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人卢安克转氨酶1900，意味着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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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一人之力

               中国青年报 2003年3月5日   本报记者 董月玲  

　 没料到，我是在医院的病房里采访卢安克的。

　 采访定在下午两点。中午接到电话，说卢安克转氨酶1900,人已住院。这时再采访他合适吗？他还有心思接受采访吗？“没问题。”通知我的是《中国大学生》杂志的记者蒙令华，他说，“你跟他接触后就会发现，他把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看成是锻炼的机会。”

　 第一眼看见蜷躺在病床上的卢安克，感觉是他太瘦了，我还没见过像他这么瘦的欧洲人。

　 卢安克是德国人，1968年出生在汉堡，是一对双胞胎中的弟弟。中学毕业后做过帆船厂的工人、帆船教练，当过兵，后进汉堡美术学院读工业设计。他头回到中国是旅游，后来到南京的东南大学和中国学生一起生活，因想跟中国学生同住，又转往广西的农业大学。

　 他很想留在中国。1997年卢安克在南宁的一所残疾人学校义务教德文，结果因没办下“就业证”，被公安局罚了3000块钱；1999年他又从德国回到广西，跑到河池地区的一所县中学当初中老师，因不能提高学生的考试分数，家长们有意见，学校把他开除了。

　 为了能在这些贫困学校免费当老师，卢安克1999年成立了个办事处。“办事处是广西外经贸委批的，教育局管不了我，我去的学校也没有权利聘请外籍老师，不过我有合法从事教育工作的权利，可以做教育实践研究了。”

　 2001年7月，卢安克把他的办事处搬到了广西东兰县坡拉乡建开村林广屯广拉队，这是一个不通电话、不通公路，村民只会说壮语的偏僻小山村。

　 “是他们不适合学校，还是学校根本不是为了他们办的？”

　 “这是个什么烂仔，把头发染成这颜色！”因为没见过外国人，乡下的老头儿第一次见到卢安克时说。

　 在东兰县的隘洞初中当老师时，卢安克非常喜欢去学生在山里的家。

　 “那边的人都对我很好。不管我到哪个村，人家都已经知道我在免费教他们的子女。”卢安克以办事处的名义派自己到下边当老师，不收钱。他去的学生家，都是那种上面住人，下面住牲畜的房子，基本上没有电视机。因为缺床，他只能和学生挤一张床过夜。“5.1长假，整个星期我都在山里走，每天大概走两个小时的山路，每天晚上在不同村里我学生的家里住。”卢安克发现在乡下，有50％的小孩不能上初中。

　 他教的那个初中班，也是每隔几周就会少几个学生。特别是到了期考，一些人什么没说就突然不见了。

　 “我的学生上学的目的是中考，如果中考每门课不能超过90分就上不了高中。我试过填写2001年的中考英文试卷，我估计自己连80分都得不到。“老师的工资要看学生的成绩，老师们为了自己的工资，只管有希望升学的学生。普通班是没有学生能考上高中的，他们对高中已经放弃了。虽然人还在学校，可学生自己也不清楚再学下去是为了什么。学校里的生活跟他们在家里的生活是分开的，家长的意思则是：如果考不上大学，上学是没有什么用的。”

　 在广西当过几年老师的卢安克，对中国教育的印象是：教育，只是为了满足一种被社会承认的标准，不是为了小孩。小孩在满足这个标准的过程中，脱离了他的天性，脱离了他的生活……“教育难道是只为了获胜？我不想继续跟学生一起奔跑着参加这场竞赛———这场一直匆忙地奔跑着，最后自己都不知道跑的路是不是属于自己的竞赛。“我的学生，觉得自己不能成为学校和父母所期望的‘标准人’，他们不只是无法达到标准，也交不起学校要求的费用。所以他们在离开我们班的时候，什么都不敢说。继续留在学校的学生也常常对我说：‘回家放牛吧！’”“是他们不适合学校，还是学校根本不是为了他们办的？我再也不想参加这场‘淘汰赛’，我不想看到我的学生越来越少。反正他们只能被淘汰，只有我到他们家里去，我才能再找到他们。”

　 卢安克自己跑到林广屯广拉队，向他学生的父亲租下一间没人住的泥瓦房，作为办事处新址。他一次付了两年的房租，月租金10元。签完合同后，卢安克赶回县城东兰，回学校上课。

　 天降大雨，洪水暴涨，无法过河。等他过了河赶到公路，路又被雨水冲断了。折腾了3天，他才回到县上。

　 3天都没瞧见老师的影儿，学生有些担心和牵挂。“我请他们原谅后说：我的办事处已经搬到你们的家乡去了，我准备在2002年6月，开始教你们不能上学的兄弟姐妹。”

　 “教育跟老师的生活是分不开的，教育跟生活本身也是分不开的”

　 林广屯的广拉队是个自然村，只有150口人。

　 “你在那个野蛮的地方，能搞什么教育？那里的人只会喝酒、打架，你连他们的话也听不懂，”县上的人说卢安克。

　 我问他：如果你想搞教育研究，干嘛非跑到这样一个地方？

　 他说：“那边的问题特别明显，也特别清楚。我想研究的教育，就是怎样发挥人的创造性，而在那边特别难发挥。如果我在那里能成功，那我在其他地方肯定也能成功。”

　 县上的干部极不愿他一个外国人，跑到那么偏僻落后的村里生活。“我想，先别让领导知道。”卢安克是偷偷搬到屯里去的。

　 他现在教的学生，甚至连小学都没上过。“这些上不了学的孩子，他们更需要我，而我下到底下去，工作也更加自由。我想专门研究这样一个问题：怎样的教育才能让小孩的身体、心理和精神获得健康。”“你认为这地方穷，主要是什么原因？”我问。

　 “在壮话里，连‘老师’、‘学校’这样的词都没有，像‘变化’、‘改变’这类词更没有。”卢安克答道。

　 “那常用的都是些什么词？”“最常用的，都是些谈吃的！”“他们吃些什么？”

　 “肯定要吃肉，但很少吃。吃青菜，有时也没有青菜吃。吃红薯，也吃红薯叶，野菜有时也吃。竹笋刚出来时，会连着几个星期都吃竹笋。其它东西出来，就吃其他的，几个星期之内都不换。老乡们说：肉可以不吃，但没有猪油就活不下去了。”

　 屯里人觉得养猪太累，不想种那么多菜，所以卢安克在学生家里吃午饭，只有饭吃，没有菜，早晚也只有一种菜，比如红薯叶。

　 “你能习惯这里的生活？”

　 “这里的人总是要吃东西，不按时睡觉，还以喝酒的方式表示朋友关系，这些我不习惯，但其他的都习惯了。那边是酒文化，家家酿米酒，有人天天喝醉。这里小孩的头，天天都被无聊的人打。而小孩子，早已接受了这种没有道理的生活，习惯了被打。”

　 小孩子反倒觉得卢安克奇怪，问：“你为什么不打人？”

　 “我不喜欢打人。”“你个子那么高，你应该喜欢打人。”“不，我不打。”

　 开始时，村民常走进课堂，对卢安克说有很重要的事，叫他马上停课去帮忙。他跟去了，发现只不过是些大吃大喝的事。“我心里很生气，不过因为太害羞，我也无法在脾气上表现出来。”

　 “我从外面走小山路回来时，经常有人不让我回家，要求我这个‘好东西’一定先去他家吃饭。可我去了，他们会搞得很罗嗦，天就黑了，我无法回家上课。只有我留在一个固定的地方不出去，我才有机会真正做事。”

　 他还发现村里人特别爱热闹，很怕“闷”，而且也怕他“闷”。由于怕闷，这里的人喜欢在家里搞得四处不安。学生在作文中说，他们最喜欢这种乱的气氛。村民随时可以走进卢安克的房里，把他的东西和工作也搞乱。

　 看见他一个人在山上或野地里边欣赏大自然的安静，边写书，老乡就以为他很闷，过来跟他聊天，“帮”他解闷。“我怎么会闷？我每天都要思考很多问题，考虑怎么能通过教育改变社会和环境。我不是怕闷，而是怕找不到安静去做我的研究。我觉得，只因为不喜欢思考问题，他们才会闷。在一种乱七八糟的气氛中，人无法作任何有道理的思考。”

　 卢安克解释说：“人类的发展，最早是没有个人的，就是说有个人的身体，但没有个人的思想、意识，人都是依赖环境、依赖团体的。这里的人现在还是这个样子。如果问一个学生你想怎样？他就无法回答。他们全都靠环境，环境是怎样的他们就怎样，不相信能有任何改变。”

　 我问他：“你是一个人，而他们是一个群体，流传的是几千年的习惯和传统，你语言又不通，能改变得了他们？”

　 “如果仅仅靠教育手段，是改变不了。我改变他们的方式可能是跟他们一起生活，我要给他们看到，在一样的环境中，我能做到跟环境不同的东西。他们可能从没想到，一个人还可以做跟环境不同的事情。他们看到了，就会想为什么他能做到，而我做不到？比如他们喝酒、打牌时我在写书。”

　 过了3个月，村里人再也不请卢安克旷课去喝酒了。那些喝醉酒的人，每次见到他会不好意思地说：“呵，我已经喝够了！”

　 有一次，因为分田的事，另一个屯的人打了林广屯的人。那天卢安克正好从外边回来，看见那个被打的人躺在田里，淋着大雨，什么反应都没有。他的亲戚来了，只是把他盖好。卢安克问：“怎么把他留在这，快送医院。如果没钱，我来出。”别人说要把人留下来做证据，还说要等什么领导过来才能决定。“看他们用8个小时大声讨论还没动手，我心里急死了，也没见他们等的人来。天快黑时，他们才同意和我带受伤的人去医院。我那一天觉得，生命怎么会低于面子。”

　 “事后，我们讨论这件事，看法不可能一样。但他们已经知道，他们的看法，不是惟一一种，以前他们想不到其他的。通过我的生活方式，能改变他们多一点。教育跟老师的生活是分不开的，教育跟生活本身也是分不开的。”

　 “我认为从青春期开始，任务是每个人自己才会发现的”

　 为了怕老乡们误会，开课前，卢安克曾给学生家长写了11条事项：

　 开展教育活动不是办学，参加活动的小孩不能拿到任何毕业证书；老师不接受任何费用，需要的只是给卢安克吃饭（不吃肉）。另外，活动也不能直接给参加活动的小孩带来任何经济上的好处；

　 开展的教育活动不是老师讲课，也不是学生听课，更不是分开上不同的课。开展的活动是要大家一起实践的项目，项目就是孩子自己想出来的梦；

　 学习的目的是让小孩发现自己的才能，让小孩在生活中找到根据自己的个性的做法和生活任务，让他们能够根据自己发现的需要做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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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上课的，全是没上过学的女孩，而且听不懂普通话，只能说壮话，而卢安克又听不懂壮话，只能说普通话。开始几天，有大人帮忙翻译，但他们理解不了卢安克的想法，总是对学生说：“看，卢老师多伟大，他来这里和我们一起生活，解决文盲问题，让我们村富裕起来。”

　 “我不是来扶贫的。”卢安克说。“如果只帮他们赚钱回来，村里得到的变化只是：不用再那么辛苦地从早到晚干活，以前的生活任务没了，可能赋予生活意义的新的任务又没有。结果，他们的心里会越来越空虚、弱和不健康。”

　 卢安克问他的新学生：“你们有什么想法、有什么梦想？”结果帮他翻译的人翻成：“你们都要坐在这里，老师在那边给你们教，你们好好听他的。”

　 一开始，听卢安克总是问这类问题，学生便跟村里人抱怨说：唉！上一小时课，还不如干10小时活呢，上课太累！

　 自打卢安克开课起，他的家就成了村里的“热点”，非常闹哄。

　 “第一个月，屯里和屯外的大人跑来看我搞什么，我不认识的大人在我上课时，站在旁边大声地讨论，也大声地对我的学生说话。老人对学生说：这种教法没有用。我和学生请大人安静时，他们又说：我们是本村人，我们就随便一点吧！在我们的‘教室’里，最安静的人可能就是我。甚至在我的课上，我也经常没机会说话，有时，因为教室里喝醉的人声音太吵，我们只能提前下课。要是我们换一个地方，他们也跟着我们。”

　 为了让学生勇敢地讲出心里话，他不让学生坐在下面望着老师，而是一起围着张大桌子。大人们来了说：“这样做不行，你不能和学生一起坐在一个桌子边。你必须用黑板，这样才像学校。课本在哪？你不能没有课本发！”

　 “我说：如果我用已经完成的课本，我们的学习过程，永远不能成为学生自己的感受和经历。在我的课上，经常变成了大人和我的争论。看到我和学生安心学习的时间在失去，我越来越小声地对那些大人说：我不是想办学校，我想搞素质教育。”上课时，卢安克还很难找到没有喝醉、又不抽烟的翻译。幸好后来一个小学毕业的男孩成了卢安克的固定翻译和得力助手。

　 过了两个月，大人们的好奇感才过去，但他的学生兴趣却越来越大。卢安克先从拼音开始教学生普通话。因为停电，他们每晚点柴油灯上课。在掌握一些拼音的基本知识后，他让每个学生讲出自己的故事，翻译成普通话后，由卢安克用拼音记下来。这样，每个学生都有一篇和别人不一样的拼音课文，因为是自己的故事，所以很熟悉，练习念时，也不用说出课文的意思，她们已经知道了。

　 一个学生说：“我去坡拉拿米（退耕还林后返粮），本来应得300斤米，回来找人再秤一次，结果只有150斤。”

　 “我很悲痛，我想能去哪里读一点书？小时候我问爸爸要钱去读书，可家里没有钱。看到别人读书，自己心里非常难过。六七岁，我就劳动放牛。我很想读书，可是没有机会，没有钱，使我吃不下饭。能遇到你这种好人，来免费教书，我感到无比地激动。最后，我希望你教我一口流利的普通话，成为一个有礼貌、懂道理的人。”

　 其他学生说她们怎么去外面办事，因为不懂普通话就找不到回家的车，或者她们怎么到镇里去卖水果，由于没有学过算术而受骗。

　 “我学生这样写出的文章，虽然没有普通小学生写得好看，不过比他们更能表达真正自己的东西。过了一段时间，学生一起来写《喝醉的人》、《抽烟的人》、《赌博的人》、《打电脑的人》等文章并练习念。”

　 卢安克还说，城里孩子缺的是动手，可农村学生缺的是独立思考的计划工作。“所以，学生告诉我学普通话是为了去打工时，我就让她们用讲述的方式计划她们梦想的整个工厂。”

　 第一天的题目是：《工人的希望和老板的希望》。下面几天还写了：《做什么产品，什么好卖》、《需要提供什么工作条件让工人发挥他们的力量》、《生产过程不同的任务和使用工人的才能》、《工厂部门的合作方式》。最难的事是，让学生意识到她们自己的特长。

　 “我想让学生先发现我们班里的任务，再发明，最后才让她们跟自己做出的结果接触。我认为从青春期开始，任务是每个人自己才会发现的，再也不可能由别人安排。什么是她们的路和任务，我不可能知道。”

“如果我给学生的只是些结果，他们永远也找不到新的别人还没找到的东西”

　 我乐着问卢安克：“屯里人觉得你是个‘好东西’呵？”“也有人觉得我是个可以利用的东西。”他也笑起来。

　 “利用你干嘛？”“找钱。”卢安克乐着道。

　 “他们经常要我到县城找领导人，说服他们给钱，还说只要我去说，肯定能给，但我不可能去要。”

　 有一天，屯里的人又要卢安克帮他们找县领导，要县上给屯里修第二座桥。村里刚根据政府部门的设计把第一座桥建好。“可是，我在过这座桥时，感到非常‘干渴’。以前，在这里锳河时有一种特殊的、非常凉快的感受，我觉得有了这座桥就少了一种感受。”卢安克说。

　 能不能设计一座走过时保留凉快感的桥？能不能让学生从锳河的感受中来设计第二座桥？“所以我对屯里人说，我想先和学生自己来设计桥。”

　 每天上午，学生农活不忙时，卢安克先不管现不现实，让学生乱发挥想象，后让她们在他的帮助下去画图、做模型、做实验。

　 可学生觉得这些只是玩，她们的想法和设计不会有用。她们说：“我们希望由上面的人来安排，让我们来做。”卢安克问：“你们的生活，是你们自己的，还是别人的？”

　 “我不理解，为什么我的学生，希望我只让她们做几亿人都已找到答案的作业题？而不愿意设计自己真正需要的桥？如果我给学生的只是一些结果，他们永远也找不到新的、别人还没找到的东西。我的学生，只有找到自己的、新的思考方式，她们的生活才能改变。”

　 卢安克改变了他的教学计划，在晚上的普通话课上，再也不让学生讲自己经历过的事，而是让她们讲将来打算做的事情。然后一起慢慢分析，讨论怎样实现。“这样，普通话课也支持了创造计划的思想。”

　 为了桥的设计，为了了解建桥需要的力学，他们用纸、泥土、铁等材料，做成各种各样的模型，来做实验并画出了规范、按比例的图，再根据图做出个很细、更好的桥的模型。经过多次把实际立体模型的结构转到了抽象平面的设计图，再把抽象的设计转到实际立体做出来的模型，使学生越来越具体地控制自己的想象力。

　 有一天，他们练习做房子模型，卢安克问：“这是我们的房子，那邻居的房子该怎么放？”他让学生把整个村的房子，都放在各自的位置，又画出怎么走到各家的路，这成了学生见到的第一张地图。第二天，他又领学生上山，根据看到的情况修改地图。

　 过了一段时间，卢安克问学生：怎样才能在图上，计划改造队里的环境？学生说最难受的是路。队里实际上没有路，人都在排水沟里走，有太阳时又晒又热，雨天又不能走。卢安克和学生一共设计出3条小路：雨天人也能走上去的路，根据人和水牛不同需要的路，边上需要种树的路。

　 “我哥哥知道学生的方案后感动了，他马上用2800元人民币鼓励我实现学生的计划。我想，假如先有了钱，很难有我们这样的设计出来。事情往往都是先有想法，后有办法。”

　 接着，他们贴出一份报告：1,卢老师的学生做了一个要改造广拉队的设计方案。根据这个设计要修好队内的主要3条路，还要在队内种一些树；2,卢老师的哥哥为了鼓励我们队实现学生的设计给我们队出410欧元。如果2002年11月前没有完成，就要退这个钱，让他资助其他地方的项目；3,现在我们请广拉队的同志们提出实现学生设计的方案，就是说怎么管理和花410欧元（材料／工资），怎么安排劳动力等；4,如果有人用卢老师的哥哥出的钱搞项目之外的事（比如借给别人、请客等等），卢老师就要停止在广拉队的教育工作。

　 事情一下就在村里闹开了，队里人看到报告后立刻开会，然后行动起来修自己的小路。卢安克的学生是小路的设计师，在村里感到很荣耀。她们第一次为了设计课紧张起来，忙着参加她们原来说没有用处的学习。

　 这时，卢安克教数学，学生接受得特别快，很快计算出修小路需要多少袋水泥、多少沙子和每个人要扛多少等等。

　 “在我们去河边要沙子时，学生问：下午我们不上课吗？她们还不懂，我们的设计项目变成真的了，我们的思考已经转入动手阶段，这些都是我们的课。”

　 这条宽仅0.6米，长不足300米的小路如期竣工，广拉队家家户户都有人参与了筑路。

　 卢安克说：“从前他们认为：反正在这个别人看不起的地方长大的人，在社会中是没有什么机会的，生活不可能改变，所以也不再追求什么。对一个没有希望的、已经放弃的人来说，所有的压力都起不了作用，能起作用的只有相反的，就是拉力。”

　 我又替他总结了一下：“在教育上，你主要是在培养小孩发现自己的才能，要有改变自己生活的梦想？”

　 “还要发现环境的需要。这是两个方面：一是环境的需要，二是根据环境的需要，你自己能做些什么。”卢安克补充道。

　 “做到别人不能做或不愿意做的事，我就有了价值”

　 采访中，不断有医生护士进病房送药、问诊。医生问他以前动没动过手术、输没输过血？他说没有。“你家里或周围人有没有得肝炎的？你在广西那边的农村得肝炎的人多吗？”卢安克说家人没有，至于村里人，他说：“这个不可能知道，因为他们没钱上医院做检查。”平时卢安克是在学生家轮流吃饭。

　 卢安克现在的开销是由父母给的，每年4800元人民币，其中22％用于复印资料寄给别人，40％用于捐款，38％学生和他个人用。

　 “别村的小学老师觉得我非常奇怪，有一次见到我，他们在地上写道：不喝酒、不抽烟、不吃肉、不赌博、不恋爱。然后看着这些字问我：你还为了什么生活？我说：别人不干什么，我就想干什么。他们又说：如果没了这5种享受，我一切的生活目的就没有了。我说：如果我没有比这5种享受更有意思的追求，我早就没有兴趣活下去了。他们又问：你会不会签名一辈子不要这些？我说：不，因为我不是给自己定下不要这些，只是我现在对这些没有兴趣。”

　 我问卢安克：“你认为什么样的生活是有价值的？”

　 “做到别人不能做或不愿意做的事，我就有了价值。”他答。

　 “做了这些事后，你自己有什么收获吗？”

　 “收获蛮多的。发现了很多问题，而且能找到解决的方法。”

　 “有了结果又会怎样？”我接着问。

　 “我就写在书上，发表到我的网页上，让别人知道，别人能利用。”每隔10天，卢安克离开屯里两天，去县城的网吧上网，他有自己的网页和邮箱。

　 他说自己的书，主要是想让老师们看。“综合实践课，这个课的名字起得很好，但老师们都不知道该怎么上，我想帮中国发展教育。”卢安克还说每隔半年，他都往有关的教育部门寄一次他的研究成果，但没人理他。

　 “没政府官员或专家来找我，找我的人，都是对我个人感兴趣的。”

　 中央电视台等媒体曾报道过卢安克，所以找他的记者不少。在东兰县教初中时，校长一听是记者的电话，就会高兴地把卢安克从教室里叫出来接电话。有记者请他到深圳接受采访，全程免费。“可我说，我怎么能逃课？一个只因为有上电视机会而逃课的老师，是爱学生不够。”

　 他对许多报道不满意。“他们感兴趣的只是在农村生活的外国人，这有什么用？从没有媒体想报道我教育研究的东西。”

　 卢安克每次来北京都是坐火车硬座，上次是从广西一路站到北京的。在北京，他跟民工一起吃街头盒饭，租最便宜的农民房住。两周前，他感觉身体特别疲劳，很不舒服，不爱吃饭，才到医院做检查，结果医生让他马上住院。

　 我问卢安克：你为啥不跟一些国际组织或政府部门合作，这样不就解决经济问题了？

　 “我不需要很多钱，我研究的那个东西，有钱也没有用。也可以说是精神的研究，用物质帮不上。”

　 他又说：“如果我有钱，或我有权利来安排钱，会有越来越多人找我，我就没法安静做我的研究；他们和我接触时，为了得到好处，也可能变得不老实，我就无法研究他们需要什么教育了。”

　 曾有人想让卢安克当“青年志愿者”，希望他成为广西第一个外国志愿者，还打算让他参与大量公开的宣传活动。

　 “要我参加各种各样有吸引力、注意力的活动，我一听，心里就不舒服。我要做真正的工作并需要安静。我更不想参加那种好看的、没有什么帮助的活动，还说要经常到大饭店里的活动中心去，我在那里除了浪费国家的钱以外还能做什么？我还听说很多学校付不起志愿者的保险费，还听说共青团发工资给我。我怎能当这样的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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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林广屯的人习惯了有卢安克的生活。

　 “刚开始常常影响我上课的人，现在天天来关心学生有没有上课，因为他们觉得，没有我们的活动，好像村里少了什么似的。小孩不愿意跟父母说的话，爱跟我说。这次来北京，那个说我这样教没有用的老人，也哭了。”每次离开屯里，学生都会哭，他们觉得，卢安克走到外边，就再也不会回他们那个穷地方了。

　 我问卢安克怎么打算？他说现在只能先待在医院治病，然后再回林广屯。

　 “我想以后不教普通话，不教项目外的东西，而是全部做项目，在活动的过程中教她们。项目是根据学生的才能，根据环境的需要来定，我还想在坡拉乡，再多几个村子来做。”

　 卢安克还告诉我，一旦他和学生找到了要做的项目，他的双胞胎哥哥卢安思也会来。

　 “他参加了绿色和平组织，负责攀登和拍摄，要爬到大厦、核电站、美国军舰上搞，拍摄的东西是直播的，他常常被人家抓。”

　 我问他，你哥哥来了能做些什么呢？“他除了不能讲中文外，其他的都可以做，他会待上半年。”

　 3月4日，卢安克告诉我：书稿改完了，身体完全康复了，马上就动身回林广屯。

　 卢安克，一个德国人，以一人之力，在做中国教育最需要但没有人做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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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为什么要推荐沃道夫教育
                                   作者：蒙令华

这本书的编辑是蒙令华，也就是我本人。
但我在写这段文字的时候，更愿意以一个读者的身份来谈谈自己的感受和想法。因为作为“编辑”，我的工作只是修改、调整了个别的字句。我认为，也许保留一个外国人说中文的习惯才更能体现他所要表达的思想。而且，一个外国人的视角也有助于我们了解自己的国家。我在编辑过程中，先后两次通读了这本书的全部内容，每一次读完，我都抑制不住自己的这样一种感情：对书的作者理想主义和他独特的实践经历的由衷敬佩。
也是基于这种感受，我才要在这里以我最大的热情来向人们推荐它。
这本书的编辑过程大致是这样的：2000年8月，卢安克从广西南宁来到北京，我和他用了大概一个月的时间修改完；其后，卢安克回到广西继续从事教育工作并对书的内容作了新的补充和修改；2001年春节过后，卢安克转到了广西西北部的东兰县农村教书，根据他的经历和教育实践继续增添书的内容。同年9月左右，卢安克返回德国接受沃道夫教育培训，我于11月收到他在德国从网上发来的书稿，作了最后一次修改。书的内容现在基本已定并发表在他个人的网站上（www.jiaoyu.org）。
关于卢安克，关于他的书的内容，我想从我第一次与他见面时及之后的印象谈起。
2000年春节前，当时我在广西《金色年华》杂志社任编辑和记者，通过当地报纸的一条简短新闻线索，我对其中报道的被称之为“洋雷锋”的德国人卢安克产生了极大的兴趣。该报道说，他成立了“德国沃道夫教育友好协会南宁办事处”，在广西农村实践一种来自德国的沃道夫教育，他喜欢农村生活，等等。几经联系，我终于与卢安克通了电话并约定了采访。我在自己的办公室第一次见到了他。他长得很高，应该在1米80以上，一头金黄色的头发，典型的日耳曼民族特征。他穿一件宽宽大大的假冒名牌运动服，显得很瘦削，也许是缺少营养所致。他说话时也显得很腼腆，声音不大但是表达很清楚。卢安克回德国前路经深圳时，我曾介绍一位深圳青年杂志的记者去采访他，她后来给我写信这样描述卢安克的眼睛的：“他像个孩子，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圣洁的眼睛。”
为了拍照，我又在春节放假时去了他的住处兼办事处驻地。那是位于南宁市郊区农村的、由几间破旧平房和没有围墙的工作间组成的一家非法纸袋厂。卢安克就住在其中一间低矮、阴暗又潮湿的平房里。这样寒碜的住处，等到工厂开工时他还得跟两三个甚至10多个人睡在一个大铺上。房屋也漏雨，每逢下雨就会把被子淋湿，令人无法入睡。这里也是他合法注册的办事处驻地。这个世界当然不缺少贫民区，可是我还是肯定，如果不是亲眼所见，我很难相信，我想所有的中国人也不会相信，一个外国人在中国竟然是住在这样的地方的！这当然是世界上绝无仅有的。那一天的见面，我拍下了他的住处和工厂，我们与一个留守工厂的打工妹一起吃了午饭。我也由此知道，他还是个素食者。
那次采访，我基本上了解了他的经历。在这里我想大致复述一下：卢安克，德文名Eckart Loewe,1968年生于德国汉堡，是一对双胞胎兄弟中的弟弟，下面还有弟弟和妹妹。1996年毕业于汉堡美术学院工业设计系。大学期间，他先后在中国东南大学和广西农业大学学习建筑和中文。毕业后，他重返中国，在广西阳朔农村干农活，并通过对中国农村教育的观察，决定推广沃道夫教育。从1999年至今，他先后在阳朔和东兰县乡镇初中上课，实践他所致力于推广的沃道夫教育。另外，他并不喜欢别人称他为“洋雷锋”。在他看来，如果他做了那些事就能与中国的雷锋相提并论，当雷锋也容易了。他所做的一切，都只是他的理想。
我也第一次接触并了解到了一种之前闻所未闻的教育方式即沃道夫教育。当然，首先要说明的是，这并不是一种有固定模式的教育。关于它的表述，在这里我也觉得应该不厌其烦地介绍清楚：它是一种强调除了智力的教育外，让教育进入一个人所有的范围，包括躯体、感情、意志和精神都进入教育的体系。它要求基础学校让艺术、体育和高级手工进入和支持理论课；它不提倡学生用课本而是要求自己写自己的课本。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主任Federico Mayor的话说是： “把每一个儿童当作独立的个人来看待，在相互依赖中建立关系并且允许孩子们去发现，发挥并正确地加强孩子们的能力和潜能。”沃道夫教育起源于德国，是由德国教育研究家、哲学家Rudolf Steiner创立。现在，它也成了几个国际性的教育机构。德国的沃道夫学校按德国法律规定由政府出资，由老师、家长和学生共同管理。Rudolf Steiner认为，人的教育大体上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即：7岁以前由于不具备理解能力，只能通过模仿感知世界，因而只需注重发展躯体，增强体质；7岁至14岁时躯体生长已经稳定，人已经有属于他个人的感觉和意志的才能出现，但没有独立的智力才能出现，因而只需通过培养良好的感觉、意志和习惯，为将来成就事业打好基础。否则智力再高级，而人却有可能去追求感觉、意志上的低级享受；14岁以后，个人的看法和观点形成，这时候开展智力教育才合适。并且，这时候接受的教育也不应该把父母的愿望强加到个人身上。因为14岁的孩子在生活上已经有自理能力，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事情。接受沃道夫教育的人，当他走出社会后，无论身处何方，都极容易适应需要。
卢安克本人和他的所有兄弟姐妹上的都是沃道夫学校。并且，他的父亲还在他上小学时由一个建筑工程师成了沃道夫学校的老师。据卢安克的介绍，德国前总理科尔的儿子上的也是沃道夫学校。2002年元旦我去山西大同旅行，巧遇两位德国青年安娜和格茨并一路同行，两人中的安娜也上过沃道夫学校。
沃道夫教育当然不是我在这里的只言片语就能介绍清楚。不过我最大的体会，也是一个在英国、美国学习过沃道夫教育的中国人黄晓星所说的：“要了解沃道夫教育，只要了解卢安克的个人经历就知道了。”那么，这本以时间为先后顺序写成的卢安克个人经历和体验的书，就很值得你的关注了。
这一次采访后，尽管我对沃道夫教育还谈不上很深入地了解，但我开始觉得，应该让人们更快地了解到这样一个人，也应该让更多的人知道沃道夫教育。我隐隐地就感觉到，这是一种对中国社会、对中国的基础教育绝对能起到重大作用的教育！
所以，我采访写成的文章，先是发表在我任职的《金色年华》杂志2000年第五期，然后又发表在广西本地影响最大的《南国早报》。这两次登出，都在广西引起了不小的反响。另外，南京的《扬子晚报》和北京的《华人文化世界》杂志也于2000年6月将我的文章刊发了出来，并且后者所发被影响很大的《作家文摘》转载。
我也开始向其他媒体作推荐，比如在中国影响很大的《南方周末》和《中国青年报》。只是很遗憾，可能是我的文章并未写得很好，我的推荐并未得到这两家报社编辑的回响。
好在这样的工作我之后也没有放弃——
2000年5月，一个偶然的机会使到离开了南宁，来到北京《中国大学生》杂志社任职。在这期间，我一直与卢安克保持着联系，我知道，他这时一边在广西阳朔农村的大坪子八一初中给学生上英语课，一边已在断断续续地写这部书稿。2000年8月，卢安克来到了北京。他的计划，一是找到我帮他整理已经成型的书稿，另外很重要的就是与一个在英国和美国学习过沃道夫教育的中国人、刚回到北京的黄晓星见面。
在北京的再次重逢让我既高兴，也引发了我再次向媒体推介卢安克和沃道夫教育的必要。我想到了影响很大的《北京青年报》。于是，我查看了该报人物版的编辑名字，叫李彦春， 我又看了她写的两篇人物稿，然后，我查到她的联系电话并与她取得联系，告诉她有这么一个人和他所做的事，觉得很适合在北京青年报的人物版报道。当然，由于互相并不认识，她当然只能是将信将疑的。但好在她让我将以往我写的关于卢安克的报道寄了过去。没过几天，李彦春就与我联系，表示要对卢安克进行采访。9月8日，第一篇报道《尽管无人聘用，认定中国教育改革有我一份》在北京青年报刊出。为此，李彦春再次采访卢安克，于9月22日登出〈〈二访卢安克——卢安克续谈沃道夫教育〉〉一文。在第一篇文章登出来时，该报短短的10天内就接到了近300个电话。这一方面是由于北京青年报的巨大影响，另一方面，确实是李彦春从素质教育的角度来挖掘卢安克和沃道夫教育内在的东西，引起了正被热闹的素质教育话题搅动着的人们，引起了大家的共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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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5月我还在广西时，偶尔从电视上看到了“实话实说”节目在播放一个美国人丁大卫在广东和甘肃教书的故事。我当时就觉得，丁大卫当然是一个值得大家尊敬的美国人，但是，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卢安克才是更典型的。我当即于此后几天给主持人崔永元写了信，诚恳地谈了我的想法。在信中我还特意告诉他，1995年我到北京采访东方时空的主持人温迪雅，在办公室里见过他一面，希望这能引起他的重视。遗憾的是，我没有得到回音。尽管后来广西电视台拍摄了关于卢安克的专题片，我还是觉得，只有在中国的中央电视台播出，才会引起人们更广泛的关注。所以我到了北京后，也一直没有停止这种想法。大概在2001年夏天，我想到了有过一面之缘的中央电视台东方时空另一位编导张朝夕，他是温迪雅的同学，也是西安同乡，我过去一直给他寄送杂志，所以我很快与他联系上了并告诉我的想法，他表示愿意跟拍摄纪录片的制片人说一下。那时，卢安克的哥哥也在暑假时到中国广西阳朔来拍了一部关于卢安克纪录片。卢安克让他哥哥在德国剪辑后，把录像带从德国寄到了北京给我。我马上把录像带拿给了张朝夕。之后，又经过几次电话联系，张朝夕把录像带转给了一个叫胡腾的制片人。没过多久，胡腾打来电话，我将卢安克转到广西东兰县后的联系电话告诉了他。2001年10月14日上午，也是很偶然地，我一打开电视机，就看到了中央电视台东方时空拍摄的〈〈卢安克的乡村生活〉〉。那样的画面和那张熟悉的面孔使我备感亲切。当然，更多的感受，是对自己心灵的震憾。我相信很多人也会与我一样。我后来在网上看到了一些文字，有拍摄的记者写的采访笔记，有老师写的，也有中学生写的，无一例外，他们被卢安克的生活感染了。
还要提一下的是，我也曾将写卢安克的文章寄给了《知音》杂志的编辑，不过，虽然编辑很感兴趣，但由于该杂志社担心宣传这样一位在中国从事基础教育的外国人是否合适，他们放弃了。
关于这本书的书稿的一些事宜，我也想在这里提一下。2000年9月卢安克还在北京与我一同修改书稿时，我曾表示要向出版社推荐，一定要让它出版。通过介绍，我甚至与一位作家出版社的被认为是中国最好的编辑取得了联系，我从网上给这位编辑将书稿发了过去。但是，真的很遗憾，也很让人失望，我的推荐没能引起他的兴趣；卢安克回到广西后，自己印了100多本并寄了10本给我。我将它又寄给了一些我认为对教育感兴趣的人。
我到现在都固执地认为，只要稍加调整和改变一下卢安克在书中的叙事方式，甚至只要那家出版社的编辑对它产生了兴趣，它的出版就能产生最好的效果。所以我一直都奇怪，为什么会没人来赏识它呢？
从1999年开始，素质教育就是一个在全中国范围内的热门话题，一直到现在也还在继续。关于素质教育的各种图书也因此出了很多，有的影响还很大。比如，在美国的黄全愈博士的〈〈素质教育在美国〉〉。由于黄全愈是广西人，他回国期间我曾与他取得联系，本来想安排一次与卢安克见面交流的。无奈他的社会活动太多，实在抽不出时间。当然，我们并不认识，只是我给他打过电话，可能他也不会相信我的这种安排是有意义的吧。另外一本书，当然就是由作家出版社出的〈〈哈佛女孩刘奕婷〉〉了。
有时，我真的担心，即使卢安克的书出版，它也可能被出版社或书商炒作成一本在素质教育旗号下一大堆“素质教育丛书”中的一本。这是我不希望的，我想这种出版的结果只能掩盖卢安克的独特性而淹没在其中。但是我也很矛盾，在中国，现在的实际的情况就是这样，如果一本书没有经过炒作，就不会产生大的影响。那位哈佛女孩，不就是书商鼓捣出来的“天才”吗？尽管，那真的是一个很优秀的女孩。
   不管怎样，我还是希望有人来关注这本书——〈〈社会是我的，生命是他的〉〉！
需要指出的是，卢安克在德国上的是沃道夫学校，但他并没有受过如何开展沃道夫教育这方面的培训，也没有学过什么教育方法，那么，他怎么会想到在中国实践沃道夫教育呢？还是正如黄晓星所说的，他（卢安克）的生活完全能表达这种教育，只有理解他的生活的人才能理解沃道夫教育。
确实，没有人给他什么任务，任务只是他自己找的。他所做的一切，是他生活的一部分，是他在中国留学、生活并对中国社会进行过观察过后作出的选择。就像有人追求钱或者其他不同方向的事物，这并没有什么对和错之分。卢安克在书中记录了这样一件事：为了得到父亲对他在中国的工作的支持，有一段时间他在德国时故意去干最苦的给卡车扛包的工作，虽然挣到了钱，每天都很辛苦。可是他要向父亲表达的意思是，不是他干的那种工作低级可惜，而是放弃他的才能去挣钱才是可惜的。
在他哥哥卢安思给他拍摄制成的VCD碟片上，卢安克是这样写的：“我在这里记录的是我怎么把理想和做法统一起来的一种生活过程，而在这个过程中一定会失去什么。”
当然，也正因为他没有受过如何开展沃道夫教育的培训，所以他在书中记录了自己在阳朔和东兰的农村中学上课时的很多思考和不断调整教学方式的内容，这个过程对没学过教育的他来讲，比起中国老师更显得困难。
在卢安克实践沃道夫教育的最初，他可能也没有想到怎样把沃道夫教育和素质教育联系到一起。但是，沃道夫教育毫无疑问是素质教育的一种，所以，当中国的教育界和人们开始普遍关注素质教育以后，卢安克也把目光投向了亟待在中国施行的素质教育。这从他的书名及书中的内容就能看得出来。
卢安克曾经在中国的东南大学留学一段时间。该大学的前任校长韦钰目前也是中国教育部副部长。在卢安克第一次把这部书稿印出来时，他就寄给了中国中央教育科研所，也通过另外的途径，希望能呈送给韦钰副部长。不知道他的这一愿望是否如愿。不过可以肯定地说，素质教育今天能受到如此重视，在千千万万的推动力量中，卢安克是作出过贡献的。
在这里，我觉得除了我采访之初的感觉，也不能不提一下我对卢安克的另外的印象，以及一些我们共同的经历。我也希望这有助于大家更了解他。卢安克于2000年8月26日到北京找我的那一天，我去北京西站接他。那天，当他脚蹬球鞋、身背黑色背包、穿着泛黄的T恤随着人流走出车站时，我眼中的他不仅头发凌乱，也显得疲惫不堪。原来，他买的是没座位的站票，近 40小时的路程他足足站了12个小时才找到座位！接到卢安克的那天，我刚好与几个被称为“京城四美”的“美女作家”有一个推不掉的聚会，于是我直接就把卢安克带去了。当卢安克坐在这几位以时尚、前卫著称的女性面前时，特别是在了解了他的经历后，她们真的很惊讶！也可能，她们在北京三里屯酒吧里见惯了那些留连往返的外国人，眼前的这个外国小伙子真的是太不可思议了。
由于我事先联系的地下室旅店老板不敢让这么一位他觉得身份可疑的外国人住，没办法，我只有让他先在我的办公室里住了两天。然后，我们一起找到了已先期从美国回到北京的黄晓星。他们俩人一开始都住在另外一位叫郁宁远的人家里。后来，那毕竟不太方便。他们于是在清华大学北门的农村找到了一间平房，才比较正式地住了下来。可是据我的比较，那样一间小小的平房，丝毫也没有比卢安克在南宁那家非法工厂的住处强到哪里。更糟糕的是，他们得去离住处约有一百米的地方上厕所。而那间地面几乎被大小便淹没的厕所，大概也算得上我见过的最差的厕所了。
有一点也不能不提的是，每天在我的办公室修改完书稿后，我本来想去那些小的饭馆一块吃饭的，不过第一次跟卢安克走出去，他就发现了路边的一家没有名称的小吃店。于是，大概有一个月的时间，我跟他在一起时的所吃的饭，差不多都是在这解决的。这个没有名称的小吃店，其实是临时搭建成的工棚售饭点，专门供应给在修北四环路的民工的。除了简单的炒菜，就是3到5元的快餐。卢安克喜欢这样的地方，是因为他觉得，这种环境其实很单纯。那些民工虽然没有什么文化，但都是一些很单纯的人。他们一开始还惊讶怎么会有一个外国人会跟他们在一起吃饭，难道是体验生活不成？过了一段时间，他们好像觉得这个外国人是真的喜欢这地方，也就没有什么惊异的了。不过，那里的环境确实太糟了，四周的墙是脏的，桌子和地面也是脏兮兮的。最不能忍受的，是那儿的地下正好是一条排水沟，而有几处地方竟然是开口的。每次一坐到桌前，就能闻到从脚底下升腾上来的阵阵恶臭。当然，至于那儿饭菜，在跟卢安克一同吃过一段时间后，我们的感觉是一样的：确实比大饭店的要好吃！
对卢安克来说，在中国恐怕没有什么比吃饭更浪费时间的事了。无论是在城市还是在乡村，总是有很多人要请他吃饭和喝酒。这种中国特色的热情当然大多是发自内心的纯朴的感情，但确是很难让一个外国人理解的：为什么要花那么多的时间在吃上面？而不是把我的时间还给我、去做我自己的事情呢？
我曾经与一个美国女士交谈，她也在中国学习舞蹈，她的努力得到了承认，也逐渐适应了东方的生活。不过她谈到中国与美国的最大差别，她还是不能适应中国社会的复杂，她说：美国社会是混乱的，而中国的社会是最复杂的，特别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种复杂，一是表现在每个人都会讲究所谓的面子，第二就是，你不知道每个人表达出来的话和意思，是不是他内心真实的想法。结果，本来很简单的事情，只能变得更复杂。
我想，她说的情况用来对比卢安克的经历，也会有类似的地方。卢安克碰到不少这样的中国人，他们总是表示说要帮助他，要与他一道推广沃道夫教育。不过实际的情况却不是这样，有些人只是说说而已，有极少数在拿了卢安克的钱后就再也联系不上了。还有的人可能真的会带卢安克去跟“有关部门”谈，可是他们往往会把卢安克原来的想法故意说成另外的、他们自己希望的想法，其结果，只是使事情变得越来越糟罢了。卢安克发现，什么事情只有他自己去做，才会更快、更简单地完成。这样的事情，在他的书中提过不少。
另外，还有一种情况是，通过报纸、杂志和电视台的报道，卢安克现在也算是一个“名人”了。但依照我对卢安克的了解，他对记者来信其实保持着相当程度的拒绝——他不喜欢自己受到太多的关注。原因很简单，他并不想成为一个名人，而且那样非常影响他的工作。事实正是这样的。比如，北京青年报李彦青采访他的文章刊发出来后，那些打到报社找卢安克的电话，大部分都被转到了我这里， 然后再由我转告卢安克，由他决定是否见面。这些人来自全国各地，甚至有亲自从武汉找到北京来的和老太太找他给自己的孙子做家教的。他们的想法，细究起来大概有两种，第一是真诚地邀请卢安克到他们所办的学校或培训班做老师教英语课，第二是希望卢安克到他们那里工作或者只是参观，不管上不上课，只要能起到广告效果就行。无论是哪种想法，显然都不是卢安克的想法。他期望的只是人们对沃道夫教育感兴趣而不是对他本人。任何一个学校要推行沃道夫教育都可以自己实现，并不是需要他才行；不是所有的学校、所有的人都得接受沃道夫教育，也肯定不会所有人都对它感兴趣；那些好的学校本来就有好的老师，哪里还用得着他呢？另外，他的理想也不是专门到一所学校教书，不是专门给谁做家教。在一封回复上海某位请他去教书的人的信里他是这样写的：“可是对我自己来说最重要的工作是做一些别人不愿意做的，一些我觉得很有必要做的事，因为我工作不是为了人家想看到的效果，而是为了精神。所以我一定要专心地继续做我在贫穷山区开始做的教育工作。6月（指2002年6月——编者加）从这里受培训毕业之后，我马上要回我在广西东兰县坡拉乡建开村林广屯的办事处根据我自己的方式教育那边的不能上学的小孩。所以我也不能去上海。”
在我了解了沃道夫教育和卢安克走过的道路之后，我也很想谈谈自己。
记得有一个诗人说过这样一句话：“我是我们教育的牺牲品。”我从小学到大学，可谓一帆风顺，说自己是“牺牲品”未免是对我们这个国家教育体制的大不敬，也是对含辛茹苦养育自己的父母的不尊。但我还是敢断言，除开我们每个人自己主观的努力程度与否，我们大多数人的父母、我们的整个教育体制，真的是葬送了太多人的前途与命运，最起码，也使一部分人在纯朴的理想萌生之初，就被无情地扼杀了。我反思过我自己的童年，我也正在观察我身边一些亲人的童年，我真的发现，如果一个人在成为14岁的青年以前不是培养一种良好的习惯、感觉和意志，对他以后的进一步发展，确实是有很大的障碍的。当然，我说的这种“进一步发展”，并不是指获得物质或金钱上的利益，而是我所认为的一个人在性本善之初就具备的精神与灵魂迈向高尚的状态。这种障碍，虽然不能阻碍人的智力的发展，但“智力再高级，而人却有可能去追求感觉、意志上的低级享受”，其结果，我认为当然是只能导致腐败与犯罪的可能，最后也还是葬送一个人的命运；而如果一个人没有在少年时代培养良好的感觉、意志和习惯，成年后要想获得灵魂上的发展与进步，那就肯定要背上沉重的精神负担。我发现，在我已经30岁的现在，我经常会陷入某种惰性当中，并且经常有一些非常不好的习惯在被朋友指出了之后也不能很快改变。这种感觉使我困惑重重，也感到此后要付出的代价与努力甚多。
但是，我还是很庆幸，在我已经是成年人、就快步入30岁门槛的阶段，有机会接触、了解并承认了沃道夫教育。
我得承认，在我30岁的时候，至少有两个人和两种思想给了我深刻的影响。第一就是卢安克和沃道夫教育。影响我的，当然是他的实践精神、理想主义和沃道夫教育的理念；第二，我曾跟一个美国人研习过一种源于伊朗、创始人为巴哈欧拉的宗教思想——巴哈依（我在这里把它称之为“宗教思想”而非宗教，是因为担心引起不必要的误会。但它确实是一种宗教。）。它所强调的“诚实是人类一切美德的基础”、“让行为而非言辞作为每个人的华饰”、“要每日反省自身”、“通过纯洁和良好的行为、以及值得赞颂和适当的品行才能达到世界的改进”等等思想，已经深深地铭刻在我的内心深处。我对卢安克的崇拜使我也非常乐意承认，一个人的成功并不一定意味着要收获什么，甚至如果以自己的失败而成就了大多数人的成功，也是一种成功；理想的实现意味着自己一定会失去一些什么。比如说，他使我看轻了一个人对占有物质和金钱的重要性。而后者使我每天都意识到一个人灵魂进步的重要性和方法。
其实在每个人的成长道路上，都可能会在不同阶段会受到不同的人的教诲和影响，而这种影响可能是至为深刻的、终其一生的。当然，我在这里并非强调说所有人都得像我一般来承认沃道夫教育和接受某种思想，事实上沃道夫教育在德国也并非主流教育。但我愿意与大家分享这样一个观点，那就是：如果你要认识太阳，你可以站在阴影下；如果你想明白黑暗，你可以站在光明中；如果你要了解东方，那你也许可以站在西方。当我们用另一种思维来审视我们自己时，也许才能更加了解我们自己。
躯体的生命是有限的。我常常想，如果我能因自己以对卢安克的崇拜和对沃道夫教育的推崇而为这个社会多做了一些有益的事，那么，我会感激自己也会满意自己。
应该说，关注中国素质教育的并非卢安克一人，也并非只有我一人在这里孤独地呐喊。而且，我也不会承认我所做的一切是出于某种强大的社会责任感，而仅仅是我愿意去做这样的事情。因为任务不是别人安排的，是自己给的。我相信更多有社会责任感的人，他们所做的一切远比我所做的要值得尊敬得多。最近的《南方周末》关于贫困地区儿童教育的文章就很值得关注；最近中央电视台新闻调查栏目关于城市民工子弟学校的报道，也使我对那位从河南到北京办学的农民怀有深深的敬意；我也采访过旅居美国、在北京青年报开设有专栏的陈屹女士，她的三本关于中美教育对比的书以其独特的视角，也令我受益匪浅。
另外，我认为也不是每一个人都必须选择像卢安克那样的生活方式。还是像卢安克所说，生活的任务是自己给的，不是由别人安排的。中国有很多实际情况，决定了我们必定不可能做到像卢安克那样。而且，每个人的实际情况也不一样。就像我本人面临着的生存压力和家庭重负，而像在美国的黄晓星虽然选择回国工作过一段时间，但是，他却不得不说“那是非常有意义的工作，但是学校不这么配合。而且，我的工作无法保障，一家人的生活更不能保障。我只是一个人回国，太太和孩子们在美国。”另外在中国这样一个国度，一个普通的中国人要是在自己的国家选择像卢安克那样的方式，可能会更加得不到承认，更加走不通。
也很难想像，在今天强大的物质推动力之下，有多少人会注重到精神对于社会的重要性？
在我的记者生涯中，我采访过的人物已不算太少，有外国元首，有最成功的商人，有最红的主持人或明星，有世界上最有名的大学的校长，也有社会最低层的民众和处在边缘弱智儿童。其中的不少人，还在此后与我成了很好的朋友。但我还是愿意承认，我最想认大家认识和了解的，还是卢安克和他写下的这本书的内容。
这本书现在由我出资先印出一部分。我的愿望，是让所有愿意找到生活的道路和任务的人能够看到它并在从中受益。如果我不能使所有的人读到，那么我尽力让更多的人读到；如果我不能让更多的人读到，那么，最起码，我也要让我认识的朋友们读到。
而每一个读完它的人，都必将是受益者。
2002年3月20日于北京