新鲜活泼。”这当然是个极难解决的问题。当时的大方向是“文革”，在坚持“文革”的前提下纠正“帮文风”，办得到吗？毛泽东同美国记者斯诺谈话，曾表示对报刊宣传他的时候加四个“伟大”非常“讨嫌”，还批评以其他形式对他表示个人崇拜的宣传。他在审阅我国爆炸第一颗氢弹的公报稿时删去四个“伟大”，还删去“毛泽东思想”前边“光焰无际”四个字。他审阅“两报一刊”编辑部文章《列宁主义，还是社会帝国主义？》时写了一段原则性的意见：“关于我的话，删掉了几段，都是些无用的、引起别人反感的东西(引者按：指一些颂扬的语句)。不要写这类话，我曾讲过100次，可是没有人听，不知是何道理，请中央各部门研究一下。”

　　我在“文革”时长期靠边站，偶尔听到毛泽东一些言论、指示，多是个别老战友辗转告知，既少且迟。那些标榜最最忠于毛泽东的人，特别是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骨干，听指示一定又多又早，为什么对这种指示拒不执行？毛泽东的权力、威望哪里去了？很长时间我想不通。以后慢慢懂得：一种文风是为一定路线服务的，正像“党八股”是主观主义、宗派主义的表现形式一样，“帮文风”是“文革”的表现形式。“文革”反动至极，荒谬透顶，必须靠“假、大、空”的“帮文风”来鼓吹、来遮掩，这是它能折腾10年的重要原因。“帮文风”最初确实骗了不少人，有段时间对“文革”顶礼膜拜的也大有人在。一个不完善的体制，一个毛泽东金字招牌，把人限制死了。从这个意义来说，我们这些靠边站的人，其实相当幸运。在那黑白颠倒的时代，个人的境遇也是这样颠倒。

　　粉碎“四人帮”消灭了由上面炮制、推行“帮文风”的风源，是有历史意义的大事。这当然不是说文风问题可以一劳永逸地解决。尽管性质不同，在某些报刊和某些出版物上，假话还没有绝迹，空话时而出现，“你说庙在树前，我说树在庙后”的重复话继续流行。什么什么工作应该做好，什么什么倾向必须注意之类的话，固然有时是必要的，它可以表示领导的态度和期望，但若能讲得具体一些，提些可操作的意见，不是更好吗？如果意见还不成熟，只看不说也是可以的。否则，一般的话又是重复的话，读者或听众觉得毫无新意，反而会更加厌恶。

安心

　　非常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